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正民主运动

一、 早期工人运动

世纪80年代初，任明治政府大藏大臣的松方正义实施紧缩财政，同时对货币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并采取措施促进出口，结果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以铁路及纺织业为中心的民间投资热潮。1883年开业的大阪纺织会社因使用蒸汽动力以及英国的机械设备，并在电气照明下实施两班作业，因此获得丰厚利润，从而引发了棉纺织部门的产业革命。铁路和海运领域也在政府的保护下得到迅速发展。甲午战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政府投资扩张军备以及推动产业发展，再次引起民间成立公司的热潮。在1889年到1899年间，棉纱生产量从6.7万捆增加到75.7万捆，增长了11倍。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而且1897年出口棉纱14万捆，大大超过了进口的5.4万捆；在缫丝行业，器械缫丝量也在1894年超过了手工缫丝量；在重工业方面，政府除大力扶植民间造船业外，还建造了国营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正式开工，几年后就生产了国内所需钢铁的80%左右。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主要产业的生产指数在1894年为100，那末到1912年，造船业为1245，煤炭业为460，铁为356，生丝为262，可见发展速度之快。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产业革命与垄断资本形成同步、国家扶植和保护色彩较浓、官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占较大比重等特点，因而在形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军事封建性。工人、农民受到残酷的剥削，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度日，同时使得国内市场狭窄，从一个侧面推动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以便为其工业产品寻找海外市场以及原料来源。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工人的迅速增加，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并形成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

甲午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工人阶级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97年到1899年，日本工人在各地普遍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其中较大的有横滨造船厂400名木工和东京造船厂的工人罢工、和歌山500名伐木工人以及福冈煤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等，甚至在佐渡矿山还爆发了工人暴动。正是在这些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97年12月诞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著名工人运动家片山潜领导的这个工会组织拥有1200名成员。此后工会组织迅速增长，其会员也越来越多，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也随之高涨起来。1897年4月，成立了“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问题研究会，1898年10月，以该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合于日本”为宗旨的学术团体——“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有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每月一次的研究例会介绍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为适应工人、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其成员也从学者扩大到工人与学生等。1901年由社会主义协会的主要成员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在该党制定的纲领中，提出了裁减军备、实行普选、将重要生产资料收为国有、公平分配财富以及废除贵族院等主张。面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明治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1900年政府颁布了限制和取缔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法》，明文规定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同盟罢工；同时，“社会民主党”成立当天就被政府禁止，后来该党改称为“社会平民党”，仍被禁止。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者仍继续活动。1903年7月，片山潜和幸德秋水分别出版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书籍，引起较大社会反响。1903年，幸德秋水等人组成“平民社”，并出版《平民新闻》，提倡“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及一切战争。1905年10月“平民社”被政府强行解散，但在日俄战争后工农运动的推动下，社会主义者在1906年2月成立“日本社会党”，并积极支持了一些群众斗争。1907年日本社会党被取缔，《平民新闻》也被禁止发行，刺激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幸德秋水等人转变态度，主张“直接行动”。1908年集会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政府加快了对社会主义者镇压的步伐。1910年5月，政府捏造所谓“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罪”，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将幸德秋水等24人判处死刑。

积极采取暴力镇压措施以及扩充军备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因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被迫在1911年8月辞职。但这位陆军大将在军部的支持下，利用扩军问题将继任的西园寺公望内阁搞垮，在1912年12月再次上台执政。军部这种专横行径，不仅使议会内的反对党派对桂太郎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也遭到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呼声响遍全国，数万名市民甚至包围了国会。随后各地群众反对运动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暴动，结果迫使桂太郎第三届内阁垮台。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其时正值大正天皇即位之初，因而也称之为“大正政变”。

二、 参加一战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对日本国运发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纷纷主张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结果日本政府不仅迅速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并宣战，然后迅速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该地区的所有权益，同时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体现其“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内容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延长日本在满蒙地区的租借权或所有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如果“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全部得到实现，那么中国必将处在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将成为第二个朝鲜。尽管在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还是使日本的侵略势力在满蒙和山东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有所伸展。

日本不仅积极扩大在中国大陆的侵略势力，而且对俄国领土也具有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俄国的崩溃为日本向北方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1918年1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两艘军舰驶入俄国的海参崴港口，并趁西方国家相邀之机在同年 8月出兵西伯利亚，派兵数额逐年增加，最高时兵力达到七万三千人。“贝尔加湖以东所有村镇都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也不论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为此时欧洲大多数国家均卷入战争，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亚洲市场，该地大批的军需订货及生活用品使日本产品出口总额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银行调查局所编撰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大正4年以来，以协约国俄、英、法等国开始向日本定购武器、军需品、食品等为开端，日本货还大量涌进中国、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欧洲货。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繁荣，生丝以及各种商品的销路旺盛起来，以至出口贸易取得迅速发展。”从数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足12亿日元，而1919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3亿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贸易顺差达到14亿日元；黄金储备在1912年时仅为3．5亿日元，到1919年底则超过20亿日元；战前日本负有外债12亿日元，战后一举变成拥有28亿日元的债权国。

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使其从农业国迅速转为工业国。例如1914年时，农业在各部门生产额中所占比例为45．1％，工业为44．5％（水产业约占5．1％，矿业约占5．1％），而1918年工业上升到56．8％，农业则下降到35．1％（其他矿业4．3％，水产业3．8％）。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其力量也在逐渐增强。例如，拥有资金10万日元以上、雇工5人以上的资本家阶级在1914年时不到20万人，到1920年则超过了30万人；到20年代末，进一步增加到40万，远远超过地主阶级的总人数。其中大资本家人数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过了大地主阶级的4249人。中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样迅速，从1914年的 330多万增加到1925年的 410多万，其中工商业领域的自营者尤为突出，如果以户计算，则从1914年的63．9万户增加到1925年的111．8万户，几乎增加了一倍。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大正民主运动以及政党政治的出现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民主运动

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对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持政权的藩阀政治以及积极干预政权的军部势力进行清算。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典型地代表了他们的意愿。

美浓部达吉为宪法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利用“国家法人说”的理论解释明治宪法，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美浓部明确指出：“天皇大权非属于天皇个人之私权，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而行使之权能”。按照这种“天皇机关说”，天皇权力并非神授，而是国家法律所授，从而将明治宪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释。

年，吉野作造以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系统论述“民本主义”的论文——《论宪政本义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吉野作造明确指出，“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为实现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议制度，以达到使人民能够监督国会议员以及议会能够监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时，吉野认为使代议政治付诸实际行动的只有政党，而且为使政党真正地担负起责任，就必须做到：第一，彻底地纯洁选举道德，并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和普选；第二，实现基于责任内阁主义而建立的政党内阁；第三，对限制下院和政党内阁活动的上院和元老的种种超法律权力给予应有的抑制，尽可能减少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非立宪主义势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内等。显而易见，美浓部和吉野的这些主张为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正是在资产阶级运动及其理论的推动下，1919年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届真正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虽然原敬上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不拥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宪政友会议会多数党的地位，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将殖民地总督武官制改为文武官并用制，而且在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扩大选民人数的同时，将大选区制改为小选区制，进一步增加了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尽管原敬内阁拒绝了实施普选的要求，但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的措施却推动了各界群众要求普选运动的高涨，而且其开创的政党政治终于打破了藩阀专权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选举的（众议院与政党内阁）政府与不用选举的（元老、枢密院、军部）政府相互对峙的“双重政治结构”。

虽然1921年11月原敬被右翼暗杀，但工农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运动持续高涨。一方面，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众党及日本劳农党等左翼政党在20年代纷纷出现；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下，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打倒特权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和枢密院”等政治纲领，自称“护宪三派”并将其活动称为“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5月，“护宪三派”在大选中获胜，由加藤高明组阁。该届内阁不仅在1925年通过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的法案，而且也使众议院第一大党首脑组阁的政党政治形成惯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势力控制政权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