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那些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你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国家是如此重要。
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
最强烈的复出（4）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口号，到了1985年，人们越来越感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利用“官倒”获得巨额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在1984年达到产量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没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问题，而且就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一直到1993年，中国才建立现代公司制。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们提供新的机会。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银行……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享快感，因为之前的时光过分压抑。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公众为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而抱怨与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邓小平在1978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被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卖到10万册……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饥渴与迷惘，人们渴望通过的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与世界--这个世界长期被禁欲主义与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学所左右。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的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如今，他们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越来越强的社会情绪出现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来文革结束的第十年，对于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努力越来越多。而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邓小平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邓小平或许比任何人都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仍主要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了最高决策层，当时新华社的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邓小平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元老，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邓小平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腐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物资匮乏备感紧张的同时，长沙政府面对特大丰收的白菜市场，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白菜倒入池塘中。来自知识分子、诗人与艺术家的声音在这一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崔健在这年演唱了《一无所有》，而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沙龙中，民主、人权的词汇使用得越来越频繁。
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
重组中的世界(1)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资料不够充分，我们仍不足以对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邓小平，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它让他记起了更为年轻时那些更为动荡的岁月。
1989~1991年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则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最初它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引发的，他在上台之后问道：“如何摧毁这一官僚巨石？”他采取的摧毁方式，允许人们获得表达自由，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他说：“诚实和坦白地告诉党与人民有关我们政治和实践活动中的缺陷，有关经济、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不利趋势以及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将苏联当局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它在这一灾难前的表现，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政权的傲慢、迟缓与过失。到了1989年，对于昔日罪恶的追寻已逐渐摧毁了苏联帝国的基础，往昔的光辉岁月都变了味道，《真理报》甚至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3月26日举办的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中，许多共产党候选人被击败。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诸国引发了连锁反应，事实上，自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这些国家一直潜藏着一股激流。4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在40多年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选举，5月2日，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该国人民逃亡奥地利的218公里的围墙。6月4日波兰举行新的全国大会，团结工会占有了其中99%的席位。这一切在11月10日到达顶峰，在那天清晨，成千上万的东德与西德人开始共同拆除已建立了27年、象征着冷战的柏林墙，东德政治局在11月8日集体辞职。在柏林墙拆毁同一天，当政了35年的保加利亚总统日夫科夫辞职。这一切最终像难以控制的雪崩，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奇奥塞斯库被枪毙……东欧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变化，在苏联国内则引发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已经难以控制他所推行的改革。不错，他和乔治?布什分享了诺贝尔奖，并在叶利钦帮助下粉碎了一场政变，但苏联也最终在1991年正式解体。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往往像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全球性因素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显著。没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而即使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如果中日战争不爆发，那么中国的局势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1956年走向一个激进立场，也与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的党政关联紧密……
在1989~1991年之间，中国再次面临一次激烈的全球性变革。邓小平是在1989年11月8日辞去他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在这一天下午3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4点时，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与参会者照相留念。在他离开大会堂时，作为新当选的总书记，江泽民一直把邓小平送到门口，在临别时紧握着他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对于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代表说：“（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但没人真的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邓小平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中国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状态。但邓小平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他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
重组中的世界(2)
这也是一个备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想想看，从陈独秀起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毛泽东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即使赫鲁晓夫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中国也只是指责了修正主义错误，而非苏联模式本身。两国领土的争执将原本已受破坏的关系推到了新的低点，苏联变成了“扩张成性的帝国”，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列宁仍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但现在，那个一直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依旧保存储存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一些年轻与自负的理论家们则开始对于历史的变迁作出解释，他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没人意料到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变化。他已经88岁，他拥有的惟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是的，他仍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但他的权威性多少因为1989年的风波有所损害，那些改革中的反对派则重新获取了话语权。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次后来被广泛引证与评论的行程，在最初却被中国的新闻界刻意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线，他说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他从未放弃对政治路线的强调，他与毛泽东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党组织与国家机构必须有高效、年轻化、廉洁；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方式，是比对方做得更好；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于全球局势，他仍保持乐观，他相信尽管历史仍按照马克思到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预测进行着，既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用了几百年，屡经王朝复辟，那么社会主义也可能经受暂时的挫折，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当然，对于中国与世界而言，在这次南巡中，最令人们激动的是，邓小平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还提出更大胆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对于略显停滞的改革步伐的不满，他甚至用了他在讲话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也显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经战争年代的人才有的气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但关于他的猜测仍在未来几年中不断进行，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试图从每一个细微的信号里寻找到他的健康状态。在他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统计方式表明，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崩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1992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urchasingpower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700美元，是当时官方数字的7倍。而一片不景气正包围着此刻的世界，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中国却开始焕发无限生机，并且她宣称自己仍信仰社会主义。
尽管邓小平的身体日趋衰弱，他也曾经深刻地忧虑将国家的命运与一两个领导人的命运过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但他新选定的领导集体却正在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威性。1992年，朱镕基从上海来到北京，他与江泽民有过不短的合作经验，他将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邓小平的遗嘱显示了他多么尽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诺，他竭力去除个人因素对于中国社会过大的影响力。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抛洒在中国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泽东那样担心他的遗产被篡改，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了他经济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继5年前破除计划经济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为敏感的旁观者发现，在这次大会上，再没有一名经过长征时代的老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
故事仍在继续
对于邓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腐败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赤裸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邓小平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邓小平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邓小平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邓小平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邓小平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他相信只有将20世纪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内来看，才会理解中国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那些剧烈的征战与内乱，都是在为中国向一个通过数字来管理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做准备。如果黄先生对于数字管理的过分迷信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位政治学者的描述或许更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邹谠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并任教。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道：“20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20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起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相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簿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记英国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这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惧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1)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
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莱德福特?德龙，柏克莱大学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结束时雄心勃勃地给这个世纪作出这样的评判：“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有了这个联结点，你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所激起的反应。人们先是将世界的历史简化成经济的历史，因此大国的兴衰，就变成了经济与物质力量的较量，宏观的经济，又常常与具体的商业行为混淆，于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商业领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又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而新闻媒体又在充当了或许最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憧憬并不等于现实，但媒体了解戏剧性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它是如此偏爱伟大的故事，又是如此地喜新厌旧，它总是寻求新的兴奋点。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你耐心一点，你会发现仅仅在过去2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都是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是由商人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邓小平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的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备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小拉尔夫?A?菲弗（RalphA.PfeifferJr）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写作的一本书的标题《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仍然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当然20世纪8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日本的成就，这个在二战中一败涂地的国家如今正似乎要占领全世界。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2）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不同的是，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看看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人们欢呼成“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不再有阻碍，资本可以随意流动，一个全新的名词“全球化”开始被热烈地探讨。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经济强国开始陷入某种困境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以至于年轻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是“笨蛋，这是经济问题”，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只有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带动下，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改革上不仅没有陷入停滞，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再度启动。
确切而言，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要知道，对于潜力，戴高乐有过刻薄却精辟的评价，这位法国总统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谈到巴西的未来：“巴西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国家，永远都是。”但一名叫吉姆?罗沃的年轻人要证明，中国的潜力已经化为现实，只是世界忽略了它。1992年吉姆?罗沃34岁，他先后在柏克莱大学与哈佛获得学位，1991年成为英国《经济学人》的亚洲记者。这一年11月28日，吉姆?罗沃在这本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在这篇文章中，罗沃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power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当时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劳伦斯?萨默斯（后来的财政部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向罗沃解释了这种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出的模型，它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时，不再仅仅以多少美元作为衡量，而在于以同样的美元可以购买到多少实物作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将重新估价那些物价水平偏低的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于是按照这种新模型，邓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立刻就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终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地会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观察报》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令两个不足够重要的事件，也使2001年变得像是中国年。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得4项奖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强烈的向心力。而10月7日中国看到了自己的足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9?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他说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EP-3事件处于对抗状态，但9月11日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3)
而且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说，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预言，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赖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是过去数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从2003年8月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两位外交事务专家埃及?S?麦迪罗斯（EvanS.Medeiros）与M?泰勒?布雷维尔（M.TaylorFravel）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胡锦涛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像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胡锦涛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通向繁荣之路”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入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了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中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这是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与父辈不同，我们没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响的阴影之中，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非四面树敌或是输出革命，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稳定性，外交政策与其他政治议题一样，从来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英国开始了私有化运动，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的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运动，他们尽量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举动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场运动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都以是凯恩斯的反对者著称，他们相信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最终将通往“奴役之路”。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读过他们的著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规范读本。但是1978年时已经74岁的邓小平却让自己成为与撒切尔、里根并列的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前者或许比后两者更为重要，因为他领导的市场化进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时，我才知道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在整个80年代是多么好，在短短10年内，《时代》杂志两次将邓小平评选为“年度人物”。
这是市场革命与技术革命的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据着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场的映衬下，民族国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实现自己光荣与梦想的机会，在9?11发生前，我们的主要榜样是来自硅谷的IT公司，是那些dot-com公司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旧金山；创造历史的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比尔?盖茨、杨致远；指导我们行动的不再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宣言，而是商业计划书……
当然，我们错过了这场革命，我们还太年轻，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也缺乏技术才华，不能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龄略长的那些从海外归来创办网络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技术革命中蕴涵的“中国的前途”。他们将数字革命视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宽带所带来的充分信息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将彻底帮助中国人告别知识匮乏的年代。我正是在一时刻了解到了“中国概念”：中华网China.com只是将China后面加上了一个.com，就在纳斯迈克上市第一天股价超过了100美元。
而9?11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尚。它使我们告别了对世界过分一相情愿、简单化的理解，它更激起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世界不仅仅是由那些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名利生涯构成的，它也意味着阿富汗人那些痛苦的脸庞。很多时刻，我们是通过观察别人来了解自己，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些镜像中的我们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些传统的制约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命题则迅速突显出来。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通向繁荣之路"
这个过分戏剧性的场面，也出人意料地将中国推向了更为核心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在一场必须依靠全球性合作才能完成的反恐战争中，中国的作用如此重要，更因为，在一个被恐怖主义、商业丑闻、经济下滑包围、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中国依旧高速的发展，给人以无穷的想像力。作为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发动机的美国视线的转移，突然间赋予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位--它有可能在一个全球领导力缺失的年代提供某种希望。从2001年至今，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极度戏剧性的转变。错过了dot-com革命的我发现，一场更为浩大的革命刚刚开始展开，而我们将是这场戏剧中的新主角。我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诱惑与强迫着，重新审视自己与我们一直面目模糊的国家。结果正如V?S?奈保尔对于他的祖籍印度的形容，我们发现中国也是“难以表述的国家”，但在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