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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作者：许知远
内容简介
这本书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时代，还有对未来岁月的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更深刻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 的无可质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作者简介
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出版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中国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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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晓波序(1)
"醒来"的国家和"醒来"的青年
吴晓波/文
"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句话是V·S·奈保尔爵士说的。
奈保尔出生在特里尼达，自幼加入英国籍，一直到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印度，后来，他写下了著名的《印度三部曲》.2001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任何一个出生在印度或中国――这样的拥有地球上最悠长文明的东方国家的青年而言，对自己祖国的探寻往往是艰难而神秘的，这是一场缺乏定义感的旅程，你必须保持着一份不确定的乐观。
许知远出生在中国，6岁从江苏灌南县迁到北京，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不过，在知识和精神的意义上，他一直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浪。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在25岁那年，他成为了《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并以一系列的国际观察评论，成为年轻的"全球化一代"的代言者。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感性认知仅仅局限在文本上。尽管少年盛名，他却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挫败感。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有时候，它只好被符号化，譬如大红灯笼、对襟青布衫、李小龙功夫、梅氏京剧或高高的紫禁城，而后来的年轻人是无法真正走进这些"古董"里去的。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1840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甚至，我们使用了千年的货币白银，也被黄金和后来的英镑美元所替代了――中国和印度曾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帝国，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前后的金本位制则颠覆了国际贸易的秩序。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所有正在思考的命题，如民族、法治、经济、科学，乃至国家，都是近一百年间才形成的概念。在此之前，民族的意思是"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科学无非就是"天工开物"和"格物治知"，而所谓"家国天下"，则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怪异的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非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一八九四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那是一场让帝国蒙羞的惨痛记忆，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百年以降，在山东威海刘公岛上静静陈列着的被打捞上来的北洋船舰碎片，曾经是无数青年反省国家兴衰的起点――我至今记得十六年前当我到达那里时，心麻如木、欲语无声的心情，许知远也是如此，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许知远在本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还不是一个终结式的作品，却是这个70年代的中国青年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象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
目录
第一部分自序：历史的意识
自序：历史的意识
第二部分孙中山与蒋介石
最后的孙中山
第一个大总统
不断革命
国父的遗产
1925：苦闷的象征
信仰基督与儒家的蒋介石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台湾式的现代性模式"
第三部分毛泽东与周恩来
"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周恩来：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1
周恩来：明星气质的职业革命家（2
110年诞辰的毛泽东
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
"谁是毛的真正继承人"
最强烈的复出（1）
最强烈的复出（2）
最强烈的复出（3）
最强烈的复出（4）
重组中的世界（1）
重组中的世界（2）
故事仍在继续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1）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2）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3）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这是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通向繁荣之路"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
新兴力量的出现
共同推动的力量
发出新芽的传统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费孝通那一代
大学的幻像
我曾是个dot-commer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1）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2）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3）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1）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2）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苍白的商业领袖 脆弱的全球雄心
大师，还是巫医
除了杰克·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商业的崛起社会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转变中的富人角色
转型年代的商业精神
商业革命的意义
清醒地面对现实
让我们谈谈未来
我们的镀金年代（1）
我们的镀金年代（2）
第九部分焦虑的社会
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
环境与社会的崩溃
压抑的狂欢（1）
压抑的狂欢（2）
压抑的狂欢（3）
第十部分中国与美国：217的理解
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幼童的悲剧
"最年轻的列强"（1）
"最年轻的列强"（2）
曾经的黄金年代（1）
曾经的黄金年代（2）
"去游行，去签证。"
"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1）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2）
我们的世界（1）
我们的世界（2）
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1）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2）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3）
为未来做好准备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1）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2）
中国与世界：告别历史的假期
中国的假期有多长
加入全面全球化
第一部分自序：历史的意识
序
自序：历史的意识(1)
历史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共鸣。
--萨帕瓦利·拉达克里希南
如同之前的所有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是一连串疑惑、焦虑与截稿日期的产物。唯一的不同是，这次蕴涵的情感更为复杂。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作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像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
第二部分孙中山与蒋介石
最后的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财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先行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第一个大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Q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各种势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邓小平当时7岁，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不断革命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备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两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备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邓小平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邓小平、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邓小平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国父的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的政府里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
1925：苦闷的象征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中山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这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000听众发表了他那■■■著的演讲，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
信仰基督与儒家的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任上。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人士、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20世纪第9个十年的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放荡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还伪装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民主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
遇到更为强大的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CC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发表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革命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像。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并非偶然的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美国艾奥瓦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中华民国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国民党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国民党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共产党，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共产党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深刻的自我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