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 的赏识，被认作养子。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得益于安禄山将朝廷内部，玄宗身边的情况早已摸清楚，并进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见他那肥硕的肚子，便笑着问：“你这肚子里都装什么了，这么大？”安禄山答道：“除了一颗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没有别的东西了！”安禄山得知玄宗与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现出对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禄山与太子见礼，他却不拜，还装傻说：“臣是胡人，朝廷里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这太子是什么官啊？”玄宗跟他说：“这是储君，未来的皇帝。”安禄山竟然答道：“臣头脑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还有什么储君？”为了进一步显示忠心，安禄山竟请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认自己作养子。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丝毫没有了戒心。即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 ，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2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11月9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
这场叛乱，唐朝政府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发。此时的唐朝中央，乱作一团，京城周围兵力很少，调动军队就花了许多时日，又急调大将火速回京护驾。唐军初战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将都因战败被杀。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而这时的战争出现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战争的节奏，给唐军在潼关一线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双方一直在争夺潼关。因为潼关是进入长安的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还是攻占了潼关。于是，唐玄宗不得不携带文武百官、后宫、宦官等，于6月13日逃离了长安。之后的历史，对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来从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当玄宗一行到达马嵬驿时，随行部队发生了哗变。军队将士认为此次叛乱全都是由杨国忠而起。当大家看到杨国忠与吐蕃使臣谈话的时候，就有人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啦！”众军士怒火中烧，将杨国忠斩首。而这时大家又在想，杨国忠能权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们想到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愤怒的士兵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杨国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乱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杨贵妃。因此，将士们群情激奋、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这让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难在江山与美人中间作出取舍，但玄宗最后舍弃了美人，将杨贵妃缢死。这才平息了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得以到达成都。而就在此时，另一件事也让老皇帝非常吃惊，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711—762年），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公开的夺权行为，可对于出逃在外、无计可施的玄宗来讲，他只能听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于762年忧郁地病逝于长安宫中。
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战争刚刚结束，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与唐朝优崇安抚的初衷相左，这一任命给这些已有割据之志的将领们提供了成为新的割据者的条件。在各藩镇中，有一部分能够服从中央指挥，但相当数量的藩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平卢、成德、魏博三镇的割据性最强，被称为“河朔三镇”。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
面对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数时间在忍耐，但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唐朝政府与藩镇也曾发生过战争，其中德宗、宪宗、武宗时期的三次规模战争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袭其父位，魏博镇节度使田悦亦代为请求，唐德宗予以坚决拒绝。李、田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求袭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军队镇压叛乱军队，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四人称王，二人称帝；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称楚帝，朱 称秦帝。在平叛过程中，许多藩镇采取观望态度，不肯出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只得远调泾原兵参战。可是当泾原兵路过长安之时，嫌朝廷犒赏不丰，遂拥立朱 ，起兵作乱。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险些丢掉性命。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是唐德宗向藩镇妥协，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了。
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宪宗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决心平服藩镇、重振国威。从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朝廷，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贡赋、请朝廷派官吏。宪宗打击藩镇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十二年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能够取得如此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宪宗时期，中央已经有了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同时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为打击藩镇创造物质基础。宪宗本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平服藩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讨淮西三年不下，满朝文武皆呼罢兵，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的方针，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卢、成德藩镇制造恐怖事件，在京师刺杀宰相，并在东都策划暴动， 企图动摇宪宗平叛的决心。而宪宗果断处置，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将平叛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但宪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又纷纷发生变乱，各自为政。
唐武宗时期与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同泽潞镇进行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素不服从中央。
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兵讨伐泽潞镇，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泽潞镇内部发生内讧，朝廷终获胜利。武宗之后，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双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藩镇之间的斗争，导致藩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很大；藩镇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藩帅的变更。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
宦官秉政(1)
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
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
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
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
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 、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 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
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朋党之争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唐后期的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中“牛”指的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指的是李党首领李德裕。
“牛李党争”缘起于一场科举考试。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对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这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在宪宗面前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宪宗闻听，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获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的幕僚。事后很多人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嫉贤妒能。于是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裴出任宰相。这样，两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两党势力互有进退，一党在朝执政，就将另一党贬至朝外。
政治主张不同，是“牛李党争”的一大特点。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策；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党争的不讲原则性。精简国家机构，利国利民，有何不可？牛党明知是正确的，但这主张是李党所提，不管有无可取之处，一概否定。有个例子，更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镇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请朝廷收复吐蕃占领的维州，当时形势对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为相的牛僧孺却坚决反对。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党的杜 收复了维州，而在朝执政的牛党人物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见，党争的实质就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事，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否定。这哪里是在为朝廷着想，为亿万苍生着想呢？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毫无原则的义气之争。“牛李党争”，以宣宗朝牛党当政而最终结束。
朋党之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内耗的争斗，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正常的议政、施政程序，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之，各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内连阉宦，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们只知互相倾轧，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这样的国家岂能不亡？
唐末变乱
唐朝后期，由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向百姓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断的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
起义爆发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义，后协同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兵作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此时，黄巢决定东攻洛阳，而唐朝派来大军，打消了黄巢的计划。之后，黄巢率军转战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相猜忌并畏惧起义军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12月13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将原有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黄巢严惩皇族，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富豪的财产被没收，分给百姓使用。但黄巢没有追击逃跑的僖宗，也没有将中央禁军全部歼灭，同时大齐政权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和二年（882年），起义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于唐朝，这就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军开始了反扑。起义军于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长安，向东撤退。之后，起义军与唐军的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损失惨重。在朱温、李克用等军队的包围阻击下，黄巢最终退至今山东莱芜境内，于中和四年（884年）6月，战败自杀。至此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农民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的统治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 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权得以如此长时间的维持，有赖于唐朝前期君主的励精图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赖于后期有作为君主的亡羊补牢。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政权日趋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趋悲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中国290年的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了。
南冠北系：南唐覆亡真相
南唐覆亡真相 引言
南唐，建国于937年，亡于976年，历前主李 、中主李 、后主李煜三世，享国共39年。南唐辖土不过江淮，最盛时也仅有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国，就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已，太过平凡而普通，本来人们应该很容易就把它遗忘掉了。但因为和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唐从此不朽。这个人就是李煜，一个谜一样的皇帝。
李煜出生于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恰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一个颇赋传奇色彩的东方式“情人节”。巧的是，李煜在人间度过42个春夏秋冬之后，又在同一天与世长辞。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迹，他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谓“铁钩锁”。通晓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凡是中国人，凡是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道多少”等。
无数人震惊于他的艺术才华之余，都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样颇具“才情”的聪明人怎么会守不住祖宗传下来的那点基业呢？难道真是诗人误国吗？
创业艰难
在探究南唐覆灭的真相时，我们需要把目光稍微放远点，才能把问题看得比较全面。
我们先从南唐的立国者李煜的祖父李 （888—943年）谈起。因为他在创立这个国家时留下了很多的负面东西，让他的子孙尝尽了苦头。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一统过程中的一个插曲。鼎盛的唐朝经“安史之乱”打击后，一蹶不振，百病丛生。其内有宦官专政、朋党争权、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南诏、回纥侵扰。尤其是那些藩镇，拥兵自重，不受中央节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藩镇一直尾大不掉，肃宗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无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黄巢义军席卷全国，最后攻破洛阳、长安，毁去了唐王朝的最后一点颜面。借机而起的朱温觉得唐王朝已无存在的必要，就废去了自己新立的一个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国号为“梁”，五代十国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就这样开始了。
北方地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争我夺，战火连绵，南方则有十个小国星罗棋布。南方诸国中，以吴国和南唐疆域最大，国力最强。南唐尤以立国时间久、保持稳定时间长而著称。南唐王朝的缔造者，就是自称唐宗室后裔的李 。
李 是吴国的宰相徐温的养子，原名徐知诰。徐温死后，吴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通过废长立幼，逼其禅让，夺取了皇位，改国号为大齐，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宣称自己为唐玄宗的后代，就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自己也改名李 。李 是个很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江淮本来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时最重要的财源，曾力撑唐王朝达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免赋税，均定田租，发展生产，奖励农民垦种，栽桑养蚕，发展经济作物和工商业，使江淮独在五代乱世中能“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说：“南方诸国君主固无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后唐明宗也难望其项背，能胜过他的惟有后周世宗柴荣。”李 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
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 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 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 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 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 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 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 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 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 在世的时候，中主李 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 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 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 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 ，竟然登上了帝位。
守成不易(1)
中主李 （916－961年）在升元七年（943年）李 死后，继任当了皇帝，改元保大。
称李 为守成之君是有点拔高他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相对于后主李煜而言的。毕竟李 没有把基业给丢掉，而且在其即位的初期，由于南唐国力强盛，还扩展了国家的版图，吞并了一些州县，将李 传下来的28个州增加到35个。只是到了统治后期，昏聩的李 遇上了英姿勃发的后周世宗柴荣，李在两人的较量中一败涂地，丢失了大片土地，军队精锐丧失殆尽，国家沦为后周的附庸，从此一蹶不振。
李 爱好文学，性情温和，最喜欢别人顺着他，对他说好听话，这样一来，那些谄谀之臣有了用武之地，朝政日乱。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宠臣冯延巳（冯延巳字正中，他的号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号延巳，又一说号延己）。
冯延巳在中国的诗词史上的地位紧追南唐二主之后。他的词流传下来的有一百余首，留有《阳春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冯正中（冯延巳，字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可见冯延巳对宋词影响之大。
如此优秀的一位词人，冯延巳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十足的卑鄙小人。前主李 很欣赏青年时期冯延巳的才华，就封他为秘书郎，让他陪伴太子李 。喜欢填词作曲的李 对冯延己一见如故，两人爱好相同，经常作词唱和，感情自然与日俱增。所以，自李 做齐王起，冯延巳便一直担任他的掌书记，其后又两次担任宰相，权倾朝野。就这么一个人，在获得人主的恩宠之后，马上作威作福起来。为了能买到姬妾，他竟和弟弟冯延鲁伪造了一份前主李 的遗诏，下令：听任民间出卖儿女。大臣萧俨识破了他的伎俩，告到李 那里，但李 为了照顾到冯延巳的面子，竟然不了了之。冯延巳为了邀功固宠，用尽了手段。前主李 死后，李 刚刚即位，当时还只是一个掌书记的冯延巳，就跑来跑去和李 说闲话，一天要去好几次。
弄得李 都觉得有点讨厌，就训斥他道：“即使是当掌书记也应该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吧，你怎么这么讨人嫌，总往我这里跑呢？”这次虽然吃了个“闭门羹”，但他摸准了中主李 爱慕虚荣的心理，一找到机会就用花言巧语来献媚取宠。一次，他说：“原来打仗时，我们仅仅损失了几千士卒，先皇便吃不下饭，这种乡下老农的做法怎么能成就天下大事呢！现在陛下有几万军队在外面作战，照样宴乐击球，这才是真正的英明之主啊！”这话后来传到中主那里，李 听起来十分受用。冯延巳当宰相后，知道李 不爱勤政，为了自己能大权独揽，就撒了个弥天大谎：“天下之所以不能国泰民安，是因为我不能施展出我的真正才能，陛下以后不要亲自处理那些具体的事情了，交给我来办就好了。”这正中中主的下怀。冯延巳真正的才能如何呢，从处理湖南叛乱时的手忙脚乱、丧师失地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施政本事。
同朝的大臣对冯延巳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一次，冯延巳对大臣孙晟出言不逊，他说道：“你小子是凭什么混到现在这个官的？”孙晟怒气填膺，就回敬道：“小子我只不过是江北过来的一个书生，要论捉笔填词，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要论喝酒和搞笑，也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要论谄媚阴险与狡诈，更比你差千倍万倍。你时常鄙视我，这我也倒无所谓。可是皇上让你辅佐太子，是让你用道德来影响他，你可不要误了国家大事呀！小子我担任现职，不知道凭什么得来的，但你所擅长的那些邪门歪道，恐怕要败坏我们这个国家了。”由此可见冯延巳人品之差。
但李 身边的这种小人远不止一个，除了冯延巳、冯延鲁兄弟二人外，还有陈觉、魏岑、查文徽。这五个人狼狈为奸、结党营私，把持败坏朝政，南唐人把他们五人称作“五鬼”。
“五鬼”如此不堪，李 应该不会不知，他之所以对他们如此优容，还有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都是齐王府里的旧僚，都是李 的心腹，是李 精心培植的一股势力。
李 虽然已经登上了皇位，但前主李 选嗣不当造成的裂痕还在，当年全力拥戴二王子景迁的宋齐丘今日也还在朝中，并与陈觉结党，势力颇为不弱。所以，虽然李 高高的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却难免会脊背发凉，很难保证哪天不会被从皇位上拖下来杀掉。为了让自己王位坐得长久，无形当中他就把自己和冯延巳等人绑在了一条船上，下面的大臣越是对他们进行弹劾，他越不为所动，甚至往往还会免去弹劾者的官职。这种短视和浅见只能使南唐的政治越来越腐朽，越来越黑暗。
李 在选嗣的问题上，麻烦不断。即位之初，他曾在父亲李 的梓棺前发誓，要遵守李 “兄终弟及”的遗诏，等自己千秋万载后就传位给三弟景遂。一开始时他也确实准备这么做：中兴五年（947年）他立景遂为太弟，以作储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把自己的大儿子弘冀封为藩王，让他离开京城去镇守边境。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打乱了这一切。中兴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攻南唐，大军长驱直入，摧枯拉朽，大将或被捕或被杀，仅有的15万大军几乎消耗殆尽。消息传来，南唐举国震惊。在大臣们的劝说之下，李 把长江以北的14个州割让给后周，同意去掉皇帝的称号，称唐国主，奴颜婢膝地向后周上表称臣，并以后周的正朔为年号（时年为后周显德五年）。柴荣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班师回朝。江南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与时同时，南唐围绕立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后周大军兵临城下之时，李 曾想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弟景遂，并让太傅宋齐丘总揽大权，但尚书陈乔认识不妥。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弟景遂和景达接连上书推辞，都不愿为储，李 遂乘机毁掉“兄终弟及”的誓言，将皇太弟景遂发往洪州做晋王，立自己的长子燕王弘冀为太子。太子弘冀沉厚寡言，屡有战功，按说是个很不错的人选，但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已经让他失去了耐心，他变得刚愎自用、凶狠残暴起来。为了改变李 那种国主软弱、朝纲不振的局面，他准备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朝廷中那些他不喜欢的年老的官员统统罢官。这批失意的人就聚集在李 的周围哭诉太子弘冀的种种不是，让心肠软的李 很生气，有一次他把太子叫来，用球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说要废了他，仍立景遂为皇太弟。太子听了很慌张，惊惧之下派人去洪州，下毒鸠杀了自己的叔叔，制造了骨肉相残的宫廷血案。太子的丑行瞒过了大家的眼睛，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他突然开始生起病来，病情日渐加重，最后不治而亡。
李 接连丧弟失子，诸子之中，以六子从嘉最为年长，李 就不顾大臣的反对，于北周显德六年（959年）将其立为太子。北宋建隆二年（961年）6月，李 死去，太子从嘉继位，这就是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李煜。
李 这样做是极不明智的，拿他自己来说吧，他就是一个不怎么喜欢政治、不愿意当皇帝也不怎么会当皇帝的人，被逼无奈才勉力为之。李 在位期间，南唐国力江河日下，仅仅是当时北方多事，国家才没有亡在他手上。可惜的是，他虽然知道这一点，却又重蹈覆辙，立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太子，南唐国灭为天下笑，李 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危机四伏(1)
南唐后主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他不仅生日特别奇巧（他出生于七夕节），出生之后的相貌也与常人不同，史书称之为“骈齿重瞳”，就是有两层门牙和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他长大之后，英俊秀美，才气逼人，他“精究六经，旁纵百氏”，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身边簇拥着南唐文人韩熙载、冯延巳、李建勋、徐铉等。在即位之前，他一直过着“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的文人雅士的生活。
他本来就诗心风流，南唐政治斗争的残酷更加促使他选择逃避现实，一心向文。他父亲是个温厚、与世无争的人，因为皇位的问题却屡屡和皇叔们闹得不欢而散，朝中大臣们亦是貌合神离，父亲整天愁眉不展，让他觉得为人君也没有多少乐趣。给李煜刺激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前太子弘冀，他们之间本来感情很好，是无话不谈的兄弟。但李煜长大之后，慢慢有了人君之像，尤其是他眼睛重瞳，这是传说中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项羽才有过的异相。弘冀慢慢对李煜嫉恨起来，害怕李煜将来和他争夺太子之位。李煜其实对皇权这东西并不感兴趣，他后来给赵匡胤的上书时曾说过：“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萌育。乐日月以优游。”他在《渔父》词中也说：“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这些话确实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哥哥弘冀猜忌他，他虽然很伤心，但他对哥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弘冀因为玩弄阴谋，重疾缠身，李煜跑前跑后地照顾他，弘冀深为感动。所以，在临死之前，弘冀对李煜吐露了他毒杀皇叔景遂的人间惨剧，这极大地刺激了李煜，使他对政治愈加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