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
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牝鸡司晨(1)
晋武帝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惟独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司马炎也知道太子有些问题，他本来光儿子就有二十六个，选择余地挺大。但因与杨后夫妻关系甚笃，而杨后很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祖训。更重要的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 乖巧聪慧，深得司马炎赏识。有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司马炎登楼观望，司马 才五岁，在一旁拽着爷爷的衣带拉入暗影之中。司马炎觉得奇怪，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 说：“暮夜苍茫，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更加称奇，曾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说：“此儿当兴吾家。”甚至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 人品样貌与先祖司马懿相似，其实是对皇储安排的一种暗示。所谓“看孙不看子”，改换太子一事也就作罢。但从历史的结局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选择很是失败，比立储的选择更失败则是他对于太子妃的选择。
司马炎本想为太子司马衷迎娶卫 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又私受了不少奇珍异宝，就撺掇着迎娶郭氏的女儿。郭氏和贾充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奇丑无比；次女贾午，长得倒很漂亮。起初本是选贾午为太子妃，因其身材娇小，尚未长成，连太子妃的礼服都撑不起来，于是临时换了贾南风。贾午后来与父亲手下的帅哥韩寿私通，还把稀有的皇家香料赠与韩寿，“偷香窃玉”的典故即出于此。贾氏家风可窥一斑。贾南风的丑陋，倒与白痴太子司马衷堪匹配，可是却让做公公的司马炎目瞪口呆。但堂堂册立太子妃的国家大典已举行过，万无退货的道理，只好自认倒霉。后世史家每论及亡国祸乱之事，多为帝王讳，常诿过女子，然则西晋王朝的覆灭，这位“貌陋而心险”的贾南风确是罪魁祸首。
贾南风生性酷虐，曾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有一次她发现有个宫女偷偷怀上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妒怒之下，以锐戟刺入，已经成形的胎儿被剖出堕地而死。司马炎闻讯大怒，令人修了一座冷宫金墉城，要把她废掉打入冷宫。但当时的杨皇后（此杨皇后是杨艳的堂妹杨芷，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堂妹杨芷为皇后）由于贾南风系堂姐所荐，而贾、杨两家关系颇好，便联合多位大臣好言相劝，晋武帝才消了怒气。事后，杨芷告诫贾南风一定要改过自新。然而贾南风对杨芷的救命之恩视若无睹，却对这番斥责怀恨在心。
熟悉傻太子的大臣们不时旁敲侧击。尚书和峤委婉进谏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就是说您的傻儿子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天下。
老臣卫 也借着宫廷宴饮的酒劲儿，抚着御座对司马炎叹道：“此座可惜。”晋武帝心中也觉得不踏实，干脆找些案卷来考察一下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子妃贾南风忙请了个宫里的老先生当枪手，案卷批得头头是道。刚好太子身边有个机灵的太监提醒说：“太子不好学习，人所共知。现在批文上引经据典，必会被皇帝看穿，怪罪下来。不如干脆就事论事，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贾南风觉得有理，便命这小太监负责起草，再由太子抄写下来。司马炎本来对太子的期望值就不高，现在一看这傻儿子总算还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也就放了心。
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重。立诏由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骏一起辅政。司马炎临死时，只有杨骏在旁，他想独揽大权，就和女儿杨皇后串通伪造遗诏，指定杨骏单独辅政，并想除掉司马亮。司马亮的手下劝他起兵讨伐杨骏，这老王爷虽在司马氏族中口碑不错，却是庸才一个，查其领兵记录，未尝一胜。总算还有自知之名，连夜逃往封地许昌避祸去了。
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后世人称“白痴皇帝”。他完全是个傀儡，国家政事一件也管不了，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次，他在御花园里玩，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草丛间响起阵阵蛙鸣。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道：“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叫呢，还是为私叫呢？”身边的太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有个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有一年，某地闹饥荒，地方官员上报灾情，说灾区百姓饿死许多。晋惠帝就奇怪地问道：“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呢？”大臣回奏：“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 晋惠帝更奇怪了：“没有粮食，为何不吃肉粥呢？”大臣们听了，目瞪口呆、哭笑不得。西晋王朝出了这样一个活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是蠢蠢欲动、顿起问鼎之念。
杨骏本是个低级小吏，十足的草包，因借了太后女儿的光位极人臣，总揽朝政，不禁得意忘形，俨然有代理皇帝的派头。对于太后杨芷以及其他人的劝说，都置若罔闻。其专横跋扈，引起了司马家族诸王的反感。皇后贾南风更是无法容忍，开始私下培植亲信，外联楚王司马玮。召楚王玮带兵进洛阳后，又操纵晋惠帝宣布杨骏谋反，夷其三族。连太后杨芷的老母亲庞氏也不肯放过，杨太后跪地苦苦哀求，表示愿做她的婢女来换母亲的性命。贾南风却毫不动心，杀了庞氏后，又废皇太后杨芷为庶人，将她关进那座当初为贾南风所建的冷宫金墉城里，最终落得活活饿死的下场。杨太后若想及曾为贾南风求情的往事定是悔不当初。贾南风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婆母杨芷尚且如此丧尽天良，对其他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嫌汝南王亮、老臣卫 碍事，便矫诏指使楚王玮将两人处死，没过几天又以“擅自处死司马亮、卫 ”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楚王玮临刑时大叫冤枉，于事无补。
贾后自此开始专权达七八年之久。常派人诱骗美貌男子寻欢作乐，事后杀人灭口。数以百计的男子中，仅有一名小吏得免。这名小吏年轻俊美，住在洛阳城南，失踪了一段日子，再出现时华衣美服、唤奴使婢，俨然富豪。众人都怀疑他偷了巨室的财物，抓他去见官。贾皇后有个远亲听说此事，想参与进来好索取涉案财物，遂与法官共同审案。小吏禀告说路遇一老妇，说家中主人生病，巫师占卜说要找城南少年来驱邪，便将自己装进一口箱子，运入一座豪宅中。询问到了哪里，被告知是“天上”。后来有位三十五六岁的矮胖丑妇出现，留他共宿了一段日子，然后顺原路将其送出，并赠以许多财物。贾后的亲戚听这小吏如此一说，顿时明白，溜之大吉。法官也猜知原委，便草草结案，将小吏释放。贾后之淫乱宫闱、胡作非为多如此类。
贾后因怕太子司马 年长后，自己地位难保，就设计陷害太子。先请人用太子口气起草了一封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的书信，代笔之人竟是以美貌与文采著称于世的潘安。接着寻机请太子喝酒，灌个烂醉，趁其昏昏沉沉之时，骗他把那封信抄写一遍。次日，贾后即通过晋惠帝召集群臣，操纵廷议，宣布太子谋反。贾后此举引起了众怒。公元300年，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想趁机起兵篡位，就散播谣言说大臣们正密谋扶助太子复位。贾后果然害怕起来，立即派人毒死了太子。正好授赵王伦以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 带兵进宫逮捕了贾后，曾经横行朝廷、不可一世的贾南风不久被司马伦以金屑酒毒死。
正是贾南风的专权误国，奸妇乱政，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同室操戈(1)
赵王司马伦诛灭贾氏外戚，掌握政权，滥赏官爵，收买人心。封文武官员数千人为侯。
才过了一年，又忍不住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立为帝。又大封党徒，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
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伐互相促进，一直延续到西晋统治的消亡。当时，官帽上都用貂尾做装饰。因为封赏得太多太滥，库存的貂尾都用完了，只好用狗尾巴来凑数。民间就编了歌谣讽刺道：“貂不足，狗尾续”，此即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
各地诸侯王听说连赵王伦这样的老废物都敢篡位称帝，均感不忿，争先恐后地前来抢夺皇位，遂引起一场长达16年旷日持久的内乱。先后卷入血腥战争的有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 、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 、长沙王司马 、东海王司马越，再加上先前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共八个诸侯王，故史称“八王之乱”。
诛灭贾氏外戚，齐王司马 居功不小，却不得重用，反遭忌被外调许昌，一气之下遂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司马 共谋造反，三国联军杀向洛阳，常山王 半路加入。数十万部队在朝歌(今河南安阳)到颍上(河南颍县)一带屯扎连营，赵王伦慌忙拼凑了6万多部队前去应敌，自己却躲在洛阳日夜求神拜佛。最后在洛阳城外一场决战，赵王军队被全歼，双方混战死掉10余万人。赵王伦向联军投降，被关进金墉城，在同一栋房子里被迫喝下他曾在此逼贾后喝过的金屑毒酒自杀。其心腹孙秀和名将孟观等都被族诛。
联军取得政权，大封功臣，以齐王 首功封为大司马，成都王颖为大将军，河间王 为太尉，常山王 为抚军大将军，改封长沙王，东海王越为中书令兼侍中，梁王肜生急病死了，追封为太宰。傻惠帝前一拨大臣还没来得及认全呢，这就又换了一拨。齐王 以复辟的大英雄自居，日益骄横，遂引起其他诸侯王不满。
长沙王 便又与成都王颖、河间王 密谋反叛。302年12月，河间王 遣大将张方为先锋率领10万军队讨伐齐王 ，齐王 知道长沙王 与河间王 关系很好，恐其为内应，故先发兵攻长沙王 。在洛阳城内混战了三天三夜，齐王 兵败被长沙王 活捉。长沙王 自然因功晋升太尉，而倒霉的齐王 则被斩首，而劳师千里无功的河间王 枉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心有不甘。适逢益州发生了流民叛乱，遂领命前去平叛。
成都王颖与河间王 ，一在邺城，一在长安，虎视眈眈盯着洛阳城里的皇帝宝座。于303年8月，联合起兵讨伐长沙王 。304年１月，成都王颖在河间王 的帮助下攻克洛阳，抓住被东海王越出卖的长沙王 ，将其活活烤死，时年28岁。成都王颖占领洛阳后，为酬谢河间王 ，纵容其大将张方在城中烧杀抢掠，裹胁了一万多宫女和财物而去。在回师途中，张方的部队因粮食匮乏，就把抢来的宫女逐批杀死充作军粮，一路吃到长安。
成都王颖的暴政甚过以前的任何一个。他先让部将石超率领5万兵马守住洛阳内外，然后自封为丞相兼皇太弟，带头挨门挨户进行大抢劫，把跟随过长沙王 的卫士和他所讨厌的官员全部杀死。东海王越发动叛变，很快聚起10万人的部队，高兴得发起昏来，于304年7月裹胁惠帝讨伐邺城。部队走到了河南荡阴（今汤阴），没有设防就宿营了。结果被成都王颖的部将石超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一败涂地。东海王越一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带头逃窜回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去了。把光杆傻皇帝撇在了乱军之中。
成都王颖迎惠帝到邺城。幽州的大军阀王浚不满成都王颖的作为，遂联络宗室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并邀请乌桓国的鲜卑族骑兵助战，加上自己本部，共计10万人讨伐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手下有一匈奴族大将名叫刘渊，就是未来匈奴汉国的创建者。他向成都王颖请求借匈奴骑兵来对付鲜卑骑兵，并建议坚守城池，等敌人粮尽退兵时再行突击，千万不要妄自出战、自取死路。成都王颖当时满口答应，但等到刘渊的铁骑兵赶来解围的时候，成都王颖大势已去。原来刘渊前脚一走，成都王颖后脚就把他的承诺忘个精光。派大将石超迎战王浚的部队，结果被打得惨败而归。成都王颖听到噩耗，赶快收拾残部一万五千人准备撤退到张方守卫的洛阳。鲜卑骑兵进军的烟尘滚滚而来，发一声喊，残军霎时作鸟兽散。成都王颖只好领着几十个亲兵牵着惠帝的牛车逃往洛阳。鲜卑骑兵贪图在邺城抢掠财物，懒得去追捕惠帝就先行返回了。王浚放他们回国的时候发现鲜卑人裹挟着许多妇女，不准她们带走，鲜卑人就在易水旁把这8000妇女全部丢入水中淹死。
河间王 听说张方抢到了惠帝，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张方把惠帝和成都王颖带到长安，张方得令后立即准备起程，派士兵在皇宫和洛阳城内大肆抢掠，又趁机抢掠了很多宫女做军妓。大军排成长蛇阵，在茫茫大雪中，伴随着百姓的一路嚎哭向长安进发。到了长安，河间王 废除了成都王颖皇太弟的称号，立17岁的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已无权无势的成都王颖只好讨了点残兵回守洛阳去了。河间王 于304年12月当上宰相，掌控了晋室大权。
305年7月，东海王越以张方劫持惠帝为由，联合兖州刺史苟 等人讨伐河间王 。幽州都督王浚也派新招募的部将刘琨率领八百幽州铁骑前来支援。联军部队进逼荥阳，威胁长安。河间王 自知不敌，搞掉张方的人头给联军送去以便媾和，却想不到联军居然拒绝和解。
河间王 的部队得知骁勇善战的张方被害，顿时纷纷哗变。联军部队以鲜卑骑兵为先锋，一路杀进长安，河间王 只身狼狈逃跑。成都王颖听说河间王 跑了，也慌忙逃亡，先往长安跑，跑到华阴觉得是自寻死路，又向南跑准备去新野，途中被东海王越的堂兄范阳王所擒，押至其从前的老巢邺城后迫其自尽。
鲜卑骑兵率先杀入长安，下令大掠三日，共杀死两万多老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纷纷逃到终南山采摘橡子充饥，直到东海王越到达长安才停止。众大臣又用牛车把惠帝接回洛阳。这时的京城已经是残垣断壁、衰草连天，小朝廷只好在黑瓦屋里面重建宫室。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傻惠帝已无利用价值，便派人在饼中置药将其毒死，然后立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河间王 起初逃到太白山不敢露面，后来又趁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之机夺回长安，困守孤城。东海王越散布消息说朝廷要赦免河间王 ，还要让他当司徒。河间王 乍闻此等好事，便信以为真。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遂与三个儿子一起投奔洛阳而去，在半路全部被截杀。
至此，“八王之乱”终告结束，但历时16年之久。兵连祸接、中原板荡、杀戮频仍、生灵涂炭，已经耗尽了西晋王朝的国力，使之不堪一击、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诸侯王相互攻讦时，引鲜卑、邀匈奴，无异于引狼入室，更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其实下场更是可悲。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不臣之迹，四海皆知。永嘉四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发后，沿路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 等人要铲除自己，更是急怒攻心，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
时任匈奴汉王刘渊部属的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官兵家眷混杂的乌合之众。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乱箭狂射，“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的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20多万，又不幸陷入刘渊另一部将王璋的包围圈，被驱入火海变作了烧烤的人肉军粮。
石勒部下抓住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不知廉耻地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算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总算留了全尸。
司马越留守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逃往东海，洛阳城中百姓也紧随军队一起外逃。跑到洧仓，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亦被乱兵所辱，转卖为奴。
311年（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于313年被杀，时年30；316年，惠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于318年被杀，时年18。至此，西晋灭亡。
掩卷思之，西晋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直接原因正如祖逖所云“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远因则在于晋武帝司马炎缺乏远见卓识，所托非人。继承人惠帝根本就是个弱智，辅政大臣一个是杨骏那样的得志小人，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那样的懦弱庸才，以至大权旁落、奸妇秉国，满朝公卿、尸位素餐，诸侯亲王、篡逆相残，异族外敌，乘虚而入。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
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始为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最终造就了隋唐的盛世辉煌！
偏安江左：东晋覆亡真相
东晋覆亡真相 引言
东晋自公元316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止，共历11个皇帝，104年。纵观东晋的历史，可以用“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来概括。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时局瞬息万变，士族已无法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而居帝位。此时，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庶族代表人物刘裕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司马氏，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权政治的统治秩序。
共治天下(1)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生于公元276年。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则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北方士族争相来奔。司马睿先称晋王，西晋灭亡后，于318年3月，正式称帝。司马睿为元皇帝又称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于司马睿是江左开国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便称之为东晋。
司马睿向来缺少才智，又是晋室疏属，之所以能重建晋室，主要得益于北方士族王导的全力扶持。王导（276—339年），是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东晋朝的实际创立者。自比为春秋时的名相管仲。有雄才大略，时人都称他具“将相之才”。从司马睿到江南创立基业开始，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就竭尽全力，辅佐司马睿。起初多数南渡人物对晋室心存疑虑，甚至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饮宴，周 叹气说，风景殊好，而山河殊异。
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止哭泣。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的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司马睿深知晋室复兴，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父”，还将他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萧何。司马睿在即位称帝时，姿态非常谦恭，他三四次请王导御床同坐受贺。王导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王导虽然推辞了与皇帝同坐御床，但司马睿此举却震动了满朝文武。从此，王导在东晋政权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导位至宰辅，掌握着中央的行政大权，从兄王敦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直接在地方上指挥军队，负责征讨叛贼逆匪。整个王氏家族，都担任要职。当时，人们习惯把司马氏家族称为“马氏”，把王氏家族称为“王氏”，王家和司马氏几乎达到了“平起平坐” 的地步，于是民间就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实际上是司马氏势力不抵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竟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为象征来维持这种平衡而已。
“王马共天下”显示了东晋政权的政治特点，终东晋一朝，士族权臣几经更易，但“主弱臣强”依旧。在琅琊王氏以后又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呈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司马睿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以王氏为主导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准备，甚至还反对北伐。谁主张北伐，谁就遭排斥。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士族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廷中人忘记国耻，耽于游戏酒食是二失，结果丢了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至于坚决主张北伐的祖逖，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元帝担心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威望，威胁自己的统治，从不给予支持。因此只给祖逖一千人粮饷，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军纪严明，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屡次大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而此时朝廷中权臣王敦与晋元帝公开对抗，内乱势必爆发。321年，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而死。
东晋建立不久，南渡士族内部出现了尖锐矛盾。322年，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266—324年)，字处仲，是王导的从父兄，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残忍。当年权臣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打死了。当时王导、王敦都在座，诸客大惊失色，只有王敦神色自若。
司马睿称帝后，王敦官任征东大将军、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等职。他镇守荆州，手握重兵，威权显赫。司马睿担心王氏权势太重，威胁他的统治，想削弱王氏势力，就任用北方大族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暗中做军事部署，以平衡王导的权势。王导被疏远，对此，王敦大为不满，他上书元帝为王导申诉说：“当初陛下说过：‘我与王敦和王导是管仲、鲍叔之交’，这话至今铭记在心，我想这话不会一朝而尽吧?”王敦言辞咄咄逼人，王导觉得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还了王敦。王敦却很不识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刘隗看到王敦威权太盛，无法控制，就劝元帝派心腹镇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为患。王敦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致书刘隗恐吓说：“只有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否则，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答书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我的志向是竭尽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心。另外，尚书令刁协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所以也遭王氏嫉恨。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权。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举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手握重兵的王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石头城，兵临建康城下，放纵兵士劫掠。
被围困的皇宫大殿中，宿卫早已四处逃散，只有两位侍中还在元帝身边。元帝脱下戎装，穿上朝服，无可奈何地感叹：“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自还琅琊，何至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人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罢手，我当返归琅邪，自避贤路。”简直要把帝位拱手让给王敦了。当年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是元帝长子，他聪明机智，神武明略，深孚众望。王敦感觉有必要对明帝加以抑制。太宁二年（324年）七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先发制人，准备以弱敌众。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属，将要威胁朝廷，倾危宗社”的种种不义行径，以讨伐其同党钱凤的名义，发兵征讨王敦。不久，王敦忧愤而死，余党全部被消灭，叛乱得以平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享尊荣，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则呈现安定局面。反之，则引起士族的强烈反攻。晋元帝任用刘隗刁协，并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侵犯了王氏势力，变乱自不能免了。
庾氏专权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乱后，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
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月，晋明帝突然病死，其长子、年仅5岁的司马衍即位，这就是晋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遗诏命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领军将军卞壶等人共同辅政。不久，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氏的亲兄，其兄妹二人合力掌控了朝廷大权。王导等人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朝中政务全由庾亮一人裁决。东晋的政治格局此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庾、王二人相较而言，王导辅政比较宽和，注意笼络人心。史书说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干涉也不抑制。王导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庾亮辅政后一改王导的宽政，恃权放肆，用法严苛，排斥异己，妄杀大臣，在朝野上下结怨很多。明帝时期所倚重的宗亲、南顿王司马宗对庾亮专横朝政不满，被庾亮改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宗失去要职，自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苏峻来往密切，互通书信，意欲将庾亮除掉。庾亮知道后，就想除掉司马宗。恰这时中丞钟雅告司马宗谋反。庾亮乘机下令右卫将军赵胤率军逮捕司马宗，并立即将其杀掉。因司马宗为王室近支，经常上朝，且满头白发．故成帝称他为白头翁。过了些时日，成帝未见司马宗上朝，便问庾亮：“前日的白头翁怎么许久不见了？”庾亮道：“因他有意谋反，我把他杀了。”成帝听了，气得流着泪说：“舅舅说谁反，谁就被杀；假如有人说你谋反又如何处置呢?”庾亮平时总以为幼主易欺，遇有异己便私自处置，却没有想到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居然敢跟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庾亮自恃有太后撑腰，自己握有兵权，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加快了打击异己的步伐。历阳太守苏峻，因明帝时讨伐王敦有功，威望一向很高，且部下甲杖精锐，对庾亮专擅朝政很是不满。庾亮就设计夺其兵权，坚持征诏其入朝为大司农。
苏峻决定拥兵自守，抗拒诏命。他对朝廷使者说：“既然上面说我要造反，难道还有活路?我宁愿在山头上望监狱，也不能在监狱里望山头。过去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行。现在狡免既死，猎犬自然当烹。但我一定要向阴谋者报仇。”咸和二年（327年）11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等发兵都城，讨伐庾亮。苏峻攻打京城时，顺着风势放火，烈焰冲天，所有宫庙、宫室、官署都化为灰烬。他还纵兵抢掠，侵逼宫女，驱役百官，一时间京都内外哭声震天。官库所藏的金银布匹等物，都被苏峻洗劫一空。
苏峻自称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又随意任命亲党，完全掌握了京城。
此时的成帝则被软禁在一间仓库里，苏竣每天都到成帝面前放肆胡言。王导担心会有不测之祸，就试图护卫成帝出奔，事情不成，被迫携二子逃走了。成帝的侍从刘超和钟雅也密谋护卫成帝出奔。不料事情泄漏，苏峻就派人逮捕刘、钟二人。成帝当时抱住二人，不让士兵拉走，并悲泣着说：“还我侍中、右卫。”但来人哪里会听从这位小皇帝的旨意呢?刘、钟二人最后惨遭杀害。
咸和四年(329年)春，在征西大将军陶侃和江州刺史温峤等人联兵攻打下，苏峻、祖约之乱终被平定。苏峻本非门阀士族，他虽然试图凭借际遇，起兵谋利，但螳螂在前，黄雀随后，最终被门阀士族联合击败。
苏峻之乱，给东晋王室带来又一次剧烈变动。叛乱平息之后，京都建康几成废墟，民生凋敝，怨气沸腾。劫后余生的庾亮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任以保存实力。
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朝中大权又归王导之手。
自从庾亮因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就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庾亮出朝，镇守芜湖，是对王导的一步退让，但只是暂时的。庾亮在外期间力主经营北伐，但他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军政大权，企图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庾亮和庾翼兄弟相继以北伐为名，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域，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庾氏在长江上游经营的成果，并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345年，庾翼临死，坚持让自己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朝廷不允许他的请求，派谯郡的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桓温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真是驱走一狼，又来一虎。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皇帝梦碎
东晋立国几十年，连遭王敦、苏峻叛乱，元气大伤。自明帝、成帝之后，又传位康帝、穆帝、哀帝，五任皇帝四十年中，虽无大的建树，但朝政总算清静了许多。兴宁三年（365年）3月，哀帝司马丕因服丹药中毒而死。会稽王司马昱便与褚太后商议嗣位之事，因哀帝无子，只好令其弟司马奕即位，这就是东晋第六任皇帝，即晋废帝。废帝司马奕即位后，内有会稽王司马昱处理政事，外有大司马桓温统帅军务，废帝便成了一个有位无权的木偶皇帝。
桓温(312—373年)是晋明帝的女婿，与庾翼关系密切。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北伐时，就以桓温为前锋官。庾翼死后，桓温任荆州刺史，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成果，拥有荆、梁等八州的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长江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势力急剧膨胀。此时的桓温，希望通过建功立业以增强自己的名望与实力，在东晋朝廷中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他上表伐蜀。当时蜀汉皇帝李势骄奢淫逸，不理国事，朝中矛盾重重，被诸强灭掉只是时间问题。桓温立志伐蜀，不等朝廷诏准，就率兵直指成都。第二年三月，桓温攻克了成都，李势投降，蜀汉灭亡。
桓温的威名日盛，野心也日趋膨胀，他所统辖的八州所有人力物资都不听从国家调用，甚而逐渐产生了自立为帝的想法。他希望通过立功于河朔，可以接受九锡殊礼。他曾经躺在床上对亲信说：“如果寂然无为，将会被汉文帝、汉景帝所嘲笑的。”众人听出他有野心，都不敢对答。他又抚枕起身说：“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穆帝觉察到桓温存有谋反之心，故对其北伐，虽不敢竭力反对，但也不加支持，甚至从中多方阻挠。他任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与桓温作对，使得桓温的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哀帝时期，桓温建议迁都洛阳以求控制皇室，遭到哀帝和众大臣的一致反对。桓温遂决定采取进一步夺权的行动，伺机发动宫廷政变。公元371年，他将司马奕赶出皇宫，将其先降为东海王，再降为海西公，并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桓温废立的本意是想要晋文帝禅位于自己，或者由自己入朝摄政。简文帝司马昱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知！司马昱时常感到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太窝囊了，心郁成疾，结果只当了8个月的皇帝，便于次年7月病死了，时年52岁。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急立其子司马曜为太子，即孝武帝，又封另一个儿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并遗诏桓温辅政。
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料仍然只是辅政之责。他愤恨成疾，遂催促朝廷加自己九锡之礼，为禅让做准备。大臣谢安等人见他病入膏肓，便故意拖延。此后不久，桓温就病死了。
桓温苦心追求多年的皇帝美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实际上，他控制了东晋政权，真正阻碍他登上皇位的是来自在朝的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他们凭借在朝中拥有的潜在力量，扼杀了桓温的野心，维护了东晋司马氏的帝位，保证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利益。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再到桓温之死，其间时间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命悬一线的一年半。这一年半，皇权处于最低点。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有言：“……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
皇权降至最低点，门阀士族的权力却急剧膨胀。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完全是由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东晋王朝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司马氏皇权不兴的局面被打破，这首先归结于陈郡谢氏谢安在政坛发挥的作用。
主相之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谢安少年时代就善于清谈，享有盛名。谢氏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文、孝武之际。
当时士族王、谢并称。桓温死后，谢安任尚书仆射，与中书令王坦之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他采取“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实行德政，宽宥小事，使文武大臣都听从朝命。人们将他比作王导。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这也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氏威望在朝中日益增高，于淝水战后达到最高点。
前秦在帝王苻坚时，国力强盛，他率众百万大军来取东晋。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坐镇指挥抗击前秦的军队。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征召可以镇御北方的军事人才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谢玄组织的北府兵，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于北府，后来分散开来的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老将和流民武装（江淮老将也出于流民武装），再征发一部分南逃的流民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
淝水之战一役，东晋的北府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留下了“草木皆兵”的经典故事。
淝水一战既胜，谢玄火速派人送来了捷报，这时的谢安正在深山别墅里和客人下围棋，等待战斗的消息！他看完了捷报，就随手放到床上，不露喜色，继续下棋。客人问起战况如何，谢安才平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已经破贼！”等到下完棋，回到内室时，谢安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过门槛时竟绊了脚，连木屐的齿都折断了。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多么善于矫饰情感，稳定人心了！
淝水之战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继续上演。
当时，“清谈玄学”盛行一时，官僚士族的贪污营私和为非作歹，对现实的政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士族，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所以，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了。这突出的表现在主相之争方面。
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原本关系微妙，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水之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时就已出现。淝水战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被排挤出建康，不得不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次年四月出居广陵，当年八月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