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社会思潮及其文化

一、60年代以前的和平主义

战后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在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对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亲身经历的战争灾难、特别是作为唯一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自然产生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意识。1945年12月，美国战略攻击调查团在日本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普通日本人在回答如何看待战败时，最多的答案是“日本将变成和平国家”及“要清除军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占22%，难以回答和不清楚的也占22%，主张“要使日本更加民主”的占20%，主张“削弱地主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力量”、“消除阶级差别”的占12%。另外，根据《每日新闻》在1946年5月27日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高达70%，认为不必要的仅占28%。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吉田茂首相在国会答辩中认为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条款意味着日本甚至放弃了自卫权。

与此同时，战时许多被解职的具有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教坛或再次活跃在舆论界，例如东京大学的矢内原忠雄、大内兵卫，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另外许多信奉自由主义的杂志复刊或创刊，例如《中央公论》、《改造》、《世界》等，形成了自由探讨问题的舆论阵地，并产生了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川岛武宜的社会学、大塚久雄的经济史学，特别是发表在1946年5月号《世界》上的丸山真男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对战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心理基础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并与西欧的政治思想史加以比较，对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围绕对日媾和问题，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教授大内兵卫、《世界》主编吉野源三郎、知名学者安倍能成为中心组成“和平问题研究会”，并发表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四项主张。

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反思战争、追求和平的作品。例如描述原子弹轰炸灾难的小说有永井隆的《长崎的钟》、太田洋子的《横尸遍野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等，反映战争残酷及其精神后遗症的小说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大佛次郎的《归乡》等，电影作品有《广岛》、《待到重逢时》、《二十四只眼睛》等。

年的“反安保斗争”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最大体现，尽管此后和平主义思潮逐渐低落下去，但在进入70年代之前，仍然是占社会主流的思潮，正如以恢复战前天皇制结构为目标的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煽动自卫队进行暴乱未成而剖腹自杀那样。另外，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也在60年代后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例如1965年2月，阿部知二、中野好夫及日高六郎等文化界人士呼吁的反对侵越国民行动日，仅主会场参加人数就有7万人，日本各地的游行示威达到反安保斗争以来的最大规模。

二、70年代盛行的保守主义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并因此导致社会阶层的趋同性和思想意识的保守性。具体地说，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中间阶层或中流意识增强，维持现存体制和秩序的意识浓厚。

最初对日本的中间阶层进行学术性分析的是美国学者沃格尔，他在对日本的六个家庭进行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后写成《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一书，指出“日本业已构成新的社会秩序。旧中间阶层是指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而新中间阶层则以各种白领阶层为主。1955年以来，旧中间阶层已经逐步地开始社会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却在逐步成长壮大。”正如日本学者村上泰亮在《新中间阶层》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已在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产阶层意识直接导致了50年代及60年代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政治目标和社会运动取向上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虽然反对战争特别是防止卷入美国发动的战争的心理防线依然存在，但运动形式的锋芒已被歌舞升平的景象所磨灭。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进一步追求，和平民主主义的地位已经从公开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维持和发展和平生活的社会心理。

意识的保守化使追求和平运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是绝大多数国民关心自己身边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和预防公害、保护自然环境、消费者运动等。1971年在东京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表明，40%的人表示将参加当地居民发起的保护生活环境方面的运动，24%的人表示予以声援和支持。这类运动由于得到了媒体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人们开始远离政治，在国家级的选举中投票率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地域政治，推动了革新自治体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追求生活的意识与行为，从1956年到1975年，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的国民下降了一半，持反对立场的人从36%上升到53%；197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国民整体对生活的满足度高达85%，特别是过去支持革新政党的新中间阶层和青年人群体，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不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的满足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一个追求和平运动的极端是极少数国民、特别是在60年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走向暴力行动，并出现了“中核派”、“赤军派”等极端组织。1970年3月，赤军派成员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淀”号前往朝鲜；1972年2月，“联合赤军”成员占据轻井泽的浅间山庄，与警方进行枪战；1974年8月，东京三菱重工总公司大楼被炸，造成200多人伤亡，“东亚反日武装阵线”宣称对此事负责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等颓废作品。197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描写聚集在横田美军基地的一群日本青年，吸毒酗酒，沉溺于糜烂的性生活和虚无缥缈的梦幻之中。

三、8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

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高涨起来。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再见了，亚洲》（1986年）、原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与他人合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三部曲（1989～1991年）等鼓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以及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正是反映了其意识的增长。例如72％的接受调查者支持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有80％的国民认为日本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另外，民族主义思潮还表现在否定甚至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上。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200多名以奥野诚亮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包括永野茂门在内的几十名新进党国会议员组成“正确传达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反对在国会中通过这样的决议。在社会上，以日本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为会长的民间团体“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拥有会员500多万，支持该团体的国会议员近300 名）也不断举行紧急集会并发起署名运动，要求国会在决议中不能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正是在他们的反对下，国会众议院在新进党议员缺席抵制、与会议员刚过半数的情况下通过了不伦不类的“战后50周年决议”，其暧昧的措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奥野诚亮等人仍表示“绝不能容忍单方面为日本定罪的这项决议”，“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该决议“把错误的历史观强加给国民、亵渎先人的血泪史和践踏国民反对决议的意志”。同一时期，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桥本龙太郎、奥野诚亮、樱内义雄等为顾问，山中贞则为委员长）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表示对侵略战争历史的看法，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 8月15日都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和外交小组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提出让来访的外国元首等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虽然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政治家的赞同，但在由自民党和自由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现会长为绵贯民辅）的极力推动下，1998年初执政的自民党终于将实现国家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作为该党本年度的活动方针。2001年4月小泉上台以来，每年都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1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1998年，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出版，这部否认侵华战争，妖魔化中国的漫画书成为畅销书。2000年5月，一部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在日本上演，这部耗资15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的影片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为主线，着力描写法庭审判“缺乏公正”，宣染东京审判“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等。影片的制作者公开宣称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达到“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的共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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