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国之君，对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够在此方面取得发言权。从此，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来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正文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2）
2010-3-19 9:45:09 本章字数:989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是个什么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他要求传教士们用满语讲授数学和力学等欧洲科学，“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正文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3）
2010-3-19 9:45:11 本章字数:740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着名的《皇舆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那段时间，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以法王路易十四的数学家身份、经过三年长途跋涉抵达北京的。五年后即1693年，康熙帝身患多年的疟疾，正是洪若翰、刘应用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治好的。康熙大悦，这大大刺激了他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知识的兴趣。他将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块地方赐给他们，以建立天主堂用。他对法国人带来的天文望远镜非常感兴趣，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可以说爱不释手。法国科学家巴斯加于1642年发明了手摇计算机，康熙皇帝也令传教士为他仿制成功，用于日常计算。康熙还亲自为灵异稀奇的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
正文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4）
2010-3-19 9:45:12 本章字数:1070
康熙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往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1713年，康熙帝指定皇三子胤祉组织成立“蒙养斋算学馆”，馆址设在畅春园，它被传教士们誉为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召集陈厚耀、何国柱、何国京等到京加以培养，并“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也”（《清史稿》第四十五卷）。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康熙经常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地观测天体和研究几何学，并积极把自己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传授给皇太子及其他臣僚。皇上对西学的满腔热情，顿时激起了王公大臣们的趋附和兴趣，他们迫不及待地让自己的子弟去学习西学知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受康熙的影响，学术界也兴起了学习科学之风，尤其突出表现在数学领域。乾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数学人才，就是康熙本人提倡并爱好学习数学的结果。
康熙对西学的热爱和治国的英明，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热潮，在遥远的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着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甚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当时作为欧洲君主典型和榜样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对康熙顶礼膜拜，成为康熙的“超级粉丝”。
正文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5）
2010-3-19 9:45:14 本章字数:1088
1684年，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着作《康熙帝传》中这样向路易十四描述康熙皇帝：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到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白晋在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后来，路易十四亲笔给康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语气异常谦卑。更让人意外的是，路易十四从此迷上了中国，尤其对瓷器和丝绸非常迷恋。他曾在凡尔赛宫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立刻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曾策划过一场中国风格的晚宴，在舞会上，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轿子出场。路易十四对康熙大帝的崇拜进而影响了整个欧洲，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整个欧洲曾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中国热”。从政界到文化界，从贵族到平民，都沉醉在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追逐中。那时在欧洲人们关于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特别是景德镇陶瓷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就连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伏尔泰也不能例外，称颂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总之，那是一个康熙大帝光照四方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流行全球的时代。古老中国雄厚的历史积淀，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专制制度和传承最为完整的中华文化。在雄踞东方的大国光环照耀之下，康熙皇帝有足够的自信去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说“不”，西方世界对这位“东方圣人”只有俯首帖耳的敬仰崇拜。
正文 章序
2010-3-19 9:45:15 本章字数:205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人生悲喜剧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然而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李、伊二人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
正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1）
2010-3-19 9:45:17 本章字数:700
一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从电视剧《走向共和》说起
甲午战败，1895年4月，天朝首辅李鸿章枉驾屈尊，赴“蕞尔”小国日本马关乞和。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访。两个交锋多年的“老朋友”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伊藤博文：三十年前，还是受到中堂大人您的感召，博文这才奋然投身政界啊！
李鸿章：这个倒是闻所未闻。
伊藤博文：“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当年中堂壮志，气冲霄汉。博文那时二十多岁，读了中堂此诗，热血沸腾哪！
李鸿章：年轻狂妄，不值一提。
伊藤博文：不然。一万年来谁着史？自然是中堂这般人物。博文不才，虽略通汉学，不敢谈万年之事，但心中有几个疑团，今日幸会，还请赐教。
李鸿章：有话请讲。
伊藤博文：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呀？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我不是。
伊藤博文：那诸葛孔明呢？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守业比创业难哪！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博文：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博文：中堂以为博文如何呀？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正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2）
2010-3-19 9:45:18 本章字数:1132
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一个片断，虽属艺术表现，却也传神之至。李、伊二人，均系心高气傲之人，在各自国家莫不举国听命，权倾一时。1885年，中日因签订《天津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就与伊藤博文交过手了。不过那时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傲异常。当因分歧过大伊藤博文提出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伊藤悚然心惊，见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签订条约。但他毕竟领教到李鸿章的厉害，后来还私下对人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梁启超：《饮冰室专集》）。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十年之后，时移势易。“风雨孤舟夜，关河两鬓霜”，此时李中堂乃系一介丧权辱国的降使之身，不得不把盛气凌人的架子放到一边，向胜利者纳款乞和，屈尊输诚。其羞怨复杂的心情，可以想象。伊藤博文以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带着故意不露声色的傲慢气焰，顾盼自雄，和中堂大人青梅煮酒，东瀛论剑，笑谈四海英雄。
真是岁月无常，天翻地覆啊！伊藤道，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良久，缓缓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马关谈判是一场恶狼与羔羊的痛苦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完毕的归途中，年近七旬的李鸿章，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 医生们经过统一会诊，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且必须静养多日，不能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此血所以报国也。”
李鸿章不顾自己的伤痛，立即向清政府请示，我虽然身受重伤，幸未致命。愿我本人的不幸，换来大清举国之大幸，使此后和款易于商办。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李鸿章忍受着巨创深痛，卧病在床，仍坚持口授事机，指导谈判，随从人员力谏不听，众医苦之。李之遇刺，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惊骇，认为它“损害国家荣誉”，并深怕激起列强干涉和中国代表返国，拒绝谈判，因此改变了策略。身负重伤仅仅三天后，当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终于通知李鸿章无条件停战时，他十分高兴，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正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3）
2010-3-19 9:45:19 本章字数:1018
面对日方提出的极其苛酷的谈判条件，他头缠绷带，强忍剧痛，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苦苦争执，几至于乞怜，“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 他的苦苦哀求，虽然不会得到伊藤等人的怜悯，但终究据理力争取得一些成效，使清政府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了近二分之一，使日方在最初提出的和约底稿上作了较大的让步。伊藤博文恐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最后强硬地表示：“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这才将谈判详情电告清廷，请求指示。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电示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尽管接到了最后谕旨，李鸿章在最后一次的谈判中，仍然努力争取，就像“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似的，要伊藤赔款再减五千万，五千万不能让，让二千万，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关于当时的谈判情景，梁启超形容为“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寒碜悲切，令人泪下。然而既属战败求和，能要求上门求和者挺起腰杆，威风凛凛、堂堂正正吗？
马关归来，李鸿章已经精疲力竭了，谁想刚一回国顿遭万人唾骂。在朝野上下“废约再战”的声浪中，举国群情激愤，恨不能将“卖国贼”李鸿章食肉寝皮。有人甚至写出了一副四处传扬的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杨三为当时苏昆名丑）朝廷见民怨沸腾，即令李鸿章奉旨“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轰轰烈烈的“洋务自强”，至此竟如风中泡沫，转瞬破灭。
秋风白发人，英雄末路处。李鸿章忧谗畏讥，仰天长叹：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此时又有谁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一手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心中其实比任何人都锥心痛苦。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而远在东瀛扶桑，举国狂欢。“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成为争相传颂的盖世功臣，日本人专门为他塑立铜像，晋赐侯爵，赐金十万，功成名就，好不风光。
正文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4）
2010-3-19 9:45:21 本章字数:898
甲午之败，非但日中两国成雄败寇，乾坤倒转，国运迥异，同时更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最后定格的一幕历史悲喜剧。
“伤心最苦人易老，哪堪西风吹暮年”。李鸿章这个大清国的头号“消防员”，一生四处“救火”，疲于奔命，签订了一系列为后世诟骂的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家国危死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泱泱神州，时局艰难，风雨如晦，李鸿章心力交瘁，如风中落叶。他涕泪交流地对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也死了。”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国的重臣已处于油尽灯枯之际，临死之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这位行将就木的可怜老人，恫喝催促，站在床头逼迫他为条约签字画押。俄国人走了之后，身着殓衣的李鸿章已处于口不能语的状态。身边的人哭号着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其心腹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一番伤国怀乡、离乱落魄之情，泪湿青衫，悲透纸背，哪里还有当年挥毫写就“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令伊藤博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李鸿章的影子啊！李鸿章是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带着一腔心有不甘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可临死，他还念念不忘提醒国人警惕虎视眈眈的强盗邻居。这其中，自然有伊藤博文和他主政下迅速崛起的日本。
正文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1）
2010-3-19 9:45:22 本章字数:704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
§“卫道救时”的大清栋梁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斯人已乘黄鹤去，当时成败已沧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事实上，也许很多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解开二人命运的密码，186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865年1月12日，日本改革派武士不顾实力悬殊，奋然在下关发动长州起义，与幕府势力决一死战。起义领袖高杉晋作奋然写下绝命书：“国家有难，心中如火”，为“忠义之鬼，快哉，快哉！”（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在菜市口临刑时，也曾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言何似，其情何异）举事之际，很多人突然犹豫观望，幻想通过谈判媾和自保，高杉晋作坚决反对，他形单影只，与众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此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时，伊藤博文率领力士队三十人和另外八十人挺身而出，支持起义。经过浴血拼杀，起义竟奇迹般取得了胜利，长州成为倒幕斗争强有力的基地。
正文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2）
2010-3-19 9:45:24 本章字数:929
而在同一年，四十二岁的李鸿章早已官至两江总督，扩建金陵制造局，开始了振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可以说无论是沙场征战，还是洋务维新，二十四岁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在老前辈李鸿章面前，都只是个姗姗来迟微不足道的青皮后生而已。
谁又能想到，这场龟兔赛跑，其实从一开始就胜败已定。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属于“士”阶层。不同的是，李鸿章出身“以科甲奋起”的士大夫之家，而伊藤博文则出身于破落武士之家。两人都有补天之才，凌云之志，但阶级出身不同，成长环境有别，其人不同，则其道相异。李鸿章要补的必然是大清帝国的“天”，伊藤博文则不顾一切地要打破封建专制的坛坛罐罐。为维护大清王朝，李鸿章“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流连帝制官场，享受权力巅峰，连梁启超也忍无可忍，批判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梁公此言，其实差矣。李鸿章一生事业，与“血性”无关。
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昙花一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铁板一块”，专制制度相当牢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功成身退仍然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只有取得了位子，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主张的得以实行，反过来又稳定了位子。就李鸿章而言，他出生在以尚儒为传统教育的官僚家庭，自幼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这使他十分自然地成长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从他办团练、统淮军，为挽救清王朝统治浴血奋战那天开始，历史就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位“卫道”、“救时”的传统官僚。他二十四岁即成为科场得意的青年才子，眼光超卓，手腕敏捷，一路凯歌，扶摇直上：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直至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甚至连外国人也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晚清朝廷……这样的人生际遇，诚如他自己所言“遭遇不为不幸”。身为道、咸、同、光的四朝老臣，他对清廷的一片忠诚，也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她赞誉李“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在李七十寿辰时，她与光绪共赐寿联，称之“栋梁华夏资良辅”，这种荣誉“为汉大臣所无”。慈禧对李的倚重和信赖，更使他“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安”，这样的际遇，岂能不“谢主隆恩”？又岂能不死心塌地地为清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正文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3）
2010-3-19 9:45:25 本章字数:760
他一辈子的事业荣华，都靠自己流血流汗奋斗得来，焉能不嗜之如命，甘之如饴。他的老师曾国藩深谙此点，说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着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李鸿章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权力，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功名利禄就是他的命根子。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李鸿章后来赏爵封疆，位列首辅，被授予万众瞩目的“文华殿大学士”，有了“丞相之名”，成为有清一代惟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当时有着帝师之尊的翁同 对“文华殿大学士”这个高居汉臣之首的名号觊觎已久，趁李鸿章闲居落拓众叛亲离之际，派袁世凯以旧僚之名前来游说他交出此位，以李代桃僵。袁话未说完，李鸿章早已如割心肝，气冲斗牛，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这一品质是他特性中最显着的一面。他以极其忠于中国和清朝统治者而着称，在他给朋僚的信中，他再三强调这种忠诚：“我辈受国恩厚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英国学者福尔索姆说：
尽管他极其忠于皇室，也极其忠于他的朋友、同乡、老战友、家庭、亲戚及师长，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这似乎是荒谬的，尤其是鉴于个人效忠是中央控制削弱的基本原因。但是对于具有儒家理论和东方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是不相干的。
--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和同僚--晚清幕府制度》
李鸿章在那个时代确实具备他人罕有的开拓意识，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浸润生存的他，毕竟仍然是一个封建官僚，断不会成为伊藤博文那样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可笑孙中山年轻时，还曾充满幻想去说服中堂大人一起“闹革命”、兴共和，幸得老人家胸怀宽大，阅历深厚，把孙文一笑打发之。要不早以“谋反”之罪，要了他的脑袋！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1）
2010-3-19 9:45:27 本章字数:833
三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
§李鸿章的太极拳终于玩不转了
清国铁腕人物、美利坚合众国的贵宾李鸿章昨日下午2时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他的头衔除大清国直隶总督外，还有“清国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北洋大臣”、钦封一品正堂等。他既是着名的军事将领，又是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次他是作为大清国特命全权公使结束访俄使命后正式访问美国的。他在码头受到了美国政府代表的贵宾式接待，这不仅表明了他个人所具有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这是来自189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当时洋人的眼中根本没有“东亚病夫”的半点位置，而对李鸿章却表达了他们崇高的敬意。当李鸿章乘坐的邮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欢迎大清国的重臣。
在不可一世的洋人面前，李鸿章从容自在地抽着美国雪茄，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听英文歌曲，谈新闻自由，用美国卢杰将军的话来说，李此次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七十三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在西方人眼中，只知有李鸿章，不知有中国。他是东方智慧的完美化身，是富有人格魅力的慈祥长者。当他在盛大的游行队伍簇拥下经过华盛顿拱门时，“有五十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这就是洋人眼中的李鸿章，完全是一副对西方世界了然于胸的李鸿章。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2）
2010-3-19 9:45:28 本章字数:1021
事实果真如此吗？长袍马褂的李鸿章，难道真的搭上了时代最先进前卫的列车？
睁眼看世界，十九世纪，是西方的黄金时代，却是中国人最痛苦羞辱的时代。西洋文明如红日之东升，喷涌而出：火车、电话、大炮、巨舰；追求科学、民主、人性尊严……在人类文明接力赛中，欧洲由跑步而飞奔。而此时的中国，充斥满眼的是愚昧贫穷、贪污腐化，男人叩首、女人缠足。上自朝廷、官府，下至士大夫，自恃疆土辽阔，地大物博，盲目乐观，高枕无忧，一旦边陲海疆有事，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
在举朝昏昏的同僚大员中，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确实要高出一筹。但他“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前辈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高明。他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则未能与时俱进。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他久历宦海，人情练达，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正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但李鸿章对真正意义的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可以说不甚了了，搞外交直觉多于理性，权谋胜过策略，完全是靠春秋战国纵横家那套合纵连横之术，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外交术，放在当时的中国诚为第一流，置之世界，则令人瞠目。如梁启超言：“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
内治不修，何谈外交。按道理讲，李鸿章目睹时局艰难，清楚国力孱弱，立足忍小忿而图远虑，求和平而不轻启边衅，是明智之举。可惜他试图天真地依赖“以夷制夷”，利用各国的势力来玩弄平衡，“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结交，缺乏长期筹划，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之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列强的不甚了解，每每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比如他早年就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观火，1874年底曾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不断激励同僚“要当刻刻自强，便可相安无事”。然而正因没有正确的外交思想，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他又对日本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直到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发动甲午战争时，他仍盲目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列强身上，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3）
2010-3-19 9:45:29 本章字数:1000
他哪里知道，自己是在与虎谋皮。十九世纪的西方各列强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奉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贪婪无比，欲壑难填，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比如他轻信“联俄抗日”，让狡猾的俄国人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筑路权，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黄遵宪叹他“老来失计亲豺虎”，真可谓一语中的。然而，一间关了几千年的铁屋子，猝然打开，黄老夫子你又怎能要求读着四书五经、兼爱非攻的李鸿章一下成为“世界公民”？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大臣欢迎时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
1901年9月，在西方列强威逼下签订完空前悲惨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七十八岁的李鸿章伏在病榻上颤抖不止地给朝廷写下最后的奏章，也是他生平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
臣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有转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几十年来的家国离乱，直到此时李鸿章才明白“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有多么重要！难以想象他即将告别人世时写下“必多一次吃亏”时是怎样的心情？在黄河岸边的辉县，从陕西回銮的路上读到李鸿章这份奏章，“太后及帝哭失声”。
§孤独远行的李鸿章
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李鸿章固然不完美，而梁启超仍断言“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维新三杰”更是家喻户晓，成为维新启蒙的精神导师。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着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明治维新的成功，非伊藤博文一人之力，不但有时代的切实要求，更是日本民族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信仰、统一的力量使然。明治时代的人们，对于国家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关心，把国家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国家精神、进取精神、武士精神，如同三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明治维新前行之路。（松本三之介着：《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4）
2010-3-19 9:45:31 本章字数:996
反观晚清，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朝廷大员仍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清流物议，飞短流长，惟恐李鸿章独抢风头。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把持临朝，因循腐败。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李鸿章犹如“鹤立鸡群”，但却孤掌难鸣；被日本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水涨船高”，扬帆远行。
那么，假如伊藤博文主动找上门来“传经送宝”呢？1898年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积极运作下，下野后的伊藤博文来华游历，京师盛传光绪皇帝要聘请这个外国人做客卿、当顾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太后“一旦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斥拱手让人”。慈禧又惊又怒，如临大敌，立即从颐和园匆匆赶回宫中，不但严格审查光绪会见时的问答底稿，还躲在勤政殿后秘密监控。光绪虽然话到嘴边，可哪里还敢乱说乱动，问了一些“贵侯于何日到”、“一路平安否”的废话，十五分钟便草草收场。伊藤博文本来盛赞中国变法之伟业，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见此情景，心如明镜，兴致全无，失望而去。这位最了解李鸿章的老对手后来感叹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很多障妨。它充满了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
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总体基调的判定：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梁启超曾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其实还是没能看透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和伊藤的根本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脚下的土地。
正文 世界舞台上的外交表演（5）
2010-3-19 9:45:32 本章字数:1231
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愤愤难平地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不是李鸿章的牢骚之词，而正是当时清廷上下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办洋务企事业，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进展十分困难。几乎每倡一议，行一事，顽固派都要信口雌黄，横加阻挠。对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的《筹议海防析》，“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较为开明的文样也认为是危言耸听，因而“目笑存之”，不仅无人赞同，反而有人“痛诋”；轮船招商局开设之初，作为竞争对手的“西人尚无异问，华偏增多口”。勉强开办之后，不是派员查账找岔，便是敲诈勒索，弄得李鸿章等人穷于应付；一旦地方开设工厂，不是“地方官帅禁用洋法”，便是愚昧的士绅百姓以为机器响声太大，烟囱有伤风水，男女同工败坏人伦。“继昌隆”缫丝厂便因此被逼迁澳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兴修铁路的争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李鸿章便有此提议，但“闻者莫不咋舌”，顽固派“举朝狂吠”，大谈什么治国之道在于“己人心”，“尚礼仪”，“何必日利”，什么修铁路会损地脉，“使山之神不得安宁”，有些则干脆肆口谩骂“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也”，“肥己进身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等（《洋务运动资料》，六，137页）。这样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偌大的中国只建了百十公里的铁路，而小小的日本，同样的时间内，修筑了三千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