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致。这种病态人格虽以个案表现出来，但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现象。西汉强盛，知识分子全以进入主流为荣，但毕竟主流容纳力是有限的，所以竞争又相当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沉重的压抑，而沉重的压抑往往又迫使被压抑者不择手段。王莽时代，这种压抑变成了一种社会转型动力，寄希望于在新体制中实现。因此，才出现哀章献铜匮的事件。哀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王莽初兴之时，为他歌功颂德的上书人达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少人不是没看透王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突破压抑的机会。
刘秀胜利后，深知压抑的后果，所以不强迫他的老同学严光入仕，为养一代风俗。这种想法绝非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想到的，赵宋家之用陈抟建议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东汉一代，大隐还有除严光之外的梁鸿、高风等数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状态发展到了最顶峰时期。著名知识分子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是在朝立论、抗拒腐朽。
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受社会环境影响，骤然衰败。曹魏以篡位而立，无法讲究风节，提倡无赖精神，摧抑独立人格。至隋初，国家稍见稳定，皇以集团便推行了整肃文风的运动，制造了比焚书坑儒更奇怪的景观。
隋文帝杨坚接受李谔的建议提倡所谓重实的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把整个思想表达体系都应用文化。隋代没出过任何一个文学与思想流派，也没出过一个文学大家，不是由于它的国祚短暂所致，而是思想表达的应用文化。为了控制文风乃至创作体裁，使用御史台监察文人的写作。泗州刺吏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竟被交付治罪。此案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中国古代文字狱案件之多，但因创作风格获罪的仅止一例！
这种极端化的思想资源控制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读书人不出仕也成了罪恶。一句话：不允许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清代的文字狱接继隋明二代的残酷风格，所以，被压抑者的闹剧特别多！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1)
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穷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即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让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征发九百名贫苦百姓去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庶务。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图谋就序，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野心家”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自然就见到了布帛，更是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挑逗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各地野心家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
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执金吾）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只有写刘邦历史的人（司马迁与班固）还编神话，说什么刘邦是赤帝之子。从刘邦以后多数人讲究以三种要素得天下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只简化为赤裸裸的武力了。五代的真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更加精巧而已。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无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明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注5】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到来年春天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的发生，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2)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后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
【注5】此时樊怕自己的军人与王莽队伍分不清，将眉毛涂红，供自己人辩认，始称自号为“赤眉军”。
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的王朝也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
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再发酵。他怕，怕得几乎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春，正月初一就出了日食；夏天（四月）在天上无雨响雷，某夜又出现了流星雨；秋天（七月），天上东井宿方位出现了慧星。成帝终于一改过去拒谏（对建议一概冷处理）的态度，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绝无改革之意。随着这种安慰起了作用即缓解了成帝的抑郁症，他又对言论变得不耐烦了。很快就发生了朱云事件，多亏辛庆忌叩头流血才保住朱云的性命。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到目前为止仍是）的谶谣针对它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亦作驱）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逮捕李，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鬼话”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几乎用不着陈胜吴广那么麻烦了，又是往鱼肚子放帛书，又是找人算卦，又是点鬼火、学狐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前身为太平道教）干脆就一暗一明的一则谣和一句口号就是了。先散播不怕死的精神，称为：“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随后，在起事时高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唐末“鬼话”的选择，又比东汉简单了，就一句：“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元末红巾军的谶谣几乎就是唐末的“盗版”，至少也是一个改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鬼话”最初是公开斗争的利器，陈胜吴广虽然在暗中操作，但最后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只半句“陈胜王”就足够了。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后半句，更象一种公告－－“看了吗？日后的天子是我刘秀。”张角的口号更明晰－－“我来带领你们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这么简单！”
历史的流变绝非如此简单和直白，“鬼话”也应时而变，由公开宣示变成了猝然而发的暗器。暗器不知发自何人，而打击的目标却异常地明确。
这种暗器，成了无权者的权力。
东汉桓灵统治的四十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文人－宦官－外戚”倾轧的怪圈。灵帝起初还有复振政治的打算，但终因国家积弊过深且自己治术低下，而没能达到所愿，反而更深地被卷入了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中去。其实，早有人看透了他的命运，拒绝与他合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也是桓帝当政的第１３个年头，外戚集团的首领梁冀被处死，百姓吹呼，一个清平的政治局面会出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除掉外戚强势集团后，宦官集团成为新的主流，一日有五名宦官被封为列侯。尚书令陈蕃也在体制内大造声势，为桓帝征召五位隐士。礼节之隆重，让旁观者眼热：称之为驷马安车的交通工具，是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轮子用蒲草裹起来，免于颠簸，礼物则是三黑二红的织帛－－称为“玄纁”。但是，徐稚五位隐士没有一个人接受【注6】。
这对体制内开明派陈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桓帝更是一个打击。随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桓帝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们。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3)
灵帝的政治作为实在比桓帝更坏，除了延续了桓帝后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外，就是出卖官爵，以数钱为乐。最后，发展到连三公的位置也得花钱买了。此时，宦官与文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外戚领袖窦武与文人联手，欲除掉宦官，没想到宦官集团先发制人，一举消灭了两大集团。
窦氏外戚集团灭亡后，何氏外戚集团再起。何进为求政治缓和，团结体制内的力量去对付黄中军。但这触怒了宦官集团，一场血腥的斗争再起。这次血腥争斗，不会重复昨日的三角关系，一种强大的力量－－军方介入。因为此时文人集团已经无力参与高层政治了，何进引入军方也势在必然。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董卓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进首都洛阳。
董卓进京时是秋七月，灵帝死于夏四月。少帝刚刚继位三个月，实际上国家是以何进为最高领导人的。
外戚集团与军方实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逮捕与屠杀，同时也让董卓变成了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场政治悲剧的首席策划师是大名鼎鼎的袁绍。
袁绍劝何进一举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请示妹妹何太后，没得应允。于是袁绍再建议何进征召四方猛将进京，给何太后施加压力。应召而来的董卓显得很正义，他上书说道：宦官张让等人窃取恩信，扰乱天下。有俗语说：“止沸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捅破毒疮，总比五脏六腑受损要好。现我正挥师进军，以期扫除奸恶之人。
何太后见到董卓书信，大惊失色，不得不罢免了宦官们的职务。何进并不罢休，要求妹妹下令将宦官全部诛杀，事不机密，张让探知消息，先暗杀了何进。袁绍终于忍不住了，趁机捕杀宦官，无论长幼，见一个杀一个，拿下两千多颗人头。董卓也在混乱中赶到，将逃离皇宫的公卿与宗室人员接回皇宫。接下来，就是两个军事强人的冲突了。
董卓的第一手就是更换皇帝，废了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董卓说：“天下之君，应该选贤，每每想到昏庸的灵帝，就让人咬牙。陈留王刘协看起来不错，大家议一下，看能否胜过刘辩呢？”
袁绍反对：“少帝虽然年幼，但没有恶行。你废嫡立庶，恐怕天下人要有意见！”“什么？你再说一遍！”董卓大怒，按住剑柄训斥袁绍：“你小子胆敢反对，天下的事不取决于我又取决于谁？”袁绍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奔出殿堂，策马奔往冀州。董卓没空儿搭理袁绍，逼着何太后立诏废少帝、立献帝，而后又悄悄毒死了何太后。
历时四十余年的三边斗争，以军方的介入而终结，董卓成了政治巨无霸。
【注6】除此五人外，桓帝再征魏桓，魏亦推辞。初，其乡人劝行，魏问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董卓以军事实力支撑起的强权达到了中国历史至他那时的一个巅峰，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军事人物能做得到。你袁绍不是跑了吗，跑了我也给你封官，给你封官就证明我掌握着核心权力。在袁绍逃掉之后的第三个月，董给了袁一个官衔－－渤海郡太守。他也给曹操重新任命，任命曹为骁骑校尉。但是，精明的曹操预测到董必败的下场，不但不接受任命，反而走小路逃回家乡，准备招募军队，图谋天下。
面对他进入洛阳后，不到半年就兴起的反董军事联盟，董卓并不放在心上，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打西迁都城，目标是长安。伍琼、周毖二人极力劝阻，结果要了伍周二人的脑袋。在周伍二人之前劝董卓的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已经被免职，一听说伍周被杀，黄杨二人赶紧给董卓叩头，赔礼道歉…
在董卓还没来得及品味自己胜利的果实时，千万只“暗器”就射向了他。
洛阳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一首董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何青青”则指草茂盛的样子，形容董卓兴起的暴烈之状；“不得生”则指董卓兴得快亡得快。此中别有意味的是，“千里草”该作成“草千里”，即字由上往下拆说，制谣者故以把草放在底下，映射董卓以下欺上。
果不其然，董卓从中平六年秋天进京到初平三年（公元192）夏天被杀，把持朝政还不到三年。若是他仍在河东郡驻军，不卷入进城的政变，肯定不会三年而亡。
制此谣言者，或许是被董卓残杀的何进的族人，诅咒他早日灭亡；或许是被他羞辱的袁氏，向天下散布董氏必亡的预言；或许是被董卓压制于朝廷的文人，发泄内心的不满。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对董卓怀有不满，而这种不满已经是社会常态。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董卓可以暗地里处死何太后，但却没办法暗暗杀掉谣言的制造者；他也可以追补袁绍的官位，以弥补自己原来的过错，但他却永远无法向哪一个人施恩，要求取消童谣；他可以一怒之下杀了向他谏言的伍琼、周毖，但却无法一怒之下杀掉向他施放言论暗器的人。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4)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但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
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
南宋宁宗时代（赵扩，1195－1224年在位），韩侂胄专权，政治败坏。韩除了继续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利用政治权势主导文人之争的恶劣政策之外，还善于将人品低劣的人引入权力体系。他任用的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许及之被人们称为“钻洞尚书”。
许任了两年吏部尚书，没在升上去，便抱着一线希望去拜见韩，希望能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总理）。他见了韩，感恩涕零，称自己能有部长之职多亏韩太师的提拔；但，又说自己年老了，提拔得太慢，竟不顾自己年长，给韩跪下。韩见许如此卖身投靠，便提他的职务升了一级。此前有一次韩过生日，许去晚了，韩府大门关了。许急坏了，也是急中生智，见旁连供牲口出入的门没关，就顺势钻了进去。因此，时之讥之“钻洞尚书，屈膝执政。”
更为令人不齿的表演是一名姓赵（字从善）的地方官（临安知府）为从厅局级升为正部级竟然学狗叫，以博韩的欢心。
韩的生日时，百官争献奇珍异宝。赵从善最后一个到的，拿出了绝活，震惊了四座。他说：“愿献几许果核佐酒。”打开礼品盒一看，里而是用金子做成的葡萄架，上面缀了一百颗硕大的珍珠。往下的手腕更高了，他为满足韩的十位没有名号的侍妾的敛财欲望，给十个人每人送一项珠冠。于是，十个女人一齐在韩面前为赵求官。赵果被任命为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长）。
有一次，韩与几位闲客逛山庄，对竹篱感叹说：“哎呀，这可真是一派农家风光，要是有鸡狗之乐更好了！”不一会儿，草木间果然有了狗叫声。韩一看，竟然是赵在学狗叫！人们当然瞧不起赵，因为他不仅有进士的学历，还有皇室的血缘背景－－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然而，学历与家世又管什么用呢！【注7】现在是韩太师的天下，不求他，求谁去？
时人瞧不起许及之、赵从善，但更恨韩侂胄的猖狂。民间无法与之正面抗争，于是发出暗器。当时，首都大街上流行着一幅画儿，画面上是涨潮的情景，潮头与潮里又印满了小乌贼。卖画者说：“一钱一本儿啦！看呀，多好看－－满潮都是贼！”
“潮”字乃朝廷之“朝”的谐因，“满朝都贼”用来讽刺、抨击韩相爷的内阁。
大街上有卖浆子的人，也奇怪地吆喝：“冷的吃一盏，冷的吃一盏！”
“冷”即“韩”字谐音“寒”的同义，“盏”即“斩”的谐音。实际是预言“韩相爷要吃一斩。”
临安府尹（首都市长）破译了“冷的吃一盏”的含义，不过他没有上报给韩相爷。只是抓住一个传谣者，就打一顿棍子，直到没人传谣为止。
不幸的是，预言非常准确。韩太师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不顾国力不支的实情，贸然北伐，与金人开战。结果，屡战屡败，并导致了金兵大规模入侵。本来还可编安一隅的南宋，几乎面临崩溃。于是，一场政治谋杀不可避免。
开禧二年（1207年）冬十一月，礼部侍朗（相当文化部副部长）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下令秘密处死韩太师。处死韩，也是战胜方－－金国的要求；金国人的条件之是送韩太师的人头来。死了的韩太师也不得安宁了。于是，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韩的棺材又被打开，人头被割下，装在木盒里。
当初，在割头一事上也有争议，但主和派的论断占了主流，他们说：“和议之事乃头等大事，金国人既然要人头，就得给。一个死了的奸臣的头，有什么可惜的！”这样，韩太师就残了，头颅在两淮地区示众后，送往金国。南宋用人头换了和平，换了土地，金国人见了人头后，归还了占领的南宋的陕、淮土地。
“冷的吃一盏”的暗器真地就射中了。一位腐败的高官，一场狂妄的战争，竞然让一句谶谣言中了结局。当然，要不是因为“满潮都是贼”的民忿，也不至于出现“冷的吃一盏”的预言。
民忿往往由预言中表现出来！
篡权者造神运动(1)
发明“天人感应”大儒董仲舒，一万个也想不到信奉他的理论的人会中了魔似地追求符瑞。无论明主还是昏君，都愿见到上天赐予他祥瑞。没有祥瑞，刘秀应天命的谶言就少了说明力。只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言还不够，他希望更多的祥瑞。－－鬼话与符瑞，他都需要。
刘秀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作为最温和与最开明的皇帝，他又最迷信、最爱符瑞。谁要反对符瑞、谶言之类的，他肯定跟谁翻脸。在他的知识结构与意识形态里，灾异与符瑞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经历了东汉末年的社会混乱，特别惧怕灾变；要彻底消除恐惧就得让符瑞屡现。
尽管他受益于谣，但谶谣并非全是吉祥之物，有的被称为“诗妖”、“谣妖”，正如服妖一样。所谓服妖就是穿奇装异服成流行时尚。人们猜测董卓进京，跟服妖有关。“灵帝好胡服、好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史称此为“服妖”。“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成了东汉初年人们一个禁忌式记忆。
【注7】《水浒传》中杨志求官，多少也是一个证明。
刘秀开辟了汉家第二帝国，企盼上天赐给他符瑞，让他用祥瑞的气象来营造帝国的政治环境。刘秀追求符瑞的另外一个动机，还在于让那些心怀异端如隗嚣者放弃谋求最高权力的打算。隗以为江山是可以轮流坐的，因为象刘邦那样的一介平民都能奋斗成皇帝，还有什么人还能呢。军事割据者隗嚣，最初起兵，也是打的恢复汉室的旗号。等刘秀基本上拥有了中原后，他又不肯服从刘，于是，隗刘间屡有试探性来往。隗嚣占据西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时，自称西州上将军，以马援为将军，以班彪等人为宾客即参谋人员。班彪力劝他回归中原，两人就天命屡开过激烈的辩论。隗嚣以周制崩溃、战国出现为依据，认为江山轮流坐是天下大势。班彪反驳说，汉制与周制不同，周室是根小枝大，而汉承秦制是根大枝小，所以王莽只能危害中央，无法伤及基层；假冒刘氏的人也不少，所以汉室恢复有望。隗嚣说：“你说的周汉制度不同，我认可。至于那愚材利用刘氏之号以图兴汉，就没什么指望了。以前奏失帝位，帝位如鹿奔于荒原，大家共逐。谁会想到刘邦这么个平民能得到呢。那时百姓脑子恐怕连汉王朝的影子都没有！”班彪见口头论战说不服隗嚣，就用一篇文章回应隗，写道：
一般人只看见汉高祖是平民发迹，却不知其中有凭智慧力量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命运！天子的尊位是不可妄处的，象韩信黥布一样勇猛、象项梁项羽一样强、象王莽一样因时而篡的人，最终不都丢了命吗？真正的英雄豪杰是通晓大义的，深谋远虑，知道神器有主，不要贪心得不到的东西。如此，荣华富贵可传给子孙，自己也可怡养天年。
隗嚣听不进他这一套去，仍自行其事。倒是后来的钱镠深谙此中道理，做起割据的主人来，名义上仍听命于中原的皇帝。
在刘秀统治的三十二年间，几乎征战不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无人向他呈现符瑞；等到战争基本平息，他也快到了生命的尽头。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经过了水灾、日食、蝗灾等打击后，符瑞出现了。“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天上降下一种谷粒，只是比正常的谷粒小，有如野谷子的粒。
这年离刘秀去世还有两年。这年，北匈奴也来进贡，表示认可汉家的威力秩序。
第二年，改了元，称建元中元（公元51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报告出现甘露，最初的发端是夏天的洛阳平地出了一眼泉水，泉水很甜且能治病；除了瞎子、瘸子治不好，其他有长年病的人一喝，病就好。于是，“各郡国频上甘露”。
正式的中兴征兆出现了。群臣引西汉宣帝时代每有瑞就改元的例子，建议让史官专门写一本符瑞集。刘秀心里好高兴，不过，表面上还很谦虚，没批准写专集的建议。但是，在甘泉涌出前的四个月前，他本人还专心志致地研究图谶之学呢！半年之后，他对图谶的兴趣再长，终于发生了桓谭的冲突事件。（见第六章）
他盼到了真眼所见的符瑞，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事。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该真正歇息了。
甘泉出现后不到一年，仅十个月后，这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卓越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从此，第二帝国开始了秩序化的统治，直到桓灵时代灾异屡见，如服妖、谣妖之类。
从刘秀的一出生，他的名字便与符瑞联系起来。他出生的济阳县，生出了有九个穗子的谷子。古人称这种现象为“秀”。于是，他的父亲刘钦就给儿子取名为刘秀。
洛阳出了甘泉，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给了他生命始点一个最好的注释。
与刘秀的幸运相比，其他喜欢符瑞的帝王却远没如此幸运。远的不说，看看刘秀之前的王莽就太清楚了。王莽为了求得符瑞，已经到了唆使他人造假的地步。
为了制造自己取代汉家的政治氛围，于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让益州刺史劝塞外的蛮夷即少数民族向汉朝献瑞。自称越裳氏的少数民族献给汉朝一只纯白雉【注8】。如何把这只白色的野鸡从四川的西部送到长安倒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语言不通，要经过几道翻译。好比一个只会阿拉伯语的人和只会汉语的人交谈一样，必须找一个既会阿拉伯语又懂德语的人外加一个懂德语又懂英语的人和一个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人一样。两个人的交流，须经五个人来完成。
篡权者造神运动(2)
【注8】相传：帝尧唐陶氏五载，南夷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神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记开辟以来；尧命录之，谓之龟历。
翻译问题解决后，就是如何把纯白雉这符瑞表达为政治功迹的问题了。
王莽向太后告白：越裳衣不远万里，运来了纯白雉，歌颂我大汉政治清平，应当把纯白雉献于宗庙，用以祭祀。
王莽实权在握且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符瑞，太后自然要采纳权臣的建议。于是，汉家的群臣开始为王莽铺设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大家建议说：“王莽功劳盛大，可比周公，应称其为安汉公。”太后自然又听从了建议，并吩咐专人办理加号事宜。王莽还在表演，假惺惺地四次推让，并装病不起床，说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荣誉。
伪装归伪装，秘密策划还得进行，他婉言示意公卿上书，让太后放弃监国的权力。太后由于年事已高，顺水推舟，说：“从今以后，有封爵的事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其它政事一决于安汉公。”
这样，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一个伪造的符瑞就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一只绝对伟大的白色野鸡起了百万军队所起不了的作用。
王莽在奔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追求符瑞，好让整个取代过程更有神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冬天，王莽毒杀了汉平帝，开始征立宣帝的玄孙。与平帝平辈的宣帝的曾孙都长大成人，王莽骗不了他们，他便以平辈不能继位为由选宣帝的玄孙。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是明摆着欺服人吗？
欺服人还要用神性来装扮。有人奏报，在浚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石头，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过，这次造假有点太仓促了。已经冬天了，十二月了（腊月），长安周围的人谁会在大冬天淘井呢？这不妨事，王莽因这一块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假皇帝”即代理皇帝。接下来的故事，就无须讲了，王莽从制造了纯白雉的符瑞后也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更有无耻者，在王莽的不归路上，助他一臂之力。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十二月，哀章做成铜匮，呈献给王莽。哀章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到高庙里告诉刘邦的在天之灵：应该把帝祚转给王莽了。
王莽虽比不上后来刘秀的老练，但他的聪明劲作绝对在刘秀以上。艺高人胆大，胆大增技艺，一切全仗自己的精明而行。
“名应图谶”之说，也屡害人。《新唐书》所记董昌利用图谶夺取江山的造反活动，无疑是上了别人的当。
民间闲人（文士）山阴老人观察到位居高官的董昌有不满情绪，借机散布了一首自作的谣。谣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千里草青青”几乎任何有点历史知识人都知道是“董”字，因为东汉末关于董卓的童谣已经给此字定了格。“日从日上生”虽然不怎么规范（－－应为“日从曰上生”），但牵强为“昌”字不为其过。更兼民间谑浪之语有称曰字为“短日”者。于是，这个关于圣主名字的谶言打动了怀有不满的高官董昌的心。
董昌是地方官（义胜节度使），以暴虐苛敛为已任，向朝廷的贡献位居各方之首。朝廷不断给他虚位以拢络他，加检校太尉（代理三军总司令），但该衔只表明正一品，无实权；同样，加给的同尚书名下平章事的头衔，也只是享受总理级待遇，而加封给的陇西郡王之爵也比真正的王爵差一等。他请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朝廷不答应。于是他大发牢骚，说：“我每年向朝廷进的贡已经不计其数，朝廷怎么还吝惜一个越王呢？”
看透了他心思的人，鼓动他说：“越王又算什么地位呢？不如称帝为好！”一时间，预言董昌代唐的谶谣到处都是，山阴老人的谣最精典。
终于，董昌于乾宁二年（公元８９５年）称帝，国号大越。
贸然称帝自然遭到讨伐，在一年多的拼杀后，他被擒获，全家三百口人全被杀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昌贪吝无比，在城池遭到围困时，竟然还扣减士兵的粮食，并借战时紧急状态征敛民财。至城破时，光金帛杂货就有五百间房子的库存，仓库有粮三百万斛。
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篡权者造神运动(3)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