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漪当替罪羊实不足惜，因为他在作一笔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况且历朝历代在社会运动之后，总要引发内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总会拿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社会，应付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并不为其父的政治投资的失败所动容，而对自己的进退泰然处之：“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戌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闲居京师。”
随着一幕政治短剧的结束，大阿个哥成了无所谓的道具。与之相对应，晚清王朝政坛上却升起了一颗“新星”。袁世凯早在戊戌变法中，心怀两端及最后出卖康梁的表演中就已大发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积累下日后成为“大总统”乃至“洪宪帝”资本的投资却是在玩义和团这张牌上。
袁在山东主政时（1899年12月6日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坚定地执行“剿团保教”政策。这时的政治操作虽也艰辛不少，但已经不再是方法论的问题了，比之于在戊戌时的如履薄冰之情状，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保住近乎割据的山东并籍此图谋一日荣登至尊，袁的策略确有独到之处：一是，在压抑义和团的同时，举办团练。此策一方面替代义和团，另一方面可在正规军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装预备队；二是，在保护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时，驱除异己，把义和团的力量“请出”山东，“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国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合乱民而非义和”。第三是，在参与“东南互保”而拒不执行朝廷合理化建议的同时，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银两、布匹、食物。一方面弥消慈禧对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树立才堪应变的形象。
与永远圈禁和发配新疆的载漪相比，此时的袁世凯是大赢家。1900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后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涉及袁世凯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个身份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就是被义和团称为“二虎”之一的奕劻。虽然，奕劻与袁一样仇视义和团，但他被义和团视为仇敌的原因却在于他的职位“时充总理衙门大臣”。义和团的甄别教条从“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到如何对待交涉洋务之人，是通用的。弈劻的命运当然不能与“革命”的载漪和刚毅可比，而又绝无法与袁世凯相论，倒是慈禧太后鉴于他在以往的孝顺和忠心，并不计较他曾有过“反革命”言行，在她仓皇西狩之时，命其与李鸿章全权与洋人议和。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3)
如果使用对立分辨的方法，奕劻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简单判定的无法适用，才使他后来将国柄沽售给袁世凯的行为得到合理详解。
他也慈禧一起反戊戌变法，却在义和团的巢抚问题上又与其一直效忠的主人意见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袁世凯，却在袁的贿赂下，弄到后来，庆王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
奕劻作为决策高层人物有着他的“政治理性”，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大清王朝命运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凯逼宫之时帮助袁恫吓全无主见的隆裕太后，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妇人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
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劻的举动未必符合其政治标准乃至贵族的良知，但从社会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之角度来说，那未必不是个明智之举。至少来说，他携眷到天津之后得以安度余生，而远比那位“永远圈禁”的载漪的个人际遇以及那位“开棺戮尸”的刚毅的政治命运要强。兴许只有后来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的潇洒，才可与他相比，不过前者仅是一个道具罢了。
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1)
设置道德规则，就要通过对道德典型的人或事件进行夸张。其实，这也是为道德目标而进行“改写”的一种表现，其结果是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因为鼓励人们把合法所得无偿地捐送出去，毕竟不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过分强调集体观念，必然限制个体创造的积极性，因经济效绩不良而使集体失败。儒家思想不得以重视利的时候，利也没有荣神益人的观念，只是为了小民能生活，国家减少经济负担。用现代经济学术话来说，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够了。这种得以维持的简单再生产，被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与个人生活的双赢模式。《论语·尧曰》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儒家对于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视为“鄙事”即下等人的生活方式，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视“劳动为人的尊严的表现”之价值观格格不入。儒家把百工技艺视为小道，只有伦理道德才是大道。程朱理学虽对小道有了一定的重视，但又是把它列为求大道的一小部分。
由于不重视财富的增值，对存量的关注则成为必然，“均贫富”即对结果的平均化分配便有了伦理性基础。过分重视对已有存量争夺，使团体（特别是家庭）内部创新力衰退。之于整个社会，一旦财富分配形成道义上的非均衡状况，就必然产生社会冲突。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农民起义不断的根源，而起义的伦理性根源则是均贫富。显然，当均贫富的道义性伦理掌握在“暴民”一方的时候，政府一方持有再大的暴力资源如军队，那么显然也就处在了伦理弱势一方。均贫富作为一种治术，让统治阶层时常感到有“走钢丝”的感觉。董仲舒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古代的任何政府都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积极努力的道德目标，虽然总是事与愿违，但总得设法在此伦理目标下设置道德规则。百犬同槽的宋代神话仍是儒家义利观的一个表现。儒家关于利的思想是矛盾的，比如“罕言利”与“民之所利”的冲突。一般来讲，上层社会不讲利，而下层社会则可以因利而活命。但归根结底，孔子把谋利视为不安天命的表现。他的弟子子贡从商谋利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只有颜回差不多，可又经常穷得当当响。子贡呢，不相信命运二字，大做生意，却屡屡赢利。”
儒家原旨道德的理想化与现实化道德失范的冲突，不是没人认真研究过。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一书中，进行过分析，他的结论可称为“王符悖论”。
王符是东汉末年人，目睹东汉社会治德沦丧、治能低下，他决心终身不仕，隐居著书，试图发现拯救社会的良方。时称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他的研究切中时弊又目光远大，涉列问题广泛又疏密有致。在《潜夫论》卷二《本政（第九）》中，他指出：
自成帝以来，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令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
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由此观这，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百犬同槽神话之前的一千五百年，还发生了二疏分金的故事。
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同为西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在位）的宫廷重臣，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二人见到太子已经自己能够读懂《论语》、《孝经》，就向皇帝申请回乡养老（公元前63年）。皇帝答应所请，与太子共给了叔侄二人七十两黄金。二疏回到家乡后，就用受赐的黄金换成现钱，每天宴请同族的人们，还有亲朋故旧。有人劝疏广，用这些黄金为子孙后代置办一些产业，他说：“我不是不心挂子孙。不过，我家本来有田产、房屋，只要子孙努力耕作，是能够供自己吃穿用度，与普通人一样过平常日子。如果现在再给他们添办产业，有了盈余，子孙就会懒惰。再说，他们当中的贤能者，会因增加了财富而丧失了志气；那些愚蠢的，得了额外财产会更多地犯错误。我这些年来钻研学问、供职朝廷，没有机会来教化子孙，现在也不想因他们的过错为自己招致社会的怨恨。这些黄金是皇上给我养老的，我有自由支配的权力，用来宴请同宗、故旧是我的心愿。”
二疏散金的道理，由疏广明白地表述出来：一是财产增值没什么意义；二是财产会给人带来不长志气的坏处。整个故事给社会的道德化影响之后的负面结果是：一，家族积累的伦理合法性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变小，权力资源层而还是希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二，认识不到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视财富为社会健康发展（存续）的反动因素。
儒家在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以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罕言利”的个人品质原则多少还有道德依托。但是，当它与政治权力结合即每个儒者成为官员、把智力资源出售给国家时，“罕言利”不但没有了道德依托，反而成了道德伪善的遁词。
“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里当官、为了吃穿”－－这一系列的俗语，不管它们产生的先后，实质上已表明了个人以智力资源与国家的交易的愿望，并预期了未来的利润。
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2)
当然，我们不能贬低那些道德品质优秀的个人以义为主的行节，但就整个儒家资源体系来说：从它与政治权力结合的那天，就是放弃理想主义、进入现实主义的那一刻；从一个儒者开始潜心诗书、图谋功名的那一刻开始，一项个人投资计划就开始了。
虽然道德性表现仍是官方与个人双方达成合作的绝对重要条，但是趋利却成了以后合作中的主要方向。国家一方要求官僚从业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出，个人则尽可能地把已投放的人力资本贴现。只要不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基本上就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即廉吏或循吏。
当整个官僚体系力图将未来的收益折现时，那么它就彻底失去了最后的诚实。结果是，整个社会对财产存量重新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至现存秩序被打破，为下一个秩序的出现作准备。
实质上，王符并没理解官位的经济交易性，所以才产生衰世时官位高反不尽责的悖论。在投资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明智的投资者都希望从一支股价不断下跌的股票中保全最大的利益，使损失减少到最小。中国儒家所提供的价值信条不过是交易与投资中的界面语言而已，当王朝政治给“十万之计”的政治投资者带来能预见的风险时，多数人规避风险的行为是理智的。
“崩盘逃逸”不只发生在王符所痛斥的西汉末年，他生活的东汉末年也发生了。此后，最具戏剧性的则发生在南宋末年与明代末年。随着历史的推近，越是近晚，发生的频率也越高。
南宋恭帝初年（1275年，离南宋彻底灭亡还有四年），蒙古兵降逼近首都临安，首都宣布戒严。这次危机，全面证实了程朱理学的教化的负贡献率。
同知枢院事（国家军事主官之一）曾子渊等数十人弃职逃跑。他的下级文及翁等人本来想承担主官逃跑的责任，但判断情况十分紧急，强行突破自方的戒严线，也逃跑了。实际掌权的太皇太后不得已，贴出一篇连哀求带责骂的榜文，大体说：宋室三百年，对士大夫不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一句挽救国家的话都不说。里边的官员背叛职守逃跑，外面的抛印弃城自求活命。平时你们读的圣贤书，都哪里去了？死后你们怎么见已故的皇帝。
他的榜文说得很直率，但仍没禁住官员的逃遁。
明朝将亡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王符悖论”和“崩盘逃逸”。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明朝灭亡），军队开支紧张，皇帝求功臣皇帝、太监们捐钱助军饷，想让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带头。周奎勉强交了一万两。李自成军队进京后，对周奎进行拷问，逼他交出五十二万两现钱和价值几十万的珍宝。不仅周奎如此，还有不少情况和他类似的人。只是这场“戏剧”比南宋末的更有意思。南宋末是官僚逃跑，明末变成了贵戚离心。
礼义廉耻早已成了社会所不齿的空头支票，诚实的缺失惩罚了统治集团，也让他们所牧的羊－－老百姓陷入灾难。
政治不讲诚实，意味着社会的崩盘与大众的灾难。不用说建立一个财富增值、繁荣有序的社会，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毫无疑问，儒家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与行为上的市侩主义是中国社会诚实缺失的文化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屡次重复昨天的灾难的原因。
《水浒》启示录六：
小吏们怎么个活法
兴趣点题：宋江敢于交往任何人，正如杨志为了升官能和任何人达成谅解一样。他与晁盖日常往来密切，是心腹兄弟。用现在的话来说，黑社会在公检法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然要放弃官方利益。
严重的自卑心理
小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特殊的阶层，他们比民即普通高，又绝对地低于有背景如科举、恩荫出身的高级官僚。他们是一群供职于政府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往下看，还有芸芸众生被踩在他们脚下；往上看，百官重臣压在他们头上，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个出息。
即便在科举未兴的秦汉，小吏的真正社会地位还卑微的。秦汉时期，一个年满十七岁（十六周岁）的男子，如果品行端正并能认九千个字，经乡官推荐可到政府从事文书工作，称为“刀笔小吏”。那时无纸，往竹简上写字，写错了用刀刮，故有此称。
小吏表现良好，可逐步升迁。直到成为大官。通俗地说，就象现在公安等穿制服的单位的协勤人员一样，干好了转成正式的，并可能当上局长或升到更高的职位。但是，大官瞧不起他们并千方百计地刁难他们。加上小吏办事拘谨、学识又差，就更难得到真正认可了。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非要有一番忍性不可，并加上刻苦自学，乃至厚脸皮地投机。既便是那些花钱买官的和靠投机当官的，也看不起他们。因为无论花钱当官的还是投机当官的，起步都比小吏高。张释之【注1】是靠花钱买官上去的，在给汉文帝写的奏章中说：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用小吏，李斯就是小吏出身。汲黯【注2】是社会流氓出身，竟然当着汉武帝的面骂小吏出身已位至廷尉高官的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你当这官，不配！凡有名或有气节的文士，都瞧不起小吏，陶渊明因不肯向小吏行礼，竟然连县令都不当了【注3】。隋唐科举制兴起，小吏的日子更难混了，所以，才出了唐太宗问张玄素搞出的不愉快【注4】。
【注1】张释之西汉大臣。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文帝时，纳钱补为骑郎。十年不升，无所知名，欲归。中郎交将袁盎知其贤，荐于文帝，拜为谒者仆射，后迁公车令。曾劾太子（即景帝）、梁孝王入朝，至司马门（皇宫外门）不下车“不敬”罪。颇受文帝赏识，升任中大夫。中郎将，后又升任廷尉，持议公平，依律以断案。不以帝意为据，天下称名。曾有人惊文帝舆马。帝欲重治其罪，他对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遂按法处置。景帝立，出任淮南国相，年老病卒于官。
【注2】汲黯（？－前112年）西汉大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性倨少礼，好游侠，尚气节。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时任东海太守，以清静治民，大有政绩，召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术，常直言切谏，曾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后出为淮阳太字，在位十年卒。
【注3】陶渊明为彭泽县县令，当时按秦汉时贯例，若干个县组成一个监察区，由郡太守派出掾吏担任“督邮”进行巡查，陶渊明听说督邮前来巡查，县令应该迎接敬礼，虽说不过是深深作一揖，可陶渊明作为士大夫，实在不愿意向刀笔小吏折腰，以至挂印而去。这种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只得以朝廷裁撤督邮一职告终。
【注4】《旧唐书·张玄素传》记载，唐朝初年，有一次唐太宗在朝会结束后与群臣聊天，问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张玄素：“你在隋朝时做什么官？”张玄素回答是县尉。唐太宗又问：“那在县尉以前是干什么的？”张玄素因为是刑部刀笔小吏出身，在朝廷士大夫之列自惭形秽，不愿明确回答，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未入流”。想不到唐太宗打破沙锅问到底：“究竟是干什么的？”张玄素面工耳赤，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散朝后出了宫殿，面如死灰。
因有小吏出身，宋江心理一直很自卑，在卢俊义捉到晁盖的仇人史文恭后，力推宋江为第一把交椅时（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把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宋江的推托之词有三：一是长相，二是出身，三是武艺，都不如卢员外。第二条说得很坦诚：“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兄弟不弃暂居尊位。”－－说得很明了，只是因为梁山的灵魂人物吴用不想换他。吴用首先抢在宋江重申晃盖遗训前发言：“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兄弟各依旧位。”之后吴用又“以目示人”即使眼色，让武松、刘唐、鲁智深等人发言，才让宋江找回了部分自尊。
既便如此，宋江还要以抓阉的方式定自己与卢员外的地位：分头打仗，先胜者为首。
不仅小吏出身的宋江自卑感严重，既便那些为官的但又不顺遂的官们，也是如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宋代的衰败之气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想以宋江反诗立功并终死于宋江之手的黄文炳，便是典型的一例。
黄是个闲通判【注5】，不在战时，无什么实权，便一力寻找机会。得知江州对岸的无为军的知府蔡九是当朝权臣蔡京之子，便来巴结。“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由此可见，他的处境比小吏强不哪里去。在他瞄上宋江时，也正是自卑压抑的时刻，“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无可消遣，带了两个仆人，买些时新之物，自家一只快船渡江来，径去府里探望蔡九知。恰恨撞着府里公宴，不敢进去。”
回来之后，去浔阳楼喝闲酒儿，便发现了宋江的反诗。宋江开始真地倒霉了，他黄通判已把自己送上了死路……
过快活风流的日子
宋江的生活方式令许多不解，家里很富，三聘六娶当不成问题，但他就是不结婚。不结婚，又不能如晁盖那样打熬自己，便搞起“包一奶”来。
他包一奶的非婚姻性生活，缘于慷慨的本性，也出于他那个阶层的生活习惯。与他同在一屋办公的张文远也是生性风流，因此才引起阎婆惜的移情别恋来。“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做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萍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口竹弹丝，无所不会。”（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小吏们在出身起点上是文人，虽然没能中举进科，但也总有风花雪月的情趣。自五代花间派【注6】兴起以来，北宋文人承浮艳之风，风花雪月成为文人的生活时尚及品位的标志。昔名词人辛弃疾养有两妾，“皆工尺赎”即文化修养很高，一个姓田，名田田，一个姓钱，名钱钱。柳咏崇尚与妓女厮混的生活，不结婚，终日寄身青楼（妓院），才演绎出后人编写的故事《众名吊柳七》，说：柳咏死后，由妓女们为主体给他送葬。
宋江是个文才过人的人，当然也崇尚辛弃疾、柳咏的生活模式。至于阎婆惜勾上了张文远，他也是懒得管，只是不再多往她身上花钱就是了。
有文人为身家底子的小吏们因前代有嫖风艳节，也就不拿“与女人有染”当回事儿了，所以张文远便出头替阎老婆子追凶手。知县本想拿唐牛儿顶帐，没想到张文远给予了举证，
【注5】通判：官名。宋初惩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太祖乾德元年（963）统一湖南后，始于各州府置通判，州一人，大州二人，人口不及万户者不置，如知州是武臣，虽小州亦置。通判为州府副长官，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之权，凡民政、财政、户口、赋役、司法等事务文书，都须知州或知府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南宋仍设通判，平时是州府副长官，战时则专任钱粮之责，与知州或知府共同催收经制、总制钱缴纳户部。
【注6】“花间派”为后世命名，其作品以《花间集》为代表。《花间集》，书名，五代后蜀赵崇祚编。十卷。选录晚唐、五代温庭筠等十八家词五百首。成书于广政三年（940），为文人词集最早的一部，当时词作多赖以存。内容多写官僚的冶游享乐生活，刻划妇女娇娆之态，词藻浓艳，风格浮靡，对后代词风有消极影响。
说宋江的压衣刀在现场。随后又挑阎婆告状。
张文远并非是为主持正义，而是出一口恶气而已。时间一久，也没了劲。
雷横与宋江一样，也因女人问题出了人命。雷横并不想什么真正的肉体风流，只不过想过过眼瘾（淫）而已。帮闲的李小二即小地痞，非叫雷横去看东京新来郓城说书的白秀英（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御内＞）。看是看了，但等到收钱时，雷横却身上一文没带，再找李小二，早溜去喝蹭酒儿去了。白氏父女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不怕小县城的小吏，一顿挖苦，引得雷横动了手，随后是一场官司，一场官司后又是一条人命－－气急这下，打死了白秀英。
雷横算不上标准的小吏，只是个与小吏站在一个台阶上的政府公务员。但是，那个阶层已经习惯了风花雪月，才引来了一场大的变故。
一颗雄心两套准备
宋江是小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有雄心也有眼光，尤以处理人际关系见长。这是他为自己能从小吏变大官的准备，在这点上，他和日后害他的闲官黄文炳并没本质的区别。而为了未来有所成就比如封妻荫子，他绝不和张文远、雷横那等人是一个心理。风流快活的日子只是一种暂时的消遣，喝酒、送钱、交人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
在花钱上，他又不同于黄文炳，只打点大人物，宋江尤对底层社会关心，试图以民意为日后升迁的本钱。在另一端，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心理最明白，在万不得一的时候，他有决心舍弃眼前的一切，像当年的曹操一样另起炉灶，干一番事业。他的事业未必以夺取天下为目标，但至少他要取得耀眼的地位。日后成为反体制的领袖人物，也势在必然。
他敢于交往任何人，正如杨志为了升官能和任何人达成谅解一样。他与晁盖日常往来密切，是心腹兄弟。用现在的话来说，黑社会在公检法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然要放弃官方利益。在听到督办生辰纲被劫一案的何观察说出晁盖等人之后，他便担着血海的干系去告诉晁盖：“如今黄尼冈事发了！白胜已拿在济州大牢里，供出你等七人…以此飞马而来报你。”（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这种举动，绝非偶然，因为那个社会机制告诉他：一切都是就近的关系有用；太师，还有州里的能有什么现实的回报？保证晁盖不被抓，才能保证日常的密切交往不纳入官方的视野。
出来当小吏也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投资，或干脆说是投机，尤其在高层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风险更高。他与父亲、弟弟早预备好了规避小吏风险的道儿：一是以文书的形式断了父子关系，为有事不连累父亲与弟弟；二是，在家挖个地窨子，备急时藏身。《水浒传》专对地窨子做了交待：
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地窨子只是个应急之用，他还有别的选择：一是投沧州横海郡的柴进，二是到清风寨花荣那里去，三是去白虎山孔太公那里去。
朱仝与宋江的处世心理是一样的：上边的案子压得再紧，也不能妨碍最近的关系。所以，他得支开不太懂事儿的雷横，找到宋江曾告诉过他的秘密地点。宋江通报给朱仝他自己三种打算，朱仝也就放心了：只要关系最好的朋友不被抓，一切私人交往仍无法纳入官方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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