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一个有趣的场面。与会者是今日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群体，在一个过分推崇物质力量的社会，企业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与英雄，而他们所谈论的则是最时髦的话题--环境保护。在我们的时代，环境问题已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没人敢对它提出任何轻微的质疑。这种结合最终使这一场面变成了一桩大肆张扬的“环保事件”，变成了又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典案例。
但自始至终，我被一种轻浮感包围着。我对于他们绝无成见，其中的一些人是我相当好的朋友，我也相信他们是出类拔萃之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相当诚实，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于环保所知甚少。
是什么原因令我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本能性的抵触情绪？他们被谈论得过多了。这个群体被赋予了他们不该有的意义，杰出的商业作家吴晓波在他最近的新书《被夸大的使命》中说：“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的确，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潮流，在多年的物质匮乏之后，中国人对于财富产生了罕见的饥渴感，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充满羡慕与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大学生、娱乐明星之后，企业家成为了新的风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认，张朝阳、王石们在90年代末期拥有的影响力，与朦胧诗人在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类似。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竞争被粗暴地解释为企业的竞争，而企业家则成为这一新的战场的领导性人物。他们还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味道，他们被视作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新生力量。
正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被过度诠释之感。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特比特天才性地将企业家视作经济发展之源，他们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英雄，他们精明、雄心勃勃、无所畏惧、有远见。但简单地将这种描述平移到中国语境内却行不通。在这个只拥有20年商业传统的社会中，他们被突然推到了前台。一直以来他们为自己的生存疲于奔命，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充满机遇，如果运气得当，或是胆量足够大，他们会获得超出自己意料的成功。但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之处，他们尚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哲学，更没有传统可以承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社会事物进行发言。如果你试着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言语乏味，见识平常。对于这一点，张朝阳相当诚实地说：“我刚刚摆脱生存的压力，或许再过上几年，我才会思考更长远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供职于这家商业报纸。我已经受够了在每一次论坛上都见到的那些熟悉的面孔，他们的思考与谈话能力很少给人以新意，我也受够了我的同行们对于企业家们事无巨细的报道，拼命地为他们的行为寻找更深的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够引导与表明这种变化的绝非是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是知识分子与实业家的结合体，他们拥有前者的思维与后者的实践能力。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是：“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这听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感慨吗？或许是的，但我想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意思。让我们跳出那个故步自封的小圈子，将触角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真的试图承担熊比特所描述的使命，他们决不能只谈论自己，我们也决不能只谈论他们。他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成功的偶然性，而我们则要祛除那深入骨髓的轻浮的时髦心态。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转变中的富人角色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J?D?洛克菲勒曾对前来拜访的亨利?福特告别说：“再见，咱们到天堂里再会。”福特回答说：“您如果能进天堂，准会再见到我的。”当洛克菲勒在1937年逝世时，这个98岁的老人终于彻底摆脱了困扰他大半生的指责--冷酷、贪婪、无法无天的“强盗资本家”。在20世纪初他仍被视作残忍的托拉斯大王，而现在，当初攻击他的报纸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一位曾质询过他的检查官赞扬他是除了罗斯福总统外，美国最伟大的公民。《圣经》说让富人进天堂，像让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充满难度，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还是顽强地让骆驼穿过了针眼。
这个例证能给今天的中国富人们提供某种安慰吗？在刚刚过去的半年中，这个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兴旺起来的群体饱经折磨。他们拼命地规避《福布斯》这样的机构对于自己财产的计算或是推测，因为，“致富光荣”这样的口号有着历史更为久远的对应物“枪打出头鸟”。他们中间的三位著名人物遭受着各自的磨难，刘晓庆在狱中，杨斌被扣押，而仰融则逃避着种种指控而滞留于洛杉矶。对于他们的指控每一样都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都逃了税并进行了违规的操作，官员与民众都相信他们是国家财政收入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那些并未呈现明显问题的富人，也面临着种种名誉不佳的嘲笑，就像黄巧灵对《时代》的愤怒。这份杂志将之描绘成一个建造了自己的白宫的典型的暴发户，但黄巧灵的抗议与《时代》充满偏见的误读并未能抵消公众对这些富人的流行评价，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并通过骄奢淫逸的方式来展现财富。
但就像美国政府在1910年对标准石油公司行使的反托拉斯法一样，中国政府对于富人的查税等一系列举动也远远超出了商业上的意义，它们都反应了转折时期商业与政治的尴尬关系。在新规范尚未确立之前，它们都在紧张地摸索着自己的正当角色。而富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则证明，我们的时代已陷入多么严重的价值混乱的境地。尽管美国的富人在20世纪初与中国富人在今天的遭遇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问题的解决方式却仍值得借鉴。
据说J?P?摩根的游艇上悬挂着三面旗，依次为英国国旗、摩根银行的旗帜、美国国旗。就像政治评论家菲利浦?凯文在2002年出版的《财富与民主》一书中指出的，19世纪末的富人力量使政府相形见绌，当1907年金融危机到来时，是摩根而非政府挽救了美国。在1861年至1901年间的商业热潮中，美国最富人口的财产增加了10至20倍。而深刻的经济危机在1893年席卷美国时，政府与公众将罪过归于巨富身上。尽管其中充满了不公的情绪发泄，但凯文相信，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反托拉斯、建立美联储（1913年）等诸多努力，是为了重新平衡政府与富人之间关系，后者正逐渐变成这块标榜平等与民主的土地上的贵族甚至寡头，从而危害到民主本身。而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是对准了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大发其财的商业巨子们，新政建立了现代美国的雏形，它所塑造的大政府开始不再在巨商面前显得无力。
在回顾20年的中国改革时，你面临与上面例证截然相反的线索。中国的富人面临着一个庞大、并占有几乎所有资源的政府体制，在体制之下，所有人因过分贫困而惊人地平等。如同所有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富人主要由两种人构成。他们中的第一种因占有政府资源，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将这种共有资源转化成个人的财富，观察者相信这种现象在俄罗斯的转型期中更为普遍；而第二种，则的确是那些更为勇敢（或在既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探险者，他们通过头脑与汗水获得财富，而这种行动同时也不断政府的边界推向其正常的位置。著名国际经济战略家丹尼尔?耶金称整个20世纪是政府与市场争夺“制高点”的过程，而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开始了政府逐渐对市场让出部分权力的旅程，而中国的第二类富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力量，他们不断试探着政府的反应，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要求政府释放出更大的空间。狄更斯在19世纪中叶感慨工业文明摧毁了伦敦穷人的生活，但仅仅几十年后，人们就发现，英国整体的生活水准、卫生习惯都有了明显的飞跃，他们渡过了那个可怕的原始期。在很多时刻，新生命的阵痛与随之而来的混乱场面是很难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痛苦与混乱之中，你如何清醒地面对现实，用更可行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经济学家胡祖六以俄罗斯的转型为例，尽管90年代的私有化进程因过度混乱被普遍称作“黑手党资本主义“，但这种激进变革的确解决了产权问题，它将深刻地作用于未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而对于中国的富人的问题上，毋庸置疑，在他们获得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卑鄙与肮脏的手段很可能像自身的勇敢与智慧一样重要，他们引发的公众情绪也正因为他们手段的不正当。而他们在一个灰色地带上建立起的王国，则侵蚀了政府的绝对权力。像每一代最初的创业者一样，他们身上充满了野蛮的不合规范却生机勃勃的色彩。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既然政府没有给我任何帮助，那么我所创造的一切也应该属于自己。而且他们仍为一个最基本问题而踌躇，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造的巨大财富吗？当这个问题充满不确定性时，他们很难让自己完成由一个野蛮的创业者向更文明的富人阶层过渡的过程。对于这种困境，《经济观察报》一篇社论的题目一针见血--“收他们的税，保护他们的财产“。所以，政府与公众都要作出这样的现实选择。不管富人的发家史多么令人愤怒，我们都必须勇敢地承认他们财产的合法性。当然，这一行动，必须建立在对应的法治基础之上。而这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将目标更加具体化与公正化，而避免变成一种泛政治化的行动。而对于公众而言，不管这些富人制造了多么强烈的不平等现象，我们都必须承认，他们其中的一些的确值得尊敬。就像20世纪初的美国公众也要承认，洛克菲勒的财产决不仅仅来源于强取豪夺，它更来自于他的不熄的工作热情与经营之道。而在中国的语境下，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今天的私人企业已创造了GDP一半以上的财富，或大或小的富人们提供了1.3亿的就业机会。他们无意中参与创造了日渐自由的市民空间，对利润的追逐，则使他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当然对于富人自身而言，当他们不断被攻击为浅薄与挥霍或是不遵循游戏规则时，洛克菲勒仍是一个学习的楷模，他用他的财富创造了慈善事业，他的儿子则继续树立为公众服务的鲜明形象，同样重要的是，他所创造石油公司，在过去的100年一直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之一。比起这样的伟大人物，今日的中国富人，仍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转型年代的商业精神
热衷于排名是美国人的性格。从电影、音乐、文学到体育，各种TopTen充斥着美国人的日常娱乐生活。正像托克维尔所说，因为没有贵族传统，他们对自己缺乏自信，故热切地渴望别人的赞美与承认。这种热潮在20世纪90年代又全面入侵了商业世界。《财富》在1955年第一次推出500强的排名时，对权力的崇拜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但在《福布斯》制造400富人榜时，娱乐因素就站到了前台。将商业娱乐化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行其道，《财富》杂志前任主编约翰?休伊最重要的编辑原则即是，商业应该像体育运动一样性感。
美国的商业模式在过去两年中已遭到了众多的质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在《市场的真相》一书中甚至说，曾经作为多数经济思想和决策基础的美国模式不仅已失去了吸引力，而且是不正确的。
或许，里根与撒切尔的确错了，世界其他国家也逐渐发现，美国模式是如此难以复制。但尴尬的现实是，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更能提供榜样的作用。美国商业模式被丑闻困扰，但其管理模式，尤其是商业文化，仍在世界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追随者。当然，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排名。比如《经济观察报》“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活动，它是明显的美国商业文化的受益者（或受害者）。
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商业领域，我们行动的主要原则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别人已经做了什么。像刚刚脱离欧洲的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在过去的150年里惊人地缺乏自信。即使在“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样的陶醉的滋养下，北大的学生还是称自己的母校是“中国的哈佛”，一位雄心壮志的年轻企业家会说自己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即使是这场评选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敢说它所呈现的结果是全然的公正与客观。这项活动迅速赢得的声誉与它仍显幼稚的理论基础，已经引来了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正确无疑：它的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上，不管是《经济观察报》还是北京大学企业案例中心，都无法作出清晰合理的解释。没人能给“最受尊敬”作出令人信服的定义，它不意味着“最大”、“增长最快”，或是“公益事业投入最多”、“品牌价值最高”、“工作环境最舒适”、“最富远见”……它过分宽阔与含混的定义，使得为之设置的种种量化指标都不那么经得住推敲。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现，人类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是由于科学家毫无偏见地观察世界、收集材料，然后推理出结论，而是科学家先拥有某种确定的观念，然后收集合适的素材证明这种观念。也就是说，在哥白尼头脑中，首先是一种“地球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星球”的强烈召唤，然后他才创造了“日心说”。同样的，这项“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不是因为中国的确已经产生了这么多值得尊敬的企业，而是我们的思维早已潜移默化地被各种排名所影响，在习惯性的盲从中作出这项决定，然后套用了一套量化体系，最后，我们要为这种冲动赋予意义--证明这些企业为什么受到尊重。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商业革命的意义
上面所写的一切是否已经让你不知所措？我在解构这项评选的意义？我蔑视入选企业的荣誉？不，不，并非如此。我首先试图表明的是，很多时刻，那些辉煌大厦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所以不要对眼前的成就或失败赋予过分的意义。其次，世界的演进规律也同样如此，没人能在一开始就设计出一套令人满意的计划，人们只能在粗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我试图将这种评选拉回到一个正常的位置。与美国一样，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是商业的年代。企业家群体成为社会最耀眼的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崛起的代表力量，甚至在21世纪开始时获得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他们已经习惯了各式各样的评选与鲜花、掌声和赞扬。对，这份名单的确不够完善，但我们仍然为一些企业在它面前表现出的态度而吃惊：他们要么对于自己未出现在排名上而耿耿于怀，要么因为名次不够高而闷闷不乐，其中的几家在入选后表现出相当的不合作态度--似乎公开他们值得尊敬之处就是在公开他们的商业秘密。这份或许漏洞不少的名单的确就像今天的中国商业世界一样，它或许有一个光鲜的形式感，但其内容却有待充实。但仍显幼稚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的未来不值得期待。
需要知道的是，能否坚持下去是决定其结果的最关键要素。你还记得1956年《财富》500强的排名，或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86年第二次进行大学排名时的艰难吗？不错，在当时，它们都被指责为浅薄与幼稚。但当它们坚持的时间足够长时，它们就变成了令人生畏的传统。这种传统开始有效地影响了公司的行为准则。当我们对此思考越多时，它就获得越来越大的意义。只因为商业在现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其在美国的角色绝然不同。对于后者，商业始终是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创造力集中之地。但在中国的语境内，商业往往意味着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商业始终提前点火启动”。中国的商人或许不知道布罗代尔是谁，却肯定会对他研究历史的方式深感兴趣。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将人类的历史理解成一部商业史，缔造现代世界的不仅是马丁?路德与拉伯雷，也是投机家约翰?劳与实业家雅科布?富格尔。在他的眼中，我们生活的环境由生产世界与消费世界共同构成，市场经济不仅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纽带，更是马达，是狭窄但活跃的区域，于是一切“刺激、活力、新事物、创举、各种觉醒、增长甚至进步皆由此涌出。”
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J?B?德隆说，20世纪是经济的世纪。比起1900年，在政治形态与文化价值上，2000年的世界并没有发生飞跃的变化，人们仍相信民主制与启蒙运动的思维方式，但物质生产能力却发生了飞跃。20世纪的主要灾难，正是源于迅速改变的经济形态与仍旧停滞的政治与文化形态间的冲突。一直到1978年之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还是一部彻底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实验的历史，之后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2003年的中国与1978年的中国相比，经济变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变革令人无法想像。
商业革命（尤其是以技术为背景的商业革命）再造了中国。在这样的语境中，80年代的个体户与90年代的企业家，还有浩浩荡荡的全民商业化的行动，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商业理念拓展了社会空间，重塑了中国人的性格，他们变得更尊重个人权力，更独立，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现象。一个年轻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一家企业，并改变了世界，这种传奇在传统的中国从未上演过。想一想杨元庆、张朝阳、田溯宁对于新一代中国人的榜样力量，谁能说那些默默无闻的温州打火机制造者没有在推动中国变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更为浪漫的经济史学家熊比特的价值谱系中，企业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英雄，是他们一次次将世界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他们蔑视常规、热衷冒险，野心勃勃地开创着新世界。德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海贝勒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视作一个战略群体，他们在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领导性的作用。
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也同样越来越强，即商业没有获得真正的主动性，它在政治与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布罗代尔对此拥有更生动的解释，他说资本主义是一位晚间来客，当它到达时，一切已经安排就绪。流传在18世纪埃及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参照意义，当地人说大商人不可能超过一代，因为他们会被政治社会所吞噬。对于中国商人而言，过去100余年或许的确与众不同，但政治与社会传统至少已经窒息过几次商业革命。按照普遍的观点，我们错过了明朝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曾出现过，但因中日战争而终止……在我们习惯中，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是商人的代表，他们的商业行为是官场文化笼罩下的花朵--美丽、繁茂，却脆弱。借此你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商人常常在书房中摆上曾国藩家书与胡雪岩的传记。种种迹象表明着这种延续性，入选名单中的招商银行，不正是延续着盛宣怀创办的招商局的传统吗？前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面临后者在当年遭遇的双重考验。
比之消极历史的循环与不变论，我们明显地趋向于将商业行为作为变革性因素。尽管今天的商业世界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比起其他阶层，商人阶层无疑如爱默生所说：“他们更好地理解并着手他们的工作，并且吸收更多有活力的力量。”商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清醒地面对现实
艺术史家爱德华?福克斯相信，至少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沿海法国，充满活力、灵活，一切视线都转向外部世界；另一个是内陆法国，土气、保守，意识局限，与外部缺乏联系，但政权恰恰掌握在第二个法国手里。同样的，中国至少存在着两个商业世界。我们已经在媒体上熟悉的企业都属于第一世界，他们活跃，他们或者直接来自外部世界，或者一心试图融入外部世界。但那些更为沉默的第二个商业世界，尽管动作迟缓，却掌握了主要的资源，他们不动声色地左右着中国经济。就像斯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所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FDI和政府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中国微观经济的改善。尽管西方媒体上充斥着“中国品牌的力量”这样的大标题，超级市场中塞满了MadeinChina，但黄亚生仍发现，中国私营企业与自有品牌仍发展滞后。中国经济起飞了，中国企业却没有起飞，相反的例证是，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的经济起飞都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中国最大型企业的成功不是由于其自身的竞争优势，而是国家垄断资源的结果。而相应的，那些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私营企业，却很少有机会得到大量的贷款。相比较而言，在黄亚生眼中，印度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尽管GDP的增长率仍落后于中国，但其私营企业的发展却成熟得多。
我们不断谈到几个著名的公司，不管是海尔、联想或是TCL，他们在海外市场的扩张举动，仍不足以说明中国企业已经走向成熟。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最明星的企业，仍是主要受惠于整体经济的上升，但当他们的表演舞台已变成全球性时，他们要面临一些更为深刻的挑战--他们依靠什么与众不同？作为产生利润最重要的来源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在那时将会发挥中心的角色。
企业的成长与国家的成长有些相似之处，即当简单的技术性模仿走到尽头时，他们要依靠什么保持增长？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的重大挫折，正是由于它已达到了模仿对象--美国的水准，他们对未来失去了方向。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让我们谈谈未来
迎接未来，该做好哪些准备？这是三星集团首席执行官尹钟龙时常问自己的问题。对于急切地谈论自己的全球雄心的中国商业领袖而言，还有什么比三星的崛起更令人神往的例证吗？关于三星成功因素的探索已浩如烟海，你可以在战略、人事、生产、领导力、企业文化任何一方面寻找切入点，但最为根本的是什么？自1997年起，李健熙将赌注押在了产品“从模拟时代（analoguetime）到数字时代digitaltime_的转换”上。在一次访谈中，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领袖说：“一家企业如果光凭眼前‘养家糊口’的技术很难长远立足。”而尹钟龙则在驳斥一位投资家时说：“您作为投资家，能预测到未来一两年的情况，而我作为职业经理人，可以看清未来五到十年的状况！”
我们都说自己面临着一个迅速转变的社会，德鲁克对此的忠告是，在这个年代里，赶上一辆全速行驶的新列车，比修补旧机车更重要。而尹钟龙的理解则说：“在模拟时代，一个后来者很难成功。但在一个数字时代，如果你慢了两个月，就注定死亡。”
中国企业应该从这种变化中学到什么？他们需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问题。转型社会赋予了中国商业的特殊性，但是我们已经谈论了太多的地区性话题，幸灾乐祸地说起跨国公司的水土不服。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更多地谈到普遍性。中国的领导性企业不可能永远依靠国内市场。一位菲律宾的企业创办者说：“世界迟早会向你走来。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你不用出门就能体验到国际竞争的残酷。”索尼公司的前领导人出井伸之喜欢这样对那些第三世界的商业领袖说：不要被你的国内市场的成功所束缚。
中国的杰出企业几乎都拥有全球500强的梦想，但他们却都是经验主义的俘虏，很少真正地设想趋势的变迁。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如何建立经理人制度，如何运用6西格玛原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我们很少听到中国的商业领袖对于未来20年中国前景的严肃思考，听到他们对于产业变迁的特立独行的看法。商业世界源源不断产出的仍是经验，而非智慧。
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名叫《全球角逐：后发未必后至》的文章中，两位作者克里斯托夫?巴特利特与休曼特拉?戈沙尔总结说，与传统的观念相反，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国家也能产生一流的跨国公司，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清晰的战略、学习的热情以及卓越的领导力。世界正在从洛克菲勒的石油时代转入比尔?盖茨的数字时代，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为后来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全球市场开始以信息为基础，知识的多少是决定在全球竞争中成败的关键。也正因此，在25年的杰出模仿之后，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创造。
谈论未来或许是这种创新精神的最佳表现。在那本著名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子》中，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得出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这些杰出的商业人物最大的特点是投资于未来，而非现在，更不是过去。他们总是敏锐地抓住了新兴的力量，比如亨利?福特与伊斯特曼对于崛起的大众市场的深刻洞见。我们迫切地希望中国的企业也能够不断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未来10年，最重要的变化将会是什么？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我们的镀金年代（1）
1972年，在香港股票市场最为疯狂的时刻，本地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忙得就像疯人院。当董事局主席桑德士在试图穿过银行大堂回到办公室时，必须费力地穿过厚厚的人墙，递交股票认购申请表的人群把此处围得水泄不通。结束此等混乱的方式是向临近的圣约翰教堂求助，银行答应捐给教堂一大笔钱，请求神父借出圣堂来容纳这些申请人。于是在这座香港最大教堂中，闹轰轰的人群在圣父、圣母与其他圣灵的注视下，争吵与盘算着自己即将的获利。
20世纪50年代之后曾几次来到香港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被这个拥挤的城市的生命力惊呆了，感慨说从内地逃来的懒散难民在几个星期内就被变成了勤奋、自制的技术工人。在这座典型的中国人城市中，创业精神到处弥漫着，小企业兴起与死亡的剧目不停地上演，在闷热的天气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汗流浃背地工作，以至于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香港人拥有创业魔力；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一块岩石上创造了工业城市；给他们另一块岩石，不管是在苏格兰还是澳大利亚，他们将再次成功。”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外界的惊叹与疑问、我们自己的自鸣得意经常令人好笑。想一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尽管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缺乏建树，却几乎无一不在当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优势，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他们的财富。15年前，当“中国奇迹”还远未达到今日的绚目程度时，全世界都在流行讨论儒家资本主义，当时预言家们相信全球华人经济网络将并肩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尽管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奇迹的信誉大为损伤，也连带使华人资本主义的流行概念过时，但一个事实却并未改变，华人在各自所处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并未减弱。
种种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实用性传统与双重规则。中国知识分子表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念，但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直遵循着更为实际的准则：不存在形而上的东西，唯物主义深入骨髓，追逐实利是恰当甚至值得颂扬的。过分拥挤的人口，使得对基本生存资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在踏出自己的国门时，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明显高人一等，节俭变得必不可少，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始终难以从心头去除。而中国历史上周期性进行的大规模战乱，则常常将中国人的生活推入绝境，使他们对于政治关系、社会网络丧失了信心，除去依靠家庭积累的物质基础，他们什么都不敢相信。
“为何这里人人都有铜臭味？”据说那位偏见性十足的英国作家吉卜林曾在20世纪初时这样形容香港。将近一个世纪后，香港的经济奇迹已有目共睹，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什么资源都缺的香港是“独腿人赢得双腿人的赛跑”，铜臭味是它的汗水。不管是西方人，甚至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对香港怀有深刻的偏见--这座城市的单一经济取向，实在不让人尊敬。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在一个英国人曾一直占据着政治控制权的地方，华人惟有在经济上证明自己，获得成就；99年的租借期，使这里终究是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切只能做短期考虑，“迅速致富”变成了最实用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回望一下20世纪中国人的悲剧性命运，除去香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一种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控制着，他们不能躲避战乱与屠杀，或者身不由己地陷入迷狂。处在旋涡之外的香港的中国人心存侥幸地生活，把握尽可能把握的东西。
第八部分镀金年代
我们的镀金年代（2）
不断地提及香港，只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探究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我们也同样发现，中国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量多么惊人。在1978年之后，仅仅是由于制度上的紧张感稍微放松了一些，中国的创造力就开始以各种面貌示人。如果散居在中国之外的5000万华人，能够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创造世界上最引入瞩目的经济网络，那么这10亿人口、并且拥有如此的资源储备，能取得今天所谓的“中国奇迹”似乎也不应该赢得那么多大惊小怪，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做的还有更多。
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为一个“镀金时代”并不为过。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中国取得今天这样的物质成就，实在不足为奇，1820年时，中国的GDP值就占全球的三成左右，只不过那个经济体是自给自足的罢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不需要多么艰难的观念转变，“士农工商”的儒家社会的秩序只是不让商人缺乏尊敬，但实质上，每个中国人在利益的计算上，都有着过人的训练。而且在从极度匮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所激发出的热情，总是惊人的。每个国家都在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想想荷兰人在17世纪时，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人，美国人在19世纪后半叶时，20世纪60~8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都在心怀赞美地谈论财富。
只不过，在这个狂热时期过后，一些新的挑战就该出现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在这个镀金年代正在继续时，两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变得更严峻了。首先，它能够持续吗？财富的持续积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它既包括财富分配不均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包括我们如何孕育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心理，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既缔造了新型的公司组织，也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丰裕社会该如何将财富转化成为其他社会福祉。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成功。
其次，从世界舞台而言，一个国家如何将它的财富转化成别的形式的影响力？中国令世界兴奋与忐忑的一点是，它是美国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美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将积累的财富转化成新的军事、外交的影响力，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一过程？
天坛成为首席执行官的聚会之地，是否正如教堂成为股票交易大厅一样，充满了象征色彩？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摆脱单纯的物质积累。全世界华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其物质财富的相比，显然不成比例。金钱是我们对抗持续的社会动荡的手段，它不应该成为惟一的目的，我们心灵中过分实用主义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自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第九部分焦虑的社会
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
在1988年接受CBS访问时，已经将近80岁的彼得?德鲁克说，他为作为一个老年人的身份进入21世纪深感幸福，他说在他那个时代，一位工人儿子甘心继续成为蓝领，而农夫后人也毫无怨言地继续种地……但是现在，所有年轻人都被要求获得成功，他们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竞争，并且都深信一种平等哲学：每个人的资质都相差不多，只要你足够勤奋，你都可以通向最高层。
于是，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一位年轻而广受欢迎的英国流行哲学家不无嘲讽地说，在我们的时代，成为比尔?盖茨，就像在17世纪成为路易十六一样困难，但是大多数人却相信，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比尔?盖茨，至少我们和他一样，都穿牛仔裤，喜欢麦当劳。在最新的一本书《身份焦虑》中，不到35岁的波顿说，深刻的焦虑感已经攫住整个世界的心灵（至少是他理解的西方社会）。
迅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通俗心理学的消费市场，在一个价值观支离破碎、缺乏长远精神寄托的社会，各种口味的“心灵鸡汤”都能唤起人们的普遍情绪。
随意地选择一个方向与路线，你信步走过北京时，你所看到的大多数表情都一致：焦虑的面孔。在一部制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片中，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不知疲倦地询问每一个他们随机寻找到的被访者--他们的身份从城市精英到无职业者--他们想要什么？大多数答案是“钱”。没人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备感焦虑、迷惘的社会，一切关于“伟大中国故事”的讨论与炫耀，都无法逃脱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空洞的国家，对物质的追求可以短暂地给我们生活赋予意义，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些根本的东西。
好了，这篇文章绝非是为各种有关社会风气堕落的感慨增加新的注脚，而是试图探讨在未来20年中，我们该如何承担整整两代人精神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德鲁克与波顿所说的世界普遍的焦虑感，是技术革命、民主化浪潮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心理结构，生活在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像纽约与伦敦的年轻人一样，被信息焦虑、成功焦虑所俘虏。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为艰苦的挑战--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抬头时，我们面对着一个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感觉到什么也抓不住，而低头时，我们又看到脚下的土地早已松动，我们不知道能够踩住什么。
一个不健康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我们身边早已司空见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基本的信任感，对丑陋事物的无限宽容，庸俗的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对贫困的漠视……
1982年从人民大学毕业的王安在第一天前往煤炭部上班时惊奇地发现，人们最关心的是油、鸡蛋、大米的分配，它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无关，人们一点也不像他读书时的偶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生活。于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至少是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之中。整整一代人试图从尼采、萨特或是鲁迅身上，重新找到关于人的价值的定义。
在《身份焦虑》一书中，阿兰?德?波顿提出解决身份焦虑的5种方式，哲学、艺术、政治、宗教、波西米亚。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寻找更多元的价值标准来替代经济这一惟一的社会信念大厦的支撑物，则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没人能精确地定义一个健康社会，但总被焦虑感所包围的社会无疑令人不悦。在未来10年中，中国仍有可能继续进行着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镀金时代的继续，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个成长中的巨人躺在弗洛伊德的病床上，向他倾诉内心的不安。
第九部分焦虑的社会
环境与社会的崩溃
是什么导致了明朝的崩溃，它拥有百万军队，而北方的满族部队不会超过15万人？大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仍占据着世界1/3的GDP，却为何在西方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这种问题必然拥有复杂的答案，而且永远相互争论不清。但一些意外和重要的因素却经常被忽视掉。如果不是全球白银的供应量在17世纪时骤然减少，或许明朝不会覆灭得那么快，在一个所有税收都以白银结算的经济体制中，拉丁美洲白银产量的减少，将使中国百姓的压力陡然增加。
在解释19世纪的清朝中国时，这一点不能忽略：正是人口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倍增，才使得整个帝国的压力剧增。生存环境的紧张感可能比外来者的到来更加令人不安。同样，你也可以说，通货膨胀在击败国民党的统治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石油在1973年之后，出人意料地跳出来，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资金的自由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时可以轻易地让一个国家陷入破产。
陌生的挑战，是检验一个社会的生命力、韧性、学习能力的最佳、也是最残酷的方式。大部分时刻，被挑战的社会对于眼前的危险浑然不觉，当危险排山倒海地到来时，它们已来不及做出反应，或是即便在溃败之后，仍不知其中原因。所有的历史学家、志向辉煌的人文学者，都对此深感兴趣，他们探究了一个个“衰亡的原因”，尽管从未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贾里得?戴蒙德（JaredDiamond），是加州大学声名远播的人类学家，1998年的普利策奖得主，全球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在2005年，对这个无解的答案做出了新的解释。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与成功》中，他追溯了那些失败的文明，玛雅文明和格陵兰上的维京人、卢安达人和海地人，是何种因素造成这些一度风光的文明灭亡？我们能从这些族群的厄运中，得到怎么样的教训？戴蒙德先生相信，包括气候剧变、过度的人口增长、森林覆盖率的降低等环境的恶化，才是摧毁这些文明的力量。
你可以暂时不去理会这位一贯喜欢宏大历史题材的作家给出的“文明崩溃”的答案。在我们的时代，谈论环境恶化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尽管这个专业的大多数预言家们都有着糟糕的履历表--世界既没有在2000年崩溃；生物的物种也不可能在2020年灭绝；人口仍未压垮整个地球；石油的储备量也没有完全干涸，但预言家们的声誉却从未受到真正损害。当他们发出末日警告时，仍有人在倾听。我所深感兴趣的是贾蒙德的疑问：同样面对变化，为何有些社会做出了正确决定，拯救了自己，而有的却束手无策？
他将失败的社会归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它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出现；第二种，当问题出现时，社会的决策层没有理解它；第三种，当这个社会决策层理解时，他们却不能做出努力去解决问题；第四种，当决策层做出努力时，却失败了。贾蒙德发现，失败的社会往往是非常迟钝的。它的决策者们，不管是国王、贵族还是政治家们，总是将自己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观念与意识形态上的纠缠使他们拒绝对现实的变化做出反应，而且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内，即使当外部环境已经极度恶化时，他们仍感受不到，因为他们的特权足以保证其免受匮乏、灾难；而他们最终不得不做出反应时，又发现一切为时过晚，或者是他们在慌乱之中做出的努力，不过使得问题变得更糟。
比起那些消逝的古老文明，今天，面对一个更加恶化的全球环境，拥有了更多技术手段的我们应该是更乐观还是更悲观？贾蒙德选择了谨慎的乐观。因为他看到一个民主的政治形式、全球新闻网的兴起，都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灵敏。如果我们富有诚意与耐心，我们将可能感知与研究可能到来的灾难。即便是对末世图景最不屑的人也要承认，环境变迁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也不容许我们再次进行实验，如果丧失了阻止它变坏的机会，可能就永远失去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