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治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向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借口，以及有形和无形底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功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说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理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全民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裁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无可补偿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六五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借口是反「独裁」和「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功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裁，「他妈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裁呀？独裁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的权力金字塔。根据共产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颠峰，刘少奇还差的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裁，你们就不独裁吗？大家是同样的独裁，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裁，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底，自卫反击斗争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的「双百运动」底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尤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作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这对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曾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共产党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共产党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共产党开放政，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共产党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共产党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邓小平，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亦每至二十、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镕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尸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作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度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同思往事，地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
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
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还要说他是「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公生前不知斗垮了多少政敌。唯独对周毫无办法，眼见他死后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说说他老人家如何导演「土法大炼钢」和「文化大革命」的闹剧。【笔者附注：本篇所叙述的历史故事，行道中人，都如为老生之常谈也，只是作者对许多故事的解释稍有不同罢了。加以篇幅有限，一般史实没有细注的必要。史料太多，细注之，反而挂一漏万也。只是本篇最后一段，毛拟以柯代周的故事，一般史料多语焉不详。拙篇多说了几句，怕读者不察。故注明出处，通人教之，为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美国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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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上篇所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着「罢相」问题的明争暗斗，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实在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一计过眼烟云的转型现象。我们不是不断地说过，「转型」问题，在政治上，便是从「帝制」转向「民治」的问题吗？这一转型是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必然」。只是这一转，要把皇帝转成总统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从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丰），转到半皇帝和大独裁总统 （袁、蒋、毛），再递减到假皇帝和半独裁总统（蒋经国、邓小平），渐次转到家长总统或总理（李登辉，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转上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统像为好色而遭弹劾的小公仆，在转型中国尚未出现的，柯林顿）。朋友，这一转，需时两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们不也是说，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吗？那么皇帝转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着转，从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转成代议政府中的「国务总理」。可是宰相的转型却是和皇帝的转型，「同步」进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转，则毛与皮得同时同步转变，不能皮转毛不转，也不能毛转皮不转。笔者在拙著中曾讨论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那就是个毛转皮不转的关系。所以唐绍仪内阁只维持个把月就倒了。
我们也谈过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为着「参战问题」，段祺瑞自认是「责任内阁制」中的国务总理，总统只是个划押盖章的「虚位元首」，所以他独断独行，非参战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 （包括孙中山），尤其是当时去古未远的社会大众，则认为段只是个宰相，宰相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如今天子反对，而宰相专横，成何体统？在转型期间，各说各话，是非不明，双方都有口难辩，最后还是靠枪杆来解决，就天下大乱了。但是这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本身，也是个转型现象，从巫山之颠，俯瞰三峡中的顺流、逆流，和从不停止转动的乱流，及大小漩涡，我们就会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但是它最后还是要慢慢地向东方流去。人类的历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样的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它底总方向是不会变的。明乎此，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纵迟至毛泽东时代，这个总方向也不会变的。
不是路线问题，是权力问题
以上所说的是从宏观历史着眼，看的是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我们如再从微观历史着眼，来看看共党本身权力的变化，那就有另一种的启示了。大体说来，在中共的早期党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遵义会议」，实在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共的党内斗争基本上是「路线」问题。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根据第三国际的党法，全世界的国际支部，对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都有「绝对服从」底义务。因此在「中国支部」里，代表国际的领导人，不论他是华裔或外裔，都是钦差大臣。他所执行的国际「路线」，中共全党都得无条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长」陈独秀，和后来挟天子令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谓「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事实上就是「国际路线」。全党都得跟着这路线打转。不得有违。
不幸的是，列宁死后之所谓「国际」者，事实上便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二人，双头马车的平行领导。而他二人对中国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领导」，事实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挥」。指挥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诘。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国支部里，因而中国共产党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国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组其「第四国际」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就变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史派的共产党了。斯大林虽是个了不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遥控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难免也是一派瞎指挥，终于在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在「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残部数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区流窜，眼看就要步石达开太平军的后尘，集体消灭了，才举行了一个起死回生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取得了军权，而扭转了党的命运。
自此，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便逐渐的形成了。在这一系统的成长期间，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与七大的十年之间（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则对「第三国际」阳奉阴违，渐渐的它就摆脱国际对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后，中共就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毛派政党，而自订其独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进一步，则党内凡是与毛派有抵触的其它系统，如原先掌握中央党权的国际派（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绍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以及单独发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军系统（贺龙），留守赣南苏区的零星游击武装（项英、陈毅），早在自己故乡就扎寨为王的陕北土共（高岗、刘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贺龙、徐向前、陈毅），就是被迫靠边站（像张闻天、王稼祥、项英），乃至干脆驱逐出党（像张国焘，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陈绍禹），这种为着权力集中而发生的「清党运动」，现在我们也可叫它为党的「净化运动」（party cleansing movement）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党和极权政党都有的，不限于中共一家也。解放军打了天下，毛公「进城」不久（一九五四），就发生了所谓「高饶事件」，高岗自杀，饶漱石瘐死狱中，党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毛泽东杀功臣的开始，其实更正确的说，那只是这一净化运动的延续。杀高饶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从龙之士，人人皆欲诛之，因此毛之有意诛戮自己系统之内的功臣、近臣，实在只是在开国九年之后，从他企图把周恩来罢相开始的。这是起于毛派的窝里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之内，搞拉一派，打一派，来自清君侧，那就与「高饶事件」在性质上大异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政权系统中所策动的一系列的运动，只是一种他自己系统之内的权力净化的内争，这也就是传统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后，所实行的诛戮功臣的老套路。与党的路线无关；与共产党的意蒂牢结，更无直接关系也。或问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后，做了皇帝了，为什么一定要大杀功臣呢？此虽非关本题，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的代为举例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个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转型运动如不能于短期内完成，它可能还会继续，所以我们有义务要了解一下的。
政权政策的转换问题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难期间，革命伙伴，同生共死，亲如弟兄，没啥尊卑之分。汉朝的刘邦已经做了皇帝了，在庆功宴会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还要「拔剑击柱」，胡闹一通，使新皇帝恼火不已，所以他以后要「起朝仪」，分尊卑，搞三跪九叩，来加以约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满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长、主席短之时，彭德怀那个「张飞」，却改口不了，还是老毛老毛的乱叫，成何体统？据说当「彭大将军」（毛给他的封号）从朝鲜血战归来之时，有要事要晋见主席，适逢主席正拥艳昼寝，彭德怀这个「樊哙」，不耐久等，竟推门直入，就更不成话了（「史记」上相同的故事别说刘邦正「枕宦者而卧」，意思是刘邦正在搞同性恋，樊哙却排闼直入）。彭樊哙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岸英未保护好，被美帝飞机炸死了。原来，高丽战争爆发之后，毛主席为鼓励士气，派长子毛岸英从军入韩。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监军」，何等严重，想不到彭德怀这个老粗，竟让美帝飞机把个「监军」给炸死了，岂不令人浩叹（抗战期间，蒋公介石也曾把纬国派到胡宗南部下当连长，胡则派了一团精锐来加以保护，后来国共徐蚌会战时，纬国已升任装甲兵团团长，率部参战，前线指挥官也特派蒋团长在空中指挥）。彭德怀最不可恕的还是他滥用国防部长的权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团，干涉禁城宫闱琐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怀这个「海瑞」，最后被「罢官」时，毛公实在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并亲撰文告，质问这个人粗「心细」的彭樊哙，「何所恃而无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实在不是因为彭德怀上万言书，写讽政诗才「罢」他的呢。很多历史家坚持这个观点，那对「历史三峡」中，人治政权的历史，就未搔着痒处了。
第二，传统皇帝之杀功臣，多半也是因为功臣功高震主，潜力深厚，怕他们迟早会造反，影响小皇帝接班，因此许多功臣纵使是老朋友、老同学，绝不会造反，但是皇上也会怕「功臣的功臣」，为着功名富贵，像宋太祖赵匡胤被部将强迫他「黄袍加身」一样，不得已而纂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赵匡胤也还怕他底「功臣的功臣」来如法炮制，所以老赵要搞「杯酒释兵权」。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毛与林彪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后的刘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后的林彪，都已羽毛丰满，派系显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对黄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伙计，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足使毛公寝馈难安。纵使像彭张飞这个圣人，对毛主席绝无二心，但是他在解放军中有统兵作战的光荣历史，有将士归心的崇高声望，这也就不得了也。
记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诉我一则有关白崇禧的故事。李说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才能最为欣赏，但是对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虽属「桂系」，却也能指挥蒋的「中央军」，蒋对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对彭德怀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对他绝无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解放军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总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寝馈难安也。但他们都是数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简朴、不近二色的张飞，甚至是关云长；林彪则是有名的好权而不好色的「病号」；刘少奇已贵为「储贰」，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学「续通鉴」上的赵匡胤，来颁布一个「新婚姻法」，奉献点「歌儿美女」、保健护士，对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应。因此要清除这个三人帮，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分而制之了。二桃杀三土，毛这个法家高手，虽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岁月原是白驹过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除掉连续的杀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它的「功业」，历史家对他，就一无足书了。这段历史写下来虽然可惜可叹，但是这也是「从帝制转民冶」的转型过程中，两千年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吧。
罢相企图的后遗症
再者，上篇所述的毛周之争，我们如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民国初年的历史之中的袁世凯和唐绍仪之争，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之争的翻版。只是毛主席比袁、黎二总统显然更为强暴；周总理比唐、段二总理，则更为柔顺罢了。因此毛泽东不愿从「一人独裁」，转回集体领导（在西方政治学上则是从Autocracy转回Aristocracy或Collective Leadership），周恩来学了乖，也就顺水推舟，听其独裁；甚至你要向后转，我也「同步」向后转；你要「冒进」，咱也跟你冒进；你要杀人，我就做刽子手。总之，咱俩好，咱俩绑在一起，寸步不离，同生共死，这种「绑在一起」的关系，在最新的「航天科学」上叫做「同步」。搞不好这同步技术，就不能使用「精密武器」（precision weapon）。在太极拳家的术语，则叫做「黏绵拳」，一旦你被我「黏」上了，你纵有九段摔角高功，你也休想把我甩掉。这在美国江湖上的俚语则叫做「If you can not lick him, join him.」。（「你搞不过他，就和他合伙」；「搞不过他，就卖身投靠」；「搞不过他，就和他狼狈为奸」。）说来算是亵渎圣贤吧，周和毛最后二十年的关系，就是如此度过的。对周来说，伴君如伴虎，为公为私，为主义理想，为身家安全，为保护老同志和知交好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痛苦可知也。内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时，四癌并发，实在是医学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悯也。
「周恩来」这个名字，笔者在孩提时期。就很熟悉了，因为他是我三舅父韦光熄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在幼儿时代，在他们的「同学录」上就见过周恩来的名字。抗战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学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灏的儿子结婚，我也被请去参加婚礼。在那红绸上签名时，我赫然发现周恩来也在我后面排队，真为之大惊失色。抗战末期某次一个青年集会上，举行战后对联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个多数票；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周恩来。想见当时中国青年对周某期望之高也。后来笔者在美国教授「中国现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对周氏之观察，就更是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认定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一个半是李鸿章和顾维钧。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强寇，内制于昏君，未能尽展所长，为之惋惜与叹息，未尝断也。
英雄识英雄的最后二十年
至于最后二十年的毛周关系中的毛泽东，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来，从土法大炼钢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中国一切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刘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两个棋子罢了。但是一旦牵涉到周恩来，毛就无一而非被动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罢相」这个运动来说罢，毛显然是准备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却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关，毛也只好干瞪眼，而无可如何也。
后来毛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彭德怀，周反而是毛要争取的对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图去彭时，他第一个要「拉」的，虽然是刘少奇；周恩来虽未积极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弃车保帅，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却为了趁势自保，而见死不救。彭后来之惨遭迫害，伤残致死，周氏对此显然是心疚终生。彭死之后，周恩来在老同志一片哭声中，对彭的遗像鞠躬不已，可知其心境也。（大陆上制作的电影周恩来传，导演把这一镜头便导得十分真切，甚至出神入化，今人感动。）
彭去之后，刘少奇恶有恶报，变成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个对象。这次毛拉的主要同伙是林彪，但是周恩来却被迫做刽子手。刘少奇最后被判成「工贼内奸」而遭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案，就是周恩来所亲口宣读的。周是保不了刘的，他也无心保刘。相反的，在毛刘之争中，他反可在夹缝里，勉图自保。可是被迫做刽子手来亲口宣布刘的「罪状」，显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顺序来，毛的第三个整肃的对象，就轮到林彪了。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伙伴，则是周恩来了。这次周也心甘情愿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刽子手，没有这个刽子手，毛要单独对付林彪，也甚为吃力。因为林彪也不是个省油灯。英雄识英雄，林彪对老毛这一套领教已久，也早有防范。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力助毛除刘的，但在除刘的过程中，他也留了一手来养寇自保。毛为除刘而发动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来计划，六个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学会了美国流氓的秘诀：「搞不过他，就和他狠狈为奸。」把个反革命、走资派留着慢慢宰割，这一来毛泽东原计划只要六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为着对付林彪，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只好言听计从。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毛他还可「黏」于一时；「副统帅」一旦当权，他这个可恨的老狐狸、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开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虽不动声色，却用尽心机也。
据说某次突传毛王席一口气不来了，周竟为之吓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论者或说周某工于表演艺术；此事不论其发生于「九?一三」之前或之后，不才均信其实有其事也……。盖林彪这个「副统帅」，是好对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归天，总理一人如何应付得了？骤闻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发生在「九?一三」之后，周之惊惶失措，亦不难理解，盖林家余党未清，林四（四人帮）余情犹在，老毛骤去，他们两帮合力挟恨寻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总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义）」的噩运；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实际运作中，周之指挥若定，实远大于毛也。五年之后，汪东兴奉命捉拿江青时，曾对奉命执行的张耀祠说，要像以前对付林彪一样，「不动声色」。其实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酝酿有年，而能绝对的「不动声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纶巾之调度也，汪东兴算个屁？
林彪一死，毛还要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对付周恩来，他就无派可拉了。最后黔驴技穷，把个泼辣的老婆也拉出来搞「批林批孔」，再来「罢相」一番，那就是失尽人心的天大的笑话了。毛氏横行天下数十年，盖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贴贴，窝囊到如此程度，而于青史长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纪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余愤未了，竟拒绝参加周恩来的丧礼，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后如篇幅多余，当再一桩桩、一件件，分别作较详尽之处理，以留信史。此处只笼统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读者谅之。
也是毛公和四人帮的不幸吧，周公用巧计过多，心力耗尽，终于先毛而死。他如死在毛后，四人帮何敢夺权？四人帮不夺权，以周之一贯的作风来推断，江娘娘也不致锒铛入狱。如此则毛死周继「开放改革，匕鬯不惊，多好，哪又会让画虎不成的邓小平把坦克开上长安大街呢？若论政治策略之运用，实在是毛不如周也。邓小平承继周公衣钵，然与山高水长的老宰相相比，小平，小平，侬只是个五尺之童的小泼皮。在五千年国史上，萧规曹随的一幕喜剧演员而已，没太大经纬也？
找不到治天下的蓝图
总之，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约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海内外一般毛评家，大致都可同意说，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
笔者本人曾一再说过，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自袁世凯以来中国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做而没有做到的「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本身，就是个最大的成就。它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能否复兴再起的最基本的条件。有此，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舍此，则一切免谈。中国一分裂，则一切完蛋。这也是目前江、朱等当政者，念兹在兹，曲不离口所谓「稳定」的实际内容。这个「武力统一」，就是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可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其它都是负面的。
但是武力统一了这么个大国（论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国，论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如何治理呢？总得有个蓝图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后，最有兴趣的蓝图，便是他所最向往的，也是我们老祖宗，行之两千年未变的「秦制度」，但是这个「焚坑事业待商量」的「秦制度」，毋待多说，毕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时虽也戏称「寡人」，戏称「朕」，并把丁玲「封」为「贵妃」（见丁玲回忆录）；对尼克松、季辛吉说他是中国古帝王的继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过过干瘾，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毕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公底第二套蓝图，便只有向「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了。开国之初，在农村、在都市，从「集体农场」、「自留地」，到「友谊商店」等等，苏联的确提供过数百十种模式，让中国来学习。不幸这些模式在四十年后，经实验证明，多半是不切实际的破产模式。学习这些破产模式，让中国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也就罢了。最糟的却是苏联的党政平行底两头马车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却是他们自己也一直不能解决的党政领袖权力转移的问题和继承的问题。从二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苏联模式由于解决不了这个权力转移的问题，斯大林为争接列宁的班，就开始杀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苏联第二代的领袖，几乎杀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宁时代，联共中央「主席团」（Presidium）（编者按：当时叫做「政治局」）中的资深同僚同志，几乎杀得一个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二位是幸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苏联党政名人录」，几乎就变成斯大林杀人的名单。在这一名单的背后，受他们牵连的数百万古拉格劳改犯的悲惨命运，就不必多提了。
这个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当初孙国父的「以俄为师」，和后来毛舵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今已过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让一些「事过则知」的聪明的「司马懿」们，今日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当年拜错山门，而大呼负负，但是为时已晚，为之奈何？可是读者贤达，你我能错怪当年的孙公毛公吗？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马懿」也。我辈当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孙公蒋公的青年团、救国团；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红卫兵、三八式，还不是跟着去起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台湾的名作家柏杨，原来不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吗？后来头脑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一「恍然大悟」，对他有多大的代价啊。笔者不敏，近十年来在海外、在大陆，也碰到过几十几百个柏杨。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错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就惨不忍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