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大国的动向

一、70年代的动荡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较大变化。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其国际收支恶化，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难以为继，而且日本和德国因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加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引起美国的不满，特别是佐藤内阁未能在纤维贸易问题上及时向美国作出让步，并长时间地拖延该问题的解决，致使美国政府在事先并未通告日本的情况下，于1971年7月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接着尼克松总统在8月发表了“新经济政策”的声明，其主要内容为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此举迫使日元升值17%，坚持了22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瓦解。内外交困的佐藤首相不得不在1972年6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的职务。

继佐藤荣作之后任政府首相的是既无大学学历、亦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的田中角荣，平民出身且年轻有为的田中受到厌倦佐藤长期政权的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内阁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田中首相在9月25日访问了北京，并同中国政府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田中内阁实现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和支持，但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惨遭失败，比选举前减少28个议席，只得到271个，是建党以来的最低数字。相反，社会党和共产党分别增加31个和24个议席。自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革新势力的继续增长、“列岛改造论”（新建一批中小城市以调整产业布局，解决人口过于集中特定大城市问题）引发的物价上涨以及党内的矛盾。此后田中内阁为推动列岛改造计划而制定了大规模的1973年度政府预算方案。一般会计的预算总额比上一年度的最初预算总额增加了25%，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公共事业费比上一年度增加32%，结果进一步刺激了通货膨胀。另外，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日本国内物价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并引发抢购风潮。田中内阁的支持率从成立之初的62%下降到1973年11月的22%。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揭露了田中经营的企业内幕及其收集、分配政治资金的不正当手段。社会舆论对田中的批判骤然增加，其内阁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到12%，不支持率上升为69%，田中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宣布辞职。

自民党推出三木武夫作为田中之后的政府首相，是希望借助其“清廉”、“诚实”的形象恢复该党在国民中的威信。尽管三木上台后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进行修改，以便消除“金权政治”，但这位曾参加过社会党政权的资本主义修正者希望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限制大企业不正当经济活动以及利用追究“洛克希德事件”（美国飞机制造商向日本政界人士进行贿赂以推销其飞机）打击田中派势力的做法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的强烈反对，而且三木拒绝给予国营企业工人罢工权以及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遭到在野党和普通国民的不满，于是在一片“倒三木”的呼声中下台。

年12月，年逾古稀的福田赳夫终于登上自民党总裁与政府首相的宝座，由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刚过半数，而且经济尚未恢复，福田不得不在“协调与合作”的口号下惨淡经营其政权，因得到大平正芳派的支持，避免了1977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保革议席逆转的局面。但福田与大平的合作关系很快因下一届总裁选举而演变成对抗关系，在田中派的大力支持下，大平在首次实施的自民党总裁预选中胜出，福田再次败在田中手下。大平政权仍不稳定，因计划导入消费税及政府特殊法人建设公团谎报差旅费等问题，使自民党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再次惨遭失败，党内矛盾骤然激化，选举后40天竟然向国会提出福田和大平两名首相候选人。尽管最终大平获得再次组阁的权力，但半年后自民党反主流派配合在野党的行动，在国会中通过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迫使后者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只因大平在竞选活动中突然发病去世而获得选民的同情，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均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其后的铃木善幸内阁为推动行政、财政改革而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但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大的进展，而且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有所失言，执政两年后自动交出政权，中曾根康弘脱颖而出。

整个70年代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时也因内部矛盾，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经常在半数上下波动，这种“朝野伯仲”的局面刺激了在野党的执政取向，因而多次提出排除自民党的联合政权构想，但因各自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矛盾等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固定支持特定政党的国民迅速增加，受其影响最大的是革新政党。因此，从70年代末开始，地方革新自治体急剧减少。

在外交方面，除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加强日美关系仍然是70年代各届内阁的主要外交活动。1974年福特作为第一位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到达东京，1975年日本天皇也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但日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1974年1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因日本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该地区引起的摩擦使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为此，1977年8月，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时，在马尼拉发表了被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建立相互信赖关系、加强合作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等。另外，在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二、战后政治总决算

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到战后最严重的打击，生产过剩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造成1974年度经济增长率为负的1.3%。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3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最高点下降20.6%，私人企业设备投资减少27.2%，商品库存增长47.8%，股票价格下跌29.7%，倒闭的企业达11681家，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达到112万人。为克服经济危机，政府实施了诸多产业政策，例如调整长期萧条产业、调整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以节能和开发石油替代能源的综合能源对策、资助尖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并扶植有关产业、限制公害和中小企业对策等。与此同时，面向出口的大制造业企业多依靠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这些努力包括通过实现节少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和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正因如此，日本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顺利地渡过1979年开始出现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产业结构上升到以汽车、电气机械、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为中心，而且稳定增长的速度也超过西方其他发达国家。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及外汇储备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年12月中曾根上台后立即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用中曾根本人的话讲，“我说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就是对过去的检查与修正，从占领政治到今天，有好的一面和应该修正轨道的一面。”实际上，中曾根所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为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力图建立与政治大国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

首先在行政机构方面，将原行政管理厅和总理府的大部分机构合并成新的总务厅，加强编制和人事方面的综合协调能力。同时修改了《国家行政组织法》，把原来需根据法律设置各种审议会和各省厅的机构，改为由内阁政令设置，既方便对省厅内部机构的改组，又加强了首相的权力。此外，还对中央政府的地方派出机构进行了精简；其次在国营企业民营化方面，对国营铁路公司、电信电话公司和专卖公司进行分割股份化，并加以出售，以达到民营化的目的。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外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实行养老金制度一元化，并通过提高缴纳数额、减少领取数额以及提高领取年龄的方式减少政府负担。与此同时，还废除老人医疗免费制度，提高健康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负担率，减轻国库负担；在改革行政业务手续方面，通过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等形式，放松对企业和居民经济活动的限制。其中废除和简化审批手续约390项，委托转让权限260项，移交和简化机关委任事务约120项；在教育方面，除加强重视个性、培养创造力之外，还提出教育的开放及国际化，并计划到2000年接纳10万外国留学生。但是，中曾根政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不仅未对立法机构存在的国会审议活动形式化、政党活动非制度化等弊病进行必要的变革，即使在行政财政改革方面也未获得真正的成功。国债发行余额从1982年中曾根上台时的9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7年其下台时的150万亿日元，政府所拥有的审批权限也从1985年12月的10054项限制增加到1989年3月的10278项。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曾根首相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1983年初，中曾根访美时声称日本列岛是抵御外来武力攻击的“不沉航空母舰”，一旦有事将“封锁四海峡”。为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积极采取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转化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政策，降低关税，改善进口制度，开放国内市场。为配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中曾根政权的防卫费也突破了1976年三木内阁时规定的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中曾根政权过于注重对美关系，因而在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少摩擦。尽管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并宣布向中国提供第二次日元贷款，但在1985年8月15日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再次出现掩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将“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等，不仅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障碍性因素，而且也引起其他亚洲邻国的不满。

虽然中曾根政权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但中曾根善于利用媒体加以渲染，因而受到国民的支持。1986年7月6日，众参两院同日举行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分别增加45个和11个议席，因不满田中角荣“金权政治”而在1976年离党组织“新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等人重新回到自民党。在此形势下，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决定修改党章，破例决定中曾根的总裁任期延长一年。中曾根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导入大型间接税，以解决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但因在野党和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销售税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1987年10月，中曾根指定竹下登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

三、政治资金丑闻

竹下登之所以被中曾根指定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是因为其率领着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而且在组织内阁时充分照顾到各派系的平衡，所以被舆论看作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权。竹下执政之初，依靠其擅长的党内外协调能力，不仅在1988年6月与美国达成牛肉、柑橘进口自由化的协议，而且在同年12月通过了税率为3%的消费税，实现了自民党多年的夙愿。但是，“利库路特案”的曝光严重地打击了竹下政权。

年7月6日，《朝日新闻》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以及现任内阁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等政界要人接受利库路特公司未上市股票的内幕。同一天出版的《朝日周刊》报道了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森田康也曾接受过利库路特公司的未上市股票，迫使森田在当天辞去社长职务，利库路特公司的会长江副浩正亦辞去会长职务以消除舆论的压力。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又继续报道了现任首相竹下登的秘书购买未上市股票之事，结果竹下首相成为反对党的攻击对象。8月1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领导该党与其他在野党一道向竹下首相就其事提出质问。9月5日，社会民主联合国会议员楢崎弥之助出示了“日本电视”拍摄的利库路特公司社长室室长松原弘向其行贿500万日元、作为不在国会追究此案报酬的录象带，结果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政界人士纷纷落网。最后导致竹下登首相、宫泽喜一大藏大臣、长谷川峻法务大臣、原田宪经济企划厅长官、安倍自民党干事长等要人的辞职以及自民党国会议员藤波孝生、公明党国会议员池田克也、劳动省政务次官加藤孝因收贿罪被起诉。

年1月7日，昭和天皇因病去世，新天皇继位，年号改为“平成”。在竹下派的操纵下，6月9日，原外交大臣宇野宗佑被指定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这位政治能力有限的首相上台伊始就遭到桃色事件的困扰。再加上消费税、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以及利库路特事件的影响，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惨遭失败，其席位从142个下降到109个，远不到参议院252个总席位的半数，出现“朝野逆转”局面，宇野首相被迫引咎辞职。同年8月8日，经过选举，党内小派系出身的海部俊树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及政府首相。

海部内阁上台以后，提出推进政治改革的主张，同时表示妥善处理消费税及农产品进口自由化问题，以便改善自民党的形象，恢复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和支持。在组阁时全部起用新人，并特意任命两位女性大臣。因此，尽管199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女性党首土井多贺子率领的社会党获得大胜，其席位从83个增加到136个，但自民党仍然保持了过半数的稳定多数席位。

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89年美苏首脑马耳他会谈标志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同时在东欧地区出现了民主化运动。作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资本输出国和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海部内阁充分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访问。特别是在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海部政权不仅先后向海湾周边国家和多国部队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并向海湾地区派遣航空自卫队运送难民，派遣海上自卫队清除水雷。同时，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派遣人员去中东地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未能得到通过，尽管此后又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PKO法案”）。但由于《政治改革相关三法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海部不得不放弃再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设想。

年11月，宫泽喜一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政府首相。尽管遭到在野党的反对，但在接受了公明、民社两在野党的修正要求后，“PKO法案”终于通过国会的审议。另外，在宫泽首相的努力下，日本天皇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访华。但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资金丑闻进一步增加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宫泽上台不久就出现了其派系成员接受共和公司资金贿赂的“共和事件”，接着在1992年2月，以自民党为中心的多名政治家非法接受佐川快运公司政治资金的“佐川事件”曝光，竹下派领袖人物金丸信因此辞去自民党副总裁以及国会议员的职务；1993年3月因金丸信偷税漏税问题，涉及到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的大型建筑公司贿赂案曝光。国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尽管自民党在3月向国会提出以导入小选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法案，而且宫泽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也保证通常国会闭幕前通过该法案，但舆论普遍认为自民党没有改革的诚意，在野党趁机提出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积极主张政治改革的小泽一郎、羽田孜和武村正义分别率领44名和10名国会议员准备脱离自民党，因而不信任案得到通过，宫泽首相只好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第40届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自民党获得223席，虽然保住了选举前的席位，但远不足过半数议席。另外，社会党丧失近半数席位，仅获得70议席；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生党与新党魁党分别获得55席和13席，公明党51席，日本新党35席，民社党和日本共产党各15席，社民联4席等。尽管自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最多席位政党，但在当时“不要错过让自民党下台好时机”的社会氛围下，除自民党、日本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八个党派（即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民社党、新党魁党、社民联及参议院民主改进联盟）组成了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联合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