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1)
误读点评
◎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焚书实在是可恶之极的事。唐朝诗人还在骂秦始皇，章谒在诗中说：“坑灰未冷山东起，关河空锁祖龙居。”殊不知，有一种比焚书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改书——篡改历史！
是谓读史（写诗）之人（如章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不少读书人破口大骂皇帝的暴虐，但竟然忘了读书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施暴的行列，什么“治家格言”啦，什么“曾文公家书”啦，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少说话，免得引来祸端。
◎专制制度下，坏蛋得到无尚荣耀的概率大增。《水浒传》中高俅的兴起，表面上以林冲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为代价；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我们文化病态的核心问题。至今，人们仍没明白奴隶转为暴民的动因是什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概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一年）历史时期。后来，也有稍为不同的看法，把这段时期扩展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开始）。
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较合乎实际，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最高执政者。这种权力是由最初的占筮与征伐并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战的客观情形构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转化成了史鉴作用，而且史鉴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鉴的作用威力巨大，基于它作为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某国（如鲁）的合法历史只能由这些人来完成，并传诸后世，当权者（如鲁公）无法随意篡改。当权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来威胁史官，甚至剥夺其生命，但很难改变书写者的意志。这种如实写作（记录）方法，称为“书法不隐”。因此，像周宣王无理干涉鲁国立储而引发鲁国内乱的事情才得以记录下来。
孔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
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即从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是孔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由于孔子的改写，《鲁春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从此以后，以史讲义而非以史纪史的传统确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资料还算详备，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春秋》以前社会面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详情，但是既便如此详备，他还是要秉承孔子的传统，以微言叙大义。
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史学正统，却永远地埋没了《鲁春秋》的正统。中国历史自此，也开始了一个“用正统埋没正统”的往复循环。
对孔子予以如此评判，也绝非“微言大义”之说或不自觉间用一种正统去埋没另一种正统。从“仲山甫缺失”现象中，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文王之会什》（“什”数量词即“十”，亦为约估数即“十几个”之意）为史诗，记述周室先人创业的历程，合迁徒，片伐之事。
《生民之计》与《荡之什》更倾向于现实政治。其中：＜生民之什＞中的“民劳”、“板”两篇是讽刺厉王的＜荡之什＞中亦有三篇为讽刺厉王的作品；讽刺幽王的作品在＜荡之什＞中亦有两篇。
纵观＜大雅＞共31篇有7篇是对统治者的批评的作品，也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作品是对时政进行批评的作品。这还是孔子改造过的结果，估计未经孔子编辑过的原初作品中这个比例还要高。由此可见：在孔儒之学形成特别是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中国文化中的言论自由观念是很正统的；换言之，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荡之什＞最后一篇“召旻”为例，可见一斑。诗中有“我想此邦，无不溃止”一论。全段今译为：“就象那年天大旱，连那草也长不好，（国家之势）就好比那倒下的枯草。看看（幽王）这个统治德行，国家没有不丧亡的道理。”
诗的预言果然不爽，幽王因烽火戏诸侯（加之，废申后），导致内叛与外敌入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2)
“召旻”－－诗的最后，还把幽王定为祖宗江山的败家子，说道：
“从祖先受命于天，有召伯那样的臣子，一天可开疆一百里；如今，却一天丢一百里。可悲呀，如今（幽王）这帮人，一点维持了旧日之盛了！”
《诗经·丞民》一首为歌颂仲山甫专做，其白话意为：
天生众人性相合，万物所生依法则。人心顺应自然情，万众皆惜好品德，
上天详察我周朝，周王祈祷意不惰。为保天子持大业，上天生下仲山甫。
……
仲甫恪行周王令，行事规范诸侯家。祖先事业他继承，辅佐天子立章法。
天子命令他代布，作王喉舌讲政话。政令畅通无阻拦，四方协同不能差！
......
天下都明一道理：“软物好吞又好化，硬物难吞扔一边”，山甫一反古俗谚，
“软物不吞放一边，硬物定要克立为。”每逢弱势不欺侮，见到强暴必清算！
……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诗经·大雅》之＜荡之什·烝民＞对仲山甫做了大量的歌颂。先说：“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又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周王命令仲山甫，要做好榜样），最高的评价则是：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全国政事的好和坏，山甫观察得很明白；他知识丰富又明世事，所以能保全节操，夜以继日地工作，全是为了国王呀！
《诗经》也是孔子编定的正统版本，从他之前的古诗三千余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礼义标准予以了编选，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温柔敦厚，《诗》教也。”特别是他还主张学诗以达政事的观点，对诗的理解与运用成为一种政德、政能的评价标准。孔子在一次与学生子贡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补充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大为高兴，赞赏子贡的理解力：“子贡呀，这样就可以和你讲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
因为诗的重要政治功效，汉代定其为五经之一。但是纵观历史关乎《诗经》的文献，没有任何一种提及仲山甫即对仲山甫之为政进行榜样化评说。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为《诗经·大雅》所赞颂的对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仲山甫在有意地被人压抑。
这不是妄猜，因为《春秋》的哑谜般选取时间段的方式，已经说明了问题。最明显的证明则是一本“活化石”一样的辞书称为《孔子大辞典》【注1】，其上没有“仲山甫”条目。好在《史记》中《鲁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对仲山甫有所涉及。当然，时至今日，仍无从
【注1】《孔子大辞典》，张岱年、夏乃儒(全书统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该词典为中国研究儒学的最权威工具书。共计有102位儒学研究专家撰稿。除一般词条解释外，历史及海外评孔要论均集于此。
得知司马迁的史料来自何处。
仲山甫辅佐中兴之主周宣王的时代，被《春秋》的选时排除在外了。个中的原因，仍令人费解。宣王这么伟大的中兴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与鲁国历史上的事件有着重大联系，一部完整的鲁国史，若不涉及周宣王立鲁懿公的事件，就不可能完整。
而问题恰出在了这个地方。因为，《春秋》不是历史读本而道德教科书；并且，孔子力主“为尊者讳”，周宣王的失误引发鲁国内乱的重大事实也就必被排除在外。
唐代刘知几【注2】已对《春秋》写作方法的害处有所认识，指责孔子在涉及鲁国历史的写作方面，“事天大小，荀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但是刘知几并未对“仲山甫缺失”现象予以关注并纵深研究。
究其根本，“仲山甫缺失”完全是由于为周宣王进行讳避并为鲁公室的内乱作讳避，而导致的。
周宣王即位之初，以周、召二公辅政，效法文武、成康遗风，重整军政，并废除耕籍田制度。命尹吉甫击退猃狁，使秦仲及其子攻破西戎，并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争中小有胜绩。因此他的执政成绩被称为“宣王中兴”。
有了中兴的奇迹，并不代表他没重大决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其十一年（公元前817年）干预鲁国立储君的事件：该年春天，鲁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宣王喜欢少子戏，就打算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仲山甫进谏阻，反对废长立少。周宣王不听，终于确定戏的地位。夏天，父子三人归鲁，武公病死，戏也由太子变为国公，为鲁懿公。他的侄子，也就括的儿子伯御替父伸冤，在叔父执政的第九年（公元前807年）率部众攻击懿公，杀之，自立。这场由周宣王失误导致的鲁国政治变乱，并没就此而止，而是周宣王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伯御掌权的第十一年，宣王率军伐鲁，杀了伯御。宣王经过与仲山甫商议，决定立懿公的弟弟也就是伯御的另一位叔父称为国君，称为孝公。在挽救周宣王的错误上，仲山甫不遗余力，所以＜烝民＞中以比喻的方式说：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3)
“周王的衮袍破了，只有仲山甫能补上。”但是补救归于补救，终不能阻止衍生性不良后果的出现。《史记》称，自周宣王伐鲁后，诸侯多畔。
孔子的《春秋》不能记录这个有损于周王形象的事件，何况这个事件整体上又是鲁国内乱呢？
回避鲁国的丑事好“动称耻讳”是孔子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也是造就后人误读历史的最大原动力。历史的任务不是真相，而是所谓的“大义”文本！
自孔子确立了“春秋笔法”即以道德性原则随便改写历史以后，中国史学的史鉴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只要一个利益集团掌握了权力，便可以随便改写历史。
在上一章，我们涉及到朱熹不顾史实肆意贬低左丘明的事。其实在他踏入仕途（1148年）之前的六十年前就发生了篡改国史的政治行为。可以说，在北宋全面政治危机来临之时，文人阶层又恢复了肆意改写历史的习性。－－对于中国历史，也许这是一个不幸的谶言！
那次让后人瞠目结舌的改写，是称为“元祐更化”的一部分。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于赵煦年幼，他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垂帘
【注2】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初任获嘉县主簿。武则天时任著作佐郎、左史、兼修国史，凤阁舍人。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屡任修史之责。曾对《史记》、《汉书》以来史书普加评说，因受监修大臣压抑、排挤，遂修撰《史通》以见志。其史学基本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但反对一味赞扬和盲目崇拜儒家经典。认为它们并非尽善尽美，指出：《尚书》所载“是非无准，向背不同”；《春秋》为孔子所删定，关于鲁国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听政。高氏陆续起用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等人，废除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大部分，贬黜了神宗熙宁、元丰时用事的诸大臣，停止使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重新编篡《神宗实录》。篡改元丰时的史官记录与重编《神宗实录》的现实目的，是为后世提供一个按自己的道德标准与“政治上正确”的史学版本，把自己的政敌、论敌从历史中赶出去或反义化，同时当然地把自己那个集团的一些不光彩的记录抹掉。
这种篡改与重编的大胆的程度远超过了孔子对《鲁春秋》删削与对《诗》的缩编。比较此次对最近期历史改写的妄为程度，以后的朱熹还是比较谨慎的，后者对准的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物。
历史成为权力手中的橡皮泥了，在随意地被塑造。未等元祐版本的《神宗实录》成为既定的正统，赵煦又来了一次翻案。在他亲政（1093年）后即绍圣元年（1094年），下令恢复神宗新法，罢免宰相范纯仁等旧党，起用章惇为相，史称“绍圣绍述”。
绍圣绍述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究竟这次修改，权力集团是如何按自己的意志办的，后人已经无从知晓，整个神宗朝的历史已经成了一笔烂污帐。
关于《神宗实录》真实性的追问，成为南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问题，甚至说也是一个如何再改版的技术性问题。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和赵构因谈论一位学者编的一本成代名臣经典著作的注释本时，涉及到了野史及再版的《神宗史志》（“实录”的换名版）问题。在纵深谈论时，放弃了主题即不再议经典注释，而是专论野史的祸害。赵构认为：“野史这类的东西的确是一个祸害，比如，靖康以来的私家记述，就非常不可信。”
为什么盛行野史，概因官方正史失真之故。由于《神宗实录》已被反复改造，重编《神宗史志》的官方史官也不认真了，敷衍了事。秦桧颇有感慨地对赵构说：“臣曾委派史局的官员撰官《神宗史志》，居然有人一天就写完了规定的章节，如此轻率从事，那书怎么可以备用呢？”
两位政治家而非史学专家对野史流行的危害及官方编史轻率的不良后果，产生了共识。赵构回应秦桧说：“朕往日曾经谈到范冲编撰《徽宗实录》应注意的事项，那就是只应当记录那些可以让后世效法的国家大事，而不必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写进去。现在看来史官须有经学的根柢，才可以重用啊！”
一语中的！政治家用权力给史学家的学术规定了方向，只能用道德史观和政治上的正确的方法论来写历史，否则就很危险，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自由化！
南宋高宗时大禁野史，首先以统一对靖康之变前的传位问题为重点－－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不能说徽宗的过失，特别是一定要把他比喻成开明的尧帝，等等；其次，对涉及国家历史的一些私人笔记，也予收缴，不允许出现与国编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从查禁对象上由靖康间问题的私记又往上追溯了。
最有典型意识的就是司马光所著《涑水记闻》【注3】的遭遇。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秋，朝廷见对野史的禁止收效不大，想再次加强查禁。命令还没上式下达，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赶紧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说：
建安地方新近刊行一种名叫《司马温公纪闻》（即《涑水记闻》的另称）的书，中间有不少关于国家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仔细翻阅家族所存档案，发现在我曾祖父平日的著述中，根本没有那一种，很明有人妄借我曾祖父的名字，推行自己的私论。请皇上下旨禁绝《司怪温公纪闻》，杜绝邪说的流行，使百姓免受煽惑。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4)
司马伋明知曾祖父有此著述，偏偏以别人无中生有来开脱，显然是从政治技术上操作上变相地与曾祖父划清了界线。由司马积极的政治上正确的表现，使高宗很快又掀起了一场以查禁《涑水记闻》为中心的禁野史（毁版）的运动。
【注3】《涑水记闻》，司马光撰。十六卷。所记多为宋代旧事，自太祖至神宗，每条下皆注明何人所说，故曰“记闻”。其中以国家大事为多，亦间涉琐事。后修《神宗实录》多所取材。
司马光作《涑水记闻》（又名《司马温公纪闻》是前朝史学界所共认的事，在本质上这本书是长篇资料汇编，是为编辑《资治通鉴考异》后做的辅助工作。它多采宋代旧事，自太祖记到神宗，每条下都注明何人所说，其记述以国家大事为主，但也涉及一些琐事。元祐更化重修的《神宗实录》从中取材不少。
谈到《司马温公纪闻》，就不能不附带说一下李纲写的《靖康传信录》。宋高宗赵构所指“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主要对象就是李纲的这本私家日记。作为宋微宗禅让事件的参与人，他有权威来表述这一事件。
李纲本来也希望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此时赵桓是首都的行政与军事长官（开封牧守），有一定的号召力。李纲与门下侍朗（相当于国务院副秘书长）吴敏二人通气后，吴便一人入朝对皇帝讲了利害关系，并说：“你退位可保国家无损，你自己也可长寿”；皇帝不明白此举与长寿的关系，吴就利用徽宗迷信道教的特点来诱导他：“陛下你是长生大帝君下凡，一定要有青华帝君相助才行。这就是传位的奥妙之所在！”于是，赵佶下定了决心。
李纲记录的真实情况表明：禅让帝位并不是徽宗的本意，而是在吴敏的一力操纵下而成。这样，不但不能塑造赵佶如尧的伟大形象，还显现出他的胆怯与无知。
徽宗不只是赵佶本人的徽宗，而是整个赵宋皇族的徽宗。如此低能的形象肯定有辱于祖宗，也让后人受不了。之于后者，就像当年刘骏评论他祖父刘裕一样：“一个庄稼汉混到当皇帝，真让人受不了。”－－如此按徽宗的本来面目传下去，说不定赵家后人也会说：“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也会当了皇帝，真让人受不了。”从而也使赵宋家整体形象受损。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1)
自从《礼记·王制》成为刑法指导原则以后，堵嘴也便由一种定罪的艺术堕落成了纯粹的技术操控即实用主义技术。
如果说孔子杀少正卯以及司马迁给项羽、班固给霍光定血统罪－－还有些艺术味道，那么王章死于“非所宜言”则完全是汉成帝的技术操控的“杰作”。至于魏末司马氏之以“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名杀嵇康－－那就只是一个怎么把技术操控更实用化的问题了。
汉成帝（公元前32年－公元前7年在位）时代，正是王莽积累实力并初收成效的年代。这时，汉家政治已经混乱到无法理清的程度：人心动荡，一个谣言便让从高官到草民的所有人屁股上长草，心头生毛；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相互绞杀，搞得本来就无能皇帝更加头昏脑胀。似乎上天也有意恶作那一代人，时不时生灾与异，什么大雨（洪灾）、地震、石头冒火、日食、流星雨了，总是故意扰乱本来就很迷信且浮躁的人们。
出现日食和石头冒火的第二年，即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天，皇帝终于找机会使心理多一点安全感，因为从春天以来他就更加发毛了－－春天发生了日食。发生了日食后，国内似乎出奇地平静，人们既担心又想看到的东西没有出现，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病人，老是等不来诊断结果。机会是什么呢？就是削弱行政长官的权力。
冬天是个人闲的季节，也是个能生点事儿的季节。成帝左右的大臣们向没有实权的成帝推荐了一个人才，他叫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既是著名学者又有皇族身份，还是位政客。他为反对王氏外戚势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汇集从上古至秦汉年间的祥瑞、灾异记载，推究人事、附会人间福祸，写成《洪范五行传论》，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献给成帝。成帝知道他的忠心，但终对王氏势力无可奈何。此时，向成帝推荐刘向之子是一个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成帝打算任命刘歆为中常侍（私人助理兼顾问），但左右大臣坚持通过大将军王凤【注4】的许可才行。
本来，成帝都吩咐给刘歆取中侍常的官服了，却出来了反对意见。成帝想打马虎眼：“这么小的事儿，就不用报告大将军了。”左右大臣可不敢这么做，给皇帝叩头，坚持报告给王凤。王凤接报后，说：“不行！”刘歆当顾问的事儿就泡汤了。
这个事太不象话了，导致了一位一直隐忍着的正直官员不满的爆发。他叫王章，是京兆尹（首都市长）。他递上奏章弹劾王凤。所列的王凤罪恶，不只限于大权独揽，还有他向皇帝推荐的美人不是处女的问题。进一步引羌胡纯正血统的办法，所谓“杀首子以荡肠”的传统：把结婚后首生的孩子杀掉，怕是女方怀着孩子出嫁的。
王章正直地有点让人不敢想象，虽然他是王凤推荐的，但并不依附王凤；他也聪明地让人不敢想象，在着力打击王凤的同时，又给成帝举荐了一位完全可代替王凤的人选－－琅邪群太守冯野王。
这套政策设计十分完整，但也引来了重大的利益冲突。王凤以退为进，声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这一手儿很厉害，首先让成帝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王凤毕竟是他的亲娘舅（成帝即位时以元舅身份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即最高军事首长和最高行政长官）；其次让朝廷面子丢失殆尽，成帝不想让亲娘舅掌实权，但并不完全剥夺他，而是让他以荣誉身份呆在朝里，充个门面。
在政治预期与现实窘迫间，成帝向现实妥协了。下诏挽留王凤，很勉强地再次任用他。
这一个变局，使成帝心情坏到极点：他不但没有找到心理安慰，反而心中更加难受。
怨谁呢？都怨多说话的王章！好，就杀了他，找个心理平衡吧！于是让尚书弹劾王章。弹劾王章不那么容易，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片忠心驱使。
找不到正式借口，就找“斜荐儿”。他说的“杀首子以荡肠”的话，很不成体统。于是，下诏说：“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引胡杀首子，非所宜言。”
“非所宜言”四个字要了王章的命，王章被在狱中处斩。一颗忠诚的心停止了跳动，一颗聪明的大脑离开了躯体。
“非所宜言”是什么意思？
第一层可曰：说了不该涉及的事情；
第二层可曰：说话者的身份不合适。
这也更加重了成帝的人格分裂症。刘向再次劝他保刘氏江山、防卫王氏坐大，他只是唉声叹气，而无力改变，喃喃地说：“你不必从说了，我会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端，他又对重病在身的王凤许下政治诺言，继续重用王氏，答应用王音接替王凤的职务。
那是一个整体患有精神性疾病的时代，不惟成帝如此，后来夺取了权力的王莽也病态明显－－朝令夕改，心血来潮，凡此等等。
“非所宜言”是汉律中一个很特别的罪名。从法学角度讲，即没有特定的要件，也没有内容限制，更没有可类比的法规为参照，所以可任意解释。说穿了，它就是一条想法不让人说话的法律，功能就是堵嘴，用来威慑那些敢说话的人和被允许说话有超了规定范围的人。
成帝虽然解了一时之恨，但总于心有愧。
然而，还是有人敢和他较真，在王章被杀了头约九年后南昌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梅福（也在冬天）给皇帝上了书，指责他“现在陛下既不采纳天下人的建议，反而大肆杀害这些人。”并力陈天下的人以进言为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等等。成帝胆怯了，已经听不进这样的建议去了，只当这个小官什么也没说。好在，没有以“非所宜言”来处置。
说了不该说的是要掉脑袋的(2)
【注4】五凤（？－公元前22年）西汉大臣。字孝卿。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汉元帝王皇后之弟，元帝永光二年（前42），袭父爵为阳平侯。建昭三年（前36），为侍中卫尉。成帝竟宁元年（前33），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倚太后，以外戚辅政，专权蔽主，王氏之子弟分据要官，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几满朝廷，京兆尹王章劾奏，他上疏请退，太后闻之，为之垂涕不御食，帝不忍，乃使复起视事，使尚书劾奏王章，章竟死狱中。自是公卿侧目视之，辅政凡十一年。病卒，谥敬成。
不过，这在更深一层上加剧了成帝的人格分裂。又过了两年，仍是冬天，朱云当面跟他较起劲来。
槐里县令朱云上书请求召见，他当着朝臣的面说：“你们这些人，对上不能帮君王解忧，对下不施惠于百姓，都占着官位白吃饭。我请求皇帝给一把尚方宝剑，杀一个奸佞大臣的头，以警余众！”。成帝忍着性子说：“杀谁呢？”
“杀安昌侯张禹。”朱云直率地说。
张禹是皇帝的老师，要杀他，不等于打皇帝的耳光吗？成帝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么小的官儿敢诋毁朝廷大臣，罪死不赦！”御史们赶忙押朱云出去，但朱死死抓住宫殿的木栏杆，一下子把栏杆也拉断了。朱云被往外拉时还高呼，和皇帝叫板。在场的一位军事高官－－左将军辛庆忌深受感动，恳求皇上免朱一死，还为朱云辩解：“他是个以正直见称的人，如果说对了，就不该杀他；如果说错了也该宽容他。臣下我冒死一求！”直到叩头叩得前额血流如注，成帝怒气才消，算免了朱云一死。
真奇怪，既然允许人家上朝，当面表达意见，又不允许人家真实地表达。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更奇怪的是，等到后来宫内工匠们修理栏杆时，成帝竟然说，栏杆还用旧材料，不换新的，用它来表彰敢直言的大臣。
表彰什么？不过是做个样子。王莽看透了汉家的这种性格缺陷，开始了化装表演。他知道汉家已丢完了信誉，民心不再，他要去收拾。在朱云拽坏栏杆的三年后的又一个秋天，王莽除掉了卫尉（中央警卫局长），进入了权力中心。
……
历史内在逻辑又常常具有讽刺性！在王章因“非所宜言”丢了命之后，竟然还有人自称就是愿意说不该说的话。此人是曹魏末年的嵇康。嵇康的文章优美壮丽，喜欢谈论老、庄之学，更尚标新立异。嵇康与阮籍阮咸叔侄、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并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放达，实质上是对他们所生活的反义社会的一种抗议行为。他们无力正面与反义社会对抗，也无法表达一个正义的文本，于是冲决礼教与常规便成了回击反义社会虚伪性的选择。
阮籍任步兵校尉（相当于陆军司令）职时，出了一个逾越礼法的大事故。他正下棋时，有人告诉他“你母亲去世了。”。阮籍不动声色，对方说：“别下了，你回家奔丧吧！”阮籍不答应，非要把棋下完。在戴孝期间，他仍饮酒不止。有人向大将军（军队最高首长，总司令）司马昭告状，司马昭因爱他的才华而未追究。
刘伶喜欢喝酒，只要喝，就喝他个昏天昏地暗，后面长跟着一个扛铁锹的人，以便按他的嘱托，醉死在那儿就埋那里。当时的士大夫高相效仿，以刘伶为贤人，以他的行节为“放达”－－潇洒无羁。
这七个人放匡不羁，嵇康让人“不可理喻”的程度最高。好友山涛（字巨源）举荐他来替代自己的职务，没想到他竟然给了对方一封绝交信。按理说，人家给官职，求之不得，要备份礼品，登门道谢；至少，也得表示一下谢意，比如写封感谢信让仆人送去，等。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说：“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世不止此事，会为显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坦言自白：我就是看不起什么成汤（商之开君主）、周武王（周之开国君主），周公旦孔夫子在我眼间也不算什么东西。
一句话气坏了当政者。
当时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的大将军司马昭，对嵇康拒官、绝交的举措大为不满，要是把汤武二位圣王放在眼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君子能让你嵇康称是呢？周孔这样大贤人，你拿着不当东西，就别说我这魏国首辅了！
正好赶上嵇康的朋友吕安出了家乱，司马昭顺便也把嵇康牵扯进来。嵇康不为吕安辩证还好，一参与连本主也倒了霉：两人一同处斩。钟会在这次政治屠杀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向司马昭建议：“他这样名人，言论放荡，扰乱当今的教化，正该借此机会除掉。”
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在此之前也想结识嵇康这样的名士，不惜屈身往嵇康家去拜访。他去时，嵇康正在两腿衩开，坐在地上打铁，连个起码的礼节也不施给钟会。钟会见他不搭理自己，便悻悻然离开。临出门时，嵇康问道：“听见什么而来，看见什么而去？”，钟会回敬了他一句：“听到所听见的而来，看见所看见的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以后再借故杀他，也就不止怪了。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1)
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阳秋》副本交给了在前燕的友人。
孙盛是枋头之役的见证人又是历史著作家，他很负责任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当年，他是桓温的下属（参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孙盛的《晋阳秋》（应为《晋春秋》，为避简文帝母亲郑太后乳名“阿春”而改）是一部响当当的“现代史”，作史风格朴实，文笔清晰、雄健，大受读者赞赏，唯有桓温大为不满。写《晋阳秋》时，孙已不再是桓的部下，已升任秘书监另兼给事中（国家出版局长、图书馆长兼皇帝的高级顾问），桓无法直接逼他，希望孙的儿子转话：“枋头之战固然我方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孙盛所写的那样惨！如果此书照此流传下去，将会关系到你们家族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赶忙给桓温赔罪，并保证劝父亲修改《晋阳秋》中关于枋头之役的记录。（这与后来司马光的曾孙与司马光划清界线，在利益本质上何其相似及尔！）
孙盛的儿子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发白，跪下来求老父为全家安全计删改枋头之役一节，但他一字未吐。儿子们瞒着老父，自己动手修改；改定后，让桓温过目，侥幸脱过灭门的大祸。
好在孙盛早已洞穿桓温的本性，知其必然要找该书的麻烦，在桓氏实施威胁之前，早将两件抄本寄往前燕属地辽东；后来，东晋孝武帝派人去辽东得到了未篡改的原本。
一场权力压迫下的“隐恶扬善”不但没能隐恶，反而更加丑陋。
政治名人对“隐恶扬善”的要求不只限重大事件，凡涉到个人、家族行为（风节）的也十分注意，以便维护自己“清白的历史”、“一贯正确的形像”。
那位在氐族汉化方面颇有建树的前秦国君（称“大秦天王”）苻坚，也学会汉人隐恶扬善（变种为“为尊者讳”）那一套。苻坚未得势之前，他的身世“很有问题”：母亲苟氏年轻守寡，与一位叫李威的将军互相倾慕，后来才嫁给了苻坚的父亲苻雄；时人认为苻坚乃李威的血脉，原始史料更有苟氏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载。（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此前的西汉王章为什么要引羌人杀首子以荡肠的习惯。）
苻坚听到过关于她母亲的“作风问题”的传闻（当时在少数民族中，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不顾制度规定，亲自调阅起居注和薄记，查到真情。为抹去母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把原始资料付之一炬。后来的史家，只含糊其词地编了个关于他出生的神话：“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2)
这个美丽的神话很符合上古帝王出生的模式，如殷祖先契的出生模式－－契的母亲简狄吞了鸟蛋而孕，生了契；又如周的女祖姜原践巨人脚印而妥生了弃（即后稷）；至少符合刘邦的出生模式－－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之陂休息作了个梦，梦中遇见神人，刘邦的父亲去寻老婆时，见到蛟龙在自己的女人身上，后来呢，就生了刘邦。不过，在刘邦之后的帝王几乎没人用这个神话模式了。光武帝刘秀则完全凡人化，仅是写相貌不凡外，随后就是他爱种地的癖好；被曹丕（魏文帝）追补为武帝的曹操也没这么个神话般的出生经历，只是说“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云云。
到了帝王很世俗化的年代，苻坚竟然编了个如此动听的神话，只能是自取自羞了！只是他那恶劣的用权力压迫人、让人隐恶扬善的行径，不仅仅是个人作为，而是一种文化遗传、历史惯性。
在这方面，苻坚远不如孔融，孔融说：“父母不过是盛我们的罐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我们给倒出来；如果发生饥荒，父亲又平素不象人样（无德性），那就把该给父亲吃的东西救济别人好了。”－－后人考证这个言论是曹操硬给孔融按在头上的，不过，它恰好证明了那个时代不再神化政治人物诞辰的事实。奇怪的是，苻坚在此制造了一次“返祖现象”。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人隐恶扬善的版本，当然也是这一系传承的一个小小闭幕式了。
尽管是一场戏的闭幕，但大历史中这样的悲剧、闹剧还不断的重复着。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1)
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人皆知道曾国藩家书的劝诫与表白的双重作用却不知最初使用这个手段是东汉名将马援，正如人们只知道越匡胤会玩“杯酒释兵权”而不知刘秀才是削兵权的第一高手一样。
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我最讨厌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谨慎，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似乎有深刻的预见力。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而且杜保的事情还牵涉到马援的一个政敌，也就是皇帝的女婿梁松（另外还有窦固）。二人被刘秀当面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二人看。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
梁松的父亲梁统也是刘秀的开国功臣（封成义侯后改高山侯，但不在三十二功臣之列），与马援也是朋友。有一次马援病了，梁松去探望，在病床下拜倒，马援并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对他说：“您看，人家是皇上的女婿，公卿以下的大臣没不怕他的。您不答礼不像话呀！”马援却说：“答什么礼？我和他父亲梁统是朋友，他梁松地位虽尊重，却是个晚辈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