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是老一辈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翘辫子了；转型阶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们贵国从君权神授的绝对帝制转向高度代议民主制，为时至少要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迂回，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怎能怪得少数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权于转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转型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幅远景，可说是终身尚未闻道，就溺毙于三峡之中，做了个胡涂鬼。悲夫，我们这些后辈司马懿，怎能以「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来厚责古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未到，虽贤者不知也，如之奈何？只是我国古史家，有所谓「诛心之论」。毛氏晚年为其方寸之私，要保权保位，而把个现代中国，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妇告密」的绝境，冤死者数千万人，受害者逾亿，那就是其心可诛的无赖和独夫了。在十二亿同胞之前，历史家这样评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较好」，没有「最好」
再重复一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最显明的区别，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甚至于政策的转换）过程中，杀人和不杀人的区别了。人民中国既然选择了苏联的极权模式，那么政治权力的转移，乃至正常政策的变换，也就非杀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权在建国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一帆风顺之后，也发生了「七年之痒」，不但政策要变换，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走上台面。现代政治观察家不知说了多少遍：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为着集权不被滥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让他们彼此牵制，来他个「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嘛。这在现代政治学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权力有了制衡。有权力的政客，才不致滥用其权。
这宗老生常谈的学理，不但毛泽东嗤之以鼻，连喝过洋水，爱吃法国面包的邓小平，照样不懂。邓就说过，三权分立，等于是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最近朱镕基总理不也说过，他派出来的人，比选出来的人，更为适当吗？这话原都是绝对真实的经验之谈，若不见，今日柯林顿大总统煞费苦心所签订「禁止核试条约」，签了字，还不是被美国参议院的政客，三下两下就否决了吗？八十年前的威尔逊总统曾手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联盟」，但是美国国会和法院，却偏不许美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朋友，这是什么个国家呢？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政府」，是什么个东西呢？
再看看台湾今日的政治，台湾今日学美国的三权分立，学的不能再像了。但是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如今已被几百个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还要把个老顽童李敖哥，也拖出来竞选总统。李敖是绝对当不上总统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册，因为他毕竟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没有当上皇帝的黑头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样，纵使是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凭你这个嘴巴，你应该是下蚕室，遭阉割才对。今日你居然也当起候补皇帝来，跟邓小平一样，我辈同行，为尔骄傲焉。
不过话说回头，大陆这么大，如果也照台湾这样吵起来，那还得了？不说别的，这样吵来吵去，对财力人力，也是个无谓的浪费嘛。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富强都浪费不起，暗中还要搞「中国献金」；中国哪浪费得起呢？所以大陆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个「四不」原则来，不许台湾用台湾制度来「吃掉大陆」。朋友，你说江主席，杞人忧天？台湾行得，大陆行不得？真的，台湾吵得，大陆就是吵不得也。台湾只是个茶壶嘛，茶壶内起了风波，不会把茶壶弄裂也。大陆是个大水缸，水缸搅起风波来，就难免要缸破水流，无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壶而生畏，是不难理解的。试想今日大陆，如果也要找出个李敖哥来竞选一番，岂不天下大乱哉？所以老江要恢复「立储」旧制，也是另一种实验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学袁世凯，来搞个「金匮石室」制，也是令旁观者担忧的。学不了威尔逊，就回头学袁世凯，总归是不大对劲嘛。这分明就是「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了。
总之，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复底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像传统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和近现代在英语民族国家中所施行的选举代议制）。纵使如此，也没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朋友，只有「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没什么「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们中国一行两千年的考试制度，就是个「较好的制度」，不但孙中山主张加以承继，今日大陆的共产党还不是要继续利用？更在扩大实行之。（注意：毛泽东却把这一制度恨得牙痒痒的反对到底，文革时期，那位教育部长张铁生原来就是一个在考试制度中「缴白卷」的烂考生。）因为考试制度，毕竟是比入党做官，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一向也没有说过，「民主政治」这位「德先生」是个最好的制度，而只是个较好的制度罢了。一个在文化转型期中的民族，总归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验出一项适合他自己的较好的制度来，在目前中国，把李姓两位总统（李登辉、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乱的「英美式竞选制」，和大陆上从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雍正式的「立储制」，似乎均有待改进，才能实验出一个「较好」的和适用的「定型」制度来。所以笔者才敢擅自预料，我们要驶出这个动乱不定的「历史三峡」，恐怕还有四十年的实验要做呢。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制的回光反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鉴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会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征「罢」掉。相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征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征，糟踢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作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底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笔者附注：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加以社会安定，动乱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作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著，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荐。］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斯大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共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笔者附注：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着「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的「中国之春」，复被丁抒教授近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增订再版所引用，见该书页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着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吨;六十二年则为八千万吨到一亿吨。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吨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吨，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在江泽民、李登辉出现之前，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牠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牠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牠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着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尸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在中国近现代史里面，达赖逃亡前的西藏，还是如此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动乱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十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干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复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制度」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人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说起来更是玄妙无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超越了马列主义底，「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发明」，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所以我们才敢大胆的说，毛公的政权是传统帝王政治的回光反照，小子岂敢谬评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倒竭诚欢迎各派同行史家严肃的指教。
再看看目前的资本主义
以上所说的传统土地制度，不是个好制度，甚至是个坏制度，但也不是左翼史家所说，是封建反动的「万恶之源」。上节已略述之，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说什么「最好的制度」或「最坏的制度」。他们只能在「较好」、「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间，作其比较的评述。邓小平先生在发动他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有句名言叫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那批了不起的政治家像刘彻（汉武帝）、公孙弘等人，所搞的「农业市场经济」，其目的也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却有个发展的极限，那就是，你不许发展到「垄断」（monopolization）的程度。
最近两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怕，便是它一开始就要搞「垄断」，不垄断，哪还有什么资本主义呢？所以美国人要不断地推行他们底「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这一法令稍一放松就不得了也。君不见小毛头比尔．盖兹之窜升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数年之间事耳。对这些小毛头不加管制，那还得了？
可是回看我们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如此了。农业不比工业，工业集中在城市里，管理问题不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也易于推动；利润以等加速度递升，也不难做到（盖兹就是这样成长的）。我国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然了。它分散于农村，管理不易，农产品生产缓慢，利润不能递增；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规模生产，利润反要随业务之扩大，而作反方向的递降呢。加以农业经济中，不能实行「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中国民间也无此传统。父死财分，三代而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的问题，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历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为之。但这不是经济上「农业市场经济」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个坏制度，它侵入农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地主」；入侵工商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资本」。这一制度的遗尽，在台湾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现「黑金」。在毛泽东政权下的大陆，则正是「方兴未艾」，吉拉斯所谓「新阶级」是也。但是毛泽东所制造的新阶级，重点在「权」，而不「钱」。所以今日大陆有个颇为「凡是派」所乐道的顺口溜，叫做「毛泽东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殊不知钱与权本来是一样的东西。毛泽东干部，虽然是「两袖清风」，却掌有「生杀之权」，所以才枉杀数千万。这比钱所引起的恶政，就无法相比了。
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他制造了千千万万的「面团团富家翁」。至少不会杀人嘛。再者让他们「少数人先富起来」，拥有了斗大的「元宝」，我们多数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语）「也可啃点元宝边」嘛。两相比较，朋友，这就叫做「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较好的制度」，更可晋级为「更好的制度」嘛。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远景所在了。好自为之，全民利赖，至可嘉也。后篇再续论之，这儿暂时煞车。
所以话说回头，历朝农民暴动，原因复杂；中国传统社会之生产力偏低，原因也不单纯。把他们一古脑儿归咎于土地集中，泰半都是于史实无据的。在中共主政以后，我们在海外也读过不少有关传统中国土地史的新着，就很少不带有政治宣传的偏见。近五十年来，大陆上社会经济史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对土地集中问题，则始终还在假设的边缘打转也。所以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纵使是个坏制度，但是并不是一个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载犹行」，长期不衰。消灭这个制度，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社会转型成功，它会自动消灭。社会转型不成，而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或意蒂牢结的问题，那就「吠非其树」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历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主张土地革命的激烈，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了，其实中共在建党之初，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和他们背后的第三国际的决策者，沉迷于马列主义，对农民参加革命都是不太有兴趣的。马列二公都曾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不足与言「阶级革命」。共产革命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专业；所谓「普罗阶级」（Proletariat），原义是古罗马的「市平」或「市贫」，是不包括「农民」的。所以那一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像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高语罕等人所策动的群众运动，都以「工运」为主。刘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矿，搞工人组织起家的。只有从农村出来的极少数青年共产党员，像彭湃和毛泽东才是以组织农民为专职的，热情甚大，在党中的影响则有限。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刘氏历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的光荣历史，就被派给农民领袖毛泽东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画中的青年毛泽东，多么英俊潇洒。但是与事实有违也。
［笔者附注：文革期中大陆上还有另一幅有名的关于「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画中人物应该是朱德和毛泽东，却被画成林彪和毛泽东了。据说朱德初见此画时，看到画中没有朱德，却有一拉着马的马夫，便笑着说，「那个拉马的应该是我了。」因此当年在大陆上搞党史和国史的职业人士，由于个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压力，述史画史，都难免有曲笔。纵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难于掌握其全貌，我辈流落海外，虽史料不全，见闻有限，体验不足，但有失有得，在当代史学上，旁观者清，固亦不无其致力之虚，而自觉心安理得也。］
可是上述这个重工轻农的开始，长征以后就全面逆转了。八路军建军以后直至「进城」，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农民政党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变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声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其「民主根据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于「减租减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训令各解放区，把原先的土改，晋级为打倒地主，搞分田运动。不但「地主」与「富农」之田要分，「中农」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据中共战后新政策，不但各级干部要忠实推动，土改还要从下向上，由「贫农」和「下中农」主动执行之。
可怜的中国，二战后的中贫农和中农，根据人民政府后来的官方统计，要占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见「历史全鉴」，一九九六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卷一，页一八】，也就是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经毛主席这一号召，地下消息不胫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产党了。执政的国民党原来也有它自己的工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蒋以下的派系，这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顾在收复的都市里，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倾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不在他们兴趣之内了……。老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便是从失去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不算胡说吧？相反的，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也就是从掌握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朋友，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说，毛主席「完全正确」，你怎能说他不是？
「高级化前土改后」
不过刘少奇所说的「正确」，实在只是从两党斗争的政略和战略出发的。可是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那就自当别论了。因此中共建国之后，为着完成其土地革命，并把农村建设纳入正轨，乃于一九五○年六月颁布土改新条例，而推行之于全国。
深入研究人民政权的土改史，那将是一本巨着，三言两语概括之，我们可以说，全国农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产，根据中外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的「鱼米之乡」，人烟稠密之区，则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约三市亩（半英亩）。在华北西北一带贫瘠地区，或可多分若干，而产量则递减也。不论江南水乡，膏腴之地，物产是何等的丰盛，以半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品，来养活五口之家，在一个先进国家，乃至联合国所认定的生活标准上，都只能算是在「饥饿线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饥饿线之下，则这个国家只能算是个乞丐国家，在这种国度里搞「农民暴动」，确可帮助农民领袖们，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决真正的「农民问题」。
记得就在中国农民分地、热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纽约有位华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区购置一小屋，并招待亲友，作诗自娱曰：「购得美洲半亩地，移来中国数株桃……」笔者当时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国朋友和学生们说：「主人这块半亩地，数株桃，在中国一家五口要赖以为生呢。」这一铁的事实，曾说得举座皆惊，认为不可想象也。
可是纵使如此，中国农民那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还是火热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破产百余年。对一般贫下中农来说，他们已三代五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今毛主席能给与三亩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拥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为着耕种这数亩恩田，你得购买耕牛，置办农具（如水车、犁耙等物），三亩小农，如何能购买得起？为农民着想，两袖清风的毛主席干部，乃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组」，集资买牛，购犁，轮流使用，互助合作。这一德政，真是引得农村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计划」发轫之时，「互助组」更奉命扩大为「初级合作社」。盖在互助组中，互助合作者不过数家。欲集体使用化肥，学习驾驶拖拉机，则非数十家合作不为功。这样则「初级合作社」之组织，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国农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保守成性的。做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单干户，本是农村的传统。为着购牛积肥，互助合作一下，还可勉强，真搞起合作社来，胆小的农户，就有点怕怕了。因此初级社之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终能相安。加以历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国开国初期的七个年头，对中国农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为其后数十年受尽折磨的苦难人民，所怀念不置的，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啊，可惜为时太短。一九五六年实行「高级化」之后，多难的中国农村便再度坠入深渊，几至于万劫不复了。［这句「高级化前土改后」，形容「黄金时代」的顺口溜，原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所引的当时农民的语言。足见毛公其时并非不通下情也。见丁抒着前书，页四一，引自清华大学「学习数据」。］
一九五六年是个难关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这就说来话长，原因复杂了。我们大致可分为三项，来试作解释：
第一，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历史三峡」中的潮流，可以大胆的说，人民政权原只是转型期中的过渡阶段之一，它对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只能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后来所谓「黑猫白猫」是也。搞不出个「定型」来，则老病新疾，就会在短期中，作周期性的循环了。毛泽东似乎也看出这一特征。他的解决办法便是「在大乱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说过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复一次。
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
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
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复。
再看看工商业，士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百三十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晓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