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由民权运动

一、精英分裂

年11月，明治政府为修改同欧美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同时参观学习西方的文明与技术。该使节团花费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尽管未能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但欧美各国先进的生产力却使使节团成员大开眼界，痛感只有自身迅速富强，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在此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借口朝鲜拒绝接受日本国书而主张对其进行征讨，但遭到已回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力。“内治优先派”与“征韩派”相持不下，最后在“内治优先派”的操纵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决定了“征韩派”的败北。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和江藤新平等被迫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然而，下野的征韩派成员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下野后返回故乡鹿儿岛的西乡隆盛，自费建立“私学校”，招集士族子弟入学。“私学校”后来发展到百余所分校，学员多达三万余名，实际上具有军队的性质。在西乡的影响下，鹿儿岛县拒不执行包括俸禄处分及地税改革在内的中央政府政策。为防不测，政府在1877年1月命令将鹿儿岛弹药库中的弹药运出该地，但“私学校”的学员闻讯后抢先袭击了弹药库，并将之抢走。同年2月15日，西乡率兵从鹿儿岛向北出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被称之为“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先后共出动六万多军队前往九州地区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四万余人，其规模甚至超过“戊辰战争”。长达八个月的西南战争以西乡兵败自杀而告结束，但其影响极为深远，即士族武装被由平民征集的军队打败，由此证明了征兵制的效果。从此，士族不再以武力反对政府，而是通过言论或其他方式。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在随后向政府提出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中，他们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尽管这个“爱国公党”仅存在两个月，但不久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依然大力提倡“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同时，他们呼吁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在“立志社”的影响下，日本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团体。1875年2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各地的政治团体在大阪举行集会，并建成“爱国社”。该团体积极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以“增进天皇陛下之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

针对上述自由民权运动骤然兴起的局面，明治政府一方面进行部分政治改革，在天皇发布逐渐建立立宪政体诏书的同时，废除左右两院，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另一方面，劝诱自由民权派的中心人物板垣退助再度入阁，以达到瓦解运动的目的。尽管板垣重新担任政府参议，爱国社也因此在1875年4月解散，但在社会各阶层的推动下，自由民权运动却持续发展。

二、运动高潮

概括地说，自由民权运动持续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没落士族与农民对政府的不满，以及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传播。首先因改革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实行征兵制等措施，士族阶级受到沉重打击，绝大多数士族不仅沦为被统治阶级，而且生活困难。他们对政府心怀不满，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一部分士族甚至以武力对抗政府。即使那些已经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手工工场主的中小士族也同一般地主资产阶级一样，反对政府的官僚专制统治。如同板垣退助等人那样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下野的原士族出身政府官僚，更是以自由平等为旗帜，试图改革政府体制，以便获取更多的权力。

明治政府实施的土地制度和地税改革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强制推行义务教育以及征兵制又使农民背上新的沉重负担，因而农民不断以暴动的形式进行反抗。据统计，在1873年到1881年的九年里，共发生了305次农民暴动。其中在1873年最为集中，而且以同年在福冈县发生的农民暴动规模最大，有30多万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和邮电局，捣毁富豪的住宅以及高利贷者的钱庄，要求免除三年地税和停止建立学校，反对投机商人，反对征兵制。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7年1月将地税下降到地价的2.5%，并规定村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五分之一。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口号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就是在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上向西方学习，因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思想及文化方面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既有英国的功利主义，也有法国的天赋人权等自由民主思想。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宣传西方文明的社会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家庭，年轻时即开始学习西方文化，曾随幕府使节团多次访问欧美各国，痛感日本开国进取之必要。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并著书立说，力倡文明开化。其《劝学篇》中提出的“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平等观一时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除福泽谕吉外，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植木枝盛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起到很大影响。

年6月，立志社再次向明治政府提交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建议书在批评明治政府八大弊端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等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纲领，广泛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具有群众性。1878年9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再次在大阪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国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同时向政府提交情愿书，要求召开国会。此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主张尽快颁布宪法、召开国会的大隈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为准备在国会中进行政党活动，以板垣退助为中心在1881年10月组成自由党，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建立宪改进党，但因各自党内的矛盾以及两党之间的互相攻击，结果使基层党员失去耐心，逐渐转向激进道路，领导农民、市民等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武装抗争的事件，从而使自由民权运动在1884年前后达到高潮。然而，这些武装抗争均被政府镇压下去，尽管1887年围绕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自由民权运动又形成新的高潮，但政府在同年底颁布《保安条例》，大肆逮捕或驱逐自由民权派成员，自由民权运动遂告结束。

三、 帝国宪法

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政府承诺制定宪法、召开民选国会。为此政府派伊藤博文前往欧洲、主要是德国进行考察，准备以君主立宪专制政体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制定宪法；同时迅速扩大皇室财产，确立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加强华族制度，培养维护皇权的特权阶层；同时，在1885年又将太政官制改为内阁制，由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组成内阁，并决定通过考试录用文官及其晋升等。经过这些准备活动后，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为《明治宪法》。

《明治宪法》首先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天皇裁可法律，并命其公布及执行”，“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给，并任免文武官吏”，“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立法、军事、行政、外交等权力全部集中天皇手里，司法权亦“以天皇之名，依照法律行之”。

尽管明治宪法规定日本帝国臣民有“信教之自由”和“言论、著作、刊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以及“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但又规定“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及在“法律范围内”。

宪法规定，国务大臣的职责是“辅弼天皇”，由天皇任命，对天皇负责，同时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之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贵族院由皇族、华族和“敕选议员”组成，众议院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选民选举产生。

《明治宪法》具有天皇拥有一切大权、行政权高于其他国家权力、立法权受到限制、统帅权独立等特点，因而从制度上奠定了天皇君主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基础。但是，由于天皇被塑造成现人神，很少干预人间政治，所以其政治体制是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借“天皇大权”之名、行寡头政治之实的专制体制。尽管如此，该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从法制建设的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年7月进行了第一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交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当时仅占全国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交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大土地所有者及从事农业者。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预算案审批权的众议院经常围绕减轻地税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

从1890年11月第一次帝国议会成立到1894年 6月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前后共召开过六届议会，其中有三届议会被解散，更迭了两届内阁。第从一届到第三届议会，主要是以自由党和改进党为中心的“民党”，代表中小地主以及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从反对藩阀政治的立场出发，打着“修养民力”、“节约经费”的口号，拒不通过政府提出的扩充军备的预算，同时要求减轻地税、削减政府开支、核减官员薪俸、整顿吏、反对军事部门的积弊、反对政府干涉选举等，结果迫使政府不是答应政党的要求，就是解散议会重新选举。1892年11月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前，伊藤博文率领萨、长“开国元勋”，组成“元勋内阁”，准备进行“明治政府的最后一战”，而国会中的反对派也组织力量，准备“一举打垮整个藩阀”，结果双方在议会中僵持不下。伊藤策动天皇下达诏书，声称“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恨万年”，表示今后六年内每年节省30万日元宫廷用费，加上文武官员月薪的十分之一，以补造船军费之不足。在天皇权威的压力下，政府预算案好不容易通过了议会的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