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对腐败的官场心灰意冷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甚至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挑来选去，清廷认为非郭嵩焘无人能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精通洋务着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感性的了解。后来一直倾心西学，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卓越见解，为洋务运动大声鼓呼，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4）
2010-3-19 9:46:41 本章字数:1089
中国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无权与中国平起平坐，必须定期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屈尊派使“驻外”之说。所以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外派使节，即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形象从此崩溃。面对清廷此举，大清子民们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为他担忧，感到此行凶多吉少，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悲哀惋惜，认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一时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着名的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守旧氛围极浓，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郭氏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湘省乡试学子甚至聚集闹事，扬言要砸郭宅，让郭嵩焘全家受惊不小。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朝廷批准。郭嵩焘毕竟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开明官员，在李鸿章等少数人的鼓励支持下，他逐渐转变了思想，自陈心迹“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认为“出师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毅然克服万千困难，踏上与英交涉使命的征途，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而面对群议汹汹，为了表示“平衡”之意，清廷任命了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刘锡鸿担任副使。
刚刚上任，他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烦。
临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郭嵩焘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想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同胞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受命后他热情大增，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从出国时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不仅用心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5）
2010-3-19 9:46:42 本章字数:988
到了伦敦之后，他就把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他哪里料到，这份日记在总署刊行之后，犹如一颗炸弹投在死水潭里，立马在京师士大夫中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哗然，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痛斥他极意夸饰，美化外国，“用夷变夏”，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连出版此书者的动机也加以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不仅思想守旧的士大夫如此，连一向开明的文坛领袖王闿运也忍不住跳将出来，大骂郭嵩焘不可救药，说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更有一些人直接怀疑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而弹劾他，坚决要求朝廷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否则遗毒海外，祸乱人心，后果不堪设想。郭嵩焘深陷孤立无援之境。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郭嵩焘，这位被李鸿章屡屡称作“有些呆气”的人物，怀着一颗无人能解的赤子之心，不畏讥谗，我行我素，高歌前行，踏上一个人的独醒之路、漫漫长征。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他率先以其独特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身为驻英公使，郭嵩焘有足够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英国的宪政、商业、科技、教育、学术和风俗人情。他逐步发现，英国的强大并非只强在它的船坚炮利上，其政体--即它的根本制度--同样勃勃有生机。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政府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体会到西洋军队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一系列的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日记中深思熟虑地写道：“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他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因此民气得通，民情得达，民志得伸，民才得展，无抑郁挫伤之弊，对此他不禁感慨系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6）
2010-3-19 9:46:43 本章字数:970
郭嵩焘再次表现出他的异端思想与不合时宜。他的言行不但与“天朝上国”的规矩尺度大相径庭，而且与他先前的洋务派战友们也分道扬镳。他勇敢突破体制的樊篱，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更跨越到思想意识层面上，成为风格独特的思想先行者。他深感国内的洋务派领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盲人把烛，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比如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各路“神仙”如此格格不入，大相抵牾，得不到朝野各派系的鼎力相助，以至于孤立无援，便毫不奇怪了。
郭嵩焘犹如一个洞幽烛微，平心静气的医生，不避风险地为病入膏肓的老大中国诊治病因，对症下药。他虽然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辨证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能够突破传统夷夏观念，勇于承认中国之“无道”（政治腐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高于专制主义的优越性，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平等互利的态度去处理对外关系，并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也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的独到之见。难怪乎学贯中西的一代巨人梁启超也心悦诚服地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他成了大清朝的“敌人”
美国西部牛仔们有一句用以时刻自警的名言：“枪声总有余响。”
郭嵩焘显然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功勋卓异，声名远播。时代的主流难以容他，他也不肯随俗沉浮。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的悲剧在于没有像上面三位那样在既定的秩序规则内周旋打拼。郭嵩焘走得太远了，他向清政府大力推荐的那些西方政治理念和先进管理措施，在闭塞狭隘的天朝官僚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闻所未闻。他三番五次挑战天朝秩序的行为，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人士的心理底线；而他对落伍的现有秩序的鄙视，也很快招来保守派人士的仇视谩骂。在官场的倾轧和污蔑中，他一生充满长夜独行的苦闷与激愤，尝尽不为人知的屈辱和悲凉。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7）
2010-3-19 9:46:45 本章字数:1145
正当京城上下对他舆情汹汹、十分不利的时刻，他的副手刘锡鸿抓住时机反戈相击，推波助澜，罗织罪状，欲一举置郭嵩焘于死地。刘在出使英国前就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他公然诟骂自己的顶头上司为“汉奸”，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大逆不道之罪，一旦坐实，连性命也将难保。
事实上是，郭嵩焘在中外关系的新形势下，开始承认西方国家是与中国为平等之国，并主张用对等的方式与之交往。郭嵩焘在外交活动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比如他亲见英国海军船舰升旗、鸣炮、奏乐、停航等礼节，感叹自命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竟然远远不如，这更坚定了他的看法：近代西方国家已非蛮夷之国，而必须以礼相待，和平共存。而中国与西洋各国隔绝太久，与近代文明南辕北辙，双方久深的隔膜需要破冰化解。当郭嵩焘率领的中国使节团出现在伦敦街头时，这群长袍长辫、奇装异服的人们引发英国人一片笑声。英国着名的政治幽默杂志《喷奇》在一整页的漫画中，将郭嵩焘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怒眼相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才主动在陌生的社会环境里，广交朋友，留心异邦风俗人情，并参照国际惯例，逐渐接受沿用一些国际间通行的交往礼仪和交往规范，象征中国已步入国际舞台，侧身列国之林。到英国后，郭嵩焘呈递国书，对女王行鞠躬礼，女皇亦鞠躬还礼。郭嵩焘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国来宾，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他认为“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郭嵩焘举止大方，颇得人缘，连为人苛刻的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亦誉他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英国人评价郭嵩焘公使“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而外国人在敬重正使郭大人的仪态举止的同时，都瞧不起言行粗鄙的副使刘大人。例如刘在吃晚饭时大声咳嗽吐痰，并命他的仆人拿来痰盂，当着客人的面大吐特吐。刘之吃相也极难看，狼吞虎咽，旁若无人。到香港时，刘的动作又招致港督的讨厌，竟扭头过去不与之交谈一语。
正文 “汉奸”先知郭嵩焘（8）
2010-3-19 9:46:46 本章字数:1307
由此可见，这位天天高喊“夷狄之道未可施于中国”、处处乜斜着眼睛看洋人的刘锡鸿大人，是一副什么嘴脸。
郭嵩焘开始还处之泰然，颇相信清政府对自己的信任，因为，在他出使前觐见时，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深熟他的艰难处境，曾语重心长地安慰他说：“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谁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刘锡鸿是一个“孤僻自大，不近人情”的典型守旧派人物，郭、刘之争，实则是新旧思想斗争，而在当时保守势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刘锡鸿占据上风是势所必然，正因他倚仗朝中李鸿藻、沈桂芬等大员以自重，对郭嵩焘的攻击才肆无忌惮。此时的西太后当然照顾舆情要紧，顾不得“事理”了，因此，她不但不斥责守旧的官员，保护“一味替国办事”的人，反而各打五十大板，严旨申斥上疏为自己竭力辩诬的郭嵩焘：“怀私攻讦，不顾大体”，大加训诫。
京师士大夫也继续火上加油，要求将郭撤职查办。这无疑促使了清政府早下决心将郭嵩焘撤回。1878年8月，清廷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朝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再三反对下才不了了之。在曾纪泽取代郭嵩焘驻使英国临行前觐见时，善于驭下的西太后或许是为了宽慰曾纪泽，私底下不得不承认：“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
然而郭嵩焘这回是彻底心寒了--他已走向世界，而他的国家仍然彷徨不前，使他感到有心无力，徒唤奈何。而刘锡鸿对他的恶毒打击，更使他心灰意冷，未抵国门，心情便已十分凄凉落寞。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书生气过重，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规矩，生性耿直却屡因耿直招祸，才华横溢识见过人却不免持才傲物。正如李鸿章请他出山做官时，他回信谦辞，坦陈自己的性格太过梗直，容易得罪人：“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但郭之悲剧更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转型，本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其中充满了认知的障碍、人事的舛错、价值观的混乱。郭嵩焘屡被“骂名”，以至被指为“汉奸”，就是因为他超越性的前瞻，以及由这种前瞻而带来的作为，不仅会触及利益、观念，甚至会触动整个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心理。而清廷虽然口口声声支持他“替国办事”，实际上依然要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包括士大夫在内的集团利益。朝廷对内对外的任何选择，都是以自身威权的神圣存在为目标，一切可能危及这一目标的认知、观念、政策，都可以舍弃。而郭嵩焘的主张和作为，明显是“救中国而非救大清”，在清廷看来无疑将打破平衡、破坏秩序、颠覆“社稷”。因为他心目中的世界图像，他的价值观，已经有新的元素加入，引起了清廷统治集团对于可能的利益丧失的恐惧。郭嵩焘的思想，也许比“义和拳”更加可怕。这才是郭嵩焘处处碰壁、志不得伸的根本原因。
正文 天朝梦醒了（1）
2010-3-19 9:46:48 本章字数:1241
四 天朝梦醒了
在国际外交界与列强精疲力竭周旋到最后，李鸿章最终还是醒悟了。他总结道：
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外交毕竟只是内政的延续，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十九世纪的外交规则，就是所谓“两国国力相当，外交就是力量；两国国力悬殊，力量就是外交”。近代中国政治上的腐败和保守，是外交被动和失败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以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典章制度与生产技术，逐步树立起中国文化至上的神圣地位。但随着中国历史步入近代，当这种圆熟的古老文明与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遭遇时，却黯然失色。面对这种千古奇变，郭嵩焘对中国文化至上观展开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并指出判断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先进的合理标准应该是“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中国不能盲目以老大帝国凌驾于别国之上。
在举国昏昏、天朝至上的自我麻醉中，是郭嵩焘首先以狮子吼、大海潮一般惊世骇俗的声音震荡了国人。他总结举国的政治病为“君骄臣谄”。朝廷虚骄不实，所以不肯虚心求变；而当国大臣一意逢迎，以致流于无耻。他曾引明人言：“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望而形不前。”以表达他忧愤无奈的心境。根据当时的形势，他把世界各国按进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中国落在第二层次，已经被世界抛到身后。为何清朝士绅的自我感觉还异常良好？郭嵩焘的答案是：“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
他坦率承认目前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已经落后的事实，抨击士大夫自南宋以后，习惯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而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其强兵富国之术，“实多可以取法”。他遍研各国历史和现状，认识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弱不振，即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而对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郭嵩焘认为即使圣人接踵而起，也需要三百年时间，国家才能振兴。这种看法，显示出他内心的焦灼失望和极度悲观。
郭嵩焘虽然一直关心洋务外交，但认为症结在内政。如果内政修明，人才得用，则洋务并不难办理。只是上下大小官员昧于大势，进退失据，害国伤民。他曾目击总督瑞澄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并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属员之礼，令他气愤异常。可见当时许多大宙已是“惧外”和“媚外”，而不是排外。但不论是惧外还是媚外，绝不知如何处置洋务。他知道洋务可办，而且有满腔自信：“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但他的建议无人理睬，更不能放手去办，反遭同僚大臣反对牵制。他只有徒生感叹，无可奈何。
郭嵩焘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世诟骂而动摇。后世果然证实郭嵩焘的大方
正文 天朝梦醒了（2）
2010-3-19 9:46:49 本章字数:1407
向是正确的。“弱国无外交”，如果弱国再不重视外交的政策与策略，则更为不幸。因此，弱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有灵活的外交方针、健全的外交体制、谙熟外交艺术的人才和一系列旨在维权的外交对策。出使西方的郭嵩焘初步了解了一些近代外交意识并付诸实施，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郭嵩焘等前瞻者的努力，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过程可能会更加迁延而艰难。但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
正是在郭嵩焘的奔赴呼吁下，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1864年7月由总理衙门建议，广州开设了同文馆，署理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亲自主持开馆仪式。郭嵩焘首倡创办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及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功不可没。
此后，“经世致用”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的精神核心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中国不断受侵凌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救国之方，从而在外交实践中不断摸索，一步一步地引进西方近代外交观念，走向真正的强国之途。郭嵩焘敏锐而正确的见解，自然受到后世的敬重。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但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郭氏的性格，注定将孤掌难鸣，真实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郭嵩焘的先知先觉，以及眼光的远大，并不因而失去意义。历史上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仍然具有意义，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教训看待。
与郭嵩焘所着《使西纪程》一书被毁禁传的命运不同，陆奥宗光后来写了一本《蹇蹇录》，在日本大行其道。甲午战后，陆奥宗光因肺结核病趋于严重，便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外交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语。陆奥从此表白自己不顾自身而效忠天皇之心。书稿由日本外务省于1896年以“内部读物”出版。陆奥在书后说明着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甲午战争期间“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时面对接踵而来的外交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久远未来之利害，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才使日本终得“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
但“陆奥外交”毕竟是明治时代的精神遗产，作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交的指导，是完全服务于明治政府既定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二战”以后，日本对其罄竹难书的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着“侵略史观”、“皇国史观”不放，妄想有朝一日“重振皇国主义之势”。资深外交官冈崎对他的这位前辈宗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唱颂歌：“在整个日清战争当中，陆奥外交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同时《蹇蹇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竟然宣称：“陆奥外交不仅在当时正体现了帝国主义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选择，甚至是当代日本外交选择的惟一榜样。”像这样对陆奥宗光的侵略外交赤裸裸地歌颂，确实是十分罕见的。曾先后担任五届内阁总理大臣的吉田茂（1878-1967），也特别赞扬陆奥宗光的“伟业”，并强调太平洋战争日本之失败，乃是背离“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此后，日本历届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表明要坚定地走“陆奥外交”的老路，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正文 章序
2010-3-19 9:46:51 本章字数:762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荣辱悲欢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他们都出生寒微却胸怀大志，以霹雳雷霆之手段，开创震古烁今之伟业；他们掀起惊天狂涛、几乎倒旋乾坤，却又都在辉煌的巅峰忽如大厦之倾，功败垂成，死于非命。而更发人深省的是，他们都壮心填海，苦胆忧天，决然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体制，试图为国家民族踏出一条新路来，但身前生后的毁誉荣辱，却有着天壤之别。
古往今来，在风雷激荡硝烟四起的历史关头，多少英雄豪杰长剑匹马，纵横四海，建功立业，百代流芳。然而，还有另外一些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令人扼腕长叹。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便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他们都出生寒微却胸怀大志，以霹雳雷霆之手段，开创震古烁今之伟业；他们掀起惊天狂涛、几乎倒旋乾坤，却又都在辉煌的巅峰忽如大厦之倾，功败垂成，英年早逝，死于非命。而更发人深省的是，他们都壮心填海，苦胆忧天，决然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体制，试图为国家民族踏出一条新路来，但身前生后的毁誉荣辱，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对于洪秀全是“民族英雄”还是“邪教教主”，是“农民领袖”还是“专制暴君”，至今论争不休，莫衷一是；而在日本，西乡隆盛早已从“叛军首领”被提升到“国民偶像”的位置，受到全日本的推崇爱戴。正如戴季陶在其名着《日本论》中所说：“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中。”沿着这两位悲情英雄的人生轨迹，探寻中日两个民族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颇值玩味。
正文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1）
2010-3-19 9:46:52 本章字数:933
一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
§洪秀全的骨灰被大炮轰上了天
1864年7月19日，天京（今南京）内外，黑云压城，火光冲天，滚滚的硝烟中弥漫着强烈的人肉焦臭味儿。
正午时分，随着曾国荃一声令下，“轰隆”一声惊天巨响凌空怒炸，太平门处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整个天京城地动山摇。数万眼睛血红狂狼暴兽般的湘军一齐呐喊如潮，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向坍塌的城墙。守城的太平军从各处赶来拼死封堵缺口，他们从城墙扔下雨点般的炸药包，冲在最前面的四百多湘军敢死队员一片惨叫，全被烧死。但成千上万的湘军不顾一切踩着同伴的尸体，打着漩儿挤成一团蜂拥而入。太平军再也抵挡不住洪水般呼啸而来的敌人。战至傍晚，九门皆破，天京失陷。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残存的太平军与之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许多人大叫着“不留半片烂布与清妖享用！”举家自焚而死。
所有人都疯了！他们无一例外都只想猎取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天王洪秀全。
然而湘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洪秀全的踪影。7月30日，湘军总兵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黄姓宫女告密，这才知道洪秀全已死十多天了。在她的指引下，曾国荃派人从天王府的大殿内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
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持着他固有的神秘感。临死前，他命人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湘军掘开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扛到城南雨花台给曾国藩当面验看。
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个苦苦搏杀了11年的对手，一直都只是相互耳闻，却从未谋面，想不到今天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见面。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这位老对手：“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袍包裹。”
天意从来高难问。刚刚验毕洪秀全的尸首，本来晴空万里的南京城，突然狂风骤起，暴雨袭来，约半时方歇。
8月1日，曾国藩断然下达了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洪秀全的尸体再次被拖了出来，被刀斧剁得粉碎。即使这样，还不罢休，曾国藩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就是死了，也要让洪秀全灰飞烟灭，阴魂无归。
正文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2）
2010-3-19 9:46:54 本章字数:1081
然而，如果说“焚尸扬灰”对于死后的洪秀全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报复，那么临死之前，他那走火入魔神秘荒谬的表现，则说明远在湘军的大炮把天京城墙轰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信念已经破灭，精神世界已经坍塌了。
当天京城被围数月，面临城破的巨大危险时，天京城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情绪，每个人的心理底线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城弥漫着地狱般的恐怖气氛，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以致于“人妖鬼妖互相为患，殊令眠不贴席也。门以内则见妖见鬼，时时哄闹；门以外则拘奸缚盗，救火驱鬼，时时鼎沸。”
而此时的洪秀全，已接近恍惚疯癫的状态了。
长期的享乐生活已严重削弱了洪秀全的意志，损坏了他的智力。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派人拆掉了明朝的故宫，命令将那些巨柱和石料运到玄武湖边上，去构造一个新的宫殿。宫殿建成之后，洪秀全整天把自己锁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谁也不见。他一方面杂乱无章地思考着一些哲学和神学问题，幻想着如何把王权跟宗教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一个超级的奴隶王朝，让臣民同时成为自己的教民，无私地贡献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像历史上所有的帝王一样，苦练房中术，想在谜团一般的两性交媾中，得到极度快乐，也摸索一种解脱之道。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到了后来，离群索居让他心灰意懒，及时行乐成了惟一的安慰。
中国历代皇帝都讲“天命”，造反者也讲“天道”。但没有谁像洪秀全那样一味靠“天”。他为臣民们炮制着迷魂汤，自己也忍不住喝下这迷魂汤。于是从此以后，“格外不由人奏”，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得任何理性劝谏的声音。脱离群众使他更加高高在上，迷狂虚妄，甚至扬言“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与其说这是恶性自我膨胀，不如说是狂热的自我迷信。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除了玩弄点权术，根本没有多少应对复杂现实的办法。只能再三强调“认实天情”，既稳住别人的信心，也借以从纷繁的现实中自我摆脱。
惊心动魄的天京事变不仅使洪秀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权力，领导集团内部的残暴也暴露无遗。人们对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身份开始表示怀疑，对他后宫生活的纯洁性也提出质疑。“天王”曾经神圣的地位从天上堕入尘世，神秘的面纱千疮百孔，政治动员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正如美国着名汉学家白鲁恂所言：“在中国文化里最大的权力来源不是制度，也不是武器，而是无私的道德地位征服人心。”一个高高在上、疑神疑鬼、缺乏能力的天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军心民心分崩离析，天国神话逐渐破灭。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靠不住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
正文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3）
2010-3-19 9:46:55 本章字数:1072
随着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长江上游的重镇安庆失守，和各地太平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洪秀全愈加颓废消沉，麻木自欺。当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一再劝他率众突围、“让城别走”时，洪秀全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朕承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此时天京城总共才剩三万人，仅有一万多人是太平军，真正能战斗的不过三四千人，李秀成问：天京城内兵微将少，怎么办？洪秀全答道：“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
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剩下的结果只能坐以待毙。
在天京被围困的最后关头，洪秀全眼见城池守不住了，精神彻底地崩溃。他整天嘴中念念有词，不断呼唤神灵，乞求上天让地下长出食物，让自己的天兵天将饱餐杀敌。然而粮食毕竟无法从天而降，许多人饥饿而死。全城男女腹饥难耐，日夜围着忠王府哭求救命。李秀成不得已将自己家中仅剩的米谷发放救济穷人，但他所辖的官兵又没有粮食，不得已又将他的母亲以及妇女首饰金银作为军资。然而这点接济又怎能解决根本问题。随后李秀成奏请天王，允许饥民出城逃生。天王对此大为不悦。洪姓家族又趁火打劫，将出城逃生之人所带财物搜刮掠净，闹得满城风雨，日夜不宁。到4月全城粮食已尽，洪秀全命人将苔藓野草之类东西“取来做好”，美其名曰“甜露”。李秀成奏“此物不能食”，洪秀全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颇有与民众同甘共苦之志，可不久他就因食“甜露”过多而病倒了。但洪秀全拒不服药，导致病情日趋严重，终于一命归西。临终前，洪秀全发布了最后一道诏书：“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直到黄泉路近，洪秀全仍然振振有词地坚信自己是上帝派来人间降妖除魔的使者。而实际上，眼看局面无可收拾，他内心隐藏的最真实的想法，也许正是拒绝服药自我毁灭的冲动。既然残破的领袖形象已经无法弭合，在尘世已经无法找到安慰依靠，惟有将自己托付给上帝，在空幻的天国重建自己的理想，他才能获得解脱。这样自欺欺人的谎言，既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幻想家最后的精神自慰，也是一个无计可施的末路英雄仅能选择的无奈归宿。
纵观洪秀全的最后时刻，死得悲惨，死得悲哀。他整个虎头蛇尾的人生，留给后人太多的遗憾与感叹。随着他的死亡，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最沉重的一页翻过去。然而，他所遗留下的精神病毒，至今发人深省，令人叹息。
正文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4）
2010-3-19 9:46:57 本章字数:970
§“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
洪秀全的事迹人们都耳熟能详，但说到西乡隆盛，也许并不是每位读者都很熟悉，必须多交待几句。如果你看过美国大片《最后的武士》，你就知道片中的主人公森胜元正是大名鼎鼎的西乡隆盛的原型。不过通常艺术作品都会对原型人物进行艺术夸张和拔高，而这部电影恰好例外。不是主人公森胜元不够“牛”，而是西乡隆盛实在太“牛”了！如果拿森胜元与西乡的影响作比较，那可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腐萤之辉怎比皓月之光”？
西乡隆盛是着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近代日本的超级功臣。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是在十九世纪末领导推翻了维持两百多年之久的德川幕府旧政权，成立了明治新政府，成为新日本帝国的缔造者之一。他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称为“维新三杰”。 1872年西乡隆盛任近卫都督，领元帅衔，成为明治政府主要军事领导人。在此前后，他还参与“废藩置县”和地税、学制改革等各项资产阶级改革。
任何一次维新改革，必然是一次资源与权力重新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被剥夺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矛盾由此产生。1873年初，明治天皇发布《征兵诏书》，日本实行征兵制的重大军制改革，取消了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意味着，明治政府将改革的利剑毫不留情地砍向了下级武士。而下级武士不久前正是推翻幕府、浴血奋战的有功阶层。新政府背叛了把自己扶上马背的武士们，他们的怒火可想而知。《征兵令》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年就发生十七次暴动。
而风波仅仅才刚刚开始。
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有四十万武士，这个庞大的集团确实是明治政府极为头疼的群体。1876年，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了武士佩带双刀，杀人后不治罪的权利。在诸藩林立的时代，武士靠国家的俸禄生活。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以后，政府就开始改革禄制。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政府又决定废除武士的家禄。庞大的武士阶级作为一个封建阶层被彻底消灭。
武士阶层分化了，有人成为企业主和资本家，有人成为政府雇员，作了警察和教师，还有一部分人沦为手工业者和农民。绝大多数士族沦为无产者。这也是后来士族暴乱不断的缘由。
正文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5）
2010-3-19 9:46:58 本章字数:863
武士阶层一退再退，忍无可忍。从1874年开始，几位明治维新的元勋先后挑起暴乱，使大久保政权的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几个叛乱发生之后，全国武士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鹿儿岛--西乡隆盛的隐居之地。西乡隆盛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武士的代表，他的态度以及他陆军大将的声望，对全国的士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为下级武士的领袖人物，西乡隆盛不由自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1873年 10月，因坚持“征韩论”遭到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西乡隆盛再次辞职回到家乡鹿儿岛。他原本决心功成身退，终老余生，每日行猎垂钓，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老夫游猎度残生，狂矣病乎踏雪行。 获兔犬儿悠然憩，寒松翠挺暮云横。”然而他的内心，何尝一日宁静过？
日本新军制改革一开始，西乡就是赞成的。他知道以公而论，废除武士从军特权，能够让日本实现军事近代化，走向强国之路。即使是背叛，对于下级武士这一阶层的背叛也是必须的。
可是向来行事果断的西乡这回却无从下手了。他不能忘记这些曾在推翻幕府的战斗中，与他一起并肩冲锋、浴血奋战的战友。作为个体而言，下级武士原本就只拥有不多的资源，如果再被剥夺从军特权，往往就衣食无着了。西乡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阻碍改革的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他犹豫了。因而在初始阶段，他实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征兵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毕竟是有限的。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家乡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他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就任其在他门口的钱柜里随意取用。然而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收买人心”的谣言。
在退出政府回到鹿儿岛之后，西乡把自己因戊辰战争的功绩得到的最高赏典禄两千石拿出来，为戊辰战争的阵亡者子弟办了赏典学校。西乡此时正在倾全力主办吉野开垦社，准备将来让私学校的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
正文 两个末路英雄，不同死亡结局（6）
2010-3-19 9:47:00 本章字数:999
西乡隆盛的亲密战友大久保也来自萨摩藩，对鹿儿岛士族的独特情况比较了解，在俸禄处分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对鹿儿岛网开一面。当士族叛乱不断发生的时候，大久保仍然相信西乡的统治力，他说：“有老西在，就决不会有暗地起事之类的行动，我非常了解西乡这种气质，所以无需格外操心。”
不过眼见西南九州岛局势不稳，士族起义不断，大久保又坐不住了。 为防备西乡叛乱，1877年1月下旬，他密令把在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的武器弹药运往大坂。然而，坏事就坏事在这个“密令”上。政府的人趁夜黑想偷偷摸摸地搬运军火，当即被鹿儿岛私立学校的学生们发现。学生们永远是最激进、最具有怀疑精神的。在私学校学生抓到警视厅的密探审问后，得知警视厅有暗杀西乡的计划。于是在1月29日袭击了甲突河上游的草牟田弹药库，抢走三万发子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消息传到正在打猎的西乡那里，他知道这次无法置身事外了。以武士精神为荣的西乡，把自身和武士们的命运看作是休戚相关的。 因此，他成为武士这一团体精神上的英雄；同样，他也注定成为这一团体的俘虏--他只能选择与武士们同进退、共成败了。1877年2月6日，在争论是否起兵的会议上，一时群情激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西乡坐在一旁始终一言不发，最后，他徐徐站起身来，面色凝重说了一句话：“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 至此，起兵之事，终成定局。西乡终于决定“出山”，向自己一手创建的日本帝国宣战，向昔日并肩倒幕的老友同僚们宣战！他写下“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助”的诗句表明心迹：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他虽知“愧无助”，也还是要“壮心横剑”，放手一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