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com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越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中国领导人前往非洲时，关心的重点之一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第五部分重新发现中国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讨论的空间越来越大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会超过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著名的法学家贺卫方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哪一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志之年？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邓小平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于中国媒体在的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十六大以后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5月份开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上再次呼吁了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权力过分集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望》的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刘军宁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后，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改革走向改制”。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民主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江泽民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后现代色彩”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但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后，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的设想过于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长，“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将贯穿于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制高点之争”。但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从表面看来，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现代意义的政府，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如今要依依不舍地退出大部分经济生活。而在市场行为中逐渐成长的不同阶层获得了不同的财富，感觉到权利与价值观的需求，却仍不知道依靠什么去确保自己的财富与需求。
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被抽象成第一推动力的结果，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很自然地被视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培育市场的结果，就像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所说的：“来自体制内的力量，仍是推进改革步伐的最重要力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张剑荆私下认为，在过去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民主是个好东西
塞缪尔?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民主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著名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三波》中文版翻译者，刘军宁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民主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民主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民主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伯克到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于民主制的习惯性看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民主的雅典，苏格拉底是被公众投票处死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民主绝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民主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民主转型国家因缺乏法治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与腐败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刘军宁对于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出来，至于怎么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的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后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村长怎么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新兴力量的出现
我们是否可以如外来观察者一样，期待企业家改变中国政治生态？但政治对于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似乎仍是某种受宠若惊的荣誉。刚刚成为政协委员的席殊难以掩饰这种兴奋，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说将要把更多的精力向非商业领域倾斜。我们很容易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的企业家比例的升高，或者尹明善这样的步入高级官员行列的商人的个案，刻意寻找改变的痕迹。但马立诚却并不那么看，事实上，他担忧的是，地方商人仍生活在官僚机构的影响之下，他们常常可能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联盟。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群体”上，它如克林顿所说的人均收入4000美元一样，是大多数政治分析家相信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重要的声音了。”刘军宁表示。但袁岳在多年的观察之后，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只是在收入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却没有相对一致的价值观。”
没人否认中国的公共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巨大的成长，价值也呈现日益的多元化，但袁岳更乐于承认，这种多元是表面化的：“真正的公共议题是人们形成一种公共沟通的方式，最终应该提供一个像集贸市场这样可以公开叫卖的地方，为什么西方政治争论得那么激烈？它就是一个叫卖集贸市场。”而目前的各种声音，往往是少量强势群体的声音，令袁岳悲哀的是，“财富成为人们考虑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而如果工具型价值变成目标型价值的话，这个社会是失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的0.45的社会尤其如此。出身于农村的袁岳抱怨说，社会中下层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
带有浓重口音的周鸿陵似乎并未被十几年来屡受挫折的乡村民主实验所影响。当记者与他在2003年2月20日交谈时，这个外表质朴、拥有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的理想主义者，继续向我们畅谈他的民主理想与公民社会：“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分别，也没有穷人的民主或是富人的民主的差异，在世界上没有第二种民主形式。”在周鸿凌用与他的外表与语言体系并不完全匹配的方式谈论“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时，周与他的支持者茅于轼的“天村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但即使周自己也承认这项备受海内外瞩目的试验，最终“标志意义大于实质影响”，尽管他的一位同事一再称村口的大嫂们如何支持民主选举。
令他备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为国家机构越来越接受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认，这种民主实验仍面临着它似乎无法克服的悖论：民主选举出的村长如何与上级委任的党委书记分配权力？而且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天村民主实验”多么像温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须得到当地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比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重要得多。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共同推动的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仍很复杂的争论，改革主要是要依靠体制内的主动变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贺卫方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贺卫方对于“大法官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贺卫方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乃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腐败、社会堕落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贺卫方一直为长期滞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亲和与尊严感的贺卫方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对于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而感到兴奋。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20世纪80年代始兴起于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民主化公开化的问题，包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民主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三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评价道。
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于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的浪漫主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了政协主席，什么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馆，而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民主与个人主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贺卫方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第六部分在渐进中变革
发出新芽的传统
于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于改革的经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出版了《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的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彼得?德鲁克与迈克?波特的著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于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近年来，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著作之一是该校的机关报纸《学习时报》主编的《落日辉煌》，探讨盛极一时的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为何最终衰落。“学员越来越年轻，思维也越来越开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教授目睹了这座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培训中心20多年来的变化，包括它越来越接近时代变化的课程设置。为他的话作注解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越来越年轻化与专业化，但王贵秀仍坚持，除此之外，党内的民主建设仍期待更大的动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6600万成员的组织而言……变革或说改变，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费孝通那一代
29岁时，费孝通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江村经济》。这不仅帮助一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在学术世界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在整整42年之后，同样是这本薄薄的小书，帮助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获取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像那一代很多杰出的人物一样，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不仅身经20世纪中国的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在《江村经济》出版的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书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
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之时，中国的知识青年也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彻底否定传统的方式，可以在言辞与情感的表达上获得快感，它能摧毁一个旧世界，却无助于建立一个新世界。比起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那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一代开始更多地借助于西方世界更为系统的学科方法，来观察中国。借助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社会学，费孝通通过对一个小小的村落的研究，试图揭示中国广阔、沉默的农村世界的秘密。
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所表现的风貌，似乎已成为旷世绝响。在1938年回国之后，费孝通先后在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工作。在炮火声中，几千名年轻人与他们的老师，唱着歌，忍着饥饿，徒步从北京穿越中国，来到昆明的大后方，在空袭的警报声中，他们创造了学术史上最繁荣的时刻。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回忆起那段时光：“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够严酷的，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社会学试图解释个体与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所有社会学家梦寐以求的题目。是全球市场与工业社会的兴起，造就了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而作为20世纪人类最壮观的实验场，中国是所有思想与学科最理想的主题。在被禁止这种探索整整30年之后，已错过最旺盛的创造年华的费孝通开始帮助中国开创自己的社会学传统。
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职务，还在一段时间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但这一切中，没有什么比教书、写作、实地研究更让他兴奋的了。
中国社会正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正像他所说：“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一直到90岁时，费孝通仍在继续写作。他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重温派克社会学》系列札记，借助于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的描述，他似乎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生气勃勃地探索社会的秘密，充满想像力地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你很难忘记那一幕场景，27岁的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外闹哄哄的街头闲逛，躲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讨论会的角落里，他那苏州口音的英语暂时还插不上话，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操着各种口味的英语发言，他也经常听不懂，他只好一个劲儿抽烟，在长期的烟雾缭绕之后，他似乎抓住了些什么。
我常对费孝通那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与智力冒险深感崇敬。他所留下的三项主要遗产，似乎已经失去了传人。首先，他坚持一点，理解一般问题时，最好的方法是研究具体，但是在进入具体环节时，他又没有忘记具体环节与更广阔的整体环境间的联系；其次，知识精英如何与大众社会产生联系，他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知识既是用来改进现实社会，也是为了完善自我；最后一点是他们的道德勇气。我从不相信，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只沉迷于眼前利益，缺乏更为超越性的目标，缺乏在面对压力时对道德与智力原则的坚持，这个国家能够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大学的幻像
两种力量正越来越危以及到今日的中国大学。首先，大学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会的压力，这所精神的堡垒已逐渐变成了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普通的机构；但另一种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气，它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对于大学的探讨从来都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化的争端。坚持她的纯净性，似乎就意味着不应理喻外界的变化，而响应社会的变迁，则往往就以丧失原则为代价。大学1000年的历史表明，高高象牙塔从来就不可能完全抵御外界的影响，在中世纪她训练教士，在贵族社会进行绅士教育、当民族国家重要性突出时，她就开始训练公务员、而当商业社会兴起，她则建立了MBA教育……当然，这种变迁绝非意味着大学仅仅是社会的应声虫，在很多时刻，她是一位激进的变革者，滋养着叛逆的思想，但在更多时刻，是保守运动的中心，对已经出现的新事物视而不见，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截取相反的例证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质。但归根结底，在过去的1000年中，没有比大学更富有连续性的机构了。2000年的柏林大学或许比1809年的柏林大学已有巨大的改变，但比起整个德国的变化，这种改变要微弱得多。
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改革的探讨，必须在一开始就要避开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比起世俗社会乃至政府的压力，北大面临的更严峻的困境是其自身精神的衰落，是其知识生产能力的薄弱。北大人必须首先清除已习惯了多年的幻想。在105年的大部分时刻，她并非有她宣扬的那样杰出，甚至更为糟糕。她的全部创造性与精神遗产，来自于蔡元培短暂的十年。在20世纪30、40年代，真正创造大学辉煌的是清华。而50年代时，她是行政系统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调整使她在基础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实力。在60、70年代，她的确重又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但这次激进却导向一个灾难性的方向。而在80年代，她似乎正在恢复原气，但是她的确并非是80年代空前活跃的中心，充其量她只是产生了几名迅速被遗忘的诗人。而在90年代，她又开始面临急速的滑落，在1993年时，她仍被《科学》杂志评选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但10年后，这个位置已迅速滑落，她在科学理论研究上的成果已迅速被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超过。在1998年百年校庆时，1978年以来整整两代北大人的全部精神遗产不过是一本《北大往事》，是的，这其中蕴涵了某种可爱的成分，但是更多的却是琐碎与意气消沉，以至于每一代大学生，都只能从蔡元培时代寻找光荣与梦想，并一再地把鲁迅这样的人物强制性拉入北大人的行列。
把大学最重要的三项职能，北大在知识生产方面已经乏善可陈，而在这个传统断裂的社会，北大也几乎未起到保持传统的作用，在屈服于世俗诱惑时，她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别的大学缓慢。而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北大并未给我们价值日趋混乱的社会提供价值参照，她也未能培养出试图改变中国气质的新一代，北大精神逐渐演变成某种犬儒主义，她过分强调片面的批判或干脆是逃避，过去的两代北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无力参与、更无谈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向。
“十五岁时，我第一次见到芝加哥大学，不知何故，我就感觉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阿兰·布鲁姆这样形容他的母校。这本出版于1986年的相当严肃的著作，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年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因为布鲁姆对于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伟大传统日益消失的大学的批评，激起了人们的普遍性情感--在一个价值观念日渐混乱的年代，还有哪个机构能比大学更适合扮演社会评判中心的角色，她既应该抵制世俗的诱惑、保持伟大的传统，又应该鄙视社会保守力量、催生更多的新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多数人心目，只有北大可能提供芝加哥之于布鲁姆式的情感。但是，她却未能提供，她越来越缺乏亨利·纽曼所说“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的感染力。
自从蔡元培时代以来，北大精神一直处于走向封闭的状态。我们相信，比起外界的压力，北大更关键的问题，是学校内封闭的、自我循环的体系。而改革必须从打破这种“自以为是”的幻像开始，鲁迅著名的溢美之词，只适合于20年代的北大。如果新一代北大人真的试图重新获得最初的辉煌，他们必须担负起这一代人必须肩负的使命，勇敢地迎接变革，而不是“白发宫女在，闲坐话玄宗”。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我曾是个dot-commer
证券交易所低级职员查理?辛在连续打了59天电话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晋见迈克?道格拉斯--一位金融大玩家--的机会，虽然只有5分钟。我承认在奥立佛?斯通的电影《华尔街》中，我对所谓的“8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谎言与赤裸裸的无耻”视若无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没有后台、却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赢得荣誉、财富、美女（那可是金?贝辛格）……
第一次面对张朝阳时，我或多或少带有查理?辛式的复杂情感。1999年的5月，36岁的张朝阳的身份令人绚目：MIT的毕业生，新兴数字经济的中国版本创始人；他还会在长安街上溜冰，在舞池里疯狂，在镜头面前把脚放在桌子上，他出入杂志封面的频率与刘德华、周润发不相上下，他甚至还敢到岳麓书院讲演中国如何“跨越三百年的自卑”……媒体与读者共同将张朝阳描绘成全能明星，在个性张扬率性的同时，具有发扬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使命感。
作为一本缺乏名声的杂志（《计算机与生活》）兼职编辑的我，将那次采访变成了一次潜意识的进攻。我试图不断暗示被访者，你面前这位年轻的记者是未来中国的沃尔特?李普曼。你不过是创造了中国的雅虎，而他则试图建立《时代》、《纽约时报》那样的舆论中心，你仅仅是他漫长的评论名单中的一个角色罢了。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知道眼前这个家伙幸运地遭遇了一场浩大的运动。
从《连线》杂志上我了解到，硅谷充斥了富有冒险精神与表演能力的年轻人，他们一脸满不在乎地就开了公司，然后就上市，然后就至少变成了千万富翁。我还知道，美国人将之称作dot-com运动，充斥着60年代自由、浪漫精神的加州，正在因为这场新运动而愈发浪漫。一些评论家甚至开始将之比作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我们时代的世界中心。技术、资本、青春、荣耀在这场运动中闪闪发光。
当财富与荣耀伴随着青春时，伟大的戏剧登场了。就像我这位22岁的年轻人，我无法不热烈地猜想着，马克?安德森这个25岁的家伙如何在网景上市（1995年8月）的当月成为了亿万富瓮，就像清华、北大的小伙子们都被杨致远的奇迹挑逗得坐立不安。我承认我们惊羡于财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视线被令人吃惊地撕开了。
我们发现，生活除了循规蹈矩--乖乖毕业、找份好工作之外还有别的选择，我们不一定要熬到头发灰白才有自己的空间。身在中国的张朝阳比马克?安德森与杨致远更具有穿透力与感染性。
1999年5月，我坐在光华长安大厦张朝阳的办公室，对面的被采访者向我讲解着他如何说服风险投资商，如何创办公司，以及入选《时代》全球数字精英50人的感受。我知道，空气里漂浮着一股挑逗与不安的气息，我希望5年后，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将比眼前这位36岁的老年轻人更富感染力与表演性，那时我也不过27岁。
1999年的夏天，北京的空气里充斥这种蠢蠢欲动的气息。我突然发现，我周围的同学都已经开始讨论休学创业的问题了，而在北大东门曾经拥挤了文学青年与艺术青年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时髦男女频率最高的谈话是“我做一个网站”。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名字变得如50年代的东风汽车、灯塔肥皂一样出名。人们说起pageview、VC、CEO、天使投资、dot-com这样的名词，就像说油条、豆浆一样娴熟。
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偶然与张朝阳、一些媒体记者与搜狐员工坐在安定门柳荫公园的一个酒吧里，人人在新经济的乐观气氛中飘了起来。张朝阳开始将《北京青年报》比作《华盛顿邮报》，将《三联生活周刊》比作《时代》，而他则是斯蒂夫?凯斯……
我的朋友王锋终于还是忍耐不住，他决定投身这场运动。据说那时的中国上空到处飘荡着美元与港币，只要一份漂亮的商业计划书，就可以分一杯羹。1999年9月，我正在痛苦地回到大学里继续学业，王锋在电话里告诉我诱人的前景，我知道自己不是马克?安德森那样的技术天才，也不可能一夜暴富，但是，我不想错过这股潮流。那个月《时代》的一期封面故事是：GetRich.com。而中国的《财经》杂志则以“网络成金”为题，采访了中华网、找到啦等九家网站，通往纳斯达克之路上铺面了鲜花与金子，中华网利用中国概念上市当天股价即突破100美元。一贯冷静的王锋在电话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激动，他的意思是，从内容上看，我们随便做一个网站就会一鸣惊人。我们对于dot-com近乎没有概念，只知道做一些漂亮的页面出来，就可能赚上一笔钱，至于它如何赢利，没有人关心。那个电话让我激动不已，尽管我没指望有太多的钱，但如果因为偶然上市而获得去哈佛读书的钱，那该多么美妙。不管这些钱是否到手，我匆忙搬到了一套租金更贵的房间去住了，我还没有毕业，已经有人愿意花8000块请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