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巩固统一，隋朝在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
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敕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敕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各政权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100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开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降低了百姓负担，便利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实行临时性的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开科举。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以门第为标准进行选官，只有高门大族才能做官，而且在选官时还要调查先辈有无做官的资历。其结果是，一人为官，世代为官，不以人的才能，专以家世门第为选官的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士族门第观念从体制到观念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坚采取了新的选官措施，即开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以考试成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这给政府与考生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士族门第观念选官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消极影响。
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文帝悲剧(1)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
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 ，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
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
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
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 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他带来的不会是百姓的信服与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恐惧这个政权，厌恶这个朝廷，王朝的统治基础会随之逐渐发生动摇。 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能挑选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国之才的大臣辅佐，对于政权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识人、用人上，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两个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杨坚的不识善恶与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 与杨素。
高 是隋朝开国功臣，字昭玄，渤海 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写诗词，有济世报国之志。
杨坚代周之前，高 即入坚府理事，任相府司录，为杨坚代周出谋划策，他曾对杨坚说：“愿为丞相效劳，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绝无怨言！”可谓忠义之士！隋朝建立，高 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高 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器重，更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他谋划平陈之策，以晋王杨广助手的身份，参与平陈战争；他制订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颁田令、查户口等。此外，高 还向文帝推荐了许多文臣武将，如杨素、苏威、韩擒虎、贺若弼等。高 真可谓良相了。由于高的忠诚贤能，隋文帝、独孤皇后也曾对他如亲人一般。文帝讲过：“我看待高比我亲生的儿子还重要，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高 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 失信于文帝是在议太子废立之时。隋文帝初立皇子勇为太子，但由于文帝忌太子权重，加上独孤皇后从旁挑唆，导致废立太子风波的出现。文帝向高 征求意见，高 长跪不起，劝文帝说：“长幼有序，怎么能够随便废立？”文帝只好作罢。但后来文帝又问高 削弱东宫宿卫一事，高 仍然认为不可。这时，杨坚开始怀疑高 。因为高 的儿子娶了太子的女儿， 与太子成为了亲家。
文帝认为高 已经依附太子，对自己不忠诚，开始对高 心存芥蒂。
杨坚听信谗言的弱点，也坚定了他对高 的态度。何人进的谗言呢？当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是西魏大将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后，与杨坚是结发夫妻。杨坚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氏，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独孤皇后在世人眼中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事实上，独孤氏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杨坚的施政指手画脚。尤其是到了晚年，独孤后屡进谗言，废立太子也与她的坚持有关系。而高 结怨于独孤后实出于一件小事。当初，文帝宠幸后宫妃嫔尉迟氏，独孤后知晓后，趁早朝之际，将尉迟氏杀害。杨坚闻之，怒不可遏，但惧内的杨坚又不能将独孤氏如何。他独自骑马跑入禁苑之中，高 等人在后面追赶， 大声喊道：“陛下怎能以独孤后一妇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呢？”文帝止步，认为言之有理，遂回宫，一切如故。高 的一句话，使文帝平静下来，却使得独孤后勃然大怒，遂与 结怨。之后，她利用文帝对高的怀疑，频频在文帝面前进谗言，说：“高 在随同汉王杨谅征讨高句丽的时候，专横跋扈，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统帅杨谅放在眼里”，“高 与太子关系亲密，怕是不利于陛下，若想废勇，应先除 ”等。这些话，让文帝对高 更加没有了信任。
遂借故将高 免官。后来，高 的属下检举高 的儿子曾经对 说：“三国时期，司马懿起初称病不上朝，最后得天下。父亲现在这样的境遇，可能会有福气降临啊！”杨坚闻之，立刻将高 囚禁，并对大臣说：“自比晋朝皇帝，他想干什么？”于是将高 贬为平民。高 失信于皇室，最后被炀帝借口诽谤朝政而杀害。高 对杨氏一片忠诚，却落得如此下场，可怜！可叹！隋文帝不识善恶，屠戮忠良，可悲！可耻！
在罢贤相高 的同时，杨坚却重用奸臣杨素。
杨素并非毫无才干之徒，他同样具有文韬武略。“才”与“德”在评价人的搭配上是这样的：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前两种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受人尊重，而后两种人则是社会唾弃、诟骂的对象。杨素属“有才无德”一类。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讨得文帝欢喜，而又是如何导致隋朝衰亡的？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杨素的祖辈都是西魏、北周显贵。他本人也因平齐之功，而被周武帝封为县公。杨坚掌权后，杨素便投靠到他的门下。隋朝建立后，先后拜御史大夫、纳言、内史令、尚书右仆射，被封为越国公，出任平陈主帅。隋炀帝大业年间，任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司徒，改封楚国公。大业二年，病卒。从杨素的经历来看，他乃出将入相之才，很有才干。而且杨素深谙为臣之道，在颇好猜忌的杨坚父子身边，竟能得以善终，实属不易，可谓“政坛不倒翁”。
杨素得以被文帝赏识也是由于他的才能。杨素多次参加战争，屡任主帅，几乎每战必克。
此外，杨素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博览群书，擅写文章。为人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办事稳妥。
杨素的种种优点使得文帝对他颇为满意，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但此人精于政治投机，打击异己势力，瞒天过海，不择手段，又是文帝不曾知晓的。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用法严酷，朝中旧臣，罪小罚重，多已杀尽，最后只剩下狡猾的杨素，文帝对他信任有加，此人恰恰是帮助杨广弑君的奸臣。
杨素的政治投机有两次：一是废立太子，二是谋弑文帝。
当文帝与独孤皇后起了废立太子之念的时候，杨素已经察觉出来，并通过弟弟杨约与晋王广秘密接触，筹划废立之事。杨素借助与文帝频繁接触的机会，向文帝进谗言，诬告太子勇有自立之心，并力荐晋王广仁孝节俭，颇类文帝，对于杨坚做出废勇立广的决定，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利用文帝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向新主子表忠心，完全出于自己日后的仕途考虑，毫无公心可言。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的暴卒，亦与杨素有关。当时文帝病重卧床，住在仁寿宫。
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在身旁侍驾，太子杨广也奉诏从长安赶来。
杨广估计文帝时间不多了，就与杨素商量文帝的后事，不巧的是，杨素给太子的回信被错误的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大怒。这时文帝的宠妃陈夫人，哭着跑到文帝床前，说太子要非礼她。老皇帝听到这里，捶胸顿足，大骂道：“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将江山交给他啊？都是独孤害我呀！”并急忙对柳述、元岩说：“快叫我儿来！”二人以为是叫杨广，文帝喊道：“是杨勇！”柳述和元岩就急忙出去拟诏。等在门外的杨素，通过柳述、元岩二人得知，情况紧急，杨广很有可能将被废掉，那么自己又将会什么样的结果呢？想到这，杨素心中顿生邪念，他认为只有将文帝除掉，让杨广立刻即位，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与地位。杨素马上假传圣旨，将知内情的柳述、元岩逮捕入狱，将皇宫宿卫全部换为杨广的亲信，宫门也由杨广的心腹把守，将照顾文帝的宫女全部赶到别处。这时，杨素派自己的人进去探望文帝，不久文帝驾崩。
对于文帝是被毒死，还是被扯拉致死，尚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杨素直接指挥了这场弑杀文帝的宫廷政变，他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将信任自己的隋文帝杨坚送上了黄泉路，又迫不及待的跪在新主子杨广面前三呼万岁。隋文帝始终信任杨素，临死都不知道就是这位忠臣将他置于死地的，这难道不是杨坚的悲剧吗？ 行废立，毁家国。隋文帝一生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废立太子一事。杨坚行废立的主观动机是好的，是想把江山传给一位有治国之才的君主。事实却恰恰相反，继承者隋炀帝杨广成了后世帝王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成了百姓心目中十足的昏君形象。这是杨坚始料不及的，但却是他一手造成的。
隋朝建立，杨坚即下诏立皇子杨勇为太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子相处融洽，文帝将许多朝政委给太子处置。但随着杨坚执政日久，太子也不断成熟，父子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被别人发现并利用，就导致了隋文帝废立太子事件的发生。开皇六年，便有人上书要求杨坚传位太子。后来某年冬至，百官向太子朝贺，太子也举行气势宏大的仪式受贺，这就遭到了文帝的谴责，并勒令停止此类活动。之后，文帝对太子的恩宠就大不如前了。而太子杨勇生性率直，不擅掩饰，依旧按部就班，做自己喜欢之事。这更加引起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不满。而当时的晋王，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可是极尽表演的天赋。文帝尚节俭，杨广就将琴弦弄断，布满灰尘，显示其不喜声色。独孤后不喜欢男子纳妾，杨广就只与妻子萧妃同处，以展示其高尚的风格。这样，杨广渐渐讨得文帝与独孤后的欢心，而杨勇的表现越发使他的父母不满意。废立太子的声音，开始传入文帝的耳中，并最终成为了现实。
隋文帝一直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直到临死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新太子的本来面目，但为时已晚，他只能含恨撒手西去了。他死后，他的家族和整个国家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是他没有想到的。杨坚一死，杨广就假传遗诏，令废太子杨勇自尽，并诛杀杨勇诸子及杨勇亲信的大臣，又令汉王杨谅入朝，杨谅识破了杨广的骗局，举兵反叛，杨广遂发兵数十万镇压杨谅，谅兵败，被幽禁而死。蜀王杨秀，亦被杨广囚禁，最后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害。杨广兄弟五人，只有秦王杨俊因早死，而未受到杨广的残害。杨广为了权力，毁了自己的家族，骨肉相残，多么惨烈的人间悲剧啊！而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在杨广执政的14年里，还在不断上演。而这一幕幕悲剧，都是隋文帝导演并亲自挑选主角的结果。他的严刑峻法、苛刻猜忌、不辨忠奸、偏信谗言，给国家带来这个骨肉相残、人人自危的悲剧，而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隋朝灭亡的悲剧，正是他导演的所有悲剧的最后一幕。
大国之梦(1)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他通过各种手段，博得文帝信任，被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文帝驾崩，杨广即位，开始了他的施政时期。他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民力和财富，得以无休止地行施暴政。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
历来都把杨广当政的十四年称作是黑暗年代，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挥霍无度，是对他施政的概括。但他又曾经为隋朝的建立出生入死，为抵御突厥而挥师北上，为便利交通修筑大运河，为国家安定巡视边疆。杨广——一个一直在做大国梦的皇帝！从当政的十几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实现大国梦不懈努力，而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是一个脱离实际国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缺乏了做晋王和当太子时的谋划，他虽是个强势皇帝，但他不择手段的恶毒与不计代价的好大喜功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过早的谢幕了。
隋炀帝的大国梦有四个组成部分：大外交、大工程、大排场、大战争。让我们分别来看这四个部分。
大外交。中国古代社会的外交形式主要是中央政权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册封、赏赐，前者是后者的宗主国，后者要承认归附前者，并承担纳贡、出兵帮助宗主国平叛等义务。而当时交通不便，又处于民族的整合时期，所以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叛附不定，使得中央王朝非常头疼。隋炀帝的大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他巡视边疆，向各个周边民族政权表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关心，使得这些政权不反叛，最终实现安定边疆的目的。隋炀帝进行过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视的重点分别是突厥地区与西域地区。除炀帝末期大业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于突厥的叛乱没有成功外，其余的巡视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边，而西域诸国纷纷归附隋朝。
但在外交活动中，隋炀帝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展示大隋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
各个店铺都重新进行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进去喝几杯，分文不收，还骗他们说：“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而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炀帝要是能为老百姓考虑一些，何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呢？
大工程。隋炀帝时期兴建大工程的举措主要有：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
杨广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扩建东都洛阳。因为长安的交通不够便利，且农业规模也远不及中原地区。扩建后的洛阳城气势恢宏、道路宽敞，极具大国的气派。修建运河，也是炀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见炀帝对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运河的修筑分为几个阶段：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开凿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这样，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修筑完成了。修筑长城共两次，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业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杨广对于这些作品都非常满意，但他丝毫没有顾及到修筑这些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所付出的代价。营建东都，共耗时10个月，每月役使男丁200万；开通济渠征男丁百万，凿永济渠共征发河北地区男女百余万人，连女人都被征调开渠，可见劳役的繁重；两次修长城，也耗民力达百万以上。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短短的十几年里，国家征发如此多的人力修筑公共工程，给国家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还沉浸在他的大国迷梦中，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扑面而来。
大排场。隋炀帝认为，作为大国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杨广在做晋王之时，就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对江都颇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别于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后，就常住江都，并最后死在那里。隋炀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摆足了帝王的气势与排场。大业元年（605年）八月，炀帝开始了登基以来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分为四层，有六层楼高，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可以举行朝会；中间两层有100余间房子，供炀帝休息、娱乐之用；下层是宦官、宫女等近侍的住处。
船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宫殿没有两样。皇后、后宫、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只，还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数千艘随行，最后还有兵船数千艘护驾。陆地上，几万名纤夫、骑兵一路相随。船队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水陆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所过州县，都要为船队献食。这样的排场，一去一回，反复三次，隋炀帝可谓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可他只知兴奋、满足，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大战争。战争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尊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隋炀帝认为，大隋王朝国力空前，其它国家只能对隋朝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挑衅与背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出于维护大国威仪的目的。高句丽，是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政权，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句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充满大国情结的炀帝决不能坐视无礼的高句丽再嚣张下去，决定御驾亲征，一定要让高句丽王跪在自己的脚下谢罪称臣。为了讨伐高句丽，炀帝做了精心部署。大业四年，开通永济渠便利运输。六年，又下令全国为出征做好战马、武器的准备。七年，命令幽州总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后，调动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运送粮草到辽西。最后是征调全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遂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三次征讨，是因为第一次隋军经验不足、指挥不利，导致兵败；第二次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中途终止。第三次讨伐，由于高句丽国力耗尽，隋军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所以高句丽王遣使请降，隋炀帝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凯旋。
炀帝征辽，维护了大国的尊严，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在战前准备阶段，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亡，运输粮草而累死、饿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征高丽，隋军兵士死伤大半，4万海军在平壤中埋伏，生还者仅几千人；高句丽将诈降，大将宇文述被其所骗，30万将士，仅有2700人得以生还。炀帝如此大规模用兵，导致国家财力枯竭、人民劳役繁重，土地无人耕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这种战争胜了又有何意义？只是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隋炀帝的大国梦，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
谁亡隋朝
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原各地都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在短短的几年间，北至山西、河北，东到山东、江浙，南抵岭南，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义军就有数百支。但这些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口号，力量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又缺乏沟通、联合。这些不足给了隋朝的腐朽统治以苟延残喘的时间与可能。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说：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隋朝这个堡垒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几个“炸弹”而摧毁的。这几个“炸弹”是：杨玄感、李密、李渊和宇文兄弟。他们举起了反对隋炀帝的旗帜，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杨玄感是奸相杨素之子，杨素死后，他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玄感善文学，好结交宾客，领导瓦岗军的李密就是他家的常客。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他害怕炀帝翻杨素弑文帝、害忠良的旧案，致他杨氏一门于死地，为此他遂生杀炀帝之心。大业五年（609年），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这时，李密来到玄感大营，玄感问他下一步该去向哪里？李密为其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入河北，阻断炀帝归路；中策是取关中，据险而守；下策是向东都，率军攻占，但拖延不得。杨玄感选择了攻占东都。
由于东都守备严密，又有长安发兵救东都，炀帝又从前线调集部队回救东都，杨玄感两面受敌，力不能支，遂战败自杀。杨玄感虽然战败，但他吹响了讨伐隋炀帝的号角，也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隋炀帝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李密，父祖皆为周隋显贵。密少时任东宫千牛备身，侍卫太子杨广。后辞官，专心读书。
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曾做过玄感的幕僚，为其献三策，玄感兵败之后，李密被捕又设计逃脱。大业十二年（616年）与瓦岗军首领翟让相识，二人戳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后来，翟让让位于李密，李密开始领导瓦岗军。李密的瓦岗军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炀帝连年派兵企图剿灭瓦岗军，可是直到隋亡，李密的瓦岗军仍然活跃在河北、河南等地。李密，一个达官之后，竟毅然辞官，后又与草莽英雄结伙，公开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说明他已对隋朝失去了信心，他不再用自己的才智改造隋朝，而是用于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的心声。
李渊，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称帝建国，毫无吊民伐罪的意思，可以说，李渊是趁火打劫。从李渊建国的步骤也可明显看出他起兵的动机。李渊宣布起义后，就直入关中，攻占了隋朝国都所在地长安，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化。然后他拥立尚未成年的代王侑为帝，遥尊远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李渊拥立代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炀帝受困江都，四面楚歌，这实质上已经宣布了隋朝的灭亡。待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逼迫恭帝杨侑退位，自己黄袍加身，建立了唐朝。
而另一灭隋的关键人物是宇文兄弟，宇文兄弟指宇文述的三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曾违反炀帝禁令而获罪。大业十二年（616年），宇文述死后，炀帝方才赦免两人。当时，宇文兄弟也随炀帝来到江都。大业十四年（618年），大量跟随炀帝来到江都的北方兵士，不愿久留南方，想设计逃回北方。那时的江都，已人心不稳。一部分下级军官得知了这个情况，想借助这些兵士的力量，也逃回北方去。但这两股势力都不曾有谋反、弑君的打算。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宇文兄弟正好利用了这两股力量，实现了弑君、兵变的目的。三月十日，江都兵变发生，次日，炀帝被宇文兄弟缢死，隋朝灭亡。末年的炀帝，满足于他大国梦想的“实现”，只知吃喝享乐，既无治国之心，又无兴国之力，可能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穷途末路了。有一天，炀帝自己照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头，不知谁来砍它！”面对如此颓废的炀帝，宇文兄弟遂决定弑炀帝。
隋朝灭亡了，炀帝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大臣、宗亲、亲信会举起反旗，伴着农民起义的汹涌澎湃的形势，借机夺取自己的性命、推翻大隋的江山。
隋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朝代，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隋朝又太短命，仅仅38年。它因何而亡呢？它亡于隋文帝的严刑峻法、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擅行废立；它亡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心丧尽。而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的反隋力量，伴随农民起义的烽火，最终灭亡了隋朝。
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唐朝覆亡真相 引言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与睿宗之间曾有武周政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盛世气象(1)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乱的局面，起兵西入长安，立杨侑为帝，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自己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
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到了太宗贞观初年，唐朝还主要以平叛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唐初十年里，唐高祖、太宗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 、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幽州的罗艺等，全国始告统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
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
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连幼儿都杀死。李隆基（685—762年）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任用姚崇、宋 、张嘉贞、韩休、张九龄为相，这些人各有所长，有的忠言直谏，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于吏治，对玄宗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都起到了参谋与协助的作用。玄宗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玄宗主张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20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
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1)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662—716年）景云二年（711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