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的季节”

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年6月岸信介内阁集体辞职后，自民党内部进行总裁选举。经过两轮选举，池田勇人当选，随后被国会指名为首相，组成新内阁。池田原为大藏省资深官僚，吉田茂政权时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受到吉田的大力栽培，因而忠实地执行维持最低军备、在美国保护下专心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另一方面，岸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强大反对运动也迫使池田政权实施“经济之上主义”的政策。因此，池田上台后立即提出了“宽容与忍耐”的口号，努力实现各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的和解。首先，池田在组阁时注意任命“党人派”政治家为主要内阁成员，调和党内矛盾，并任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臣；其次，以协商的态度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死后，池田罢免了国家公安委员长的职务，并为悼念浅沼发表了演讲。在进行大选时，接受社会党的要求举行党首电视讨论会；另外，在解决三井矿山、三池煤矿劳资纠纷时，尽量避免动用警察等暴力机构进行镇压，而是委任劳动大臣出面加以协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旷日持久的争端。

年12月，池田内阁正式发表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在其后10年内使国民实际收入增长一倍。为实现这一目标，年均经济增长率须超过7.8%。作为具体政策，政府在增加公共投资方面，制定了从1961年度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复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在社会保障方面，计划改善养老金保险，并逐渐提高健康保险的付给率。

另一方面，池田内阁不仅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提出了“为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及消除地区间的差距，应迅速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利用税制、金融、公共投资、政府补助金等各种手段，促进适合当地的工业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该法在论述增加从事农业者收入的主要手段时，强调一方面通过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和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那些专业农户只依靠农业收入便可达到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不断提高政府收购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提高农民收入。1963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与此同时，池田内阁积极推行扩大贸易的经济外交。1961年6月，池田首相出访美国和加拿大，随后成立了加强双边经济关系的日美经济委员会；同年11月，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泰国，就扩大贸易和输出资本问题达成协议；1962年11月，出访德、法等西欧各国，因专心贸易问题，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戏称为“半导体推销商”；恢复与发展中日民间贸易，1962年双方达成《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并互设常驻贸易机构。

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池田内阁也加快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实际上，在池田内阁成立前夕的1960年6月，岸内阁制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计划在三年的时间内，将进口自由化率40%提高到80%。同年7月，池田内阁制定了《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进计划》，决定到1962年10月，进口自由化率达到90%。1963年，日本从关贸总协定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11条国家，即不能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进口限制。1964年，日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2条国家上升到第8条国家，即禁止以国际收支为理由实施外汇限制。日本不仅实现了开放性经济体制，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岩户景气结束后，经过短暂的调整，1963年和1964年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再次超过两位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举办1964年奥运会而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所致，所以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代表性成就，1964年日本加入以发展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扩大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赋予资本自由化义务的同时，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日本不仅建成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铁路新干线，而且也成功地举办了东京奥运会。

二、两党激烈抗争年代

尽管统一后的社会党在1958年5月的大选中得票率增加了2．6个百分点，所获得的选票也增加了100多万张，议席增加10个，在众议院的总席位达到166个，议席占有率上升为36％，为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但由于离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西尾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反“安保”斗争正在兴起之际，西尾又公开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利于我国安全”的谈话，结果受到党内谴责处分。西尾遂率其支持者退出社会党，在1960年 2月14日成立民主社会党（后称“民社党”），当时拥有41名众议院议员和18名参议院议员。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安保”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国会审议通过《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另外，在1960年底社会党在总结反“安保”斗争和三池煤矿劳资纠纷的经验教训时，党的书记长江田三郎等人提出了“结构改革”的观点，试图减弱社会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江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普通群众参加各种决策机构，对经济部门实行民主监督，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以便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江田三郎还将“美国的生活水准、苏联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日本的和平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奋斗目标。但该观点受到社会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为统一党内的思想，弥补右派退出社会党后“55年统一纲领”的局限性，社会党在1966年制定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党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虽然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

尽管反“安保”斗争之后，池田内阁实施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问题上，群众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但社会党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并利用国会这一政治舞台，与执政的自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达到只要是自民党提出的法案就要反对的地步。因此，在整个60年代，自民党与社会党的激烈对抗成为国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某些涉及到两党基本政策方针的法案上，更是常常因为自民党的强行表决以及社会党的顽强抵抗而引起混乱，正常的国会审议活动被迫中止。例如1961年第38届通常国会的《政治暴力防止法案》、1963年第43届通常国会的《失业对策修正法案》、1965年第48届通常国会的《农地补偿法案》、1965年第50届临时国会的《日韩基本条约法案》、1966年第51届通常国会的《国民节庆日修正法案》以及1967年第56届临时国会的《健康保险特例法案》等等，都是引起两党激烈冲突的法案。据统计，在60年代的每一届国会中，自民党都要强行表决一到两次。

自民党与社会党对抗最为激烈的是1968年12月开幕的第61届通常国会。由于在该届国会上提出的法案多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对立的法案，因而在社会党的拼命抵抗下，包括《提高国铁运费法案》、《公务员总定员法案》、《大学临时经营措施法案》、《防卫法修正案》等13项重要法案是被自民党强行表决通过的。尽管该届国会会期被自民党单独决定延长了72天，但仍然有50个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案因审议未了而成为废案，致使该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只有55．7％，为战后最低数字。

三、佐藤长期政权

池田首相因病不得不在1964年10月辞职，并指定佐藤荣作为其继任者。佐藤也是由吉田茂培养起来的官僚派政治家，尽管他批评池田内阁过分重视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但在其执政时期，日本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佐藤认为过快的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新产业城市建设等不仅引起社会的激烈变动，而且也引起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因此，佐藤提出“社会开发”的口号，即将社会摩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经济高速增长转为稳定增长，并与国民福利直接联系起来。为此，1965年设置了厚生大臣的咨询机构——公害审议会，并根据该审议会提出的咨询报告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对该法进行了修正，1971年设置了新的政府部门——环境厅。

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其主要原因是过度设备投资引起劳动力及开工率的不足，企业利润大幅度减少。特别是山阳特殊钢材公司的破产以及山一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迫使日本银行采取降低利率、放宽金融紧缩的政策，另外政府也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财政融资以及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规模、减少税收、发行国债等。经济迅速转为景气，从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日本出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繁荣，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11.6%，被称为“伊奘诺景气”。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政府政策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保证了社会资本的充实；较高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并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实施；廉价石油能源的广泛利用；国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引起了以小汽车、空调、彩色电视机为中心的新消费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扩大了国内市场；固定汇率制有利于日本以低成本扩大出口等。1965年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5位，但到1968年，日本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1970年，大阪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有77个国家参加和6400万人次参观。

在外交方面，佐藤政权也取得较好业绩。首先在1965年，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结束了两国间自1952年开始的长期谈判，恢复邦交正常化。另外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佐藤政权也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占领结束以后，冲绳作为美军的重要基地，依然处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佐藤上台之前曾表示解决冲绳问题，1965年1月访问美国时提出归还冲绳的要求，美国表示理解。同年8月，佐藤作为战后首次访问冲绳的首相，体会到当地居民要求回归祖国的心情，表示“只要冲绳尚未回归祖国，战后就没有结束。”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换取日本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纺织产品，而在冲绳回归日本问题上出现松动，发表了三年后归还的日美共同声明，1971年两国正式签署了冲绳行政权归还日本的协定。

作为19世纪80年代内阁制度形成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佐藤执政长达7年零8个月。其原因除内政外交的成就外，还得益于自民党内党人派势力的减弱以及在野党的多党化。战后初期吉田茂执政时期，因战前政治家多被剥夺公职，大批资深官僚进入政界，因而在自民党内形成了官僚派，并与政治家出身的党人派展开争斗。但到佐藤执政时期，以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为中心的著名党人派政治家相继去世，再加上佐藤善于利用人事平衡党内派系，因而巩固了佐藤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革新政党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其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没有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遂为其他政党的出现或发展留有较大的余地。因此，从社会党分裂出去的民社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960年的17席增加到1969年的32席，日本共产党的席位也从1963年5席增加到1969年14席，1964年成立的公明党在1967年的大选中获得25个席位，在1969年进一步增加到47席。尽管自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得票率也有所下降，但在野党的多党化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自民党的外部压力，因而增强了佐藤的执政基础。

但是，佐藤政权也存在许多问题，为实现冲绳的回归，过分追求与美国的关系，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上台后不断阻挠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及贸易往来，相继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行，拼命抵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结果引起中国以及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以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地盘下沉为代表的公害问题，急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交通与住宅问题，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学费上涨与教学质量下降问题等，引发了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地方居民争取更好生活环境的市民运动，因而在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等大城市，出现了社会党、共产党担任行政长官的革新自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