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附注】许世友之窜升，便是个极有趣的故事。许原为少林寺的小和尚，颇有武功，曾在吴佩孚部下任小军官。三十年代投入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因为骁勇善战，遽升为师旅长。张氏叛离共党后，原四方面军分子颇受毛氏嫡系之排挤，某次蒙毛召见，许竟跪地大哭。毛招手呼其：「起来，起来，还是回去带兵去。」这样许才能恢复「带兵」。递升至南京军区司令员。因此对毛的知遇之感，肝脑涂地。某次毛询其治军原则，许氏悍然答曰：「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其对毛之愚忠可知。其后在林彪事变过程中，许为对林监控最主要的力量。笔者曾撰短评论许，认为是近代中国军事转型的重要现象。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毛最后竟擢升之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原一三军团分子，对此都至感不平。而当时在加拿大养病且死的张国焘，对许陈在中国之窜升则至感兴奋。笔者有史界友人曾访问张国焘，长谈四方面军故事甚详。我至今还保留此录音带。
将不专兵，主席才可将将
毛的第二步整军计划，显然是向赵匡胤学习，搞「将不专兵」。所有带兵官，只能奉旨带兵，私人自己不许拥有一兵一卒，像张作霖、吴佩孚，或李宗仁、冯玉祥那样。甚或像四野分立的前例。关于这一点，在周恩来全力协助之下，毛做的十分成功。其后军区调整，司令员换班，都只能单刀赴会，不许带私人卫队或大批参谋人员，集体接事。这点制度之养成，周恩来实功不可没。因为周在解放军中有至高威信，而没有私人系统，他的建议，既可服众，也可使疑心极重的皇上放心也。周恩来之高明为许多古大臣之所不及的是，他功高而不震主。这才是耍政治的最高艺术境界呢。
将既不能专兵，则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成了专司军政的官员，不能染指于军令和指挥系统。这样则军委主席或党主席，乃可以将将方式，越级直接指挥各兵种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则林彪虽接任为国防部长，他身边却没有一连、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挥得了的卫队。他可以发动四百万解放军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却不能调动一团解放军，来听其随意指挥。他治下有海军舰艇百艘，飞机数千架，但除一两只不带武装，和专为交通运输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调动一两只，供其私人使用。纵是专供他使用的车船和飞机，他可随时飞上天，开出海，但是机场的启闭，港口的开关，他却无权指挥。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实例，天，他可飞上去；地，他却不能轻易的落下来。所以就葬身外国，折戟沉沙了。毛周在军事上这样的安排，也正是「西游记」上老佛祖的功夫了。孙悟空，你这位齐天大圣好厉害，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翻了无数个筋斗之后，才发现没有翻出老佛祖的手掌心。
罗瑞卿那位毛公心腹，接黄克诚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后弄到跳楼自杀，折腿沉沙的绝境，就是犯了中国「二十五史」上，说了千遍的老毛病，他未能「善体上意」而自作聪明的结果。你这个搞特务出身的大特务，如今又接长兵权，身跨军特两界，而不知善体上意，兢兢业业地去「体谅领袖苦心」（这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口头禅），却和林彪来勾勾搭搭，乱抓兵权，去搞什么「全军大比武」，岂非画蛇添足，折腿沉沙，死有余辜？
罗瑞卿之另一胡涂之点，是他也大招林彪的嫉忌，林也非除之不可。盖林之回朝代彭，意在兵权。如今兵权却在罗长子（罗在军中的诨名）手中。罗长子显然亦如国民党军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关系。是毛派来制衡他的棋子。这颗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权，则永远是缘木求鱼的。林笃定要除罗，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护，罗长子就跳楼了。
可是毛公在党政军特的操纵上，也只抓其重点，不亲细务。关于日常的管理事务，和细节的安排，那他就完全有赖于周恩来了。而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毛也就鞠躬尽痹，死而后已。在林彪事变时，周的越级指挥，可以直达中央警卫师的一个连，亦可惊矣。
破坏党政军系统，越级指挥
我们今日回看历史，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合作化，搞「乡社合一」时最大的一着险棋，便是存心破坏原有的党政军系统，搞越级指挥。在人类世界史上，共产党实在是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大帮会。在它那针插不进，水渗不透的大金字塔里，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得稍违。他们推动政策时，也是从塔尖开始，层层下达，看政策的性质，规定下达到某层某层为止。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和「乡社合一」时，毛泽东就把这个体制完全的破坏了。
所谓「乡」，原是「千载犹行秦制度」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台湾今日还是如此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毛开始搞「公社化」之时，所谓「乡社合一」，就是把「乡」这一级的行政单位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公社」不是政府机关，它是共产主义的基层建制，是包罗人民生活，从出生到火葬，各方面一把抓的总体。因此实行「乡社合一」是何等严重的「改制」？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应该由中央政治局作出详尽规划和相关文献，然后层层下达，慎重试行。可是毛在一九五八年底搞乡社合一时，他就完全丢掉了这个老香火，来搞越级指挥，一声令下，数周之内就把近百万个「高级社」，改组成两万几千个「人民公社」了。毛泽东这一破坏体制的行为，周恩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刘少奇则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彭德怀则痛心疾首，张开大嘴巴，点名叫骂。【参见上引「实录」，页二二五。】他骂的结果，以上诸节已道其详，而不幸的是，刘少奇由于跻身高位，对前任毛主席有肝脑涂地的知遇之感，竟在此关键问题上，对毛帮腔，背着良心说彭阴谋篡党，并指着彭的鼻子说，「与其由你来篡党，倒不如我来篡党」，云云。
由于党内外简直无一句反对的声音，毛乃一不做，二不休，把党政军特财政、外交等老的体制，一体破坏无遗。（毛在援外的款额上，往往不顾中国本身的财政困难，把议好的数目字的后面，擅自加个圈圈，在当时中国，也不是个秘密。）
纠左高潮的「七千人大会」
当毛主席退居二线，与周总理亲密合作，不声不响地搞其全军大换血之时，刘少奇主席新正大位，能者多劳，也忙的不得开交。事实上，从刘氏于一九五九年春出任国家元首开始，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这七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五）时间，他位尊九五，全国一人，是刘氏一生的黄金时代。关于刘主席的生平，在刘氏失踪之后，刘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之时，笔者由于职业感的驱使，曾细为查考，试为刘作盖棺之论。已略述如上，因为他毕竟也是我国历史上四百几十个皇帝之一，读史者对他不应忽略也。如今三十余年又过去了。笔者最近重读旧作，觉得尚无太大修正的必要。有暇或再重编之，以就正于方家和严肃的读者，对刘的许多细节故事，本篇就不再重复旧论了……。然吾人细察刘主席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之间，史家秉笔直书之，错误虽亦难免，大过实在说不出，而其所作所为，功在生民，则甚显然也。
刘氏接棒后第一项要政，无疑的，便是把毛氏的极左政策，慢慢地扳回头。饿死人的狂澜，就逐渐退潮了。例如他想把农村制度，恢复到「公社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回到「三自一包」或「包产到户」的老路上去，但他却只取其实，而避其名。他不敢再用「包产到户」这个老名词，因为这个老名词，曾被毛氏定为「促退派」、「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刘恢复此老制度，则名之为「责任田」。事实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也。但是本篇所言的刘氏「新政」（亦如二战前罗斯福在美国破产的农村所搞的「新政」NewDeal一样），只是举一反三，言其要略，若要打破沙锅，则非十万八万言不能尽意。加以笔者在前篇刘传之内曾扼要言之，此处就不再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刘氏的原则就是个「退」字，从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上「退」下来，与民休息，再鼓起干劲，从头来起。
刘少奇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农村不断饿死人，这个腥风血雨，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是煞住了，农村由死亡到复生，到恢复繁荣，从头算起，少奇之力也。后期一些在安徽的基层干部，不顾上级的畏首畏尾，而大胆搞起所谓「安徽经验」，对此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有暇当继续剖解之，整理之，庶几存真史册，以便后辈史学博士生，能跟踪继续探索也。
刘氏在复兴农村的努力之中，难免的也稍有自负，和藐视老毛的心理和行动。在刘氏心目之中，他和毛公在主持党国大政上，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原是天经地义的（注意：周恩来就向来不敢作此想）。当国太久了，就应该倦勤退休，做「荣誉主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在中共八全大会中，修改党章时，在刘的动议之下，就曾列有党主席退休后由党中央聘为「荣誉主席」一条。当时毛泽东就认为这一条是专为他而设的，刘也从不讳言。如今毛已「退居二线」，进一步退为「荣誉主席」，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刘少奇在其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也就是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党政军财一锅煮的，所谓「七千人大会」）中，作冗长报告时，表面上对「毛泽东思想」恭维上天，实质上却把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来的虚妄、浮夸、浪费、「共产风」等等的恶政，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和损失，批评得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更以国家元首、党副主席的身分，号召全国全党，今后务必要遵从民主集中制，遵从集体领导，以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同时把数十万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迫害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恢复名誉、分配工作，引起全国朝野一片歌颂之声。笔者在安徽有个近亲郭崇毅，就因直言入狱，在此次获得平反出狱。且看郭的自述：
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奉命以省政协委员身分，到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去视察，发现这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有浮夸，把减产报成增产，我如实向省里作了汇报。不料因此招了大祸。认定我是「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造谣破坏」。除开了数十次批斗会外，「安徽日报」还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七月十七日两次以大半版篇幅对我揭露批判。后来把我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二年徒刑。虽然，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给我平反了，而且又当了省政协委员。但是，农业生产依然停滞不前……。【见郭崇毅着，「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载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欧远方主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五八。】
老实说，这个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会」之召开，实是刘氏主政以来声望和权力的最高峰。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毛泽东声望的最低潮。毛在大会中表面上也曾自我批评，认为犯过错误。他也一反三年前「反反冒进」，和根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调，跟着刘少奇大唱其「实事求是」，以顺应刘周合着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箴言原则下的纠左改革。
两个主席争权，数千万人陪斩
其实在毛的内心里，这个七千人大会，就是逼他退向荣誉宝座的第一步。所谓「退居二线」原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冬，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放的烟幕，至此竟被刘少奇加以落实。刘在七千人大会纠左的气氛中，竟然把中常委分成一二线，毛被分入二线，成为真正的「二线领导」。其后在文革期间，据江青透露的内幕消息，毛氏对这个「七千人大会」，是深恶痛绝的。然毛临场却能忍气吞声，而不动声色，真不愧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可是刘少奇这一理论、心理和亦步亦趋，对毛作离休的安排，却使他自己变成为毛氏的第一个眼中钉，毛决定非杀之不足以雪心头之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悲的是，刘氏为人比较正直，公忠体国，而城府不深（这是他老相识、老政敌张国焘对他的评语。张氏对其他政敌，如毛、如周，都有不堪入耳的评论和鄙视，唯独对刘却颇有好评）。但是刘氏搞政治、搞党不够机警，防人之心不足，结果一身横死不足惜，最后竟因毛之嫉忌一人，而酿成数千万人为之陪斩的「十年浩劫」。他毛刘两位主席的争权，几乎搞到整个中华民族，也为之亡国灭种，为祸之烈，五十年回头看去，同胞们，匹夫当国。能不令小民胆颤心惊？
社教运动和四清五反
以上所述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开的。也是刘少奇主政三年后，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的「纠左」政策的总结。可是有谁知道，纠左未及六月，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又在是年九月底（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了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在十中全会里，在毛主席声色俱厉的坚持之下，一下就把六月前所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纠左政策，全部翻了案。在全会议程中，毛氏坚持全党全国，要继绩实行「阶级斗争」。他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见上引「国史全鉴」，卷三，页二八四一。】
毛并于同时提出要在全国各阶层推行一项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反映在农村工作上，便是所谓「四清运动」：清公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则是所谓「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这一来，在国家政策上说，刘毛两派就变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的政党了。白刀进、红刀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笔者附注】两个政客，分别领导两个派系，推行两个绝对相反的政策，民主代议制中，原是最正常的现象。美国开国之初，在华盛顿领导之下的大陆党，原来也是搞一党专政的。后来由于重农轻商的杰斐逊，和重商轻农的汉弥顿，两派水火不容，才分成两党，以迄于今。即将到来的二千年度的美国大选，就是这针锋相对的两党，最近一次的较量。它两党胜败之间，对我们中国、两岸之间的关系，将有不同底决定性的影响，……朋友，美国人民对不同政策的选择，可以用选票决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动枪，一死数百万人呢？这就是笔者数十年曲不离口的「历史三峡」的问题了。我们从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至今还未转到底。海峡两岸如今都还停滞在一党专政心态之上。虽然台湾今日有数十个政党，但是一党独霸的传统心态，变动甚少也。我民族要在历史上「出峡」，大致还要等四十年。
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
长话短说，这个「四清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底开始，毛刘两派为此而纠缠，摔跤，一直延长了三整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不得开交，到一九六五年底，毛派就快刀斩乱麻，不择手段搞起「文化大革命」来了。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便是这个四清运动的延续，而四清运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毛泽东眼见四清运动，扳不倒刘少奇，才耍赖搞起文化大革命的。
话说回头，让我们先把四清运动稍微检查一下，再及其它。为着扩大四清，毛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里，制定了一项指导四清的工作纲领，便是所谓「前十条」。刘毛那时并未正式翻脸，毛氏制定政策，刘氏还得加以推行。刘认为这个「前十条」是个极左文件，真正实行起来，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为着保护一般党内的正常干部，和可能遭殃的善良人民，刘对这十条乃加以修正，就变成所谓「后十条」了。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刘在另一次工作会议上，领导修正通过的。这也可以说是刘为保护自己的，也是曾有纠左背景的干部，不得已而为之的。
刘氏这一修正，一下就触怒了毛主席，毛几乎就在「后十条」颁行的同时，就召开另一中央工作会议，立刻废除「后十条」，而代之以更左的「二十三条」（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一来毛刘二人就短兵相接，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得开交了。
就当他们两位主席，摔跤摔得不得开交时，笔者那时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每日清晨上班时，办公桌上都放满了邮局新到的大陆发行的各类报章杂志。为着对祖国各项运动的关心和好奇心，我们对大陆出版品的追踪，可说是如醉如痴。但是当我们看到上述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实在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文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们收集了五百多种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把它们当花边新闻全看了，有许多不解之谜，才豁然而解。原来那个「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本是毛主席所手订的，金光万道的革命文献，而「后十条」则是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妄图反抗毛主席，所炮制的「黑文件」。这一来才思想搞通，豁然而悟。原来如此！
毛泽东主席颇像洪秀全天王
这个一拖三年的可怕的「四清五反运动」，毛派算是再次大获全胜了。但是对手方的刘派，并没有败下阵去。刘派之所以能最大狂风起，仍然稳坐钓鱼台，刘少奇数十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功勋，当然是主要原因。中共之所以能打平天下，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三位湖南老乡，如兄若弟的亲密合作也是个重要因素。他们的合作和分裂，和早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天王和东王、北王、翼王，从同生共死，到你死我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附注：国民党的桂系李、白、黄三雄在打平广西之后，也形成火并之势。其后所以化险为夷者，就是他们想到长毛的故事才罢手的。】长毛的可悲，是他们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并起来，所以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和他们稍有不同的是，毛已打下了天下，才关门火并，危险性就比较小了。
可是火并还是要火并的。在这次四清五反，和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是笃笃定定底，要把洪天王学到底了。他先杀彭德怀这位东王，再杀刘少奇这个北王，又想杀林彪这个翼王。林彪和翼王石达开一样，想搞分裂，另成局面以自卫，不成，才向翼王学习，想远走高飞，又不成，才折戟沉沙的。毛把老婆伙伴都杀完了，最后又想来对付周恩来，无人可拉，乃再度向洪天王学习：洪秀全最后只能靠两个脓包兄弟来保驾【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分册页一五二。】，毛则想靠老和侄子来保驾，如何保得了呢？他老人家最后还能躺进玻璃棺材，而没有像洪天王以黄绫裹尸，被投入阴沟，也实在是邓小平所说的「命大」。
刘集团和CC系的区别
再者，刘和毛的关系，也颇像国民党里陈立夫和蒋的关系。国民党的现象是全党皆知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共产党里没这句话，却有这个事实，那就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笔者曾撰有专篇论「刘少奇集团」，可是刘少奇集团对共产党的掌握，却又与国民党中的CC系不同。CC是个棒打不散的，排他性极强的派系组织；刘集团则是大山头对小山头的呼应。众山头之间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和一致的方向性，而不构成一个像CC一样的派系整体。
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原是一个大金字塔，笼罩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小金字塔。在打天下期间，它们确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形成一个钢铁的战斗组织。蒋介石不解此理，以一个单独的小脑袋，去敌两国（美苏）、一党（一个钢铁的战斗团体），不败何待。结果时不出三年便被摧枯拉朽的拉掉了。可是共产党这个钢铁一般的战斗团体，打平天下了，大家一共其安乐来，它也就钢铁一般的僵化了。僵化是从这个大金字塔的塔尖开始的。毛泽东享有绝对权力，也绝对腐化。他老人家从一九五八年冬，大搞其「公社化」开始，越级指挥，把党政军特财外运作的系统彻底破坏。党内正常的各级干部（彭德怀之外，刘周以下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干部），皆敢怒而不敢言；有野心，有邪念的干部（像康生，柯庆施、李井泉、林彪，乃至后来的四人帮），就乘机搞鬼和助纣为虐；一般干脆没头脑的干部，习惯于五千年帝王崇拜，和愚忠的传统，就都跟着「主席」盲目前进，像许世友和尚那样，「主席指到那里，我打到那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极左的毛派了。【笔者附注：国民党里的蒋委员长，也是个有名的「越级指挥」专家，抗战期间，长沙会战时，一个炮兵团忽然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被最高当局，在重庆来电话「调走了」。但是蒋的越级指挥只是个「坏习惯」而已，为害不大。不像毛的越级指挥是遍及党政军各部门，而又是有意为之，以限制下层领导的权力。其为害就大了。】
但是毛氏的胡作非为，和极左路线，在党内的大小山头之间，是人亡政息，没有真正底群众基础的。全国各山头，如坐镇组织部二十余年的安子文，和带着早年「晋察冀边区」的全班人马「进城」，接收北京之后，把北京市委弄成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局面的彭真（这是毛对彭真的评语）；以及坐镇南中国，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他们对毛泽东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也。总括说来，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以来，尤其是在毛泽东，搞极左运动，搞得全国都天翻地覆之时，刘的纠左煞车政策，实在和这些稳健的山头，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刘派的声威登峰造极的「七千人大会」期中，全国大小山头都是以刘的马首是瞻，和刘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也都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的基本成员了。所以毛虽大力推动其「四清五反」的极左政策，搞了三整年，对刘实际上，毫发无损，且为识者所窃笑。在这一情况之下，毛公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乐的斗争专家，非常之人，要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为重建他那个「毛家天下」（他老弟毛泽覃讥笑他的所谓「毛氏家庙」），彻底搞掉那个犯上作乱的「刘家党」，把全国党政系统也来个大换血，他就只有另择非常的手段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因此也就随之呱呱坠地了。
从半年延长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这宗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的「十年浩劫」（邓小平的结语），当时的参与者、受害者和后世史家，都一致同意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亲自发动的和亲自领导的」，为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清除走资派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从「公社化」到「四清五反」的背景，已略如上述。它底实际的目的则是摧毁那个根深柢固的刘少奇集团，和刘少奇反极左的意识形态，而达成毛泽东绝对独裁的政治运动。
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上说，自七大以后，「毛泽东选集」之外，不许党中任何高级领袖，也出什么「选集」的。他们一律都得封起鸟嘴，在理论上、思想上，无条件的跟着「毛泽东思想」前进。可是刘少奇却是个例外。刘少奇写了好几篇理论性的著作，尤其是那蜚声世界，而被毛泽东定为「黑书」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一九五九年刘第一次出任国家元首时，「人民日报」曾以大版篇幅全载之。一时在刘上毛下的耳语声中，「毛选」反显得灰溜溜了。因此在毛的心目中，刘少奇的「黑书」，就是一切反动理论的总代表，背上之芒，眼中之刺，他非彻底除之，则食不甘味，「不吃睡药，也夜不能眠」（毛的口头禅）。
再者，刘主席在这金色的七年之中，也享尽了个人的荣耀。尤其是当他携如花美眷，于七年之中三访外国时，友邦无不以最隆重的放二十一炮的元首之礼相迎。这时毛主席如果也出访友邦，那就至多也只能听到十八九炮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刘本是一个从龙之士，开国功臣而已，如今竟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朋友，人总是人嘛。尤其是在那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时代，毛主席为着争回权位，争回荣誉，他就要持大刀、翻墙头，赤膊上阵了。朋友，相信吗？李登辉总统如在毛的位置，恐怕也会赤膊上阵一番也。
但是，毛主席显然是低估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佛祖，刘只是个孙行者。他如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和他那批小鬼，至多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得干干净净。谁知道，他炮打司令部的结果，司令是被他打死了，小鬼却不容易收拾，结果形势失控，闹得中华帝国，遍地皆鬼，他这个阎王也收拾不了，一拖十年，就变成「十年浩劫」了。
【笔者附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氏显然自觉这一「运动只搞了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结束了，见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北京（？）出版，页六五八，毛在其它接见外宾场合，也曾提过有关六个月结束文革的估计。
古人说，天子一怒，会流血千里，伏尸百万，这就是文革的结果。殊不知，匹夫也可一怒。他仁兄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得到相同的效果。这就是林彪后来所说的，「丘八搞不过秀才」，但是搞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他父子、夫妻，就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来解决相同的问题了。此是后话，下节再说。
把两千万字缩成两万字的文革简史
总之，十年文革实在是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最乱最糟、是非不明，但也是最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留下史料最多的一段。文革十年中，在祖国一片腥风血雨，烟雾迷蒙之际，我辈避秦海外，而留在大陆的家人骨肉，都消息全无，生死不明。在一种无能为力底悲伤的情绪之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踪大陆上的消息，想知道点究竟。就以笔者个人来说吧，身为图书馆员，对两岸浩如烟海的官方出版品，如数家珍，不必提了，单是红卫兵的出版品（像「新北大」、「井岗山」、「东方红」、「财贸红旗」、「何其毒也」、「斗瞿战报」等等），十年之间，就细读过五百余种。总字数，应在两千万以上吧。在蒋毛二公几乎同时死亡以后，两岸言禁大开。有深度有系统的专著，更是潮涌而出，有读书癖好的人，跟踪拜读，又已二十个年头了。
就以老友严家其、高皋伉俪合作的巨着「文革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万年青图书中心增订版，分上下两册）中，其故事就比水浒传还要热闹。我也把它当成水浒传，零零星星的读了不知多少遍。其它的「伤痕文学」就不必谈了。读了数千万字的史料，最后自己问问自己，文革是怎么回事呢？仍难免一片茫然。本篇就想把读过的史料，试为浓缩成数千字，向历史课室里的学生，讨论会（Seminars）中的同行，和茶余酒后、关心国事的同胞，来谈谈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就教于高明。
毛亲校三遍的「海瑞罢官」剧评
显然是经过数年实际观察和思考，毛泽东终于一九六五年初决定发动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在文革初期他只授意江青、柯庆施、林彪、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候补书记）、姚文元（「解放」杂志编委）一伙，在上海发动，他自己只在幕后指挥，暂不露面。他发动的方式就是叫姚文元主稿，写一篇书评，来批判北京副市长，名史学家吴晗所编的剧本「海瑞罢官」，说吴晗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要替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其实海瑞这个名字，没几个中国人知道也。那原是数年之前，毛氏在厕上读「明史」才发现的，觉得他是和包公一样，正直的「清官」，因而号召干部和人民学习海瑞。圣旨一出，天下从风，吴晗就承旨，写了这个剧本，由京戏名伶马连良唱了起来，一时全国轰动，好评如潮，弄得另一名伶周信芳（麒麟童），也踵起效尤，自编自唱了一番。这原是「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原来也只是一本承旨文人所写的「马屁书」，与彭德怀的罢官没屁关系。可是它此次却雀屏中选，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炮靶。当姚文元奉命撰写此一剧评时，曾九易其稿，历时半年以上，十度派专机密呈毛公「御览」【见「文革十年史」】；毛也承认他对姚氏原稿，亲自修改了三遍，可见其用心之深之苦也。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根据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写历史的人，就不难把毛氏发动此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头说个明白了。毛的原始计划显然是先把这一运动，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揪出个既是史家，又是文艺家，也是党员官僚的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来祭旗，以发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从吴晗再扩大至所谓「三家村」（与吴长期合作的名作家「三家村札记」作者，「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前线杂志」总编廖沫沙）；依次蔓延至其它党内外所有的走白专路线的学术权威，再升级鼓励各大中学革命师生，向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当权派」夺权、造窝里反，来他个天下大乱，并乘机拿下陆定一把持的中央宣传部、和周扬的中央文化部，以及两部属下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台，以统一宣传口径，让国内外听不到一点杂声。
毛的第二步，显然是夺取那个被彭真所盘据的、「针插不进，水滴不透」的北京市委（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和北京地区的一切媒体，尤其是受市委控制，由邓拓总编的「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掌握好了北京这个根本重地，然后再循党的既定程序，通过政治局和人民大会，来把刘少奇隔离审查，如此，这个运动只要搞五个月，或「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恢复秩序，达到四海归毛，天下太平了。这样，毛主席也就可以只做个总设计师，和总策划人，永远在幕后指挥，用不着揭开帐幕，抛头露面，自已来赤膊上阵了。
想不到，可能也是想象中事吧，姚文元这篇书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之后，反应冷淡，纵是毛用党中央的名义，推动全国报刊加以转载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华南各大媒体，则认为它立论太左，不得人心，而加以杯葛。这显然是因为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委，和杨尚昆掌握中的广东省委，初不知此一新运动是由毛主席躲在背后，亲自发动的，并且要雷厉风行的。他们显然误认为，这只是若干极左派，柯庆施，康生者流恃毛之宠，而兴风作浪，他们也可以在必要时说服主席，而加以抵制也。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此次所搞的，是绝对的「阴谋」，而非「阳谋」。他搞「绝对保密」的结果，连极度敏感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对毛的这着新棋，毫无所知。党内其它高干和全国朝野，对此也没丝毫的心理准备。才有华北华南一致杯葛的情况出现。毛如一开始便披挂上马，谁又敢对他作正面抵抗呢？因此这一尴尬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再者，在姚文发表之后，主席只装作同情，只表示有意发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来加以推广之时，他还是按照党的旧体制，组织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谓「五人小组」），作为指导机构。提名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并指定彭真为组长。这个杂糅左右派于一炉的「五人小组」，竟使彭真毫无感觉，这是「引蛇出洞」的旧戏重演，也是他自己罢官、审查、坐牢的第一步。相反的，作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竟认真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在该小组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或「二月提纲」。根据这项提纲，五人小组乃把这个「文化运动」的范围，完全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去，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罢官，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他就保护了吴晗，也把政治问题，给完全撇开了。
可是彭真这一无意的、公开的反毛安排，却激怒了暗中有意去彭的毛泽东。他终于揭开帐幕，丢掉假面具，走向前台，自己就赤膊上阵了。毛氏这一计从幕后走上幕前，为时虽短，却程序复杂。我们只能删繁就简，长话短说，那就是毛为对付彭真的杯葛，终于在四五两月，连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经他自己「八次修改」之后，才抛出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誓师词，所谓「五?一六通知」是也。
【笔者附注】「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著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著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了。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团」。】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