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与美国人的特性，托克维尔用"缺乏传统"与"民主制度"来解释。他写道："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最初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那一群人渴望摆脱欧洲令人烦恼的教会冲突与种种束缚，他们没有多少追求，不过想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生活。而当时间到了1789年时，第二场严峻的考验摆在美国人面前。詹姆斯·麦迪逊、本雅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创造了《权利法案》的过程，仍旧是历史中的一个谜团，他们的确创造出一种能够让"自由与秩序"并存的制度。政府受制于人民，而非人民由政府控制。当时主要的美国政治家几乎都是启蒙运动的传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最初的立法者--是不同势力间的彼此制衡确保了民主制的延续，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是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好了，回到1831年的美国。总之，它已经具备了现代美国的一切特色，人们在民主制度下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习性，包括后来人们总是谈起的"对金钱的迷恋"、"对公共生活的热爱"、投身于工商界更甚于政界与军界，还包括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要别人夸奖自己，如果别人不说，就自己夸奖自己。托克维尔对此的解释是，美国人实在没有历史，更没有贵族传统，在英国这样的贵族传统中，贵族们认定自己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此从不心虚，而美国人则缺乏这种自信，他们必须不断重复，才能相信自己。
托克维尔也提到过分民主化的危害，比如人的平庸化、缺乏伟大事业心、群众的暴政等等。杰斐逊在1789年时也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强烈要求设置贵族色彩浓厚的参议院，以便与平民色彩为主的众议院抗衡。
但不管怎样，这种美国的民主制让人看到了生机。尽管1831年的美国，除了制度，没有任何令人骄傲的成就，这里的居民沉浸在无知的自满之中，他们的阅读作品主要来自英国与欧洲，除了最基本的层面，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与信念。用拉尔夫·爱默生的话来说，美国精神仍未觉醒。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1）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发生的变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接近完美的样本。我们看到它的制度与200年前并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些年轻的政治家们的设计使美国继续发展下去，挺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刚刚过去的"9·11事件"，缔造了一个接近于全面发展的国家。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技术力量上绝对领先_即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说的硬性霸权，同时它在文化上的极度扩张则造就了无所不在的软性霸权。美国精神不仅开始觉醒，它已经开始压抑那些传统悠久的民族精神，就像埃及人或中国人已经感受到的那样。
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依旧令人困扰，没人能够全面与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的崛起与未来的趋势。如果你参考历史学家丹尼尔·布鲁斯汀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的民主历程》、《美国的殖民地历程》及《美国人》）将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另外，纳尔逊·布莱克所写的《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也有所帮助。
如果由我来写作，我更愿意着重描述在政治、商业与文化上三条线索的变化。商业的线索最为清晰与持久，托克维尔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三句话不离美元"，除了庸俗，我们还可以对此解释道，在民主的国家里，人与人身份惟一的区别就是金钱的数量。当然，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理查德·泰德罗还说，美国人尊重金钱，因为金钱是最没有偏见的。
几代天才商人奠定了现代美国商业世界：第一代是所谓的强盗资本家，他们是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等一批人，他们从19世纪末中后期出发，在一片荒原上建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帝国，创造了大众市场，他们使美国的生产力量超过英国。
第二代的代表是创造了现代汽车业的亨利·福特、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通用汽车的管理者阿尔弗雷德·斯隆、时代出版公司创办人亨利·卢斯、露华浓公司的缔造者查尔斯·瑞弗森等，这一代商业领袖在"强盗资本家"的基础上，使公司变成美国最伟大的机构。他们的事业在1920~1960年中达到顶峰，而这一段时间正是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是他们缔造了"美国世纪"。
第三代则是英特尔的创造者罗伯特·诺伊斯、IBM第二代继承人小托马斯·沃森、花旗银行的新领导沃尔特·瑞斯顿、《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等，他们继续着美国的商业传奇，并开始在信息革命领域内进行创新，他们试图将美国拉入一个新时代。
第四代商业精英是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拉里·埃利森、杰夫·贝佐斯。《华盛顿邮报》一位记者称他们为"新帝国主义者"，他们创造了一个数字化的新世界，力图将新帝国的疆域拓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将历史拖入一个新的入口。
而商业的转型也同样折射出政治与文化的转变，他们共同促成了现代美国的形成。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美国依旧处于文化的贫瘠状态，尽管从爱默森、霍桑、麦尔维尔到惠特曼、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通过彼此的传承已经创造了美国气质，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美国的文学尚未得到承认，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仍处于一个大规模引入欧洲传统的时刻，那一代作家是"过渡的一代"。
无疑，以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斯泰因、帕索斯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的兴起意味着美国文化的成熟，他们共同从巴黎汲取营养，他们阅读雨果、马拉梅、乔伊斯，当他们以欧洲韵味来写作美国经历时，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迷惘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在30岁出头便获得了国际声誉。而另一位年纪稍长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193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至今文学批评家仍然对刘易斯褒贬不一，但他的获奖无疑具有标志意义。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2）
而到2002年时，傲慢的英国人甚至开始提议声誉卓著的布克奖应将美国作家纳入评选范围，因为"菲利普·罗斯足以让任何同代英国作家黯然失色"。而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大众文化几乎影响（或是毒害）了整个世界。即使在精英文化领域内，美国仍逊色于欧洲传统，但却因为其包容性而成为高级文化的荟萃之地。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交响乐团与画廊。
至于在政治领域，《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在最近出版的《和平的野蛮战争：小型战争与美国权势的崛起》中，从几次战争的角度回顾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变迁。布特认为美国人的小型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从1700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是当时的海上警察，而美国则是英国的助手，他总是试图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忙于打开落后地区的封闭市场（当然，常常是暴力的），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人的军舰在日本、中国与非洲某些国家同样出现，尤其是在强迫日本人开放上做了最多的努力。
在1898年，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获取后者部分的殖民地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占领了菲律宾，并在海地、多米尼哥与古巴都拥有了殖民生涯，它也加入了1918年进攻苏联红军的欧洲联合阵营之中，也在20世纪30年代末参与了英国、法国拯救被日本占领的北京中的外国侨民的行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之一。两位罗斯福总统在这期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是他的远房亲戚富兰克林·罗斯福。前者极大地扩张了美国的影响，而后者则通过"新政"与二战而将美国推向了世界的领导性国家的位置。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写的，当丘吉尔在1939年前往美国寻求帮助时，世界霸权的移交已经开始了。
二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则促使美军建造了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所谓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对，使得美国的小型战争从未停止过。而在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面临着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美国希望能够担负起英国人遗留下的责任--19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英国人清除了海盗和奴隶贸易，使海洋变得安全，以利于贸易的发展；而今天的世界则面临恐怖主义、贩毒与武器扩散，美国需要打扫这些障碍，以利于全球化进程……
9·11事件将美国推入另一场转变之中，美国政府必须在干涉与过度干涉中学习如何更成熟地运用自己的强大力量，而其他国家则多少有些心怀不安地看着这场转变。既然，英国警察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警察也有一天会终结，到那时，我们的世界又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对于更多试图获得强大的国家来说，美国的几次转型充满着启发意义：它是如何强大，又将如何衰落。它不仅挑逗着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兴趣，也同样令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兴致盎然。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我们的世界（1）
对我来说，美国给我的最令人愉快的印象是它对不同文明的吸收。尽管我在肯尼迪机场还是感受到某种压抑，并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遭遇到了种族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华人，你很难真正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甚至还可能遭遇李文和事件。但美国还是提供了别的国家无法比较的宽容。美国人会把法国人送的自由女神像作为自己的标志、它在二战期间对于欧洲难民的接纳、帮助美国人建造原子弹与卫星的人很多来自欧洲与中国，还包括每个人都知道的硅谷。美国的民族自尊心也不那么强烈，他们心安理得地把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莎士比亚当成自己的遗产，就像他们自己的马克·吐温。他们也把花木兰当成自己的动画片主角，即使没有那样亲切。他们对更高级的文明也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在美国学界最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都是那些与欧洲传统更为紧密的人。除了商界与学界，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的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都是东欧的难民，奥尔布莱特同样是。
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水准，是他们的亚精英层与精英层的大小，《纽约时报》的100万读者，或是《新共和》的10个人订户都属于这个层次。他们的大学与无数的智囊机构都在像政府一样思考着全球化的问题，并进行争论，也在相互抵消。
如果你身在纽约，你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在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前夕，迈克·艾略特在《时代》上撰文说，纽约是典型的全球化城市，这里的外国人已经占40%，多种文化使这座城市充满活力。
从这层意义上，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缺乏一个更宽广的胸襟去吸收整个世界的遗产。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依旧不是一个领导性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与美国或者欧洲抗衡，我们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处于弱势，我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也同样乏善可陈。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即使不为零，也是微乎其微，我们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家、作家，甚至连一份亚洲领导性的报纸都没有。
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段不可能消除、也无需消除的历史负担。从西方照搬新模式也不可行，但是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学习与实验却是当务之急。老实讲，我们缺乏基本的现代的政治、商业与文化理念。以我们的行业为例，新闻的理念来自西方，而非我们自身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依旧在学习在美国媒体中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比如独立的编辑制、比如新闻写作的基本手法，如果你连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都不了解，你不可能产生什么创新。
况且，这种学习的过程并非令人无法忍受，也不是什么忽略中国国情。总是谈论所谓"中国国情"的人，往往是一群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有人类的通性，其次才属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个世界有着太■共同的财产。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我们的世界（2）
对于这一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中说得极为清楚。他说，认为阿根廷作家必须写作阿根廷特色的作品是愚蠢的。他说，在阿拉伯文化标志的《古兰经》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骆驼，因为对于先知默罕默德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加以突出，只有一个伪造者才会努力突出骆驼。同样地，如果因为拉辛写作古罗马与希腊题材，就认为他不是法国诗人，或是认为英国人莎士比亚不该选择丹麦王子作为主人公，也是极度可笑的。事实上，英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莎士比亚与乔叟都是处理意大利题材的高手，而在意大利的歌剧中，中国的公主图兰多也可以成为中心人物。
博尔赫斯在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应该把整个宇宙看成我们的遗产，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局限于阿根廷的特色。"我希望，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些。只有我们对自己足够自信，我们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吸收别的文化的遗产，本·拉登的信徒才会有此障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要让你觉得因为身处发展中国家而身份卑微，或是产生某种令人厌恶的谄媚心态。对于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在驳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说道，从更长的历史范畴看，不同地区的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这并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都是更宽阔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明是流动的，我们永远处于彼此学习的状态之中，保持自尊与学习的热情，是我们获得进步的基本素质。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依旧是亨利·卢斯、普利策，而非今天的《时代》杂志的主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真正缔造者。
最后，我想以托克维尔一段话作为本章结束语。这段出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序言中的话是如此空洞，今天读起来却仍令人鼓舞，并将继续鼓舞后来者："我们从哪里能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法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英国对我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国家是否重要，取决于它能够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大概13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巴尔默在判断哪个国家最有力量时说："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看一个比例--每户拥有家庭电脑的多少。"
关于国家实力的评论不仅矛盾重重，而且总在变化。从铁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48年，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包括地理、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与原料）、工业能力、军事准备（特别是人口分布）、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但他强调，在衡量国家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摩根索着重强调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的确切实力具有特别的帮助。外界与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概念的过分热烈的谈论，有可能正在形成某种语言的泡沫：语言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实力可能正在出现分离。了解这种语言泡沫的最好方式，是坚持每天阅读《参考消息》第8版。你将连篇累牍地阅读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标题，"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为了缓解世界的焦虑，我们自己创造了"和平崛起论"，并准备投入200万人民币为这个概念制造理论框架。
一个国家实力就是她拥有物质的力量吗？所有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都建立于此。因为中国有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并可能在2020年（或是2040年，总之这个年份总是在变）超过美国……但物质力量常常与国家力量并不同步，时至1880年时，美国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没人看得起美国，它的外交力量与军事力量都不值得重视，即使到了20世纪初，英国驻美国大使布赖斯勋爵都会用游客描述爱尔兰之蛇的方式来描述外交政策在美国生活的左右--"爱尔兰根本没有蛇"。
即使就单纯的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也仍未达到人们喜欢的类比国的对应程度。直到2001年，经过20多年改革的中国在世界GDP的份额仍不过3.5%（美国的比例是将近25%），而这个比例在1900年时却是将近7%。
是的，我们的物质力量的确在过去1/4世纪里有了迅速的增长，但国际关系实力总是相对的，对此，约瑟夫·张伯伦曾说："需要谨记在心的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它与自己过去的比较，而取决于它在世界联合体中的相对地位。"
实力是人口吗？看起来，我们正在彻底地抛弃马尔萨斯最初的担忧。对于中国崛起，一个不断被谈论的主题是，我们拥有13亿人的市场，它大得足以改变商业世界的运转规则，它既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为知识经济时代准备了人才库。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世界1/4的人口并不能保证就有实力。在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不过15亿时，中国的人口就已达到4亿，当时西方商业世界流行的一本书是《四亿人的市场》，但我们同样还是不断衰落。印度尼西亚拥有日本一样多的人口，这同样说明不了什么。
实力是军事力量吗？在最后关头，这条比任何都重要。尽管外界总是试图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2002年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仍不过是美国的1/10，比日本还低。
实力是来自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权力吗？但很显然中国仍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软权力。谈论中国是一种时髦，但人们的关注点仍仅仅是消费市场与世界工厂，我们没有产生足够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导演、艺术家、科学家与媒体。我见到的对于中国的软权力最激动人心的描述来自于《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一篇名叫《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里所写到的，到2040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况且，软权力也没有描述的那样重要，全世界都在观看美国电影，但这并不会减弱反美情绪。
这种设问的单子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很显然，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一个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她是否在国际关系上拥有足够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这样定义权力：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集会。而政治学家丹尼斯·朗给予权力以明确的三种形式划分：武力、操纵与说服。那么请暂时放开《参考消息》，根据你的常识来判断一下。创造新理论以减缓别人的焦虑值得理解，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率先夸大了我们的实力。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1）
因过去十年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解，与日渐升温的中国概念，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正在稳步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出售中国》（SellingChina）是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通过将近400页的论证，他得出了一个与传统思维迥异的结论，在中国如此令人羡慕的高额国外直接投资（FDI）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忧伤的现实--中国蓬勃的对外开放，是以对内限制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代价的，高额的FDI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远非健全的金融体系。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西方语言泡沫中，黄亚生的声音显得特立独行。他说比起20世纪90年代，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更为平衡，也更为有效，因为它使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在2003年7~8月号的《外交政策》杂志中，他与合作者TaunKhanna得出了一个更为不合潮流的结论，即长期来看，印度可能会超越中国。因为前者更富企业家精神，微观经济的运转更为良好，而后者过分依赖国外投资所带来的出口导向增长。
20世纪80年代初离开中国的黄亚生与今天的中国有着明显距离，他的观点或许不够正确，却足够启发你的思路。2004年2月14日，他与《经济观察报》的两位记者交流了他对这些观点更为详细的思考。
许知远：中国概念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吗？
黄亚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特性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不够。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民营企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在我看来，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是由于中国本身体制的不合理性。外资对中国的贡献是正面的：它代替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它还带来了竞争机制。从效果上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20世纪90年代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繁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许知远：吸引外资政策实行这么多年，到现在，该怎样评价这样的政策？
黄亚生：我反对的观点是--只有外资能带来经济上的繁荣。韩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却是依赖外资最少的经济体。"拉美恐慌症"跟中国有类似的方面，拉美国家对外资的优惠过大，不注意发展本国有效益的企业。
经济成功的模式已经被探索出来，虽然成功模式具有细节上的差别，比如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作为经济主导，最关键的是，它们的经营体制至少在大方向上是支持有效益的企业而不是没有效益的企业。
我们可以分析江苏和浙江两个省。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都是沿海省份，浙江在吸引外资方面要落后于江苏，但浙江不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有自己的商会，一种非正式的经营体制支持着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以后有竞争力的企业肯定在浙江。浙江经验说明，引进外资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
外资的引入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现。拉美国家遭遇的教训是，其引进的投资是靠企业本身的盈利进行的再投资，从获得外资的效果来看是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这部分资金流动性很大，如果有风吹草动，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引入外资的确也有很多好处，有些外国企业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但我们的企业需要考虑能否用合同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技术。虽然在医药、航空、软件等产业，外资进入具有产权保护，国内企业很难用合同方式获得先进技术，但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家应该考虑通过合同方式引进技术的收益大，还是通过股权方式带来的收益大，而并非仅仅考虑采用股权的方式。此外，企业也可以花较少的钱到国外去雇退休经理，韩国就曾经这样做。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2）
许知远：外资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黄亚生：世界上只有非常少的国家经济主体依靠外资，而且这种情况只适合比较小的国家，比如爱尔兰、新加坡等。而且，一国经济对外资依赖过高，经济基础往往较差。
许知远：那么，如何解决过分依赖外资的情况？
黄亚生：要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1999年宪法修改后，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现在正在检讨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民营企业发展落后了。它们发现，吸引外资还得投入资金建设基础设施，而民营企业却可以自己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例如水管、电话，甚至机场，这还有利于缓和政府公共开支的压力。
本地企业永远愿意在本地投资。而外资企业肯定对投资地的投资环境要求非常高。只要对本国企业没有歧视，它们对经济的贡献将会相当大，而付出成本又很少。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创造的劳动就业机会非常少，大多数就业机会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另外，国有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很少。
许知远：你最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印度可能超过中国》认为，印度的外资利用比中国好，它的私营企业更为强大，它在未来更有希望，但你似乎没有提到印度的太多缺陷，它的经济表现也一直不如中国？
黄亚生：刚好相反，我们恰好看到了它的缺点：它吸引的FDI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_它还存在着各种制约因素，它的硬件很糟糕……它的增长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不过它的资本市场、银行、法律制度等软件方面的情况都比中国好。
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大量投资带来，而非经济内在活力产生。在中国这么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却没有相应成功的大企业。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投资失败跟政府投资失败，成本完全不一样。市场经济能保证民营企业投资失败的成本不用平摊给社会，政府投资失败的成本则要由整个社会来付出。我支持民营企业有两点原因：第一，总的来讲，民营企业投资决策水平比政府要高一些，失败的可能性更低一些；第二，民营企业即使投资失败，其成本大部分由自己承担，不由全社会承担，社会成本相对较低。
许知远：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发展推动力是来自国家投资吗？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经济繁荣不能仅依赖外资（3）
黄亚生：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于国家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相当高。我们能看到中国银行坏账比例很大，美国的银行经营效益大约是8%~9%，在日本都能达到2%，在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这是很难让人想像的情况：资本如此短缺的国家，其运用资本单位的收益率这么低。这说明很多投资是没有收益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针对坏账的根本性研究。
我比较担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有这么高的增长银行还出现这么高的坏账比率，如果经济增长率是1%~2%的时候怎么办？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坏账比率是50%~60%。中国坏账比率达到40%~50%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许知远：但中国的金融却从未出现外国学者所担忧的崩溃现象？
黄亚生：这种现象非常有意思。60年代，一个美国学者通过民意调查发现，中国老百姓非常信任政府。后来，老百姓对国营企业的信任程度高于外资企业，高于民营企业。这种信任心理对于维护金融秩序有很大作用。但是，谁也不清楚这种心理何时与怎样从一个极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如果这种心理发生了变化，危机就可能到来。
许知远：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
黄亚生：外国人更喜欢20世纪90年代，这是体现中国开放的年代，他们对20世纪90年代的领导也非常欣赏。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于：人民需要利益驱动，当时所有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个判断进行，领导人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彼此协调，而非冲突。
许知远：你如何评价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角色？
黄亚生：总的来看，政府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有些方面，比如民营企业改革问题，到现在政府都没有解决好。我还担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对民营企业压制过度，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的关系过分密切。政府应该是中立的，否则会影响人们创业的积极性，政府要创造一个中立的经济环境。
许知远：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黄亚生：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很多工业政策不是不起作用，但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大，而且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
韩国、日本的产业私有化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尽管家族企业造成很多弊端，但毕竟为私人所有，它们会更灵活地调控自己，这就是它们的制度基础。在四小龙中，除了新加坡国家所有制在其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外，其他三小龙主要都依靠民营企业。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为未来做好准备
今日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新事物产生的速度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当新的历史的雏形业已显现时，我们依靠的却依然是旧的思维与话语体系。当我们的技术与商业变革已进入21世纪时，我们的话语方式与教育方式仍停留在19世纪或是20世纪。任何一个细心的外来者都会发现，口号式的标语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一代年轻人仍在学校中被迫咀嚼着早已过时的知识。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全球化与知识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新内容必须添入未来的日常表中。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新社会中，知识与创意，取代了物质成为一切生产的核心。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初级与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一直在多么禁锢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从未被鼓励去创造新事物。两种知识变得日益重要，首先是有关部门创造的知识，你需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到新奇之处，也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物作出独立迅速的判断，你要拥有全球性的眼光，能够包容与接受那些异质的文化。第二种知识是，你如何在这个过分高速运转的社会保持心理上的平稳，你如何能够理解那些美好与缓慢的事物。总之，对个人独立性与自我管理的训练，必须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
其次，重构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教育的弊端，正扎根于我们陈旧的知识系统。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普遍性的原则。我们必须加快这个体系的知识更新的速度，就像启蒙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智力基础一样，我们加速变化与断裂的社会需要对应的智力资源。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知识生产机构，需要ThinkTank（各种研究院），需要媒体加入这个行列，智力成分要广泛地参与各项公共政策的决策。大学学生应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变革，知识最大的威胁不是独立性被侵犯，而是走向僵化。一些新知识必须被迅速纳入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关于技术、管理的知识应该获得它理应有的尊敬。在强调专门化的同时，综合性的思考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三，塑造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不断紧张，只因为没有任何中间层来缓和之中用矛盾。对于社会组织的理解，也绝非简单的NGO（非政府组织），它包括一切我们已经熟悉的公共机构，医院、大学、社区，我们需要使它们更有方向感，更有效率，管理学可能在这种重塑中充当支配性的力量。
第四，学习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普遍指责，暗示了中国还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辩护。中国也不能再以为一国的货币仅仅是内政，1997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不再存在什么独立的本国经济，我们早已与世界的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也让别人了解自己。同时，在9·11之后的混乱的政治世界，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低调，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刻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不可能在世界越来越重视你的声音的同时，却刻意保持沉默。
第五，领导力。我们已经从马车时代、火车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如何在加速度中保持平衡与方向正确，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因为微小的偏差可能导致极糟糕的结果，正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它要求领导人更敏锐、更勇敢也更富创造性。当时间来到2003年时，那些曾经的目标管理似乎都已实现，我们实现了市场经济，收回了香港澳门，创造了"中国奇迹"，加入WTO……
赶上一辆新列车，比修补一辆旧列车，更可能获得成功。对于这些新内容的关注，将帮助中国赶上新潮流，而不仅仅总是排除旧困难。一场知识体系与思维观念的革命，将是中国在未来20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1）
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艰辛与挫折，却具有无法抵制的诱惑。我们生活的世界过分复杂，眼前的景象总是杂乱无章，它们来自不同起点，通往不同方向。我们必须努力区分，决定我们时代发展的种种力量中，哪些来自于古老的传统，哪些又是新生的事物，它们又如何相互纠缠和彼此排斥。新生事物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年轻，它带着过去的痕迹，而历史也没有那么陈旧，它常焕发出令人意外的生机。
中国已经醒来，并将震撼世界，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某种意义上，旁观者比我们更紧张地目睹着我们国家的成长与变化。我们并没有强调自我独特经验的必要，因为每个国家的经验都是独特的。而中国最能激发人们想像力的可能就是她的规模--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她的每一项指标都令人惊叹。
她生产了世界最多的微波炉、电冰箱、电视机，也消耗世界最多的煤、铜、锡、锌、铂、钢材；它是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拥有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的网络用户，但仍有7亿农民依靠土地为生；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石油；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跨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中国公司制造了硅谷式的奇迹，到纳斯达克上市，收购了IBM的PC业务……
关于中国的描述总是在两极之间摇摆--它要么前途光明得不可限量，要么就处于崩溃边缘。自从拿破仑天才地创造了那句关于中国的格言之后，人们就不断地在"觉醒"与"沉睡"的判断之间跳跃。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们说，我们无法创造出解释中国的理论，因为它过于复杂--拥有过分悠久的历史、过多的人口。但事实上，没人能创造出任何能够解释任何国家--不管它多么小--的理论。
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曾经如何既喜悦又不无惊恐地看着他的祖国的成长，在不到40年之内，德国不但变成了统一的国家，它还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在经济增长与军事实力增强的同时，德国人的精神状态却发展迟缓，庸俗的市民主义和可憎的官僚文化控制着这个国家，它很快导致德国通向另一个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19世纪末的美国批评家如何不适应地看待自己国家的转型，它如此富有生命力，却也如此粗俗，在事实上，她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但在意识上，她却持拒绝态度或干脆浑然不觉……
尽管国与国的差异大得令人吃惊，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对一致：每个国家的高速发展都必然是不平衡的，它既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必然会影响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前者如果过于失衡就会导致国内混乱，而后者如果关系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国际间的冲突。
中国常常令预测者震惊，人们经常把各种标签往这个国家上贴，却发现简单化的概念根本无法概括她的内在逻辑。新鲜的名词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对理解中国缺乏帮助。在一个多世纪中，中国试图学习一些国家，甚至一度想真心遵循别人提供的某种模式，但最终发现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
第十部分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2）
今天的中国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吗？这是新闻工作者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事实上，对于任何国家与个人而言，他们都经常性地处于转折点。一个国家成功转变的要旨是，它所孕育的新力量是否能够取代旧力量。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必须破除那些简单的信念，比如市场力量上升就意味着国家力量的退却；比如只要更多的人提高了收入，就可能出现一个良性的中产阶层；比如企业家的兴起必然会成为推动社会向前的进步力量，还有互联网技术一定会带来更全球化的变革……我们国家的面貌的确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我们的社会的确变得更多元化了，人们有更多的权利与机会选择更多样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社会也变得更加碎片化了，在很多最基本的问题上，有些时候，不同的群体之间甚至无法完全找到共识。
对于一个试图改变自身的复杂系统，邓小平留下的实验精神仍是最有力的变革武器，它通过一个微小组织的变化，来引发整体的变化。这种实验精神会激发出中国这个成长的巨人内在的活力。
正如敏锐的社会观察者米尔斯所说，现代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感到困惑，这是因为人们很少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理解自身，很少将个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来看待，因此他们的个人生活就显得琐碎、杂乱，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在真实的情况下，看似宏大的历史潮流与个人命运间常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个社会变革日益加速的年代，历史变迁可能比个人经历，更有力地塑造个人的性格与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