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近代——对外扩张的步伐　　第一节 明治维新

一、 封建危机

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因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普遍栽种，德川幕府中期以后，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小商品经济生产者，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体系。由于这些商品生产者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必然引起两极分化。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不断积累财富，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上升为地主。因为幕藩领主禁止土地买卖，所以土地兼并主要是采取抵押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地主一般称为“村方地主”，另外还有一种开发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利用逐渐积累的资金，通过向幕藩领主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维新前夕，新兴地主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除较大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但无论是出租土地的地主，还是雇工经营的地主，他们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且由于他们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资本拥有者，因而与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经营手工业，或者从事商品流通，成为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棉纺织产品，然后转卖给大阪的棉布批发商。接下来，他们进一步通过“换棉”和“出机”的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所谓“换棉”是指商人供给棉花，农民在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酬金；所谓“出机”是指商人不仅提供生产原料，而且提供纺织机械，农民在家里织成布匹，按照成品获得酬金。再进一步，商人出资招募贫穷的农村妇女，集中在厂房中进行生产。此时的商人已变为资本家，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到幕府末期，这样的手工工场已有260多家，每个工场拥有六到十台织机。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商人、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逐渐增强。到十九世纪中期，仅在大阪一地经营汇兑业务、资本金在2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50多家。这些金融商拥有巨额财富，不仅控制了幕藩财政，而且对整个社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仅是他们借给各地大名的款项就高达6000多万两，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万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运往京都、大阪和江户的大米也不过400万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候惊”的局面。

与上述新兴阶级逐渐强大的情景相反，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却趋于没落。首先是中小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实际收入减少，幕府或大名为转嫁财政危机也不断削减他们的禄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转为诸如教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有的成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为商人的养子，或者转化为从事工商业者。这些下级武士希望对幕藩体制进行变革，因而大多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农民则在沉重赋税的压迫下逐渐失去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佃农，生活极为贫困，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据统计，在明治维新前的80年间共爆发了千余次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尽管日本国内新型经济的发展及其阶级力量变化的状况尚未达到使传统生产关系崩溃的程度，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势力的入侵却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二、 外来压力

与早期殖民扩张不同，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适应工业革命大规模兴起后的需求，而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地区是其扩张的最后乃至最重要的目标。早在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绝。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过去颁布的“驱逐令”，炮击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但是，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结局迫使幕府放宽了对外国的政策。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闯入东京湾，威逼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并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军舰到达日本，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舰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护遇难船员，美国可在两个港口设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随后英国和俄国又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但在日俄条约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权以及长崎为开港城市外，还规定了日俄两国在千岛群岛的边界。

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日本，准备在下田设领事馆。经过与幕府的长期谈判以及利诱与恐吓，首先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的久居权，然后在1858年6月双方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增加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和兵库等港口及江户、大阪两城市；承认美国人在开港地的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通商自由及协定关税等。随后英、法、俄、荷也相继与幕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均在安政五年签定，因而被称为“安政五国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这些条约不仅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而且也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权等特权，从而使日本彻底向西方国家开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结果引起了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根据安政条约的规定，日本在1859年7月正式开港，其对外贸易由此迅速增长。1860年输出为470万美元，输入为160万美元；到1867年，输出为1200万美元，输入为2160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了五倍多，而且入超情形严重。一方面生丝、茶叶、蚕种及棉花等原材料的大量出口，造成其价格飞速上涨。例如生丝在开港后不到一年就上涨了三倍多，使日本的丝织业遭受到严重打击。而且输出商品价格上涨也影响到一般物价，例如米价在1858年到1865年之间增加了三倍；另一方面，以棉、毛纺织品为主的大量廉价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日本的手工工场无法与之竞争，纷纷倒闭，其劳动者大量失业。

开港后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黄金外流。当时日本金银比价是一比五，而国际市场的比价是一比十五。西方商人与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其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暴利。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在1859年下半年就高达100万两，结果引起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并导致包括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导致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更加困难。

外来压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具有否定领主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在1865到1867年之间，平均每年发生55次；以反对粮食投机及涨价为中心的城市贫民暴动也显著增加，在1865到1867年之间，平均每年发生16次。尤其是在1867年波及全国的“这样可好了”的动乱，即为数甚多的下层人民成群结队，唱着“这样可好了”的歌谣冲击富豪住宅及幕府机关，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农民及城市贫民的这些反抗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改革派走上社会变革之路。

三、 戊辰战争

如同前述，德川幕府本来规定天皇朝廷不得过问政治，但“黑船”叩关，幕府惊慌失措，破例向天皇报告事态，并向各地大名征求意见，结果却为天皇、公卿贵族以及强藩大名参政开辟了道路。在强藩的策动下，天皇拒绝批准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强硬态度，在没有天皇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签定了上述条约，并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有关大名被禁闭，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等人被处死，其他遭受迫害者多达近百人，史称“安政大狱”。

年，制造上述“安政大狱”的井伊直弼很快就被反对派袭击而死，标志着幕府专制统治的终结。受其冲击的天皇朝廷和幕府被迫转向相互联合的“公武合体”，具体措施就是撮合孝明天皇之妹与幕府将军家茂的婚姻。此后在天皇朝廷的要求下，幕府在1963年5月通告各藩采取“攘夷”行动。但在“公武合体派”的操纵下，发动政变，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受到迫害。得到天皇支持的幕府不仅将尊王攘夷志士赶出京都，并借口作为尊王攘夷派大本营的长州藩军队擅入京都而讨伐长州藩，迫使长州藩俯首称臣。

此时，尊王攘夷派的观念发生转化，即从尊王攘夷转向尊王倒幕。因为开港以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侵略势力，下级武士主张以武力加以反对，因而时常有外国的士兵、使馆人员、商人甚至舰船在日本受到攻击的事件发生，其中的“生麦事件”和“下关事件”均引起与外国的局部战争。1862年9月，萨摩藩武士在神奈川县生麦村因道路纠纷而杀死英国商人，第二年7月英国七艘军舰炮击萨摩藩的鹿儿岛，摧毁了炮台，并焚烧了市区，萨摩藩被迫接受“赔偿”、“惩凶”等屈辱条件；1863年6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商船和军舰，并封锁下关海峡。1864年9月，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并攻陷了所有炮台，长州藩被迫求和。“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使主张尊王攘夷的下级武士意识到，在与外国武力相差悬殊的状况下进行攘夷是轻率的，抵御西方势力入侵，保障国家安全，只能打倒传统的幕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正是在上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西南两大强藩逐渐接近。在土佐藩出身的藩士坂本龙马的斡旋下，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和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在1866年3月签定密约，商定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正因如此，当同年7月幕府以“私购武器”、“私自对外贸易”等罪名准备发动第二次讨伐长州的战争时，曾是第一次讨伐长州战争主力的萨摩藩拒绝出兵，结果幕府不得不以将军去世而草草结束了这次不得人心的战争。1867年1月，主张公武合体的孝明天皇死亡，年仅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皇室公卿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立即与西南诸藩策划武装讨幕，其他诸藩也加快了结盟举兵的步伐。1868年底，新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辞去内大臣等所有职务，交出半数领地给朝廷，此后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与此同时，倒幕派组成了新的政府。

新任将军德川庆喜并不甘心交出政权，立即率兵从大阪向京都进军。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三天，结果数量占优势的幕府军被打败，德川庆喜从海路退奔江户。新政府组成东征军，进军关东地区，并迅速兵临江户城下。幕府知道没有取胜的可能，于是献城投降。在东北地区，以会津藩为首组成“奥羽越列藩同盟”，继续反对新政府。由于当地农民纷纷起义，新政府军进展顺利。1868年11月，东北地区的叛乱被评定。幕府海军将领夏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和幕府残兵逃至北海道，并在1869年1月建立“虾夷共和国”。同年6月，在新政府军的进攻下，夏本武扬投降。因1868年为农历戊辰年而被称为“戊辰战争”的内战结束。

四、 各项改革

年4月，新政府颁布了《五条誓文》，即施政纲领。其具体内容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公武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随后颁布《政体书》，仿效奈良时代实行太政官制，最高职位为太政官，下设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并规定了官员的任命及其职责。同年10月改年号为“明治”，11月改江户为“东京”，作为新首都，天皇及政府机构迁至东京。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巩固新政权的同时，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措施主要有：

第一，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首先在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奉还版籍”政策，也就是命令各藩将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上交中央政府，旧藩主成为中央任命的藩知事，但必须执行中央的政策。两年之后，明治政府又宣布新措施“废藩置县”，将旧藩主迁住东京，坐食俸禄。将藩改为县制单位，最初共有3府302个县，后改为3府72县，1888年合并为3府42县。尽管各藩具有的债务负担以及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以对抗西方列强的意识使废藩置县得以顺利进行，但中央政府也为此承担了相当于两年国家预算的债务；

第二，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从1869年到1872年，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候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将藩主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废除“秽多”、“非人”等贱民称呼，与过去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准许武士从事工商业，平民也可以担任文武官职等；1873年颁布《征兵令》，年满20岁男性均有服兵役义务；另外，为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逐步减少士族的俸禄，在1876年颁布《金禄公债条例》，由政府一次性发给士族“金禄公债”，从而废除了封建俸禄制度。为解决领取少量公债的一般士族生活困难问题，政府优先录用旧士族充任官吏、教师、军人、警察等公职，同时鼓励士族向地广人稀的北部地区或北海道移民，在内地各府县低价出售土地给士族等。尽管如此，遗留问题较多，成为后来士族叛乱的重要原因。

第三，改革土地制度，实施新地税。1871年10月，明治政府废除过去农作物栽培品种的限制；1872年3月，允许土地进行买卖，同年10月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其主要内容为：按照地价的3%征收货币地税，征收对象为土地所有者，其他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三分之一。尽管允许土地可以买卖等政策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地税仍占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因而对农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第四，“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明治政府一方面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奖励贸易，统一货币，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政通讯机构，促进铁路及海运的发展，为新型经济的出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输入先进设备，建立许多具有示范效应的国营“模范工厂”。其中包括铁路、矿山、造船、机械、水泥、玻璃、纺织、制丝等产业，共建立了数十家近代工厂企业，同时对民间企业进行重点扶植。后来为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另外也是鉴于民间资本及其经营已逐渐成熟，政府在1880年制定了《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许多官营企业低价处理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权商人。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也推动了80年代轻工业领域产业革命的出现。在农业及畜牧业方面，设立育种场、种畜场，同时设置东京驹场农学校、北海道札幌农学校，招聘外国教师任教，培养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