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统建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时的齐万年事件。齐是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氐人、羌人首领齐万年，率两族人反抗晋的压迫。从义熙六年一直打到九年，才算正式解决。尽管有这个事件存在，但少数民族进入晋国的辖地甚至参与到晋国政治当中去，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如刘渊【注14】，于晋武帝司马炎时（咸宁五年，公元274年）就与晋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当时，西晋尚未攻取（孙）吴国，晋朝甚至有利用他攻吴的打算。经大臣王浑、王济父子推荐，司马炎召见了刘渊，经谈话，大为欣赏。当时正值鲜卑人树机能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有人甚至建议让刘渊以晋国将军的名号率匈奴五部人马帮将军马隆作战。在刘渊的任用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王浑父子主张任用，大臣孔恂与齐王司马攸等主张疏远甚至除掉他。结果还是王氏父子的观点上了主导，王浑说：“大晋国正以信用安抚不同民族，怎么能根据无形的怀疑就除掉侍子（人质。时刘渊为人质在晋）呢？应该讲究恢宏的道德气度。”司马炎同意王浑的判断。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4)
此后，惠帝时期的执政高层不采纳江充的建议，与司马炎肯定王氏的观点有很大关系。由于晋及南北朝时代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中国的民族大融和时期才到来。刘渊虽然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自立的汉国（还有燕赵等称为“五胡十六国”），最后终融于汉族。－－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所谓中华，也只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意义。
唐代是一个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任用，另一方面又猜忌，安史之乱在本质是这种矛盾的爆发点。至两宋，由于一直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之中，仇外情绪高潮不衰，主张和平的人士受到民族情绪的非难，如秦桧的跪像的铸成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仇外的反映。明代之袭唐代烧荒政策，主要为防被驱逐的蒙古政权重新兴起，所以在文化心理上也必以仇外为主导。但是，这种仇外政策，最后也得到了沉重的报复。
明朝自神宗自万历初期就在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挑拔仇恨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满州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辽东守将李成梁（因击败蒙古插汉部，封宁远伯）意欲在辽功建立功劳，挑动满族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进攻古埒城主与沙济城主，并经诱降方式使民众杀二人，再将归顺的民众全部杀掉。在被杀害的人中，有满洲国的祖先即当时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因此事与明朝交涉，明朝不得不派出专使予以道歉。
这一事件并没改变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而满洲国也借此积蓄力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正式公开讨明政策。努尔哈赤以七大仇恨告诸上天：
我的祖父没有损害过明朝边境的尺草寸土，明朝边将却陷害我的祖父，这是一大仇恨；明朝设立界碑，刻上誓言，但却不遵守，凭藉兵力越过边界，保护和帮助叶赫部，这是第二大仇恨；责怪我擅杀越界边民，拘留我使节，强迫我杀十人于边境，这是第三大仇恨；助叶赫背弃盟约，将女子改嫁蒙古，这是第四大仇恨；我们历代守护的疆土，明朝派兵驱逐我百姓，这是第五大仇恨；叶赫对上天犯下罪行，明朝偏听他们的谎言，送信件辱骂我，这是第六大仇恨；颠倒是非，妄下判断，这是第七大仇恨。
【注14】刘渊（约251－310）十六国时汉国创建者。公元304－310年在位。匈奴族。其父以祖先曾娶齐邦宗女，并与邦约为兄弟为由，取汉姓为刘。西晋初，父刘豹卒，代为匈奴左部帅。遂广结胡汉俊杰，权力地位渐高。八王之乱起，遂谋取成都王司马颖欢心，被迁拜至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获准回左国城招集部众。
这篇文告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政治宣言，而不是一张帐单，但，的确明朝的仇外政策于此得到了最全面的回报。
新的仇恨要清算旧的仇恨。
清朝入关，虽然声称不是为直接夺取明朝江山而称“得于贼”（即李自成），但在对汉族文化发达地区的进攻中，往往伴以凶残的屠城政策。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破扬州城，实行了扬州十日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杀了约计80万人。八月攻陷嘉定（小城），三次下令屠城，家至户到，无不穷搜，共杀两万人。同月，攻陷江阴，满城杀尽，杀了十七万二千人，仅有五十三人幸免…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嗜杀性格没有改变，文字狱即为明证。在另一端，这种屠城传统也影响到汉族官员。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攻克了金陵（今南京），下令关闭城门，搜杀三天三夜，杀掉太平军军官三千人，处死士兵十万人，至于被虐杀的平民百姓已难以计数…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统一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仇恨的历史、屠城的历史。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1)
传说中黄帝时代，天下大治的景象出现并得出维持，于是出现了瑞祥：屈轶在庭中长出，它会辨忠奸，要是奸佞人进来，它的就指向奸佞之人；凤凰在楼阁筑起了巢，麒麟也在园林中漫步。
出现了这三种祥瑞不久，黄帝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幅美妙的理想图式！
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帝尧时代又出现了越裳氏进献的巨龟（到王莽时代被假冒成了纯白雉），帝庭还出现历草－－不再也人事有关，而与历法（时间计算）有关。
舜帝是尧帝时代的最大人瑞，经过四位资历长久的政治老人（四岳）的推荐，受用于尧帝。接着，舜帝时代把人瑞与政治治理充分结合起来，高阳氏出了苍舒等八位贤人，时称“八恺”；又有高辛氏的伯奋等八人，时称“八元”；于是舜帝就把他们利用起来。八恺负责农业，八元负责教化。
恺字本意为欢乐，引伸意为恺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平易近人”。八恺乃黄帝之后，因为高阳氏的初始人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元字本意为善良，引伸意为表彰。高辛氏的初始人乃帝喾，帝喾的祖父乃少昊，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玄嚣。
在舜帝的政治谱系里，启用有德的旧贵族就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至少是达到政治清明的必要手段。
之后，人瑞几乎绝了迹。孔丘以为自己是人瑞，可是没有一个统治者能看上他。就不用说周王了，就是鲁国的公也不正眼瞧他，在他死时，只假惺惺地说：“尼父元自律。”（你怎么就这样老了呢！）就完了。以致把孔子的学生子贡生气地说：“活着你不用我老师，现在死了吊丧有个屁用？！”
人瑞是值钱了！如何利用也成了一门大学问。
刘邦即位十年时（公元前197年），打算换掉太子刘盈，让赵王如意上来。吕后一听，急坏了，赶紧去找留侯张良出主意。说是请，实际上是凭老面子硬逼。张良说：“这事儿，口舌不起作用。要改变皇帝的计划，你们就得去请东园公等四位老贤人作太子的客人。因为皇帝一直想请倒这四人，这四人就是不来。”
吕后派人持太子亲笔信去讲四位老前辈，四位老前辈果然赏光，做了太子的宾客，并时时随太子上朝。终于，刘邦打消了换太子的计划。
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人瑞是最好不过的奖赏！
历史发展到陈抟进见宋太宗之前，人瑞现象几乎消灭了。
与人瑞相比，更多是人祸。战乱、屠城，成了人祸的最长见场景。赵宋家夺取江山之前五十多年前的血腥屠杀与人相食的当代史记忆，还未消去，所以，对于赵宋家，人瑞的需要远比符瑞更重要！
这成为陈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军阀朱温与刘仁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刘仁恭恐兵力不支，乃在辖区内（今德州至北京间）征兵：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全民皆兵的战术，史称“闾里为之一空”）。为了不让辖区内的男人逃亡，全部给予刺字：一般百姓男子，脸上刺字，“文曰定霸都”；对读书人和做官吏的还好一点，在臂上文上“一心事主”。史称“由是燕、蓟人士例多黥面，或伏窜而免。”采取如此残酷的办法，总共征集到二十万人。
但是，兵员数目虽多，毕竟没受过训练，所以没有战斗力，与朱温交战多次，无一取胜。随后，全部兵力龟缩到沧州城内。朱温进围沧州城，阻断了一切内外来往。不久，城中发生了饥荒，没了粮食，也没了柴禾。
没粮食吃，就吃人！人饿急了，吃人的本能比野兽还要厉害。一个饿死的人，倚到墙上还没倒下，一群饿急了眼的人就冲上用牙撕咬。人再也不是人了，应该称为“兽人”或“人兽”。人骨头也达到了最高利用程度，尚使还有煮饭（就是人肉）的地方，用得肯定是已死的人骨头当柴禾，只是这骨头比刚死的人骨头稍干一点罢了。
人之不为人，超乎野兽，首先在于他们被困中的生活条件比野兽生存的条件还恶劣。野兽找不到食物可以长途迁徙，但被困于城中的“兽人”要想迁走，无疑于痴人说梦。野兽在实在没吃、没喝的时候，遗传因子告诉它们的只有一个信号：等死。就如现在非洲沙漠的干旱季节一样，一群鳄鱼固守着最后一洼泥水，直至干涸；干涸后，再抗争些时日，生命便结束了。而被围的人，尤其是领袖集团绝对不想死，他们要寻找任何一丝生机。比如说，粮食绝了，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再吃泥土。记录刘仁恭被围的《旧五代史》“生动”地记载了吃土的后果：“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吃下充当食物的土丸后，人难受呀！十有六七是被坠死，死状很惨，连躺都躺不下，就立着死了（倚在墙上）！！
不到一年，这种残剧再次重演！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反目，被守光拘禁在幽州大安山（今北京房山）。而引发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守光染指刘仁恭的小妾，与罗氏私通。儿子与父亲的小妾通奸，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仁恭气急败坏，不由分说给了守光一顿竹板子。守光记恨在心，等待时机报复父亲。沧州之围在李克用的帮助下算是解了，但朱温的攻势未减，把目标转向了幽州。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2)
幽州告急，刘守光以救父为名，从外面率兵支援。结果是朱温兵走，而他一言不发地把父亲赶下台去，自任幽州节度使。
父子之不相让如是，就不用说尧舜之间了。尧禅舜继的神话，再一次被证伪！
刘守光拘禁了父亲，其他儿子自然不高兴。守光之兄，沧州守将守文大哭，称：“自古以来，那有儿子以父亲为仇敌的。我家出了这么个匪类，我真是生不如死。”于是率沧州、德州之兵进攻幽州，不幸用计不善反被弟弟活捉，沧德兵败。守光乘机再围沧州。
第二次，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人吃人发生了。
史载：“沧州宾佐（参谋长）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
城中再次发生大饥荒：一斗米价格达到三万钱，一颗人头的价格也到了一万钱－－阵前斩敌也成了一种发财的办法；为了保证战斗力，只允许军士吃人肉，不让老百姓吃－－只能如去年一样吃墐土。驴马没了饲料，相遇之后互啃鬃毛与尾巴。最倒霉的是读书人，没有武艺，防不了身，一旦出入家门，就被有力量的强者所屠杀，肉也成了强者的粮食。“久之，延祚力穷，以城降守光…”
这两次重大的相食事件，发生在赵宋家建国的五十多年前，形成了一种“当代史”记忆冲击。怎样避免这样的事件重演，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尤其是由于权力之争发生了家族内部冲突后，“当代史记忆的恐惧”更让皇权阶层焦躁不安。
史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冬十月，华山隐士陈抟入朝，以示对赵炅（光义）之政的推赞。这种超然独立的体制外推赞的现实功效要比体制内的上瑞献祥好得多。也正是这年的春正月，被赵光义贬黜的亲兄弟赵廷美忧悸而死。赵廷美曾扬言，他也效“兄终弟及”的模式，接哥哥赵光义的班。赵光义何许人也？他不会再高喊着遵守宪法了，就此而止。就像大禹一样，不会把位子给别人，而要给自己的儿子。为了保证儿子顺利接班，在打击赵廷美之前，他还诬陷自己的亲侄子即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夺权，威胁说：“你要看叔叔我不行，你就当皇帝吗？！”赵德昭不敢担违宪之名，愤而自杀。
陈抟何许人也？北宋安徽毫州真源（今毫县西南）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遂不仕，以山水为乐，隐居华山。周世宗以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太平兴国中，两度至京城，为太宗所重，赐号希夷先生。
此次陈抟入朝并不是第一次。在赵光义（后改炅）即位之前，就应召入见，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此次入见，则是主动的，从而冲淡了赵廷美之死带来的政治阴霾。赵炅对大臣们说：陈抟先生独善其身，不干权禄，是超世高人。陈抟对皇上的表彰也投桃报李，在大臣们请教修炼之法时，答非所问，因为一帮愚蠢的体制内官僚（学者）并不明白这是一场交易。陈抟说：“抟出野之人，于世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很明白，这是一篇裹赞现实政治的布道精品。它巧妙地回避了形而上的问题，与孔儒着力关注形而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对官僚（兼学者）们是一场及时雨般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陈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比唐代的卢臧用目标更优化，不谋求政治地位；又以道（隐）的身份效仿儒家先祖“不谈”之道。孔丘不谈神（形而上），陈抟则避道谈政（形而下）。赵炅听了关于陈抟布道的汇报，更为器重他，赐号希夷先生。此行是陈抟最终政治关怀的表白，因为他回到华山不久后就去世了。
不幸的是，赵炅刚刚得到了来自陈抟布道的政治收获，次年又发生了皇族权力之争。他的长子赵元佐因与他意见不合，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在赵廷美事件上，试图救助赵廷美，并因此后赵廷美之死而发了狂疾）。赵炅的统治实在不算怎么好，在位二十一年间（976－997），共发动了三次针对皇族政治力量的打击，受迫害的三人分别是侄子、弟弟、长子，所幸每次牵涉的人不多，还算有“明智”可言。至于爆发的王小波暴乱事件，因早被主流传统“贼化”，此不细论。
陈抟入对，成为宋朝太宗时代的一个政治（道治）的奇观，无形之中也成了后世君王所艳羡的典故，并发展成极端。比如明朝初期将不为朝廷所征召的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并以剥夺生命相胁。更后来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先生竟然吟起“说项依刘我大难”来，而对方如答则是“牢骚太盛防断肠”。
陈抟的故事之于后世，倒也像一脉时明时暗的河流，但不管是地上的流动还是地下的潜行，都无法与政治强势的方向相违背。只要你乐意作新版的陈抟，你完全可以稍微改进表演之技，去获取你想从政治强势那里得到的优厚待遇或赐号。
之于位处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陈抟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促使下层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文字寄托，来表示明知无法实现理念：别看今天处于下层（或干脆是“贼”），有朝一日会公车征召（或是接受招安）。《水浒传》里，这种理想得到了总结性反映。在《引首》（开篇）时，施先生虽云“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表现出超然的胸襟，但一说及由“魔”代“圣”的天道渊源时，则将陈抟的故事改写成了更演义化的版本。这固然有写作技巧需要的因素，但毕竟《水浒》不是“现场报道”或纪实、写真，而是经过了许多他人的“先期创作”，于真实事件发生后的不同朝代背景下综合而成的。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3)
施先生写道：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陈抟先生是否真的从驴上掉下来，无从再予细考。但是，他不管多么地洞悉天人之变，也猜不出登基后的赵检点并没他那么心情舒畅的实情。赵检点虽成了皇帝，但他怕别人也效仿陈桥兵变，苦思冥想并经智囊团参议，得出个杯酒释兵权的对策来，消弥了潜在的反对势力。既便是在座稳的皇帝位置之后，还受制于势力强大的弟弟即后来的接班人。夺权十六年后，他打算将首都西迁至洛阳，并等时机成熟之后以长安为最后据点。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据山河形胜，可以节省常备军的数目。但赵光义一句：“安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地势之险”，拒绝执行他的政策。于是皇帝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才力有竭。作为一个战略家，宋太祖的预言有道理。至神宗（赵顼）后期天下已经无法复振（王安石改革注定要失败），何况这时候程氏之学又占了主流呢。依此而论，徽钦二帝亡于五十年之后，也是国家力量衰退的必然结局，根本不是陈抟这类善于投机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能预见到的。如果他真地可预见到，就不是笑着颠下驴背来，而是惊得掉下来了。
赵炅称不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堪称一位权术大师。在收到陈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功之后，于六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让全国人民学习陈氏家族的共产主义风尚。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令给江州义门陈兢粟米。
陈兢是南朝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直系祖先陈叔明是陈后主陈叔宝（583至587年在位）的六弟。
皇帝为什么要下诏令给一个已亡国四百年了的旧贵族后代粟米呢？原因是陈兢一家，九世同居，年长年幼共七百口。陈家不畜奴仆姬妾，上下和睦，没有人发表不满言论。吃饭时，七百余人同在一起开饭。陈家养有看家犬一百余只，共在一个食槽里吃食。若有一只犬没到，其它的犬就都不吃食，等待那只缺席的犬。犬通人性，陈家治家严谨有序无形之中为犬提供了秩序样本。唐朝晚期，也给过陈家旌表，表彰他们家族的团结。宋朝确立，第一代皇帝在执政末期给陈家免除了徭役。到了陈兢主持家务时，因为人口增加，家境日渐困难，常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发愁。为了保住这块道德教化的牌子，江州知州上奏朝廷，陈述陈兢家族所遇到的困难。皇帝的回复是，令江州每年给予粟米二千石。
整个历史真实事件，从情义上很感人。家族上下不用奴仆，男人不养姬妾，道德品质属上等无疑。但是，从经济效绩上，这个神话就破产了。为什么？七百口人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赋，还得让地方财政负担一家人的口粮差额。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道德性贡献是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换来的。
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若一个州全如此，国家可能就感到负担重了；若全国有1／3的家庭靠救济过日子，那么经济肯定要崩溃。
用体制外的襄赞来宣示体制内政治合法性是北宋前期的重大政治战略构造。这一活动，历经太宗发起、真宗继承、仁宗的追加，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4)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1)
在林逋死后近四百年，历史上又出一位杰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几乎就是明代版的陈抟，只不过捍卫正统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因为博学有才，得以从“有问题”的子女被“召为翰林待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方博士还是位历史学家（或称当代史学家），总裁《太祖实录》即负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伟人传记”编定工作。按现行的官阶（官价）来论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或许更高一些。因为他是新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的家乱确实给身为高官的他带来许多难题。其他高官何尝不如此呢？多少人为拥立的押宝，丢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获幸”而鸡犬升天。游戏规则很简单，但程序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既便比较混蛋的君主也讲“一言丧邦”，让参与废立或有此心的投机者们慎重。而聪明且霸道的君主则说：“这本来是我们家里的事，你搅和什么？”－－朱棣对方孝孺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单取一个镜头即死不写诏的细节，显然能把方氏神化为英雄。其实他不过较早地投资（机）到了新皇帝那里去了，在不可预见因素（燕王夺位）干扰下无法转化投资风险。很显然，在当初，投资于建文帝既正统又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利益冲突中，方孝孺毫不动摇地站在正统一边。他与黄子澄、齐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团，不同的是黄齐二人以削藩导致内乱，而方则一力主战。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发动叛乱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经过三年的交战，北方取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请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岩去面谈。薛岩回来后，方孝孺先于皇帝探听了北方的实情，但又不相信，还是决计主战。在与皇帝见面的三人会谈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岩说的是真的，那么理亏在朝廷，齐泰与黄子澄可是误我了。”
至此，方仍坚持已见，反而诬陷薛岩，说：“他是在为燕王游说。”
然而，方内心知道薛说的是实话，遂准备消解北方实力的办法，使用离奸计来制造朱棣的父子不和。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对世子朱高炽不太恭敬，宦官黄俨向来奸险，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与世子朱高炽共同守卫北平，朱高煦随燕王在军中，时时在燕王跟前中伤世子。而此时南军出师河北，久而无功，德州粮道断绝。方孝孺便对建文帝说：“兵家贵用反间之计，燕王父子兄弟可以用计离间。如果世子朱高识真被燕王怀疑，燕王必定北归，燕王北还，我们的粮道就可畅通，北伐之事就可成功。”建文帝认为此计很好，立即命方孝孺草拟书信，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到北平把书信交给世子，令其归顺朝廷，并许诺世子作燕王。世子得到书信，没有拆开，就遣人将书信连同张安一起送到燕王军营。当书信送到北平时，宦官黄俨就已先遣人飞报燕王说：“世子将反。”燕王怀疑此事，询问朱高煦。朱高煦说：“世子本来就与太孙亲善。”朱高煦话未说完，世子派遣的使者带了书信及张安来到，燕王拆开来看，急忙说：“唉呀，几乎误杀了吾子！”于是将张安囚禁。
北方军队再次发动攻势，攻克了临近南京的仪真（今江苏仪征），进抵长江北岸，朝廷六卿大臣为了自保，都请求出外守城，整个南京一派空虚。建文帝不得己，下了罪己诏，并在诏中要求天下兵马勤王，方孝孺此时再出奇计，让建文帝致书朱棣提出割江而治的政治解决方案。表面上看来是行缓兵之计，实质上是已经无奈北兵。他的一句话，就见了底牌：“长江天堑，北兵不惯舟楫，若与北兵在长江上决战，胜败未可知。”
好一个“未可知”，显然没了原先的坚定。战争到了成败不知的情形，方也不可能再向薛岩道歉了。
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妈也就是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过江求和。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叙一番亲情，燕王擦去眼泪后，拒绝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说：“连父亲分给我地都保不住，我还怎敢奢望割江而治，显然是奸臣的图谋！”
建文帝得到回复，大为惊恐，问方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口大话：“长江天险可抵百万兵马。江北船只已派人全部烧毁，燕兵岂能飞渡！”
大话归大话，不细论之，只看“未知胜败”的底牌到目下“岂能飞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证了宋濂的《大言》、刘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预言了！
到被捕时，也就是建文帝逊国后，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提出和解条件了。为了保住那点迂腐文人的最后自尊，他只有选择不合作，做最后一搏。
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长大后从名儒宋濂学习，在学者圈里被称为“小韩子”，比喻有韩非之风骨。韩非是大学问家，也是大权谋家（虽身死冤狱），有名篇叫《说难》，主研向君主进言的学问。从对对象的心理揣摩与个人好厌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详究细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韩非的历史悲剧！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2)
方孝孺不可能突然转归到朱棣派系中去，因为他是“有问题”子女，得以晋升显位，能不报建文皇帝的恩情吗？他父亲方克勤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农垦专家，也是学者型官员，曾任济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但是由涉牵到带有政治性质的渎罪案中而被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编造虚假统计报表”而引起的。明制，各布政司与府州县吏每年至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数目相等后方准了案，否则驳回重新填造。为了避免来回往返，地方官员多携加盖印信的空白文册（即报表）以备就地重填。朱元璋知道后（1382年，洪武十五年；按洪武九年即1376年改中书省为布政司计，造假表之例已有六年），大为恼怒，怀疑此中有贪污行为，诏令“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官杖百戌边”。
只是因为皇帝怀疑便杀了一批人，因此可称为“政治性案件”。但事后没有平反，以常理推断：方克勤不见得有贪污行为，有宁海人郑士利敢冒天威上书为方克勤讼冤，亦遭杖戌。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何不替父辩冤？让外人不解，此案后十年（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入幕，“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朱棣起初听了他的重要谋士道衍和尚的私下密请：希望平定南方后别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就会断了种子。
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朱想草拟即位诏书，都推荐方孝孺，朱便召方出狱。方穿着孝衣入见，痛哭之声响彻殿廷。
朱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说：“成王在那里？”
朱说：“他自己烧死了。”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说：“国赖长君。”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
朱走下坐榻，对他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于劳苦。”左右侍从拿来纸笔，朱说：“草拟即位诏书以告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大写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连骂道：“死就死，诏书不可草拟。”朱大声说：“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
方说：“就是十族，你能把我怎么样？”声音更加严厉，朱大怒，令左右用刀将其嘴向两旁割到耳朵，又投入监狱囚禁。大捕其朋友、门生，全部杀戮，然后将方押到聚宝门外裂尸处死。时年四十六。受其牵连而死的八百七十三人。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1)
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团杀害。黄先生经历家仇国难，似有省悟，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骇世之论（语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何以论此？因为创业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创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说是自己产业的利息…
虽然黄氏的理论很有震撼力并成为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维新人士曾节抄散布《明夷待访录》；辛亥革命先驱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与黄一样反对贱视工商），但其理论根本不过是限制君权辅以贤相，往最好处想也难以到英国式君主立宪那里去！顾炎武虽非体制内人士，但也是抱守旧制不放的传统知识分子，明亡抗清失败后，他以商贩身份逃难，还“春谒长陵秋孝陵”。其思想也不出黄氏之右。从方孝孺到黄顾，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前进了这么蜗牛式的一小步。这就蜗牛式的一小步，还弥足珍贵！从1402年方式之死至1695年黄氏之亡，293年间，中国大陆送终了一个明王朝、接生了一个清王朝，而制度实质没变。
【注15】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清兵南下，募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斥责以君为臣纲的程朱理学是“不通大义”的“小儒”。受王守仁心学影响，认为天和人都是“即气即心，即气即理”以为王守仁讲知行合一，是强调“力行”，即把“良知”之“天理”贯彻于事事物物。
【注16】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明亡，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对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则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这期间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文人，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经历世变之痛再沉溺于“治世”的学问时，西方的同行们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到晚清，陈抟主义或说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其中尤为不同于陈抟赞赵炅、方氏赞建义的是：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于慈禧、载漪、袁世凯。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要言论，之于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为英国人理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2)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与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如启衅必足以亡国。”
在1900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奏效”，以致于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后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于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义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官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及李鸿章也。
1900年6月21日（应是第三次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后对内宣布与列强开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此，义和拳在1900年1月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这种运动来重振国威实力妄想。对于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个人来说，无论她的品质还是政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个人地位的企图，来利用义和团，不仅仅是“妇人之见”，而且非常反动，但这种反动，竟然也可以涂上（大多是后人的官方史论）“革命”的色彩，其谬误可悲、可叹！因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尚存一线改变积弱局势的希望，然而那场改革被扼杀了。
慈禧开战决策的结局是“西狩”。这算个给执国柄者仓皇出逃的一个文雅的称法。她最终还是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寿终正寝，可力求在混乱中获利的载漪却没能当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录＜拳变余闻＞记曰：“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为斩监侯，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