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有了他的东征西战，扩展疆土，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元帝国！
盛衰兴亡(1)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渐次占领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国等四国辽阔的疆地，组成庞大的元帝国，我们称之为元朝。在中华帝国传统的管辖区域内，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了。
随着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掉了金，元与宋政权的正面冲突已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1257年，当时的大汗蒙哥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遭到了实力犹存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哥也于1259年7月死于军中。急于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即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宣布自己即汗位，并于公元1264年击败了同样称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即于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经过五年艰苦卓绝地战争，才占领襄阳；又于1276年围困临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谢太后开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陆秀夫背着末帝赵 投海自杀，南宋王朝彻底终结，元朝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元帝国建立和统一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从最初的部落之争到蒙古帝国四处征战，从元朝的建立到最后的灭亡，无不处在南征北战的烽火中。元朝统一天下后，对军制作了一些改革，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与管理。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等。
元初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以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局面。所谓汉法，不仅是指中国传统的统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应而言的。为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元朝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地区。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各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设路、府、州、县。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
推行汉法，还包括保护和发展农耕经济。西夏、辽、金、宋与蒙古族政权之间二、三百年的战火，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中原和江南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应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们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同时，元朝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兴修水利，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等等。由于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元朝各地的农业生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期间，水利灌溉业发达，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都市的繁荣。元朝的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机构，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逐步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著名的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是这样描写当时盛况的：“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的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里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五万人参加。”元朝的开放和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元帝国地域的广大和发达的海内外交通与贸易无法掩盖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有如此的描述：“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为了维护其作为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元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它把当时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他们多数信奉回教，因此也称之为回回，又因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颇得元统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属的汉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别无他用。
比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汉人杀蒙古人者偿命，杀色目人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约折银币二两），而他们杀死汉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费即可。此外，元政府将每二十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担任，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隶，其衣服饮食，甲主可随意索取，女子财产，也可随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会拜神、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赶集赶场，甚至夜间走路被禁止。
另外，元朝实行职业、户籍分等制，把全国广大百姓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在他们眼中，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随着蒙古族统治者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愈发明白耕地对于国家、对百姓和对于等级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如何解决广大百姓的耕地问题上，而是想着如何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加重对农业的剥削上。元朝土地的绝大部分由贵族官僚、寺院、地主占有，他们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利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巧取豪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搜刮和掠夺，许多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官田的租额不断增加，佃户缴纳不起，流亡的、饿死的情况时有发生。租种私田的佃户，要向地主交纳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此外，地主对佃户还可随意课派，若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则沦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贫苦大众身上，每当国家有大规模的征伐时，就下令各千户签发兵员。元朝时期，战争频仍，广大百姓在战争中死亡，土地荒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
元朝统治者不实行“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经济政策，不实行奖励垦荒、屯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等等措施，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结果亡了国。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广大群众在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之外，还要受到蒙古贵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这一时期贵族和官员的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想将帝国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商人刘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极力反对才算作罢。但此后当有人出价至220万两时，抵制不住诱惑的窝阔台终于包给了他。此后，每一个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剥削，强加赋税，苛重的赋税重担又落到了每一个汉人的身上。
元统治者的暴政中“颇具特色”的是赋予“喇嘛”、“番僧”等无上的特权。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还干预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北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元朝的许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师，帝师的弟子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正是享有这些特权，所以番僧们经常为所欲为，在许多地方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许多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1308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他们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钱买东西，都是径行夺取。
元统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带给广大百姓经济生活的困顿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压抑进一步加剧。他们只有揭竿而起，反对暴政。这种抗争从元朝建国开始直至最后，始终与蒙古人的统治相伴，至元朝末年达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不绝史书，据记载，江南地区就有200余起。
随着蒙古贵族统治的延续，赋税和徭役双重剥削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人祸加于天灾，毫无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举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这一年，在战火和灾害双重袭击下的山东、河北地区，就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1345年，黄河又在今河南开封东北四十公里处决口，大部分的村庄、田地和农民被水淹没。数十万饥民涌向街头，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有生力量。
与此的元朝最高统治阶层依然只顾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更趋惨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间，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见皇权争夺之激烈程度。
元朝统治者的骄奢侈靡在后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对贵族大臣们肆意赏赐，金银钞币动辄数百万以上，田地也愈千顷。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土地，一次就达五千顷。在元朝统治者的“带领”下，卖官买官，高下有价。贿赂公行，蔚然成风。各级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贪污勒索，如有撒花钱、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败，无一复加。
各种矛盾汇集在一起，注定了元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直接敲响元帝国灭亡丧钟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复黄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政府征发北方13路民夫15万人治理黄河，派遣2万军队监工。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服役的民夫，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攻占颖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另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1352年，徐寿辉军攻克江南重镇杭州路。与此同时，徐州的起义军也占领了徐州及周围地区，切断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交通主动脉。起义军的胜利使元廷极为震惊，遂派大将脱脱率大军南下，向起义军发动全面反扑。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连连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刘福通部活动的区域也越来越小。各路义军的斗争转入低潮。然而，此时的元顺帝听信谗言，罢免了脱脱的军事指挥权，元军军心涣散。另一起义军将领张士诚趁势夺取淮东地区，进而渡过长江，占领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义军也借机，主动出击。徐寿辉部重新占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攻占集庆等地，占领江东和浙东大部。经三年激战，元军主力遭受重创，其军事优势逐步丧失。1353年2月，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一时之间，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此后，刘福通为扩大战果、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遣军三路北伐。1358年，刘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根基。
帝国日落(1)
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今属安徽）土豪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组织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出身于汉族贫苦农民的穷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队伍，当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参加起义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被郭子兴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不久又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后来，他回乡募兵700人，又陆续收编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严加训练，培养了一批心腹骨干和一支数万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兴的器重，很快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升为总兵官。不久，郭子兴病死，北方红巾军所建大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由朱元璋执掌该部实权。当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占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郭、张均死于集庆之役，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授他为行省平章。当刘福通率军三路出兵攻打蒙古之时，朱元璋借机在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1360年，徐寿辉被陈友谅杀死，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元大义，国号为汉。不久，陈友谅即率军南下攻打应天，结果惨败。1364年，朱元璋采用火攻之法，陈友谅兵败身亡，其大汉政权随之灭亡。
此后，朱元璋又攻占襄阳等汉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带。为稳定江汉局势，朱元璋转兵东攻张士诚，此时，已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将韩林儿和刘福通赶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请求迁都为名，派军队将韩林儿迎往应天。行至瓜步镇（今江苏六合），奉迎的军队将韩林儿沉入长江溺死，韩宋政权就此灭亡。至此，朱元璋已经初步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的斗争口号。
此时元朝的最高统治者阶层却陷入荒淫无序的状态，毫无复兴的希望。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在位期间，元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各地民变风起云涌。
面对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却荒于政事，只顾饮酒作乐。就在朱元璋大举北上，准备灭元之时，元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了内乱。早在1359，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见政局动荡，顺帝听任朝臣倾轧，就打算联合当时丞相太平逼顺帝逊位，遭到太平严词拒绝，皇太子又中伤太平，逼其辞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势下，顺帝被迫罢免太平，但由于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皇太子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不久，元朝内部的斗争更甚，各皇子之间以及顺帝与朝臣、皇子的战争不断。
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计划。他以部分兵力，向浙东、福建、两广和四川进军，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主要兵力则用于北伐，与元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元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把北方红巾军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达、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几个月，即下山东、取汴梁、克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万分，慌忙带着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就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了。
2月，徐达回师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阳，直到此时，元朝内部的混战仍在继续。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军攻陷通州。据《庚申外史》载，一部分大臣再三劝说顺帝死守京城，以待援军。他不同意，说夜间观测天象，大元气数已尽，当让位于朱元璋。当晚，元顺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顺帝屯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朱元璋曾遣使遗书，对其晓以利害，目的在于招降。顺帝作《答明主》一诗，令使者带给朱元璋。诗曰：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这首诗的文采如何暂且不论，但却写的不卑不亢，自认元朝气数已尽，又自诩大元的皇恩浩荡；既高兴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转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这种态度恐怕在历代帝王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只是不知叱咤风云、纵横一世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到后世儿孙的如此场景，是该哀其不争，还是该对这种“广阔胸襟”，“谦谦君子之风”而感到一丝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这位颇具豪气的元顺帝在明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1370年5月23日，他怀着悲愤和郁闷，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继位，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去世，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1388年，蓝玉率领10万大军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古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缢杀。残元的主力基本被消灭。1402年，鬼力赤者杀掉坤帖木儿自立为可汗，除去“元”的国号，改称鞑靼，北元灭亡。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证。天下统一以后，统治者应当调整统治阶层内部利益关系，肃清吏治，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应当与民休养，发展生产，省刑罚，恤民力，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然而，元廷官员虽然深知汉文化传统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却不得其要领，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民族制度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其落后性和原始性。阻碍历史的发展，只能被历史所抛弃。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规律。
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
明朝覆亡真相 引言
公元644年3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胜门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众簟食壶浆，夹道欢迎一支浩浩荡荡的义军进城。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位骑着高大的乌龙驹，身着蓝布箭衣，头戴白色毡笠。意气风发，英武绝伦。他，就是出身驿卒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的闯王李自成。这一天阳光晴和，鸟鸣莺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一角阴郁的树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愁容惨淡，一会儿仰天长叹，泪流满面；一会儿拊膺顿足，以头触地。当第二天人们找到他时，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尸体。他已经不知何时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了。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在享国270年之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积重难返，在如暴风骤雨般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岁时，家乡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他的父亲、长兄、侄儿和母亲先后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里当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灾荒缺粮而关闭，朱元璋只好带上一个木鱼和一只瓦 ，外出游方化缘。后终因走投无路，到濠州投奔到农民义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刻苦学习武艺，有勇有谋，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才能，深得郭子兴的赞赏，遂把养女嫁给他为妻。郭子兴去世后，他逐步掌握了军队大权，并一步步成为最高统帅。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谋远虑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贫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国，期盼朱家王朝能够万世长存。他改革军政制度，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大权于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
每日黄昏，他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朱元璋严厉整肃吏治，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贪赃枉法者，一概发配到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60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在此砍下头颅，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以警告继任的官员。朱元璋还借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兴党狱，除掉一批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官员们。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设，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50余万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的1021年（开禧五年）的524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政府的税粮收入达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全国人口共有10652870户，60545812人，比《元史》所载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国最高的人口数字，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朱元璋之后，雄才伟略的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朱允 手里夺得帝位，成为明帝国最有开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他建立内阁，肃清吏治；他鼓励垦田养植，发展经济；他治理惠通河，迁都北京；他经营边疆，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后，仅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国家。
明成祖为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积极开展对敌对的蒙古族政权的打击。他六扫虏庭，五次亲征，然终未能如愿，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十个月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采取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明初70年，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万历衰败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政策趋于内敛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和纵容的作用。
宗室、勋戚、官僚恃势弄权、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帝国的统治危机已潜滋暗长，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自王振专权始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社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独裁，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
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时，就发出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慨！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贤集团稳住。
朱由检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客氏非常客气地“请”出皇宫，以剪除魏忠贤的权力后盾和政治帮手。接着，朱由检更换了内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时的亲信调入宫中，把内廷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魏忠贤即将失势的信号。原来依附于魏忠贤的一些官员开始倒戈。曾为魏忠贤卖命的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第一帮凶崔呈秀，措词虽不激烈，也没有涉及到魏忠贤，但却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瞩目，人们都在关注着年轻新君的态度。朱由检沉着应对，既不批评杨维垣，也不对崔呈秀过分指责，只是说“不得苛求”。这种态度显然是在鼓励官员们继续对其进行弹劾。三天以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说崔呈秀“贪淫横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辩解，一面循例请求罢免。朱由检先是让他听候处置，过几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惩罚。
几天之后，朱由检再以“罪状明悉”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
看见崔呈秀失势，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便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抨击最为猛烈的是江苏海盐贡生钱嘉徵，他数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 民、掩边功、通关节等。魏忠贤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检，他痛哭流涕，连呼冤枉。
朱由校让内侍官给他诵读钱嘉徵的奏章，魏忠贤听得魂飞魄散，请求辞职养病，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回家“调养身体”。此后，朱由检迅速调整宦官的职权，命令王体乾掌管东厂印、高时明掌管司礼监司，改调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安东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控制了内廷局势。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朱由检发布告说，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将他贬谪到中都凤阳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贬至浣衣局。天启七年11月6日，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
接着，朱由检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处死，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一时朝野整肃。
回天乏术new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11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
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
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
铁骑入关(1)new
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
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
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