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波诺马廖夫。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邓小平。
赫鲁晓夫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他说，两党领导层有效的合作，有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毛泽东：不必做一个较长时间的预测，可以讲，我们的合作能够持续一万年。
赫鲁晓夫：就这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合作9999年，以便同意在下一个一万年再进行合作。
毛泽东：然而，我们还有某些意见分歧。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种分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假如我们用十个指头来比较，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九个指头，分歧只是一个指头。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合作会继续下去，因此可以签订一个一万年的协议。他建议会谈转到共同关心的问题。
……[54]
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对我们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党关系，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为您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认为您们也这样对待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谈专家的事。我相信他们就像健康肌体上的脓包。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您们许多专家，谁能保证他们提出的建议100%正确？
毛泽东：超过90%都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您们的专家非常精通他们的学科领域，但是他们不会处理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不熟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写信给您，要求全部撤回这些专家。然后您们可以派人到我们那里学习。
毛泽东：应该利用这两种方式。
赫鲁晓夫：但是，我们有不平等的条件。我们那里没有您们的人，您担保他们不会做蠢事。
毛泽东：我们并没有从你们那里要求担保。
赫鲁晓夫：但是您们把我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派来了他们做了蠢事，我还不得不请求原谅。
毛泽东：你不必要找借口。我们必须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毛泽东：我们在这里谈几个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如此。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一些人被我们开除出党，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不干蠢事。
毛泽东：中国也可以讲同样的话。
赫鲁晓夫：要是没有这些蠢事，我们也不会准许俄罗斯人这样做。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品质问题，这种品质应该让所有的民族佩服。但是条件对我们是不平等的。您们可以抱怨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而我们却没有您们的专家。因此，结果只能是我们做傻事。
毛泽东：历史会对此承担责任的。
赫鲁晓夫：我们必须对此负责吗？
毛泽东：你首先要进行革命。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是否必须对此负责？
毛泽东：这就是你不得不派专家的原因。你将来还不得不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出专家。
赫鲁晓夫：那么让我们共同做这件事，分担我们之间的责任和错事。
毛泽东：我们的批评，仅仅是针对军事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苏联人，并不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中间的所有人，您们中间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
毛泽东：只是一些小的错误。他们有时提出的不恰当的建议，或者为建设提出的不合适的看法，但都没有造成危害。
赫鲁晓夫：您们为什么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顾问？似乎您们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您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军事顾问而言，我们这里仅仅是谈论少数人，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这些顾问经常换来换去，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负责。
赫鲁晓夫：我们不知道谁为您们工作以及谁替换了谁。我们不能对此承担责任，不能控制这种情况。
毛泽东：这不是您的错。也许国家安全部门的党组织和军事部门的党组织要对此负责。
赫鲁晓夫：但是，您为什么还需要军事顾问？您赢得了如此一场战争，获得了这样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您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顾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顾问。
赫鲁晓夫：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也采取这种形式，派人到你那里去，但是，有一部分专家到我这里来，也是有用的。
我谈的是个别人的事，不是谈论要撤走所有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建议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您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评论，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不希望引起您的不安。
毛泽东：我同意您的看法。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可以谈。我们可能会让绝大多数顾问留下。有一些我们不需要。我们会给您提供名单。
赫鲁晓夫：我们想要一份全部顾问的名单，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蠢事，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要求留下他们，而您要带走顾问。
赫鲁晓夫：没有您们，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毛泽东：我们的工人与您们的工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国籍。
赫鲁晓夫：我同意这是暂时的差异，主要是共产主义的纽带。
毛泽东：是的，甚至在一国之内还有矛盾呢。例如，我们北方的工人，在南方就不那么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一次同尤金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一位专家建议，在桥梁建筑上使用自由沉箱的方法，他的这种方法在我国并没有市场。我告诉您们，不要支持他。卡加诺维奇，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专家呢？我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他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新东西恰恰是新的，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已经讲了我想说的一切，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可以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经常用湿布擦去灰尘。我们也应该经常见面，这样就不会积累过多的灰尘。
毛泽东：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因此，当您建议举行会谈时，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起初我们答复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认为在纽约有个会议。但是当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答复时，他们显然对此拖拖拉拉。于是我们立即到您这里来。这是一次最好的会谈，有效而令人愉快。
毛泽东：我们能举行这次会谈非常好，我们不应该对问题置之不理。我建议，会谈和讨论不设任何议程，即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总能找到谈论的话题。还有国际形势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开始着手：一些国家的局势；您们可以向我们通报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您们我们对其他国家局势的看法。但是，“合作社”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它完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因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同尤金争吵，也不让你睡觉。但是，我们起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至于米高扬，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是在一些问题上对他表示不满，假如他很好地接受，那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条线。至于顾问，我们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尤金和您的同志们，这些顾问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我们经常就如何同这些苏联顾问交往，向地方党政机关下达指示。我们强调，需要同他们保持团结，我们指出，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中间99.9%，也许是更多的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他们都是好人。只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佩德洛舍夫斯基工作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他手下人的错。
赫鲁晓夫：但是，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
毛泽东：我也是。我从未见过佩德洛舍夫斯基。现在这个工作组有个好领导，特鲁伐诺夫。
赫鲁晓夫：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不赖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很高兴有特鲁伐诺夫。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顾问我们不需要。
赫鲁晓夫：您们可以派自己的顾问，这是一个内部政治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政治部门，我们甚至没有请他来。
赫鲁晓夫：您们应当向大使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即被撤回的。
毛泽东：我想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是好，我们只是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您们是不是要对那些界限以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这就不公平，您们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您真的想全部撤回他们？
赫鲁晓夫：不。我们只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干部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本，也是所有共产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使用他们，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没有提出顾问的问题。也许，我们提出一些顾问工作缺点这个问题不对了？
赫鲁晓夫：恰好相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否则就不是同志式的了。明明有问题，您们却避而不谈。
毛泽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例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们有意识对此避而不谈。当苏联的军事顾问从波兰撤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没有提出。我们提出批评的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调任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您们做得很明智。我让您们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确实，您们不想让俄罗斯人带着尿布同中国人走在一起。情况永远不会是这样。您们却忍受这种艰难行进的道路。
毛泽东：我只是谈论极少一些人。例如，军事科学方面的一个顾问，指示中国教授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如何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上。
赫鲁晓夫：他脑满肠肥，可肚内空空。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
赫鲁晓夫：那就对了。听取他们建议中正确的东西，让他们工作。
毛泽东：对。让他们工作，但是要按照稍微不同的方式。您能呆到明天吗？
赫鲁晓夫：您想急急忙忙就把我们送回去吗？
毛泽东：不。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一直呆下去。有关我们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我们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您白天工作，我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四点钟以后谈。
赫鲁晓夫：对，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毛泽东：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它们会被吓着。
赫鲁晓夫：这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您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例如，我们同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建议排除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能包括阿尔巴尼亚。他回答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防卫一个国家，那么不经过战斗就可以占领它。
毛泽东：对。这是一个坚强而理智的国家。应该给它援助。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当时还反对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我相信，我们应当讨论加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它需要一支舰队。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援助它——合作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式，我们将同霍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某种形式的合作是必要的。请不要为此责备我们。
毛泽东：是的。同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合作几乎不可能。你们在那里有驻军吗？
赫鲁晓夫：没有。仅仅在波兰和匈牙利有驻军。当我访问匈牙利时，我向卡达尔提出撤出军队。他不赞成，仅同意削减一个师。他们在沿着奥地利边界部署我们的军队，但是奥地利人并没有威胁我们。我相信，匈牙利的局势非常好，卡达尔是个好人。
毛泽东：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合作。您看，有多少军事基地，像钉子一样布满我们周围，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越南、马来亚等等。
赫鲁晓夫：是的。在欧洲又有多少？到处都是基地。
好在我们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建造了火箭。
毛泽东：由于您们的火箭，我们还都活着。
赫鲁晓夫：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人们这样说并不夸张。它威慑着敌人。
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是好的。
毛泽东：我也这么看。董必武同志也是这样总结那里的情况的。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在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会见了他。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52，оп.2，д.498，лл.44-47
SD09910
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
(1959年1月27日)
关于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状况(简要报告)
回顾过去的1958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科研机构、学者的业务和友好来往得到进一步加强。
1958年1月18日苏中两国高教部、农科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和《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协议》，这两个协议对发展苏中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规定，1958-1962年期间，两国共同进行的项目122个，这些项目都是解决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朋友认为，签订这两个协议具有重大意义。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是这样写的：“今年1月签订的中苏科技协议是中苏两国互助、合作事业中的又一件大事。中苏两国人民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友谊、团结、互助、合作，使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不断繁荣强大，使世界和平得到不断加强。”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强调苏联科技援助的重大意义时说：“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协议，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科技工作的大跃进创造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由于签订了这两个协议，中国朋友为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对苏联的科技成就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1958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在谈学习苏联科技成果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科学工作者善于学习、在实践中善于应用苏联的科技成果，就可以有把握地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一定会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1958年，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和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政府间协议，为解决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科技问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是通过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科技资料、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实现的。
截止到1958年底，根据科技合作项目苏联向中国派遣了169名苏联专家，占苏方应派专家总数的一半，中方向苏联派遣了大约3000名中国专家。
根据上述协议，去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1052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的制定对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向苏联提供了200多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对苏联的经济，特别对化工、纺织、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具有意义。
由于苏联的大量科技援助，去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已交付使用，并建成第一个回旋加速器。这两套设备在中国建成，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原子能时代。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在中国公布了在世界第一次用“ОГРА”装置控制热核反应的新方法，中国朋友对这一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声明说：“在中国公布震撼人类的这一崭新的科学成果是苏中深厚友谊的体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像与中国学者、专家一起进行许多重要学样问题研究、两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这样形式的科技合作，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展。
如1958年苏中科学家对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联合考察，成果显著，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苏中天文学家联合观察日蚀的科研活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和总结。
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专家十分注意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1958年他们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200多条建议。
但是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方面从总体上看是不够的。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加强苏中科学院两院的学术交往在1958年的科技合作中做得很突出。去年进行了广泛的学者交流，对计划中规定的课题进行了重要的咨询。两国科学家首次就广泛的问题密切接触和一起工作。
1958年共同进行科研工作的计划已基本完成。1957年12月11日和1958年1月18日协议确定的科技项目总数中，有89项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去年完成拟定工作，其中已完成71项，另外18项没有完成是因为课题内容不准确，中国学者没有去苏联，有一些课题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推迟到1959年完成。由于苏方的原因(没有派学者去中国)没有完成的有4个课题。
根据预定的计划，1958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派遣199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5名科学院院士，13名科学院通讯院士，55名学科博士，65名学科副博士及其他一些人。
在此期间，根据科技合作计划，有61名中国学者来过苏联，此外，有14名中国学者到苏联参加过学术会议。
1958年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问题提供过咨询，参加过学术会议，做过报告，帮助中国朋友解决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去年一年，苏联学者和专家讲课和做报告达500多次。
中国学者注意学习苏联的科技成果、努力尽快掌握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经验。如：在苏联科学院自动化和遥控力学研究所加夫里洛夫教授作过答疑和学术报告之后，目前最先进的无接触遥控复合系统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得到普及。雷宾德尔院士关于更经济地利用水泥的建议开始被采纳使用。
苏联科技工作者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朋友的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苏联学者的这种帮助看成是“共产主义无私援助精神的体现”。
但是，苏联科学院在完成在华科技工作计划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
一些科学工作者有时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一些学者不同时到达的现象很突出，这就给中方组织科研工作造成了困难。苏联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进行直接联系时，经常把专家们派到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没有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告知大使馆，结果大使馆无法了解专家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无法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许多学者、专家来到中国没有预先制定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发生过不按期提供科技资料的现象。
去年苏联高教部和中国教育部也进行了科技合作，根据1958年1月18日协议规定完成90项科技研究课题，但是某些课题的研究工作进展得不平衡。
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新技术、新产品、先进的工艺及水利技术建设方面的课题上。
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课题完成情况不令人满意。协议规定的69项学术课题中，只有32项在苏中高校之间做了安排。
根据1958年的计划规定，在144所苏联院校和80所中国院校进行科技合作，但实际上只安排了56所苏联院校和45所中国院校。不是所有的中国高等院校都积极按照共同的科研课题与苏联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许多中国高等院校并不了解苏联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对苏联高校的状况和科研课题的发展前景都不了解。远非所有参加联合科研工作的苏联高等院校都主动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科研工作计划。去年，两国高等院校没有就具体联合科研工作进行科学工作者交流，给完成工作计划造成了困难。
大使馆不止一次讨论过执行苏中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科技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也就这一问题多次与中国朋友座谈。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作得还是不够，协议执行情况进展缓慢。
苏联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科技合作，因为没有1958年的工作计划，所以执行得很差。
原拟于1958年11月召开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到1959年1月才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两国间科技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了关于1959年互派专家、提供科技资料和进行科研工作方面苏中双方义务的一些有关决议。
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主要的不足之处：
根据科技合作项目，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致使在工作中经常造成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委员会。
因为设在北京的苏联机构对执行1958年1月18日的协议有许多问题不明确，所以根据该协议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和学者，一些由大使馆的科技文化组负责，一些由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负责。
这方面工作中主要缺点之一，依我们的看法，是1958年1月18日两国间《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和苏联科技援华》的协议签订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负责对该协议各项工作的监督和协调，负责所有工作的组织以及与苏联和中国各有关机构联系，安排所有工作项目。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没有作过这些工作，而且与实际处理苏中科技合作事务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在工作中也很少联系。
我们认为，目前极需适当地对这一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在中央(在莫斯科)和北京都需要有一个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与中国科技合作的所有工作，委托这一机构处理苏中两国科技合作的所有问题。
今年1月份大使馆已向中央提出过有关建议。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谢·安东诺夫
1959年1月27日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л.27-36
SD08103
苏斯洛夫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节录）
(1959年12月18日)
兹呈上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要做的《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请让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一阅，如他们对草案没意见，请通知。
苏斯洛夫
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党政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报告，主席团同意代表团的活动，决定把这一问题通报给中央全会，同时也把我们同中共中央的关系通报给中央全会。
代表团今年9月赴北京是为了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朋友们通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美的成果，并就一系列现实的当代国际问题与兄弟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见和在会见时所进行的互通情报和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兄弟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
我们一直深刻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千方百计支持他们的斗争。苏联人民为人民中国，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我们和中国同志在当代主要的根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同时，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
在向中央全会通报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中央主席团的出发点是：全会不仅应当知道这些相互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还应该知道它的困难方面，为了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坚定地贯彻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方针，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困难。
在革命胜利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所有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现在，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千方百计加快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任务，以便在今后10-20年的时间里使国家摆脱长期以来的贫穷状况，使之成为失进的工业国。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根据自己的国情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不只是同情，而且实际上总是帮助兄弟的中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认为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可以充分地说，在291个工业企业和59个独立的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上，苏联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重大援助。其中135个企业已完全或部分投产。在设计，提供设备、材料和给予其他技术援助方面，从1950年至1957年期间，苏联所给予的援助以出口价格计算总额将达140亿卢布。在过去10年时间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达1.1万人。在苏联企业学习和实践过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达7.5万人，大学生和研究生超过7千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了中国援助，帮助中国100多个工业企业的建设，或提供其他援助。
同志们，这是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小贡献。
在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应有的援助，帮助他们努力发展国家，积极而巧妙地动员劳动人民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对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出现的阴暗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的程度的倾向，有点儿被中国已经站起来了，明显地巩固了冲昏头脑。出现了骄傲和自大的成分，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55]
我们认为，尽管会谈一时很不愉快，但也是必要的和完全有益的。
在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最后和代表团离开之后，在会谈总结中，中国同志努力强调我们两党之间原则的统一。
10月4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离京前，赫鲁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中国的同志们回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几天过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表示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信苏中友谊将一如既往，继续巩固和发展。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祟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简直是非深思熟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为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2-3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无话不说坦诚和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为了广泛讨论苏共与中共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共领导人以前也见过面。这方面重要的一次是赫鲁晓夫同志同毛泽东1958年在北京的会见。这次会见是在国际形势由于美英对近东进行军事干涉而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我们讨论了在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情况下实施共同防御的措施问题，制订了防止近东冲突的共同路线。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永远是一致的。“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比做十个指头，”毛泽东对我们说：“那我们有九个指头完全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小指头有分歧。”我们认为有必要消除这些分歧。
我们同人民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原则基础上。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而全面的援助是我们同中国人民兄弟般关系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由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来丰富的。我们党继续以该有的注意力对待包括中国同志们在内的国外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经验。同时，必须创造性地批判地思索这一经验，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勇敢创新同“左倾”幼稚病和标新立异相区别，以便为我们的干部指明方向，不使他们迷途。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
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乎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原则的地卫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所以，应该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加大力度宣传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联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措施，坚定地捍卫为我们党的整个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对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祟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毫无疑问，关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总路线依然未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加强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警惕地捍卫和保护我们的友谊，不给人以破坏中苏关系的机会。应该说，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势力，它们正企图寻找我们同中国相互关系中的缝隙，挑拨我们相互争吵。可以坚定地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应坚决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陈述的、已证明是正确的列宁的平等和相互合作的原则，应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谨慎、尊重和分寸感，对需要我们两党协调行动的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将继续为中国的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千方百计促进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它的国际地位。
ЦХСД，ф.2，оп.1，д.415，лл.56-91
SD09979
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
（1960年7月1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奉命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下：
依照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专家到中国工作。为了这一目的，苏联政府选派了最好的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而这常常给苏联国内的经济带来影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履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人在华期间，他们真正遵守了指示，避免了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
在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苏联的直接指责。然而众所周知，苏联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们接受专家和顾问中的任何一个人。早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建议，这是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训练自己的干部，并且按照苏联政府的判断，这些国家有能力经过努力解决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那些主要的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提议，苏联专家从这些国家被召回国。1958年在中国领导人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批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然而在1957年，中国方面表示苏联专家最好能够延长在华期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他们。
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针对苏联的显然不友好的路线，它与条约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的关系准则相抵触。按照上级官员指示，中国官员在苏联人中分发用俄语特别编辑的旨在宣传直接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立场的材料。他们努力把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们拉入正在讨论的，以苏联共产党为一方其他兄弟党为一方的，有着不同意见的问题当中去；他们努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们，并试图引导专家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在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机构和企业之中，领导们固执地试图让他们加入上述问题的讨论。例如在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电子工业科学研究院的主任向在研究院工作的苏联专家们提议，讨论用俄语特别出版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选中的问题，并且让他们表达对文选中选编的文章的看法。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苏联专家小组中，中国官员强迫每个苏联专家接受这一文选，它包含着苏联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反列宁主义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在一次有苏联军事专家出席的会议上宣传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而那是不正确的、有缺陷的和与1957年11月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基本论点相矛盾的。在中国的机构和企业中还发生了一系列的案例，那里的官方领导尽力拉拢苏联专家参加讨论，向他们施加压力，影响他们，促使他们持有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中国权威们的这些行动是对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工作的失礼，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公开煽动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考虑自身的许多实际情况，苏联专家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再相信为了完成任务所需的中方，更别提他们为中国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军事建设所提供援助而应受到的尊重。还存在一些苏联专家们的意见被忽略，或者对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不予考虑的情况，尽管事实上这些意见是基于专家们基础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之上。甚至苏联专家们准备的文件，包括个人意见和技术规范也要经过激烈的讨论。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们没有机会完成他们职责，也不能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他们实际上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无私的工作不被赞赏，他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是忘恩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