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11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晚明悲歌(1)new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
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 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农民军的胜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崇祯帝身着素色布袍，亲自到太庙告祭祖宗之灵，下罪己之诏。同时，展开了对农民军更大规模的镇压，崇祯帝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与中原各省的军兵会合，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为配合行动，崇祯帝又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全国军务。杨嗣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先全力剿灭农民军，再全力对付关外的满清贵族。为此，他提出了镇压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而言，就是以陕西、河南、陕西和凤阳等四个农民军活动主要区域为“四正”，责成地方巡抚专责防守，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个地区为“六隅”，设六个巡抚，以防止起义军进入各自的管辖地区，必要时参加联合协剿。“四正”和“六隅”结成“十张网”，犹如布下的天罗地网，企图一举全歼农民军。为配合这一宏大计划，他提出增兵增饷建议，加派“剿饷”，计280余万两。
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杨嗣昌的剿杀计划在短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强心剂”的作用，农民军严重受挫，一部分军队在高压之下主动投降明军。李自成军队的人数锐减，生存极其困难，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抚”。然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大批灾民补充到农民军队伍里去。他们英勇无畏，抱着赴死的决心，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崇祯十四年新年刚过，李自成义军就攻克了洛阳、杀死福王。将没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粮食与钱物分给贫困的百姓，并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受到饥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一段时间，李自成农民军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开封，转战于河南各地，基本消灭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重举义旗，转战豫皖，进军湖广、江西等地，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无策，崇祯帝内心早已方寸大乱，众大臣也深知现在的农民军已经难以消灭，没有人愿意担当统帅三军的重任。大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难度时艰。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杀，明朝再无“中兴大将”可用。崇祯帝哀叹说，“嗣昌死后，再也没有堪任的督师了”。崇祯十六年，崇祯帝钦点吴 督师，前去镇压农民军，吴 却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崇祯帝大怒，下令将吴 充军，改由孙传庭督师。孙传庭率领明王朝仅有的兵军进入陕西，旋即被李自成消灭。此后，崇祯手里基本上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了。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队伍的日益壮大，其革命目标也日渐明确。崇祯十五年冬，他们开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为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做准备。崇祯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攻下襄阳后，改名为襄京，建立中央机构，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接着，李自成开始部署进攻北京的计划。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军所向披靡，几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17日，东路军抵达京郊高碑店，西路军抵达西直门外。北京城里只剩下五、六万羸弱不堪的军兵和数千太监“净军”，他们也无心恋战，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时分，农民军发起了攻打彰义门、西直门的总攻。18日，农民军提出如果崇祯帝“逊位”，可以保他一条活命。崇祯帝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农民将领看穿了他的意图，于当天深夜发动总攻。崇祯帝慌乱中安排三个儿子乔装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样子，希望他们混出京城，去联络南方明朝官军，卷土重来。绝望中的他回到后宫，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过来，让宦官给他倒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猛地挥剑砍向袁妃，将她刺死。周皇后转身回到宫内，自缢身亡。然后，他提剑四顾，歇斯底里地在后宫四处奔走，看到了长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愤地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的家里？”挥剑就刺。长平公平下意识挥臂遮挡，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着，他又刺伤或刺杀了几个小宫女和嫔妃。最后，他发疯似地亲自到前殿敲钟，企图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对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无人前来。19日凌晨，太监王相尧在宣德门投降，刘宗敏率领农民军浩浩荡荡由此开进北京城。在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朝阳门的朱纯臣相继打开城门投降，农民军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彻底绝望的朱由检，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万寿皇亭，赤足轻衣，自缢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写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真是可悲可叹！一天后，人们在煤山一角发现了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尸体，早已变得又冷又僵。农民军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宫廷，停在东华门外示众。4月初，又派人将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于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灭亡，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而言，是一场悲剧。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国多灾多难的17年。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严重，如风中之烛，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而又不得不开辟了两个战场，同时与农民军和清军作战。
依据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几无成功的可能。与后金争锋，兵饷不足，只能加紧勒逼民众，民众愈加不满，反抗愈烈。事实上，明王朝的崩溃就是国内矛盾完全激化的结果。试想，一个巨人，当他的内部只剩下空架子时，外部即使轻轻地吹来一阵微风，也会让他轰然倒地。
而崇祯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他功利性过强、驭臣无术，最后只落个无将无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溃。崇祯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帝王。他诛杀阉党、整理朝纲，气象为之一新，却又惟内臣是信、肆意杀戮文武将官，最后直落个孤家寡人的悲惨结局；面对烽烟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殚精竭虑，调兵遣将，用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扶正将倾之大厦；面对空馈的国库，他肆意加派，搜括粮钱，仍然无法支付官军俸禄。他又是一个生活节俭的“守财奴”，宁丧江山，不愿舍弃内帑赀财。作为丧国之君，他自知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绝于世，其死亡之悲壮，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后的200年间，他一直倍受人们的怜悯。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国王朝数次更替中之一环。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时已处于传统社会的末世，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300年间。清军入关时的口号是“为崇祯帝复仇”和“吊民伐罪”，入关之初也采取了安抚社会的积极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统治者却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谓“以夷变华”的五大恶政，并制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清朝的专制与歧视政策带来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清复明”的巨大浪潮。同时，清朝继承了明朝初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晚明出现的“近代化”思想实行严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闭性、反动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谓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思想禁锢也发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国六、七十年后，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100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5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叹！
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清朝覆亡真相 引言new
有清一代的历史，即使我们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国”在关外的那些岁月算在其中的话，从1644年顺治帝登基至1911年宣统帝退位，也已整整268个年头。200多年间，一个由来自长城外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强盛时期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国土与国力，成就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国。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扩展了中华帝国的生存空间；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华的概念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后世走向复兴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宦官乱政、没有藩镇割据。在这个王朝下，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同汉族的融合，满汉逐渐融合为一体；在这个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汉族文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满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令人称道。然而这样一个对大中华的形成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时候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落后，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在它的统治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有近一个世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恰如李鸿章所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清朝覆亡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帝国逐渐沦落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中华各族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改革史和斗争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历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却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时时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
盛世阴影(1)new
话说明朝末年，皇帝无能，朝纲不振；奸臣当道，社会荒乱；人心不古，民不聊生。
眼见社会风暴就要来临。而位于明王朝广袤领土东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却逐渐发展起来。明朝建立之初，其统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内部，汉族先进的文化日益影响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传统的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改变，汉族稳定的农耕经济受到女真人的青睐。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东海。其中建州女真紧邻汉族聚居区，受汉族文化影响尤其深远。清王室爱新觉罗家族隶属建州女真贵族斡朵里氏，其祖父、父亲是建州女真贵族，受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的官职。清太祖努尔哈赤年轻时时常往返于女真、汉两地，熟悉汉文化。
史书说努尔哈赤白手起家，凭其先祖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开始奋斗。也有史书记载是努尔哈赤袭封了祖职而起家的。努尔哈赤25岁时，其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数王杲实力最强。他曾带兵袭辽阳，杀死明朝官员。
明廷发兵俘王杲，押解北京处死。王杲死后，其子阿台屡袭明军。明将李成梁兵围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妹，觉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入城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暗通明朝，趁乱喊道：“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乱，明军趁机攻城。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战火。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质问明官员：“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当报。”明朝官员只有连表歉意，送还觉昌安父子遗体，又赏给努尔哈赤30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不敢与明朝对抗，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三个月后，努尔哈赤以报父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图伦城发起进攻。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各部、争夺明朝天下的序幕。
努尔哈赤经过12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统一国家，号“大金国”，年号“天命”。从此，大金国与明朝争雄天下，战争中屡屡打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极即位，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
后金政权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60年的东征西讨，创制立典，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入京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大肆抄没家产，充作军饷。吴襄也在抄没之列，当李自成得知吴襄乃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父时，便让吴襄写信，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犹豫不决，决定先带兵入京视情况而定。
在路上，碰到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一打听，得知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据为己有，不禁冲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关，令全军将士白盔白甲，誓言为君父报仇。李自成闻报，立即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往攻山海关。吴三桂连忙写信给关外的清军，请求清兵入关“救助”。此时清朝辅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早有问鼎中原之志，一接来书，大喜过望。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先锋，自己带领十几万清兵埋伏起来。瞅准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李自成军以疲惫之师，猝不及防遂败下阵来。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权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关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图以强权维持其对汉族的统治。
一方面制定法律，强迫汉族承认满洲礼俗、服从满洲贵族的统治。如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剃发结辫，而抵抗者格杀勿论，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称。用恐怖统治强迫汉族认同满洲文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对那些被满洲贵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汉族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侵夺汉族财产。用“圈地”的形式，广占汉族土地，并且针对汉族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掠夺，重点打击汉族的豪强势力。
这些强权和恐怖的民族压迫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汉族人的感情，也使新兴的满洲政权处境艰难。如果失去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满洲政权是难以立足的。这种处境促使统治者改变统治手段，这种转变发生在康熙皇帝时期。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这一时期，清政权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安抚蒙古、西藏，大体完成全国统一。同时，康熙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修复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坏。另一方面，清廷加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科举，设史馆，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持。因而使清政权在汉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认同，逐渐巩固其统治。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乾隆都继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余年，占了清代一半的时间；在13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段时间也隐含了各种消极因素，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
清廷不仅用汉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借汉文化清理汉族知识分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凡有涉及民族偏见的字眼、词句都可能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清朝统治者对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则招抚，一则对反满排满思想和活动采取严酷的镇压手段，甚至滥杀无辜。康、雍、乾三朝，文祸极盛，文网如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即有百起之多。
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东北女真族的内容，被人告发。时庄廷龙已死，康熙竟下令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害72人，充军边塞的达几百人。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文字。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并且株连无辜有200多人。
雍正时期，有一次，翰林徐骏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骏革职。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又有人告发，在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便牵强附会地说“清风”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罪，立即处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
像这样荒唐的案例举不胜举，其中绝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一句诗、一个字惹来杀身之祸，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严重禁锢了知识阶级的思想。清初文字狱是朝廷为了维护满族皇权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陷入了泥淖。同时又对这种先进文化产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这种潜意识又表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绝改良。“文字狱”不仅砍掉许多会思考的头颅，也使知识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学术风气转向保守。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在文化上不仅利用其汉文化的先进性作为统治手段，同时满洲人也由于全面进入农耕区而改变了生活习俗，在客观上瓦解了满洲人原来的氏族制。满洲人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开始颓废，这种兵农合一的基层政治组织形式曾经是满洲人驰骋战场的强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这种文化上的保守趋势外，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裂缝。乾隆在位后期，为了标榜其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严重的是，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开始腐化，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战斗力严重下降。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
另外，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使满洲对汉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汉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满的泥淖之中。而这时的汉文化由于政治的强势力量而被强化为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文化根源，满足于“天朝王国”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历史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美国富尔顿发明了轮船，英国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这种新的生产力的革命，无疑推动了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前进步伐，从而在全世界寻找资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八年后，美国独立，并通过《人权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兰西爆发革命，三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俄国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科学院成立，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势必划破长空照亮人类的未来。
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呢，却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参加会试者116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92人。乾隆听报后非常高兴，对这些老人大加赏赐，借兴教尊老之名，极力粉饰他的太平盛世。
而早在康熙时期（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与外商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了海关，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康熙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乾隆却视为异端邪说。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乾隆反感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大兴文字狱，如今这些观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内部已开始腐烂了。可以说，对落后文明的抱残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1)new
当中国历史的脚步踏入19世纪时，大清国就如同一个龙钟的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庆、道光统治时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业已如梦幻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各种社会矛盾却像火山喷发般涌现出来，统治阶级的腐化加剧，社会危机更加严重，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由所谓的盛期进入完全的衰败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时代。然而，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却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固守着传统的“天朝王国”。这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试图一厢情愿地幻想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防线”，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本来，外国人跟中国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权，而那时的清王朝却拒绝这种交易，并且由于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礼俗而关起了大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关起的大门不久就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轰开。
18世纪中叶，英国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但是西方工业商品的“重炮”摧毁不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英国人只能用银元从中国买到茶叶等物，自己的工业品却销售不出去，贸易逆差困扰着英国人。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于是，英国侵略者就采取海盗式的强取掠夺的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及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文武官员们接受。这些官员吸食成瘾，再也无心处理政务、军务。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极度削弱。为了满足其私欲，就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贫困。
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如水一样大量外流。
罪恶的鸦片贸易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以致国内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道光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禁烟已是举国共识。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后，整顿海防、收缴鸦片、缉拿烟贩。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使馆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群众以棍棒和砖石为武器，掷向英使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交出鸦片110多万公斤，从6月3日到25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缴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英国政府为保护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并借机进行对外扩张，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540门大炮、士兵万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对广州实行封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清廷并没有坚持强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军队本身战斗力的低下，很快就败下阵来。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舰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称臣，被迫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后，又被迫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西方侵略者不仅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强占了香港，迫使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而且还取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医院、传教自由等许多特权。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政治和经济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从此江河日下，顿失颜色，清政权逐渐由主权独立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日益受制于西方列强。
十几年后，西方资产阶级又为扩大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急于打开更多的贸易口岸。于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再次惨败，统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协退让。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以换来一时的安宁。然而，英法政府远不满于《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种种特权，得寸进尺，以“换约”为名，于1859继续北上，先后占领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军逼至通州。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焚毁了当时闻名于世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可悲的是，无能的咸丰皇帝吓破了胆，带着后妃和一些亲王、官员慌忙逃往热河。
面对侵略，清政府愈发无能，国门洞开而又无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经撕开，列强便纷至沓来争着分一杯美羹。贪婪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开始便不断地占领我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它乘两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短短几十年中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的“东方恶魔”。
19世纪末，世界主要列强迅速发展壮大。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其资本主义又与封建经济的残余及天皇制国家机构交错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国家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觊觎朝鲜之心，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的领土扩张。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政变。之后，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94年，日本乘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对出兵援助朝鲜镇压起义的清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之战”正式爆发。
面对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统治集团“帝党”和“后党”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势力强盛，权臣李鸿章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强出面“调停”。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都无功而返。显然外国侵略者无心帮助中国，而是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这种消极抵抗的行径，把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于准备自己60寿辰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
她在甲午战争期间置敌兵压境于不顾，当京师士大夫中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结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期间处处妥协退让，延误战机，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未等战争胜败定局前，反动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求和投降活动。
1895年，李鸿章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中国人向历来臣服自己的东瀛岛国投降！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大量输出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强大量借款，从而加深了清政府对列强财政的依赖，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权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剧增又引起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清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和赔款，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广大人民的负担更趋沉重。地主、官僚、贵族趁火打劫，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天灾加于人祸，大批国人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辛酉政变new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恒、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 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开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败的历史时期。
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
其中最令中国人痛心的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维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变及由此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女人——慈禧。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是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
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 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继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 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 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 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 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