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近代教育与文化

一、教育的普及与教育体制

明治政府将国民教育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始终致力于其普及与发展。早在1871年政府就设置了负责教育行政的文部省，第二年颁布了将全国划为众多学区的《学制》。根据其计划，全国设立了两万多个小学，以期达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1875年男性儿童的小学就学率超过50%，女性儿童的小学就学率达到19%，不仅男女儿童的就学率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沉重的学费与学校建设费引起家长们的不满，甚至在一些地区还爆发了要求废除小学校的农民起义。另外，在幕府昌平坂学问所及开成所的基础上，1869年明治政府设置大学南校，聘请日本的洋学家以及外国人讲授“洋学”。该校后来与东京医学校合并，1877年成为最早的近代综合大学——东京大学。

年，政府颁布《教育令》以取代《学制》，模仿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制度，仅制定小学教育大纲，其实际运营由地方政府机构决定，最低就学时间缩短到16个月。因担心这种放任主义政策将引起教育的衰退，政府遂在第二年大幅度修改《教育令》，强化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内容以及学校的运营，并将最低接受教育年限定为三年。

尽管初等教育逐渐得到普及，但受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影响，学校中自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教育盛行，巡视地方的天皇对此忧心忡忡，政府开始强化对教育内容的控制。在小学校中，基于儒家道德的修身教育得到重视，并实施政府对教科书的检定制度，禁止使用自由主义内容的教科书。1886年，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主持下，陆续制定了《帝国大学令》、《示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确立了系列学校教育。在小学校令中规定普通小学为四年，儿童的保护者具有让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此后，1894年颁布《高等中学校令》，1899年颁布《实业学校令》、《高等中女学校令》、《私立学校令》，1903年颁布《专门学校令》，逐步完善了教育体系。

年，修改《小学校令》，规定三到四年的普通小学为义务教育制；1900年，再次修改《小学校令》，正式规定义务教育为四年，同时废除了授课费，结果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特别是女子儿童就学率的上升。1907年普通小学的义务教育延长为六年，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在明治末年，小学校达到目2.5万个，儿童的就学率达到98%，男女儿童的就学率已无差别。

为向国民灌输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政府在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该敕语以儒家的家族主义道德以及近代国家主义式的爱国理念为基础，强调“忠君爱国”、“忠孝一致”等观念。同时显示天皇不仅是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国民道德以及思想的中心。政府规定学校奉读《教育敕语》，并从1903年开始在小学校中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同时加强对修身课的讲授。通过这些措施，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观念渗透到国民意识中，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了天皇专制制度。

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据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政府将东京改为帝国大学，1897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此后陆续建立了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朝鲜半岛的京城、台湾的台北、大阪、名古屋等就所帝国大学。另一方面，私立学校也迅速建立起来。1868年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后来的庆应义塾大学）、1875年新岛襄创办同志社英文学校（后来的同志社大学）、1882年大隈重信创办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以及1879年的东京法学校（后来的法政大学）、1881年的明治法律学校（后来的明治大学）、1885年的英吉利法律学校（后来的中央大学）、1886年的关西法律学校（后来的关西大学）等。当时还创办了许多女子高等院校。

年，政府全面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令》，许可成立单科大学、公立及私立大学。同时修改《高等中学校令》，允许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学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学。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学教育的普及，1900年时，职业学校以上学校的学生仅有2.5万人，到1925年增加到13万人。知识阶层的扩大使得城市中间阶层增加，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形成。当然，大众文化与义务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有关。1930年，在适龄儿童的小学就学率方面，男女均达到99.5%。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批判政府教育统制措施、主张尊重学生个性与自主的自由教育运动的呼声，而且也出现了成城小学校、自由学园等实践自由教育的学校。

二、传媒与文学艺术

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以报纸为中心的传媒也发展起来。戊辰战争时就已经出现了平民的报纸《中外新闻》及政府的报纸《太政官日志》，但最早的日报是1870年的《横滨每日新闻》。在19世纪70年代，《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陆续创刊，同时也出现了杂志。到80年代，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多数报纸成为发表政治主张的政论报纸，被称为“大新闻”，当时也有提倡中立立场的《时事新报》。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被称为“小新闻”的娱乐性报纸，例如1975年创办的《读卖新闻》等。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以新闻报道为重点的全国性商业报纸出现，例如报社设在大阪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到日俄战争时，又出现《万朝报》、《二六新报》等大众性报纸，用大字标题渲染一些社会性新闻。1898年时，年发行量在千万份的报纸有五家报纸，其中最多的为《大阪朝日新闻》，年发行量3621万份。当时全部报纸每天的发行量约在5万到12万份。

明治初期的杂志有明六社的《明六杂志》、福泽谕吉的《民间杂志》等政论杂志，到明治中期后，出现了《国民之友》、《日本人》、《太阳》、《中央公论》等综合性杂志，与报纸一道发挥了舆论阵地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杂志和文学杂志。明治后期，在工人运动逐渐兴起的影响下，出现了反映劳工问题的《劳动世界》、《平民新闻》等杂志，1911年由平塚明等人创办了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杂志《青鞜》。

到20世纪20年代，传媒的发展更为迅速。《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四大报纸每天的发行量均在百万份前后。这些大型商业化大众报纸在文化普及以及政治民众化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也起到推波助澜的较大影响。在杂志方面，除《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外，还有月发行超过百万份的月刊杂志和周刊杂志。1925年在东京、大阪开始无线电广播，第二年成立了日本广播协会。

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深刻影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作为艺术的独自价值得到承认，其标志为坪内逍遥在1885年出版的《小说神髓》。坪内批判过去那种以劝善惩恶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提倡探讨人生的小说，即写实小说。其后二叶亭四迷主张言文一体，并创作了描写人生苦恼的《浮云》。到90年代，占文坛主流的是砚友社团体，其中心成员尾崎红叶创作了《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其写实性手法将文艺小说推广到普通民众。1893年创刊的《文学界》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其中心成员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主张文学的独立，反对将其功利化。另外还有以独特的笔调描述平民生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强调生活的诗人与谢野宽及与谢野晶子夫妇、探讨个人心理活动的国木田独步等。

日俄战争以后，文学逐渐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发展，出现了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石川啄木的《时代闭塞的现状》等批判现实的作品。此时活跃在文坛的还有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他们均曾游学欧洲，借用欧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发表了《舞姬》、《我是猫》及《心》等影响较大的作品。

在20世纪初的大正年间，以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有岛生马等人为中心的“白桦派”为日本文坛带来一股新风。他们创办《白桦》杂志，并以此为阵地，肯定自我，赞扬人道主义。另外，还有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为首的唯美派以及芥川龙之介的新思潮派。

年代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25年结成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出版杂志《文艺战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文学的政治化导致了政府对他们的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就被警察拷打致死。

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明治初年英美的自由主义研究方法为主流，例如站在文明史观立场上撰写《日本开化小史》的田口卯吉；明治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德国的国家主义，例如受德国哲学影响甚浓并鼓吹国家主义的井上哲次郎。在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帝国大学招聘的德国史学家利斯的指导下，实证主义盛行一时。同时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例如日本史领域的久米邦武、东洋史领域的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西洋史领域的坪井九马三等。另外，在帝国大学内部设置了史料编纂所，编辑《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等史料集。各种学会、学术杂志也陆续创刊，例如1889年以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师生为中心创办的《史学会杂志》，该杂志后来改名为至今仍为史学界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史学杂志》。

这种实证主义方法直到大正年间仍有广阔市场，例如津田左右吉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他认为《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显示天皇统治正统性的书籍。结果在法西斯政权时期被看成“大逆思想”，其书禁止出版，其本人也遭到监禁。另外，柳田国男探讨民间风俗习惯的民俗学研究和西田几多郎以《善的研究》为中心的一系列哲学研究也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也影响到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除大量马克思的著作翻译到日本外，20年代出现了利用唯物史观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学者，并出现了围绕明治维新及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的论争，前者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等，他们因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而被称为“讲座派”；而后者否定日本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并以《劳农》杂志为阵地批判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猪俣津南雄、山川均、向坂逸郎、土屋乔雄等。但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具有意识形态过度影响学术观点的缺陷。

在30年代战争年代，还出现了以平泉澄为中心的“皇国史学”，即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也就是将日本历史歪曲为神的子孙天皇的家族史，鼓吹天皇专制统治、服务法西斯统治的史学，其代表作为《国史学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