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21]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银行
合作社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1—2个工厂、1—2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1—2个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22]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将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所以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3—4个月。[23]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提高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有关建立苏中间的邮政、电报联系，[24]苏中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开辟自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25]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1）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80万至100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2）关于在远东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为了促进远东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远东的工业。
（3）关于开放远东的港口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26]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能否利用远东把货物从中国运至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远东？
（4）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发行。[27]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6日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7月25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7月25日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您。现附这份电报如下，请您过目并给予指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25日
电报全文：[28]
“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对这件事需要投入精力和一些费用，但是应当谈妥，这些费用要由中国来支付。
二、 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可以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等你回来后再进行。
三、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29]目前，胡宗南[30]部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其残部70000人已退至陕西的南部。我军已经占领了宝鸡和凤翔。本月26日我们由10个军组成的军队将开始进攻平凉、镇原、陇县，与马步芳和马鸿逵[31]指挥的10多万人的6个军作战。如果这些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将转入短期休整，随后就进攻兰州、西宁、甘州[32]、凉州[33]、肃州[34]。因此，这些据点将在今年秋天被我们占领。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乌鲁木齐。8月中，即在完成平凉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可以开始和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35]计划这件事。据彭德怀同志的通报，他们极感汽车的不足，他们询问能否在苏联购买用于调运部队的1000—2000辆汽车。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从苏联购买汽车并将他们运至甘肃省，然后我军再向新疆推进，这就至少要把我军的军事行动推迟至明春或明夏。我已经问过彭德怀我军有无可能在今冬步行进入新疆，然后乘苏联提供的汽车穿越伊犁、伊宁地区。我尚未得到答复。一有回音，当即奉告。
四、我们同意派苏联摄影师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将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工作。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建议这件事在最近的1—2个月内办好。他们应该先到达北平，在这里呆1—2个月，然后上前线。这样的话，从今年10月起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做了。这将使他们能够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的影片。否则，他们就来不及摄制攻打广州和兰州的军事行动的影片。攻占广州的行动计划在今年10月，攻占南宁的行动在于11—12月，重庆和贵阳在12月，兰州在10月，而攻占昆明和乌鲁木齐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联共（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可派3—4个摄影师小组到我们这里来。每个摄影师小组可指派1—2名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摄影师小组可每个野战军派一组（我们有4个野战军）。先把他们送至北平，在这里集中，然后责成柯瓦廖夫同志和我们的一位同志（中共中央委员）给他们作报告，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前线工作。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然而，摄影师小组可以和这支部队一起工作，拍摄该部队的生活、部队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前的摄影师小组的准备工作双方都进行得不充分，所以事情进展得不好。如果这次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我想，事情是可以办好的。
五、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但是，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踏步向前，也有可能在美国和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他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请将上述一切转告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 1949年7月25日”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关于外交问题的会谈记要
(1949年7月30日)
摘自安·扬·维辛斯基的日记 秘密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于会谈的请求，于16时接见了他。在互致问候和一般性的简短谈话后，刘向我提出4个问题要求加以阐述：
一、关于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关于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
二、关于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
三、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
四、我们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外交部的建制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或法国外交部略有不同。苏联外交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结构的基础是包括相应国家在内的各政治业务司。此外，尚有一些职能局以及辅助机构。我指出了主要的司和局。我还指出了一些辅助机构：事务管理局、财政货币管理局、中央会计局。我说，在外交部里还有外交使团物品服务局和两所学校：为外交部系统培养干部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一长制原则是外交部工作的基础。部长的指示是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的。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部务委员会的决定应由部长批准。外交政策性的问题由部长提交政府审议。
刘对外交部党组织系统的问题感兴趣。我指出，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联共（布）党员，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都在一个党组织内，属于一个党委会，它拥有区一级委员会的权力。所有党的机构都是选举的。党委会由党代表会议选举。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事务，它没有被赋予监督职能。它从事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工作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外交部的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而外交部党的领导成员则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
对刘提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和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的问题，我回答说，在外交部约有15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约95%是联共（布）党员。
刘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有无党组织。我回答说，那里有“工会组织”。对刘提出的在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里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说，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听说过。
然后，刘请求讲述有关我们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组织情况。我就此问题做出解释，并按刘的请求着重讲了领事馆的职能。
刘接着提出了我们外交干部的培养和他们的党派身份问题，以及在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服务中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在对此问题作答时，我强调，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学习上，我们依靠我们的党。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是我们干部的来源。我们外交工作人员的绝大部分是联共（布）党员并出身于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我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就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国外机构的外交工作人员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还指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顾问和法学家等）。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著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依据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如果给他们提供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是不可能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
刘又问，我们方面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有什么建议或愿望他可以转告毛泽东的。对此我说，妥善解决对日本的和平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力求这一问题的筹备工作由外长会议，而不是如美英所建议的那样在11或12国会议上来进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像解决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那样，达成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中国新的民主政府应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
我接着指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及时使美国当权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利用局势的企图不能得逞。我指出，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有特别的警觉和警惕性。
我还指出，在国际事务中还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自由。外交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应当经常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及时了解并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拥有重要的战略潜力。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有英明的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斯大林的外交。
刘随后说，毛泽东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并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刘说，我们也邀请您访问中国。我对邀请表示感谢。
在谈话结束时刘问，外交部是否有可能接受一批中国民主主义者参加短期训练班，为中国未来的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培养外交工作人员，或者，如果方便的话，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就地培训中国干部。我指出，我觉得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一问题应通过最高级机构的协商。刘说，这当然要反映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有关信件之中。
会谈时了解到，中国朋友没有足够的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外交词典等。我答应寄赠给他们几本已经出版的外交词典第一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二卷。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和师哲（卡尔斯基），以及伊·弗·柯瓦廖夫和尼·特·费德林。
会谈持续了3小时。
安·维辛斯基(签名)
分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刘少奇关于带专家回国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49年8月2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36]
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要我回国，把王稼祥同志留下协助近日即将来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处理创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事宜。这一工作在8月中旬或下旬结束后，王稼祥同志应回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会议，会后他将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非常希望，如有可能，伊·弗·柯瓦廖夫同志，还有部分选派到中国去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37]其他的苏联专家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38]
为了给伊·弗·柯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们以准备行程的必要时间，我打算8月10日离开莫斯科。恳请您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和一些苏联同志会谈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请予指示。[39]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8月2日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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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瓦廖夫(1901—1993)，苏联铁道部副部长，1948—1949年任驻华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2] 以下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柯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问题的序号是斯大林加的，正文中的着重线也是斯大林划的。
[3] 根据中国方面的有关材料，7月11日，中苏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贷款协定。(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219页。)
[4] 马步芳（1903-1975），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5]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划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6]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7] 文中着重线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划，下同。
[8]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此处应为550万人。
[9] 括弧中的话及序号为斯大林阅读报告时所加，下同。
[10]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1] 安得列耶夫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伊·米高扬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使用的化名。
[12]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3] 斯大林在这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4]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5]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6]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双着重线。
[17]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8]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19] 斯大林指的是在贷款协定中所包括的用于制造中国硬币的白银。
[20] 斯大林在这两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1]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2]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3] 斯大林在这句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4] 文中的着重线是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划的。下同。
[25]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6] 斯大林在以上三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7] 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28] 根据中国的有关材料，毛泽东这封电报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贷款协定的。电报说：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29] 邓力群当时是随同刘少奇访苏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于1949年8月14日由莫斯科到达新疆伊宁。
[30] 胡宗南（1896-1862），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7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1] 马鸿逵（1892-1970），在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自行组织宁夏兵团并兼任总指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
[32] 今张掖。
[33] 今威武。
[34] 今嘉峪关。
[35]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和赵寿山均任副司令员。
[36] 此信是柯瓦廖夫转交的。信中附笔：“致约·维·斯大林同志。向您呈上刘少奇转交给您的信。伊·柯瓦廖夫，1949年8月3日。”
[37] 8月14日，柯瓦廖夫与220名苏联专家与刘少奇同车离开莫斯科，8月25日到达沈阳。
[38]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以上两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39] 斯大林阅读文件时在这段话旁边划有着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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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档案-俄罗斯 1949年初国共和谈问题的俄国档案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