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1)
1999年11月，这家50人左右的网络公司成立了。公司第一天开会的时候，没有人不激动。像所有dot-com公司一样，我们的CEO也是大谈期权（stockoption）问题，她脸上的自信与笑容极富感染力，新公司努力传达出人人平等、自由宽松、共同创造财富这样的气氛。这是当时硅谷公司最流行的公司模式，从最高领导到前台小姐，我们亲如一家。
我坚信，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工作时光是在这家公司最初的三个月度过的。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在标榜创意与年轻的网络公司，纪律要求是不合理且过时的。不管是《财富》还是《快速公司》，都向我们描绘了dot-com公司美妙的工作新世界。把帐篷与床带进办公室，穿着短裤与拖鞋走来走去，冰箱里应该塞满零食，流行音乐同样应该被引进以刺激员工的神经……
于是，我就每天昂首阔步地在办公室里横行，把CD音量调到最大，以便全公司人都可以听到黑豹的《无地自容》，我公开嘲讽我们的CEO，因为dot-com公司人人平等……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有过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我很自然地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公司，我甚至带有表演性地表现我的自由，两周以后，公司里所有的人都称我为“许公子”。新生公司内充满了混乱与迷惘，管理者缺乏管理经验，员工缺乏职业经验，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互联网到底意味着什么，dot-com公司的方向何在。我们在一团混乱中，热情高涨，迷惘地加着班、唱着歌。网站的发布时间，由1月推迟到2月再推迟到3月，最终4月6日那天，我们的网站开通了。
在此期间，dot-com的泡沫愈发美丽。北京的媒体记者们在各个网站的新闻发布会之间跑来跳去，“每日一站”的说法不胫而走。在中关村、在三里屯、在地铁中，dot-com公司的广告牌铺天盖地，类似“上我一次，终身难忘”的网站广告语成为一时笑料。
而MBA正在成打地归国。Chinaren的斯坦福组合，亿唐5位哈佛MBA的豪华组合，让人头晕目绚。其中一位MIT毕业生拿着《北京青年报》采访张朝阳的报道，去找到该报纸，询问他同样也是MIT毕业，也在做网站，为什么不报道他。关于哪家公司即将上市的猜测，充斥报章重要版面。而丁磊，这位网易年轻可爱富有的28岁创办人被《女友》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就连那些赖在互联网上无耻地聊天与留言的低级文学青年，都被称作网络文学作家、著名IT评论家。一家叫榕树下的网站甚至搞了网络原创文学大赛，以发掘类似台湾痞子蔡那样的水平低劣却大受欢迎的网络作家。Dot-com公司的创建者忙着与纳斯达克“第一次亲密接触”，网虫们则拼命用ICQ进行网恋以勾引到“轻舞飞扬”为己任，类似“网络小姐”这样的拙劣评选也令群众们激动不已。
在美国，纳斯达克的股票指数上扬势头似乎没有尽头，亿万富翁在硅谷随处可见。只有15岁的美国在线吞并了有着77年历史，有着《时代》、《财富》、CNN这样品牌的时代华纳公司，斯蒂夫?凯斯笑得灿烂如花；雅虎的市值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好几倍，后者几乎控制着全世界最主要的报纸；杰夫?贝估斯1995年创造的亚马逊书店在1999年底，已经超过了全美最大的图书连锁店巴诺书店，杰夫本人则成为1999年《时代》的“年度人物”；一家叫theonion.com，以发布滑稽、虚假的笑料新闻为主业的网站，因为股票价格的狂涨，声称要收购舆论重镇《纽约时报》，而香港的李嘉诚的公子李泽楷则以Tom.com惊人的奇迹给父亲以惊喜……新经济正在创造童话般的奇迹，对于年轻人来说，世界如此美好，历史要重新洗牌了，就像当时美国电视台正在播放的《硅谷海盗》，年轻人将取代传统世界，成为新的主宰……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2）
2000年4月10日的股市振荡，给中国的dot-com带来的影响是逐渐扩散的。在狂热达到颠峰之后，危险即将出现。在最初的蜜月期过后，网络公司标榜的自由平等开始褪色，我们这些dot-commer必须正视一个正规公司必然面临的管理与方向问题。风险投资突然变得不像那么容易了，但所有的dot-commer们都在安慰自己，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耐心地等待反弹。无论如何，曾经的狂欢感没有了。一个月过后，关于网站即将大批死亡的流言开始出现了。几乎所有的dot-com公司都没有找到赢利方式，他们都清楚所谓的网络广告只是杯水车薪。那些资金有限的网站看来只能撑到破产那天，天使飞走了。甚至有一个传闻，某家网站在拿到一笔钱之后，不做任何市场开销，员工每月上班坐着，拿双份工资，这样支持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5月份，我在与最初的公司变得彼此无法容忍，而我又需要更多的空间时，来到艺龙（www.elong.com）。该家公司的两位负责人，显然也是dot-com浪潮中典型的创业者。唐越与张黎刚不过29岁，他们是在美国上大学时的室友，共同在麦当劳打工。前者在华尔街浸淫多年，对于资本市场的细节了如指掌，因为成功地完成mail.com并购e龙，而被媒体评为做坐拥5亿身价；而后者则于1998年辍学于哈佛，加入搜狐参与中国网络圈地运动。他们的亲和作风与美国背景很容易就打动了我。
这家成立于1999年4月的公司，在一年内由4人膨胀到500人，在中国9个主要城市设有分公司，每月的花费是150万美元。公司内走动着大量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们同样热情但却并没有对应的创造性。但是，在参加了两次公司高级经理会议后，我开始意识到低效与缺乏规范是所有年轻公司的特性。尽管公司的领导人充满才情与坚韧，但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管理500人的公司，的确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在硅谷的自由作风蔓延了太久之后，最终这种自由与公司的发展是相抵触的。
2000年9月开始，dot-com的大幅度降温已经开始。我已经在网络公司浸泡了将近一年。9月时，这还依然算是时髦的职业。我每天早晨天一亮就钻进地铁，然后进入写字楼，看一天电脑屏幕，下班时，太阳已经没有了。我承认，自从9月起，一种沮丧情绪在网络公司内肆无忌惮地流行着，这种沮丧似乎是对一年前的热烈狂欢的报复。网易与搜狐公司的流血上市，让那些以纳斯达克为终极目标的dot-com公司有一种被遗弃感。赢利与烧钱率，成了“上市”之后的最重要口号，但是，如何去赢利，如何让自己活得更长，那些在一年前充满想像力的dot-commer们一下子灰暗了。
裁员，加剧或者终结了这种沮丧感。自10月以来，一些曾经牛气冲天的网络公司传出了裁员的消息。我们以为钱永远花不完的renren.com、Tom.com、亿唐传出了这样的消息。在美国，雅虎、亚马逊这样的新经济偶像的当季度财务报表显得极不乐观，更糟糕的是传统IT公司如戴尔、英特尔的表现也不尽人意。Dot-com公司的高工资也开始被人怀疑了，那些被扫地出门的年轻的dot-commer们在欢乐了一年之后，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值钱。Chinaren被搜狐并购后，一位被裁掉的、只会作拼贴功能的内容编辑求职时，开口要价是8000元。当唐海松、张朝阳、唐越、陈逸舟这样的年纪稍长者体验了千万美元的诱惑时，那些刚从校园里出来的更年轻的dot-commer们则体验到高工资的快乐。而那些曾经沸沸扬扬的年轻的校园创业者，大部分都灰溜溜地回到了校园，他们没有让自己变成神话。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2）
到了2001年1月，已经没有人反对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美国的dot-commer正在大批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新经济公司。在硅谷到处有旧电脑拍卖，记录了这里往日的热闹。我在2000年12月决定离开网络公司，混乱、无序与枯燥的生活开始令我无法忍受了。此时仍旧在报刊频频露面的张朝阳已经开始试图用公司的钱购买股票，但搜狐的价格还是徘徊在1美元以下。从美国到中国，曾经以dot-com后缀为时尚的公司，今天都以此为耻辱。
宴会结束了。飘扬在硅谷上空的“技术、财富、平等、青春”的旗帜，令纽约、巴黎、北京的青年同样热血沸腾的旗帜降落了；洋溢在dot-commer脸上对灿烂前程的极度渴望，参与历史进程的骄傲感消失了……
作为这场运动临近尾声的参与者，我心怀莫大感激地回忆起这场运动。没人否认dot-com运动在商业上是失败的，就像那些批评者所说的，那些dot-com公司CEO更象五四运动街头的讲演家，而不是试图赚钱的商人。但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衡量这场运动是愚蠢的，就像仅仅从政治角度衡量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来说，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有效的促进作用。美国青年或许从中看到了一夜致富的可能，看到创新能力的被尊重，但对于中国青年来说，它激发了我们一直压抑着的对于生命多元化选择的可能。不管是唐越还是唐海松，他们不仅从美国带回了美元，更带回了美国式的思维方式。那些刚刚从学校来到dot-com公司的年轻人，发现自己被尊重，发现他们的公司领导推崇想像力更甚于服从，或者干脆通过张朝阳夸张的行为意识到，把脚放在办公桌上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一次启蒙运动，由于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它的启蒙效果比仅仅的学院派的呐喊有效得多，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魅力。就像1999年的5月，我看到36岁的张朝阳，他让我感到生命可以富有戏剧化，可以充满激情，可以故作姿态，这一点也同样激发了无数中国青年。或者是闹剧式的休学创业，尽管它催生了一群蹩脚的青年创业者，但它的确在像更多的年轻人暗示，你可以暂时停下你令人恶心的功课，过一段时间别的生活。
我愿意相信，不管是张朝阳还是唐海松、唐越、张黎刚，他们是中国走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与美国的资本给更年轻的中国上了一课，有关梦想、激情、平等、自由、创新、全球化的一课，这一课是他们在美国浸淫多年才学会的。这些优良特质帮助那些更年轻的中国青年更早地学会了西方世界的基本游戏规则，激发了他们过早夭折的梦想的能力，也让更多的中国其他阶层认识这些特质的重要性。就像我的父母在看到那么张朝阳在电视上大大咧咧的模样后，再也不过问我的长发了；或者是中国大学的领导终于了解了西方大学的一个基本传统：休学，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无比坚信在这股dot-com风潮鼓舞下的中国年轻人中，会产生一批比张朝阳们更出色的人群。他们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记者、艺术家、作家或者大学校长，他们是在dot-com标榜的梦想与激情下成长的，却又不仅仅将自己放置于简单的高科技商业环境内。
当然，我不会否认在任何一场运动中，大多数人永远是盲从与愚蠢的。就像所有人都误解dot-com仅仅是一种追求财富的集体行动。算了，你们愿意误解就误解吧。对于更多的普通的中国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参加了这场可爱的狂欢，大把地花着别人的钱，然后为自己的青春无理由地喝彩。尽管，他们将来注定平庸，但至少他们拥有了可资回忆的东西。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1）
两个意兴盎然的历史细节适合于我们试图描述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美国卷入了一场铁路投资的热潮中，这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海盗式的个人主义时代，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贩子与无赖匆匆建造了两倍于实际需要的铁路，铁路的股票价格从迅速攀升到一落千丈。“1865年至1895年之间的这代人早已被抵押到了铁路上。对于这一点，最清楚的莫过于他们自己。”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后来评价道。第二个插曲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次谈话中，好奇的发问者逐一询问那些见证人在各自战争中做了什么，其中一位的回答平淡却极富震撼力：“我活了下来。”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里程碑。”张朝阳在2003年10月份为搜狐公司5年以来获得的第一次全面赢利而兴奋不已，尽管它在这个季度的净收益不过112000美元，并匆匆地宣布要重估中国的网络时代，其自信神情仿若他在2000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断言“互联网是永不破灭的泡沫”。与此同时，网易与新浪似乎也终于挺过了它们在过去两年中各自面临的风雨飘摇，它们竟然赚到钱了。而坐落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的马云再度召开了“第三届西湖论剑大会”，该公司的PR经理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我们（举办的活动）的影响非常大。”
可是，在一场风暴过后，谁还会去真正关心这些幸存者，人们的眼神早已转移到照耀过来的阳光，媒体与公众从不掩饰自己的势利眼，它们只喜欢“新新事物”。即使伟大如丘吉尔，他带领英国人走出困境，但选民还是抛弃了他，人们需要新生活，而并非一位战时首相。我不否认，这是一次仓促的评选，这次专题的参与人都具有某种dot-com情结。在我们的青春岁月中，那些dot-com创办者代表着光荣与景仰。我们试图大胆而武断地将1997~2002年称作“dot-com时代”，它不同于“互联网时代”，前者的主角是在这场技术革命中迅速获得声名与财富的英雄（或暴发户）们，而后者则意味着一场更缓慢与深刻的变革，前者是后者表面上最绚烂的泡沫。
15是个随机的数字，我们当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人选，其中包括一些不知名却作用关键的人，而入选的一些人或许也有凑数之嫌。我们甚至很难为“幸存者”下定义，标准是他们经营的公司营业额，还是他们的个人声誉与资产缩水得比较小？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习惯，煞有介事地归纳出他们幸存的15个理由？没有比这种努力更荒唐的举动，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管理学大师与管理学书籍都是顺风草，他们归纳的一切成功之道在危机面前都不堪一击，况且现实是如此复杂，Ａ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Ｂ也能做到。而他们的转型似乎也缺乏更多的意义，无非裁减了员工，降低了成本，广告收入增加，或干脆如ｅ龙公司一样，它已是一家旅游公司，网络业务成了鸡肋，对于新业务而言，电话比鼠标更起作用。或者并未进入评选视野的唐海松，他创办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而最初融来的几千万美元据说仍锁在保险柜，等待一点点被消耗。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目的并非在于探讨他们未来可能怎样，而是他们曾在过去5年中的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置放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内，他们具有何种意义？
互联网革命仍在继续，最近的数字统计表明中国已拥有约5000万的网民，而这个数字在1997年是62万。5年中，它增长了48倍，这个数字对于中国社会更深远的影响，并非在于商业领域（至少在个人消费指数上，他们不值一提），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商业模式也未造成足够的冲击，PC业巨子柳传志进入网络业也仅仅留下了遗憾，这些幸存下来的dot-com公司，仍像薄薄一层皮一样附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上。但是，如果将眼光放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上，互联网的影响则超出了最初所有人的想像。谁能想到陈彤在1997年开始的四通利方体育论坛日后会变成一支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dot-com公司更加放松的工作方式会迅速传染到北京、上海、广州几乎所有的公司；ICQ与QQ和短信、E-mail一样对于新一代中国青年的心理产生了仍无法估计的深刻影响……所有人都在感慨“这世界变化快”，但如果你沉静下来，过去5年中，你感受的生活节奏比以往都要快，知识与情感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在迅速更迭，它就像网络世界流行的“一夜情”一样转瞬即逝……没有人能否认，网络在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中或许是最重要的助推器。而这一切加速度，都是在帮助瓦解一些陈旧的价值观--迟缓的、官僚作风的、生硬的、乏味的，当然，这种加速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的混乱感。
第七部分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泡沫之后的幸存者（2）
也就是说，网络其最初的倡导者dot-com公司，充当了中国社会极度缺乏的活跃因子。在过去20年中的商业领域，私营企业是主要的改革推动力，但在20世纪最后几年，dot-com公司则前所未有地、突然间地打开了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眼界，使他们更真切地目睹了整个商业世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尽管按照纯粹的商业统计数字衡量，张朝阳、丁磊们的公司可能仍比不上温州的一位不知名的打火机制造商的资产。
“利用我们的（宽带）技术，启蒙将像水龙头中的水一样流出来，它将带来整个国家的启蒙。”田溯宁对美国记者大卫?谢夫（DavidSheff）讲道。《连线》杂志的特约记者大卫?谢夫于2002年5月出版的《中国的黎明》一书，为我们理解在dot-com时代的明星人物提供了某种有益的提示。这群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利用世界最领先、时髦的技术与国际资本，对中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尽管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对此懵懂无知，或干脆就是投机分子或是贩子。中国从未像1997~2002年间，如此热烈地对世界潮流做出反应，追随它并克隆它，尽管他们的创造性相形见绌。他们无意之中加快了中国社会的行进步伐，更加迅速地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结构。
互联网对于中国更深刻的影响尚未展开。即使在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一位重要的网络思想家大卫?温伯格（DavidWeinberger）也在宣称，人们仍未意识到互联网的真正价值，它成为了金钱与巨大的名声的受害者。人们本能地将互联网与dot-com百万富翁、IPO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互联网的真正作用在于它鼓励了人们间的交流，正像温伯格所说：“互联网鼓励了人们在大众媒体时代不可能进行的交流。”他甚至不无夸张地宣布，互联网是对人性的再一次颠覆，我们重又开始体验交流的乐趣、智慧的分享，它拒绝了工业时代的极度功利化倾向。大卫?温伯格过分强烈的网络预言家的色彩损害了他的思想可信度。但对于中国而言，互联网无疑可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过度轻信技术对社会与思维的改变是错误的，但对处于传统断裂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我得承认，互联网在过去5年中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所有人估计的都大。
显然，我已经过度地脱离了主题。让我们回到我们试图记住与评论的dot-com英雄吧。像所有昙花一现的明星一样，他们肯定在某些方面天赋异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一股无法言说的潮流（中国人对于财富、技术、全球化与绽放的青春的饥渴感）一下子推到历史的前沿，连他们自己都吃惊于迅速获得的一切。这时候，真的考验到来了，你是继续纵容自己沉浸在天旋地转中，还是清醒地意识到现实而将获得的一切转化成真正的建树（就像斯蒂夫?凯斯的作为，不管怎样，他造就了一家超出人们掌控的庞然大物）。我们尊敬那些在退潮后依旧孜孜不倦的耕耘者，他们努力使自己活了下来。但是，他们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是，那些成就他们的社会风尚已经抛弃了他们，即使他们继续赢利，只要没到达一个巨大的利润数字，他们就不会再引起公众的兴趣。当然，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仍是最大的幸运者，如果不是那股风潮，他们或许要奋斗一生才能勉强获得退潮后现在的地位。
但是，身处从来都追逐时代风尚的媒体，我不得不充满忧伤地对这些幸存者说，是的，你们活了下来，但是，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等待一场全新的戏剧。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苍白的商业领袖 脆弱的全球雄心
“我们可能创造新的标准。”在大多数时刻，田溯宁总是雄心勃勃，他相信中国的宽带用户超过1000万时，中国将可能变成世界通信市场的主导者之一。美国智囊机构的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调查响应了刚刚上任的亚洲网通董事长的热情，它的分析表明，中国有可能在亚洲的电信市场超过日本而成为行业标准制定者，它甚至用了这样动情的描述，中国有机会填补亚洲信息业的真空。
在田溯宁的坐标中，伟大的企业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他无比着迷于时代、伟人与雄心的单纯故事。在网通公司的一份内部讲话中，他还提到新一代中国企业正在扩张的力量，其中包括他那位过分沉稳的朋友杨元庆，杨元庆使联想集团成为亚洲最重要的PC制造商，而他最近最热衷于思考的问题是国际化，在联想变换标识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称在3~5年内要使海外市场的收入比例提高到25%~30%。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际化成为中国商业世界最热衷的话题，对于本土化议题热情相对减弱，暗示了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信心。就像TCL的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喜欢的思维方式，既然韩国的三星与LG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TCL为什么不能把手机与电视卖到越南与俄罗斯去。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商业世界，他们缺乏同行者。尽管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对商业的盲目崇拜，但商业却从来缺乏其真正的意义与使命，它仅仅被理解为财富积累的数字。对中国最闪亮的企业明星而言，他们或许在热情地谈论全球化，却很少思考公司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几年前的dot-com不无相似--人人相信它是一股不应错过的潮流。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大多数时刻，与中国杰出企业家的谈话是乏味的，他们缺乏与那些已获得的荣耀相匹配的智慧与雄心，当视野离开自己的公司转向更广阔的行业背景（更不用说社会背景）时，他们的思考更显苍白。
尽管对于商业根本意义的探讨至今仍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满足了人们冒险的欲望。经济学家特比特甚至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视作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当那些雄心勃勃的探险家与国际贸易贩子变成了办公间循规蹈矩的文员时，资本主义的覆灭之日就已到来。而另一点对于近代商业成长同样至关重要，即它需要相应的智力源头。经济史学家相信，工业革命的智力起源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建立科学的倾向”与理性原则，塑造了近代经济世界的雏形。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期时，你会很容易发现，它的智力源头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未来学研究，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是今日美国商业世界的最好的预言。
张维迎，中国最重要的企业理论研究者在2002年参加亚洲企业家年会时不无忧伤地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是所有参会人谈论的焦点，却没有中国企业家入选亚洲最佳企业家。这个简单的插曲，暗示出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中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国企业却并未起飞。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军发现，印度维持了中国一半的经济增长，但它最大的私人企业TataGroup的销售额在1995年就达到了72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希望集团在1999年的销售额不过6亿美元。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中国自己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持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
在某种意义，与其说中国企业家创造了历史，不如说他们被一股更大的历史潮流推向了舞台中央，与其说他们独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如说他们在整体迅速增加的财富中侥幸地分到了更多的一部分。在繁荣年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的表演者，但只有危机时刻才能真正检验一个领导人。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掩盖了中国商业世界的种种不足，包括商业精神中至关重要的冒险精神与创新意识，我们更缺乏培育这种精神与意识的智力源头，尽管商业常常是行动的意识，但思想却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伟大的商业领袖尽管并不需要是哲学家或是思想家，甚至不需要读过什么书，但他却往往拥有预言家式的直觉，就像亨利?福特深深意识到美国式的人人平等精神的重要性--为此他要为所有人生产T型车，而这一点就是智力源头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当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一个世界性的舞台竞争时，一切弱点就会暴露得更加鲜明，那些令中国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很多方法将会失效。这时候，你就需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雄心，这种雄心往往来自于天性中对荣耀与冒险的偏爱，他渴望使世界变得不同，他相信自己能为这世界增加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所幸的是，当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时，所有国家的杰出成果都可以变成中国企业家的智力源头，但就最终而言，它仍需要本国的智力储备的发展。
凡雄心勃勃总是令人陶醉，但对于中国新一代商业领袖而言，他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成功背后的某种偶然因素。当全球性的竞争来到眼前，当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恶化，他们的考验才会真正到来，他们在心理与智力上的准备仍过分不足，他们对于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真正的荣耀、权力与冒险，还没有完全学会欣赏。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大师，还是巫医
“我对此持有矛盾的情感。”杰弗里?雷伯特，一位号称写作了电子商务圣经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在2002年5月对我表达了他对管理大师（ManagementGuru）这一名词的看法，因为这个名称下隐藏了太多的江湖骗子。在一个月后与约翰?科特的见面中，这位世界最权威的领导力专家甚至对这个头衔避而不谈，在他心目中，只有商业思想家，而没有什么所谓的Guru，只不过比起已经历经千年的哲学或是几百年的化学与物理学，商业思想的历史仍过于短暂，但这并不意味它无法发展与前者匹配的思维深度。
在过去的三年中，管理学成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学科。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迈克?波特，在中国社会赢得了摇滚明星一样的声誉，他们的著作在街头的报摊与学术性书店内都随处可见。美国的商业书籍出版业是在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的带动下繁荣的，而形形色色的大师们（他们大多数都拥有名校商学院教授的头衔）则造就了中国的商业书籍的繁荣。
“核心竞争力”、“知识社会”、“价值链”、“组织再造”这样的名词不仅挂在那些新兴的商业阶层的口中，他同样也是为各行业的精英人士所熟悉。在中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培训机构中央党校的书店里，仅挨着马列主义名著的是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不断强调的一点，是要将6600万成员的党组织发展成一个“学习型组织”。
正如50年前在美国备受冷落的爱德华?戴明在日本找到归宿一样。那些在9?11与安然事件引发的商业危机中束手无策，并与明星CEO一样大幅缩水的管理大师们（其中有些是更早过去的），在中国寻找到荣誉与尊敬。
三个主要原因造就了眼前的现象。首先，时代的风尚已经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哲学家、小说家与诗人站在舞台中央，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老大哥或是60年代的解放军一样。而90年代则是商人的时代，社会的能量被转移到制造财富的领域。于是德鲁克、彼得?圣吉们取代了萨特与尼采，他们要肩负起给新崛起的商业社会赋予意义的责任。
其次，对管理大师缺乏鉴别力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商业阶层对商业的技能饥渴与巨大的焦虑感。当他们发现国际潮流越来越不可阻挡，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他们自身又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时，他们本能地借助一些显而易见的符号，就像中国企业家如此热衷于为最新的管理书籍作序（这一点在今日的台湾社会仍然盛行）。
这种焦虑感很快传染给整个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价值观的混乱。一个旧传统已经日渐死亡，那些陈旧的知识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与国际化的社会，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于是，管理学知识与互联网技术，成为人们理解中的新社会代表的意识形态。
但在这些表面的变化之下，一些根本的特质仍未改变。在80年代我们阅读《河觞》，相信文化决定一切，蓝色文明代表未来，90年代我们阅读《连线》杂志与《管理学大全》，相信技术与管理能够决定一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将这种思维方式推到100年前，那时候，我们相信革命能够解决一切，接下来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各种决定论，造就了思维的单一化，和整个社会心理的盲从性。
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两位《经济学人》的记者约翰?迈克莱维特与阿德里安?伍德里奇将管理学大师称作“巫医”。知道为什么雷伯特与科特都不喜欢ManagementGuru这个头衔了吗？他们的新思想的确值得我们多人理解，他们正在为商业社会寻找更好的游戏手段，但是，如果你误以为他们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都将“改写规则”，或是“帮助你重新理解世界”，那么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巫医”了。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除了杰克?韦尔奇，你还有别的榜样
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领袖？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罗在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生为领袖，而非后天造就；他们创造哈佛商学院案例，而非学习案例。当然，你不用过于悲伤，因为在泰德罗教授心目中，惟有亨利?福特、托马斯?沃森、安德鲁?卡内基之流才称得上伟大，因为他们塑造了现代商业的模式。至于在过去20年里风行一时的杰克?韦尔奇，泰德罗显然认定他尚未有资格获得历史地位。
这或多或少会让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们略感不安。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于2002年初进行的嘉宾问卷调查中，26位嘉宾在“正在读的书”一栏中填上了《杰克?韦尔奇自传》，他们中既有老牌的刘永行、柳传志，也有新生代的王树彤卓越用前CED、于干（新华在线）。
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官员外，企业家是《对话》栏目几近不变的嘉宾。当然，出于对新闻事件与个人魅力的强调，这份名单不可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工商界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它不得不遗漏一些同样举足轻重的企业的负责人（包括中国石化、宝钢等），另一方面它又过于钟情dot-commer（不厌其烦地就新浪、8848、搜狐这样缺乏实质影响力的公司进行讨论）。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份调查依旧是中国范围内最好的调查之一，因为《对话》栏目至少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今日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他们或许缺乏创造力地不断谈及柳传志、王石、吴士宏、张朝阳乃至张继升，但在依旧十分贫瘠的中国商业领域内，他们的确是惟一听得到的声音。
在从未有过企业家传统的中国，柳传志、刘永行至多能将自己的传统上延至胡雪岩。我们或许有过徽商与山西的银票，却从没见过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我们的近代企业机制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向外人学来的，这些企业主就是作家茅盾笔下的“民族资本家”，法国汉学家白吉乐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很快被抗日战争与内战所终结。紧接着，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值得唾弃的群体之一（甚至不如知识分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机倒把”依旧是一项罪名，但是企业理论开创者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对企业家的定义即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没人能预料到90年代后期的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商业行为奇迹般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过于突然，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暴发户式的铜臭味），企业家被赋予了他们自己尚无法驾驭的声誉与意义。在政治与文化这两条线索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家所进行的商业活动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你可以理解一位叫吴士宏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何突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或是倪润峰在彩电降价上缺乏想像力的举措如何一次次地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
传统与创新、全球化与民族情感，这两类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相当部分的力量转嫁到了中国企业家的身上（这两类冲突在中国又尤其强烈）。他们一方面要在一片荒原上创造出自己的商业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进行尝试，政策上的限制与这个社会对于失败的鄙视都令他们的探索谨小慎微。从进入股票市场到对产权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成果与挫折表露业中国改革进程的加速与放缓；他们刚刚准备从外部世界寻找经验，却发现这些叫IBM、惠普与杰克?韦尔奇的老师们迅速加入了竞争者的队伍，况且那些拯救克莱斯勒、缔造松下的经验似乎也不那么适合“挽救巨人”……同样的，这些最初由于勇敢或侥幸而成功的企业家，并未全部因为财富的增长或是地位的提高而获得相应的能力，很多人依旧被自己天然的缺陷所左右--眼光狭隘、农民作风、任人唯亲、不求上进、缺乏诚信。90年代中国商业界上演的闹剧，从点子大王到牟其中再到三株口服液的兴衰，与欧?亨利笔下的20世纪初的美国闹剧世界异常相似。但是，没人否认一些更为严肃的商业精神正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那些成熟国家的商业经验正在被迅速接受。一本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在1996年时依旧备受冷落，但到2002年初却已备受关注，它倾心的群体已经以相当整齐的阵容不仅凸显于中国社会，更成为中心话题。
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还原成了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由中国企业家群体领衔主演、对抗或拥抱跨国公司的进攻与诱惑的一出正剧，泪水与欢笑交织，结局可能还算美妙。2002年很容易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元年”，它标志着至少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它至少可以先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家要在与老师们的竞争中学习与成长（你会在《对话》节目中看到，中国的CEO们多么渴望与伊梅尔特这样的世界级CEO交流）。
所以，《对话》栏目这份调查结果，多少暗示出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它以商业为例，却远远超越了商业范畴。对于历史感深重的中国人来说，未来10年的发展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商业的崛起社会的发展
大约在75年前，哲学家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伟大的社会是商人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财富》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将这种使命感推向极致，他认为商业即是“社会的核心”，使商业行为保证了对自由市场的严格要求，从而确认了自由社会的基础。但一直到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企业才真正赢得美国社会的尊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铁路公司为标志的大型公司开始建立，但伴随它的是公众间流行的强烈的不信任感。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同时展开，从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报系之争到黑幕揭发运动，我们看得出这种转型过程中蕴涵的喧闹与丑陋。从纽约到芝加哥到洛杉矶，人们迫不及待地冲进城市，却发现这里肮脏、混乱、道德沦丧，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屠宰业、钢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当空气中蔓延着不满时，刚刚发展起来的、不被外人理解的超大型企业就变成了发泄对象，政府与公众都不明白为什么洛克菲勒、J?P?摩根怎样会有这么多钱。对于标准石油公司的肢解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反商业潮流的盛极而衰。而美国的企业在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探索之后，建立了以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安德鲁?卡内基、J?P?摩根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王国，他们以自己天才的想像力在完全缺乏规则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缔造了现代美国商业。
怎样高估这些巨头对美国的贡献（与危害）都不为过。尽管商业传统从13世纪的威尼斯就已出现萌芽，在英国、德国、法国同样出现过商业帝国的建造者，但商业行为在欧洲社会中始终处于贵族阶层的压力之下，它从未真正获得自己的尊严。只有在宗教精神淡漠、民主意识浓厚的美国，商业才最终获得了压倒性的地位，它甚至将文化、艺术乃至政治包含其中（同时对这些领域造成极大的侮辱）。美国联邦政府正是在与大型公司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今天的巨型政府的；是J?P?摩根挽救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就是联邦政府接受了这次教训于1913年成立的；亨利?福特不仅仅制造了那些T型车，他同样因为给出5美元的日薪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它更是自由、随心所欲的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企业家不仅是赚钱机器，他更是伟大的梦想者与发明者，当然他们也常常犯下致命的错误，今天的美国依旧活在过于浓重的商业气氛的压抑中。
倘若是公司精神缔造了现代美国传统，中国在等待何种改变？中国企业家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一个刚刚决定放下一部分权力、无所不包的大政府，他们的一部分群体甚至还不能决定自己一手创造的企业是否真的属于自己。
他们面前有很多榜样，美国模式、德国制造或是日本与韩国方法。他们与最后一类有些接近，日本与韩国的企业领袖们都仅仅利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奇迹。在一片废墟之上，他们建立了三星、现代、索尼帝国，他们也经历着东方传统的断裂与西方势力的介入。但是他们的弊端在成功之后也暴露无遗，政府对公司行为的过度介入，造就了庞大的企业帝国，也造就了裙带关系背后的腐败。况且日本与韩国疯狂的工作精神背后缺乏真正的信念，他们确实按照设想像西方一样富有，却发现物质富足并非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的商业意识锻造了各自国家性格的基础，而战后日本与韩国大企业的终身制与偏执狂式的工作习惯则塑造了今日的东亚性格。不管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意识到，作为今日中国社会最富表现力的部分，他们正在帮助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家性格，这在一直以意识形态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尽管存在诸多偏差，我们还是可能从《对话》栏目这份不够精确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家身上令人欣喜与失望的表现，这种表现折射出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某种形态，作为致力于推动健康的现代化进程的媒体，《经济观察报》希望对其进行富有理性与建设性的分析。就像乔治?索罗斯不断强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具有“反射性”的特质，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自己对待环境的态度，并依据这种不断改善的理念行事，最终我们有可能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现实世界。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企业家”这个词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审美疲劳。2004年6月，我站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沙漠内一个名叫月亮湖的绿洲中。在那个造价超过1亿元的度假村中，超过100名中国企业家努力向当地政府与在场的媒体表明，他们将致力于改善该地区日益严重的沙漠化倾向，他们成立了一家SEE生态协会，并捐助了超过400万元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