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经济大国的虚实　　第一节 占领与改革

一、占领与改革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以美国军队为首的盟国军队从1945年8月26日陆续进驻日本。尽管有少数英联邦国家军队参加占领，但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及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占领军总司令部及其下属的占领军对日本实施占领。虽然作为决定占领政策的最高机构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但由美、英、中、苏等12国构成的该委员会是通过美国政府传达其决定，因而其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在东京设有带有咨询色彩的机构——对日理事会，由美、英、中、苏四国代表构成，但这一机构除在农地改革以及从苏联遣返战俘问题之外，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此，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以及实施的改革政策主要体现了美国政府的意志。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并不直接实施军事管制，而是利用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进行间接统治。即占领军总司令部制定的各种政策以备忘录、文书、指令、口头指示等传达给日本政府，后者以法律、政令、条例的形式加以实施。尽管占领军具有超法规的权力，撤换那些不听从其指令的日本官员，但间接统治的结果不仅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而且在占领政策的具体内容上也给予日本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

月22日，美国政府颁布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于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和负责的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必须放弃海外殖民地，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权力及其影响，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建立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允许建立和平经济。11月1日，美国政府再次颁布《对占领及管理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日本投降后最初基本指令》，进一步将占领方针具体化。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8月17日组成以皇族东久迩稔彦为首相的内阁，处理结束战争事宜。尽管皇族内阁对解除军队武装、接受盟国进驻、签署投降书等方面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并在9月20日颁布了《波茨坦紧急敕令》，既不经过立法程序便可下达执行占领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但该内阁在逮捕、审判战犯以及开放政治、宗教自由方面与占领军产生冲突，因而在10月4日宣布总辞职。其后曾在案20年代积极推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继任首相，并接受麦克阿瑟的五大指令，即宪法的自由主义化及赋予妇女参政权、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经济民主化等，从而开始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措施。

在军事方面，占领当局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陆续颁布指令，命令军队立即交械投降和迅速复员，废除大本营、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等军事指导机构以及日本兵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解散在乡军人会等准军事组织，禁止与军事有关的生产及科学研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并将其作为对盟国的赔偿等。

在政治方面，逮捕并审判战犯，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00多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并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绞刑，判处其他18名战犯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解散军国主义团体，剥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以“黑龙会”为首的140个军国主义团体被解散，20多万人被解除公职；废除军国主义治安法令，释放政治犯和思想犯。获得自由的政治犯、思想犯约有4000多人，其中包括德田秋一、宫本显治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施政教分离。删除所有教材中的军国主义内容，禁止政府与神社发生任何关系；开放言论与新闻自由，开放工人运动，给予妇女政治权利等。

在经济方面，占领当局主要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地改革”与“解散财阀”。占领当局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农地改革方案极为不满，因而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即政府强制性购买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和在村地主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并优先出售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结果在两年的时间内，大约200万公顷的土地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佃农手中，自耕农的比例也因此从改革前的30%上升到70%；1946年8月，占领当局指令日本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的股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措施，对以十大财阀为中心的巨大家族企业进行分割经营，并禁止原有的财阀家族成员担任该企业的领导职务等。

早在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就对东久迩内阁的近卫文麿国务大臣提出修改旧宪法的要求，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后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尽管币原首相对此持消极态度，但仍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蒸治为委员长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遭到占领当局的拒绝，麦克阿瑟提出“改宪三原则”，即象征天皇制、放弃战争、废除以华族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并指使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起草新宪法。民政局宪法草案形成后提交日本政府，后者通过规定的程序审议批准了这部以象征天皇制、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及非武装、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男女平等为特征的宪法。同时，根据宪法精神，国会两院又先后制定了《国会法》、《内阁法》、《地方自治法》、《教育基本法》、《国家公务员法》等法律，从而形成了战后政治制度。

二、政治与社会

民主化改革推动了政党政治的复活。战前和战时的一些政治家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纷纷着手重建和组建政党，因而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断分化组合。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但因内部矛盾，没有充分阐述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最高职务委员长空缺，右翼的片山哲任书记长；同月9日，自由党成立，战时内阁大臣鸠山一郎当选为党的总裁。该党主张“维护君民一体的国家”，坚持“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主义经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月16日组成的进步党，其成员大多数为战时御用政治团体“大日本政治会”所属议员。该党强调“维护国体”以及“统制经济”，攻击共产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右翼；同月18日，协同党成立，虽然该党主张“维护皇统”，但同时提倡“确立民主政治体制”，标榜合作主义，是保守政党中的左翼；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在战前属于非法政党，领导人也大多被捕入狱。战争结束后，他们立即以合法的身份着手重建党组织。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时隔19年之久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该党号召国民“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废除钦定宪法和旧议会”，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但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重要性。

各党成立后，积极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众议院议员选举（大选），但占领当局颁布的剥夺公职令使许多政党所属政治家不能参加选举。因此，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82%的当选者为新议员，其中有39名女性议员。大选后没有加入党派的币原首相借口议会政治不稳回引起社会混乱，准备继续执政，但其他党派坚持组成政党内阁。自由党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因其总裁鸠山一郎被剥夺公职，遂由还不是国会议员的吉田茂接任其总裁职务，并组成第一届吉田茂内阁。

由于战争的破坏，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状态。按当时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0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军需产业停止生产，其部门的400万就业工人加上从海外回国的350万复员军人及289万平民等，失业人数高达1400万。另一方面，农业严重歉收，而且也不能从旧殖民地进口粮食，以大米为中心的生活资料价格飞速上涨。为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原内阁颁布《金融紧急措施令》，通过冻结存款发行新货币的方式限制货币流通，但效果持续时间较短。吉田内阁成立后，设置复兴金融金库，向煤炭、电力、钢铁等重要产业提供资金，希望以刺激生产的方式稳定经济，被称为“倾斜生产方式”。但这种重视生产资料生产的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国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因此，吉田政权遭到越来越激烈的工人运动的反对。

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利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到1946年底，全国共有17000个工会组织，拥有会员近500万，其组织率也达到40%。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甚至争取生产管理权等不断展开斗争。为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在麦克阿瑟的劝告下，吉田内阁决定在1947年4月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同时举行参议院议员的首次选举。结果，受到工会组织支持的社会党获得胜利，在众参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因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出任首相。

虽然社会党为众参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其在两院中的议席拥有率分别只有30.9%和18.8%，因此，联合政权并不稳定。首先是执政伙伴之间的矛盾，民主党、国民协同党反对社会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政策，其次党内左右两派在选择执政伙伴以及具体施策上也存在着的对立，另外社会党继续执行的倾斜生产方式、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政策，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与在野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方案，片山首相被迫在1948年2月辞职。

继任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了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的联合政权，但为对付日趋高涨的工人运动，其政权颁布了禁止政府雇员参加罢工、怠工以及行使集体谈判权的“201号政令”。另外，担任副首相的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因政治资金问题被迫辞职，后又因受到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昭和电工案件”的牵连，遭到逮捕，芦田内阁也因此倒台。社会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大批支持者脱离该党。

三、冷战与媾和

以社会党为首的两届联合政权存在时间较短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修改，“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将来有可能在远东发生的集权主义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背景是40年代后半期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48年7月芦田均内阁倒台后，退出民主党的部分议员与自由党合并组成民自党。由于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该党总裁吉田茂组成内阁。但这届吉田内阁仍染为少数党内阁，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国会通过限制公务员政治活动的《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后，吉田首相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在1949年1月举行大选。结果民自党获得大胜，其议席从选举前的152席增加到264席，从而出现了超过半数议席的政党，而社会党的议席却从选举前的147席减少到48席，日本共产党的议席从原来的4席增加到35席。

年2月，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吉田茂坚持民自党与民主党组成联合政权，这种“强强合作”使第三届吉田内阁长达三年多，从而为实施一些重要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早在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占领目的从“非军事化”向“经济复兴”转化，其中在经济方面是以编制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限制贷款数额为主的稳定经济九原则。为落实这些原则，美国总统特使道奇来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编制通货紧缩性的预算方案、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制定360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市场机制以促进企业生产合理化等。同时，以夏普为团长的美国税制代表团来到日本，并劝告日本政府采用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政策。

尽管吉田政权根据上述精神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物价，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的措施，既抑制了消费，又限制了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企业生产停滞的状况，结果使刚刚出现复兴迹象的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大批企业倒闭以及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急剧高涨，1949年7月和8月连续出现了“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以及“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权利用这些事件打击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组织。

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多数调往朝鲜战场，为填补治安上的空白，麦克阿瑟指示吉田政权组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并增加8000名海上保安厅成员。同时，禁止日本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的发行，将共产党员驱逐出政府机关，并陆续解除剥夺公职的处分，大批旧军人进入警察预备队，旧政治家重返政坛。另外，重建中央集权式的警察制度，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修改有关劳动法规，限制工人的合法斗争权力。废除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公选制度，在学校加强所谓的“爱国心”教育。虽然这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奠定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机会。因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进行的激烈战争，需要用美元征购大批战争所需物资，这样就为日本的纤维、金属、机械等行业带来“特别需求”，企业生产急剧增加。同时，世界经济也出现好转的迹象，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到1951年，日本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吉田内阁为尽快实现媾和、结束占领状态，公开声明希望媾和后美军仍然驻留在日本。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也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不仅美国的国务院与国防部达成了放弃战争赔偿、对日本安全保障及经济体制不加限制的“宽大媾和”的基本原则，而且美国也与英国就均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两个政权参加和会、日本与哪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由其自行决定等问题达成妥协。

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的旧金山正式召开，共有52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印度和缅甸因对媾和条约不满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在签署媾和条约的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署了美军继续驻扎在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1952年2月，日美双方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就美国军人在日犯罪的审判、日本无偿提供基地并负担驻扎费用等问题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