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羊奶驯化与狼奶哺育（4）
2010-3-19 9:45:56 本章字数:769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道：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意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表现出的软弱真令人揪心，他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取康有为之法也。”可怜情状，跃然纸上。
对于光绪复杂的性格成因，张宏杰先生在《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一文中分析得颇为透彻。他认为，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人，因为中国这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必须要依靠皇帝一人只手操纵。过高的标准以及严苛的环境使光绪从小成为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有时候，他把自己的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的程度，一丝不苛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他的行为中透显出冲动与鲁莽，他的意志又缺乏韧性与耐力。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实质上是一个间歇性的抑郁症患者。
正文 羊奶驯化与狼奶哺育（5）
2010-3-19 9:45:58 本章字数:1022
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光绪最后孤家寡人、泣血瀛台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喝“狼奶”长大的明治天皇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如此丰厚的回报，成就了明治天皇的一大“伟业”，他作为日本的民族英雄受到国民的狂热追捧。而深受这份“胯下之辱”的光绪，却被忧郁激愤的心情所笼罩。面对群情汹涌，民怨沸腾，朝中群臣纷纷上奏，愤怒地要求废约决一死战，挽回天朝尊严。光绪痛苦万状，自述苦衷：
宵旰彷徨，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
紫禁城中被万众仰望的神圣天子，此刻百般无奈束手无策，居然只有“临朝痛哭”的屈辱悲伤。整个中国都陷入沮丧沉默之中。
中日甲午战争是光绪与明治性格、精神的一次大展示。明治杀气腾腾地主持了这场战争。1894年7月25日，他果断下令日军对停泊在朝鲜丰岛附近的清军北洋舰队发动海盗似的偷袭。初战得手后，又先发制人，发布诏书诬陷中国“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并立即对中国宣战。为了便于直接指挥，明治迅速把大本营迁往广岛，日军士气大振。一直到第二年4月战争结束，明治天皇亲自督战长达225天。他时刻关心战争的进展，哪怕是他睡着了，也要求下属在第一时间叫醒他汇报最新的战况。为了全力指挥战争，明治拒绝了让皇后和女官来军营服侍他，自己动手生活起居，甚至学会了反剪双手用毛巾搓后背的沐浴方法。这年明治天皇刚四十二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他的行为对日本军队疯狂侵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两万中国人被屠杀，只有收尸队的三十六人免遭杀害。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旅顺大屠杀时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而这，又何尝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实写照！
明治天皇之所以野心十足，强悍雄霸，正是因为他是在凶悍的群“狼”簇拥下，喝着“狼奶”长大的。
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得到加强的。最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而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
正文 羊奶驯化与狼奶哺育（6）
2010-3-19 9:45:59 本章字数:1054
日本的武士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侠客，但他们不是独行的游侠，而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因为他们既个体又集群的存在，因而渐渐形成了极大的势力，并长期控制日本的政局。镰仓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吸取中国宋代儒学与禅宗观念，形成了“效忠主上，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耻守信”的“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发展成为日本建设制度的思想支柱，更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永恒久远的渗透影响。日本武士阶层正是以此砥励天皇，为明治的性格中增加了坚强的钙质。
其实，明治天皇的童年遭遇并不比光绪好多少。日本幕府统治末期，将军和幕府操控一切，被架空的天皇处于虚君地位，权利被剥夺殆尽，境遇凄凉。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一直仇视对外开放，极力维护落后的德川幕府体制，立场极为保守。当时他已沦落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失势天皇，和公卿们一样都穷得可怜，孝明天皇有时兴致勃勃想绘画，却买不起宣纸；公卿穷得没有办法，画纸扇、做纸花去卖。明治维新元勋、公卿岩仓具视竟在家里抽头摆赌（因为公卿家是幕吏不能擅入的）。
1852年初冬，明治出生于京都皇室宫墙外的一间冷清的小屋，其母亲中山庆子只是孝明天皇几十个宫妃之一。当时正逢倒幕派与幕府进行殊死血战，谁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单力薄的孝明天皇夹在中间左右摇摆，朝秦暮楚，处境艰难，惟求自保。贫苦动荡的童年使明治天皇天性胆小，1864年倒幕的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竟把十二岁的明治吓昏了过去。朝臣们十分担心，如果新天皇即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他们意识到对天皇实施“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势在必行。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是着名的“维新三杰”之一，也是明治身边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担任明治的老师以后，把宫廷变成了演武场，让他接受军事化的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都教给了明治。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到二十岁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明治已经由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
光绪十七岁亲政，明治十六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勤于学习，本来都应大有作为。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1）
2010-3-19 9:46:00 本章字数:926
二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谁是老师，谁是学生
光绪与明治，两人都接受了极其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比明治晚生十九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清代的十位帝王中，光绪的勤学精神可直追其先祖康熙皇帝，而且他们对中、西学都有广博的兴趣和研究，达到了较高的造诣。此前，道光帝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还昏聩无知地询问臣下“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不成器的同治皇帝更是荒嘻无度，不学无术，十六岁了还“读折不成句”。这使同治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大为羞恼。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培养成为既有真才实学，又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是慈禧反复思考的头等大事。
光绪六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 ，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 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翁同 身为两代帝师，出于传统士子的道德良心，对光绪在宫中的生活与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不仅在学习上积极开导光绪，而且在身体成长和心理成长上给予光绪极大关爱，可谓“抚之则如慈父，诲之则如良师”。光绪深深地依恋这位师傅，视他为森严冷酷的深宫之中惟一的亲人和知已。
翁同 对光绪进行了传统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籍多方面的教育，刚开始时幼年光绪极不适应枯燥乏味的读书生活，时常嘻戏啼呼，哭闹不止。渐渐地，出于对慈禧严厉叱责监督的惧怕和对老师翁同 的感恩之心，光绪自觉培养起了勤奋好学的习惯。看书学习成为他寻找精神慰藉的乐园，他开始沉醉其中，陶然忘返。翁同 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竞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却对此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对师傅翁同 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2）
2010-3-19 9:46:02 本章字数:1036
此外，翁同 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民惟邦本、兢兢求治形成了光绪早期思想的精神源头。他提出“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光绪十一年，十五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绪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在光绪早年写成的诗文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描写百姓疾苦和农事辛劳的--
当他漫步太液池畔，欣赏清光千里的明月时，不由自主联想到“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
当他在幽窗翠竹、云淡风轻的荫清斋独坐纳凉时，遥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并发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感叹；
当他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围坐红炉时，更是想到宫廷的豪奢与民间的疾苦，在一首叫《围炉》的诗中写道：“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一个专制帝王，能在自己享受的时刻，想到边塞苦寒的老百姓，难能可贵。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辉煌博大的中国文化对明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国毛笔，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都极感兴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长期悬挂着中国水墨画--松、竹、梅“岁寒三友图”。
追根溯源，其来有自。日本人自隋唐以来，就纷纷慕名渡海而来，尽一切可能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无论如何发达，其文化中都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影响，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明和悠久深厚的历史。连“明治”这个年号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之意。
如此看来，在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面前，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事实上光绪也确实是个博学多才、聪明向上的好皇帝。甚至连解放后的电影《清宫秘史》还要为不幸的光绪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明治十四岁即位时，年轻的天皇同样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那么身为“学生”辈的明治如何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光绪与明治成长之路的差别。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3）
2010-3-19 9:46:03 本章字数:970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来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 从文化的摄取形态来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 、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是典型的旧式学者，虽然具备很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李鸿章就曾嘲笑翁同 ：“目不观西籍，但知善奔走东华门耳。”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
然而，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传统国家，尤其如此。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悉。同样是《纽约时报》，早在报道光绪学英语的十六年前，即1876年2月20日发表的一则述评，就一剑穿心地揭示了老大帝国的症结所在：《 “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欧洲人如何看待“四书”、“五经”，但它确实“比我们的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四书五经的禁锢压制之下，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个性，抵制创新，在沉重的精神枷锁下，中国人思想日益狭隘，死气沉沉，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美国人不禁感叹道：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4）
2010-3-19 9:46:05 本章字数:1170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当时全国通晓西学、锐意变法的人少得可怜。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党是一与千之比，“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至于广大群众，“知时事之危急者万无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所以图维之者，亿兆无一焉。”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顽固势力也相当强大，更何况其他各省。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光绪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骨子里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学，把朱子之道视作无所不能的“圣贤之学”。他尽管对中西学都颇有兴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宫墙，使光绪与世隔绝；毓庆宫的传统说教，使光绪头脑僵化。正如德龄所分析的那样，在皇宫里头，“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经过三五年，也会变得愚蠢起来。”他没有机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出国游历，呼吸新鲜空气，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外国的长处。正因为他长期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几乎难以嗅到这种大变动的气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却存在根本性的局限。他不但对于西学的认识了解仅止于表层，而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在和慈禧的较量中也往往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
当中国人躲在世界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胆怯地打量自己时，日本人已在历史的镜框前，勇敢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其实，封闭落后并不只是大清国的专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国一样，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正当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时，忽然传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这一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何其强大！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唇亡齿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忧虑与警惕。一批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鸦片战争看作“天赐前鉴”，开始认真的反思。
正文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5）
2010-3-19 9:46:06 本章字数:1108
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如同黑夜里最嘹亮的一声号角，震醒了日本人的迷梦。他无情地指出，当日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洋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日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时，西洋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日本人认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时，西洋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日本人认为本国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远比日本优越。总之，就目前日本情况而言，没有一件可以向西洋夸口。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
福泽不但认为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日本落后于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也不及欧洲。“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而日本人民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身份等级，界限分明，“就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也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全国几千万人民就像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日本人缺少西方人的朝气，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部蜚声全国的着作，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文明观，为日本政府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开了一副卓有成效的良方，也为明治天皇后来接受的西式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使我想到，今天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仅才三十年，就有人开始鼓噪“中国没榜样”了。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误国口号居然在全球一体、互相学习的今天喊出来，实在令人悲哀。
沉睡的中国并非没有意识清醒的人。当年，大清国的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长江上鼓浪前进，势不可挡，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康有为就对中国由于列强环伺而潜存的危局深表忧虑，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上书皇帝，“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一举动在当时上下麻木、讳言变革的氛围中，几乎无人支持和理解。大臣斥之为“狂生”，士大夫们“群疑交集”，对康有为多有攻击之语，连友善者亦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康有为受此打击，不禁发出愤激之语“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又“决然舍归，专意着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杉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正文 章序
2010-3-19 9:46:08 本章字数:230
笔杆子的大对决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的启蒙之路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分别作为领导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两场运动的精神“教主”、启蒙领袖，都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中日两国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中，被推向历史前台的。作为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们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于在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但决定了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际遇，也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启蒙之路。
正文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1）
2010-3-19 9:46:09 本章字数:739
一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
§戊戌变法的尴尬处境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刽子手的屠刀，寒光雪亮。临近午时，行刑时间到了。 “六君子”被推上刑场强按在地。谭嗣同大叫：“某有一言！”监斩官军机大臣刚毅扭头不理。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悲愤地仰天长啸：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刚毅提起朱笔，将六个名字全部勾掉，掷笔于地。六名刽子手同时抡起钢刀，六颗头颅同时跌落尘埃。红雨纷飞，遮天蔽日，菜市口一片血腥。其时，杨锐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
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微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精心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是罪不可赦，不杀无以平民愤。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目睹这惨烈的一幕后，他们默默地告诫自己乃至子孙：王法无情，谁要想冒犯大清的铁律天条，这些乱党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正文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2）
2010-3-19 9:46:11 本章字数:1006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有一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山河无语，苍凉浸骨。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观者数万，咸呼曰‘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说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庚子纪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的传统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以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国民与政府在构成国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密尔在名着《论自由》中有一段话，是对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现实最好的注脚：
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的一切，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作而给扼杀掉了。
专制政府必须使人民变得渺小，使人民成为彻底的“孤独的人群”，蜕化为到“沉默的大多数”--而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甚至成为拯救人民者的敌人。
正文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3）
2010-3-19 9:46:12 本章字数:1022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可人民好像并不需要他们代表。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荒谬迷惘的国度，1900年12月23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报道：
如果让清国人民自己来决定应该做哪些事情的话，那么他们毫无疑问地会把这个难题又打回到那些必须处理这些难题的人们手中，也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当权者来决定的习惯几乎已成了这个民族的本性。清国人民对当权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后又反过来对人民进行巨大欺骗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毫无例外地忍受过来了。大量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被欺骗。
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平头百姓。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抵制。在一位中国学者笔下，维新运动是历次重大事件中留给民众印象最淡薄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
--郑焱《湖湘文化背景对湖南维新运动兴衰的制约》
在维新运动搞得最火红的湖南，民众认为所谓维新还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尚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竟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
§他的头像为何一直保留在日元上
而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启蒙运动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一直延续至今。
正文 历史大幕苍凉落下（4）
2010-3-19 9:46:13 本章字数:1131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给明治维新带来启蒙曙光的“日本伏尔泰”福泽谕吉（1834－1901）。2002年8月，日本银行宣布发行新纸币，其他面额的人物头像均被更替，惟有福泽的头像得以继续保留。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日本人仍然不敢忘记这位伟大的先知式人物。
因为一百年前，他说的每一句话，整个日本都听到了。
他那句振聩发聋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谕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他其实只想证明一个观点：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就要“自觉为人”。这本书创造了当时的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
作为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无论从批判封建意识的深刻性，或从立论见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响的深广度来说，福泽谕吉在启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正是他，提出了较完整的日本欧化理论，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人盛赞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他引领日本大踏步迈入了“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
多年来，讨论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为何天壤之别的着作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可以从历史背景、地理状况、经济结构等角度见仁见智，得出无数答案，但这样未免过于繁杂。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局限，往往代表这个民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他们的思想在引导或限制这个民族的时候，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沿着他们走过的思想历程，往往可以理解掌握一个民族的总体精神面貌。
康有为和福泽谕吉，作为分别指导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教主”、启蒙领袖，都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中日两国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中，被推向历史前台的。作为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们曾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于在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不但决定了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际遇，也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启蒙之路。
正文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1）
2010-3-19 9:46:15 本章字数:1000
二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着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 ，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正文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2）
2010-3-19 9:46:16 本章字数:1062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万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有献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谋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减小改革阻力。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在封闭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国进行这样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幻想改革阵营里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维新派的政治选择固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是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可以与魔鬼打交道，同曾经是敌人的一方结成联盟。
可惜，康有为们没有积极争取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们的本钱和实力，与日本的维新派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当强学会成立，像李鸿章这样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主动示好，提出捐银三千两时，却被维新派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扬言绝不要汉奸卖国贼的钱。这不仅打了李鸿章的脸，也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军人也拂手而去（聂士成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也曾捐银相助，后来却与康梁形同水火，政变后即卖力地追捕梁启超）。
正文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3）
2010-3-19 9:46:18 本章字数:1064
待到康梁与张之洞闹翻，地方督抚大员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数，实际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李鸿章和洋务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袖手旁观的官僚群体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具有更大的声势和群众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在顽固派后边少见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看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