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帛书的形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丝织的国家，早在商及西周，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因此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用途也越来越广。在《说文》中，丝织品就有缯、绢、绮、缣、绨、纨、緭、素、练、缥、缙、綪、缇、缲、缁、帛等几十种名称。清汪士锦《释帛》说，帛有六十多种。可供书写的帛有数种。古籍中对各种不同丝织品所下的定义，多半并未明确指出各自的不同，大致是以颜色的不同及质地表面的精细、粗糙、轻滑、厚重等分门别类的。“帛”字始见于甲骨文，是一般丝织品的通称。“素”是由生丝制成的白帛，不经漂染，平实无华，也是书写所用缣帛的统称。“绢”也是用生丝织成，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特别是绘画。与“绢”类似的还有“缯”，也是生丝织成的，轻柔洁白。“绨”可能是野蚕丝的织品，厚而暗，但较其他素帛经久耐用。“缣”用双丝织成，色黄。《释名·释采帛》说：“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昂贵。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所盗敦煌缣帛残卷上，就发现有用“缣”字标明织品种类的。此外，“缣帛”也是书写所用丝织品的通称。帛的长短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40尺，所以在40尺内，不需缝接。但抄写书籍时，还要根据内容长短剪裁或缝接。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东汉董卓的官兵因此用来做滕囊和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38.7厘米，帛画长37.5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31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约192厘米等等。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根据考古实物，实际上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书写的，宽约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24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31)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为宽47厘米和28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22.5厘米。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缣帛书信，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可见帛书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如果有书题，一般也是大题在下，小题在上；也有篇名在卷末的，标明“右几章”。较长的帛书，有时一种书写完以后，并不截开，从另一行开始接抄别的书。有的在两种书之间画一个小黑方块，以示区别。帛书文字也是由上而下书写，每行字数没有一定。为使各行文字书写整齐，有的帛书仿照简册之原有界线，用朱笔或墨笔画上界栏。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各行间就有用朱砂画成的红色界行。帛书的界栏，早期大多为手画，当帛书盛行以后，为使用方便，也为了美观，于是有人用赤丝或黑丝事先在缣帛上织出界栏，如同今日稿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8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32)马王堆帛书是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马王堆帛书用半幅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33)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起来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一卷就是一册。但在印本古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书，就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帧；(34)隋炀帝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35)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包首）、带、帙（袠）、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它们很可能是草创于帛书卷轴，而大备于纸书卷子，所以我们放在下面“纸卷的形制”中一并说明。
三、纸的发明和使用 简牍笨重，缣帛昂贵，都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经过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可以取代竹木简牍、缣帛并且价廉物美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提起纸的发明，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东汉蔡伦造纸的故事。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蔡伦本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晋张华《博物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在谈到纸的产生时，首先应该明确，“纸”的含意在古代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纸，是指植物纤维构成的纸，而东汉以前文献中提到的“纸”，一般是指丝绵纸，所以《后汉书》中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这一点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证实。许慎解释“纸”的本义是“絮一苫也”，说明纸最早同丝絮有关。古人冬天为了抵御寒冷，用丝绵制作冬衣。做法是把蚕茧煮过以后，放在席箔上并浸入水中反复捶打，使蚕茧铺开成了丝绵，用以制衣。但是当把丝绵取下后，席箔上就留有薄薄的一层残存的丝絮，将它们晒干揭下来，就形成了轻薄的丝絮片。它可以包裹东西，也可以在上面写字，这就是许慎所说的“纸”。《汉书·外戚传》中称它为“赫蹄”（Xī tí）。文中记载说，西汉时赵飞燕姊妹很受汉成帝的宠爱，当时一个叫曹伟能的宫女给皇帝生了一个男孩，赵飞燕的妹妹十分忌恨，就派人送给曹伟能一个小匣，里面放有毒药和“赫蹄书”，迫令曹氏自杀。对此记载，东汉学者应劭解释说：“赫蹄，薄小纸也。”曹魏时人孟康进一步解释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素本是白色的生绢，孟康称纸素，是指白色的丝絮片，把它染成红色就叫赫蹄了。这就是说，在东汉蔡伦之前，文献中所记述的纸是丝绵构成的。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蔡伦之前也并非没有植物纤维纸，早在蔡伦前一、二百年即西汉武帝以后便已经有了原始的植物纤维纸，但是由于质地粗劣，一般不能用于书写。例如1933年考古工作者在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就发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36)较近的一次是1973—1974年，甘肃考古队在汉居延旧址又分别发现了两块麻纸，年代不晚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和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37)这些出土的西汉麻纸，多用于物品的衬垫、包裹，而不曾在上面写字。不过，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了一幅地图碎片，据说该图绘于纸上，时间属于文景时期。对于此图的质料，学者们还要作进一步鉴定。可以肯定的是，西汉时期已经有人开始试制植物纤维纸了。显然，植物纤维纸由它的原始形态到成为写画材料，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改进过程。东汉的蔡伦正是善于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改进了造纸技术，才取得了巨大成就。蔡伦的功绩在于他造出了成本低廉、质地良好、便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我们自然应该给予肯定。东汉以后，造纸所用的原料种类不断增多：魏晋除麻类外，还用藤类植物；隋唐以后又用桑、枸（即楮）等；元代已多用竹类原料；明清以后，竹纸原料中又掺入了禾草类纤维。纸的产量、质量也日渐提高，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东汉至魏晋，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素贵纸贱”，用纸写书以为不敬；但纸价廉物美，自然到处传播。所以魏晋以后（三、四世纪），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王公贵族之家，也用纸写书了。西晋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38)陈寿写成《三国志》后，晋惠帝也曾“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39)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就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后被英国人盗往国外。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孙权传》，存40行，五百多字。据考证，这两份抄本正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成书不久抄写的，时间在三至四世纪。这可以算是我国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纸本书籍了。从南北朝至隋唐，纸书写本更为盛行。1900年，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曾发现数万卷5至11世纪初的纸书抄卷，由于当时主管道士王圆箓的愚昧、贪婪及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这批抄卷中的精品已分别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等盗往国外，国内仅存劫余的八千多残卷。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唐墓中还发现了一份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前5篇，据卷上题字，抄写人是一位叫卜天寿的学童，时年12岁。居住边陲的小学生都能用纸抄书，由此可知唐代纸书抄卷的盛行状况。总而言之，西汉中后期我国已发明了植物纤维纸，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进、提高，方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直至魏晋，社会上仍然是纸书与简册、帛书并行。东晋末年，纸完全取代了简册；魏晋以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用纸写书，此后纸书抄卷独盛。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后，纸更成为唯一的书籍抄写、印刷材料，一直使用至今。也就是说，纸从发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四、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0.231厘米）。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40)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至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钞书之语大致相符。古书篇幅较长的也要连接，古人或用浆糊粘连，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至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的，称为“乌丝栏”、“朱丝栏”。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然后写篇名、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晋荀勗《穆天子传叙》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41)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42)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古人又称为“■”。■的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参看图1）。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 各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五、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就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象，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参看图2）。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参看图3）。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捡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说：“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43)南宋侯延庆还说到，北宋哲宗时，苏轼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44)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象，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在古代文献中，还提到一种“龙鳞”式的书籍形制。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唐柳公权字）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时大中元年（855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207 留纸缝，天宝八年（748年）制。”吴彩鸾是唐代女道士，善写小楷，据说曾抄写过多部《唐韵》。这种龙鳞式的书籍，一九四七年故宫博物院曾购进一部，是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古写本。其外形是卷轴式样，里面却粘贴了二十四页散叶，每页均由两张纸裱成，所以正反都有字。粘贴方法是把每张散叶的一边贴在卷子上，另一边不贴，盖住下页纸的大半，成一种错叠的鱼鳞式样，即王恽所说的“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参看图4）。正巧，吴彩鸾手抄的《唐韵》，宋人有见过旋风叶式样的。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说：“（唐）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因此有人认为张邦基与王恽所说的，是同一种式样，旋风装就是龙鳞式。不过，从书籍制度发展史看，散页是从卷轴经由折叠式样然后才出现的，唐代后期才有折叠式样，盛唐是否已有这种散页粘贴的方法，显然是个疑问。旋风装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其回旋往复，也是由于翻阅之快如风，而“龙鳞”与“旋风”，名称上则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连；况且，吴彩鸾曾经抄过多部《唐韵》，因此可能有不同的装订形式，张邦基与王恽所见，并不见得就是同一部。所以，“龙鳞”式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籍形制，还不能说旋风装就是这种式样。
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大约与此同时或者在此之前，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此，谈册页制度首先必须讲到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列举了七种，最早的认为始于汉代，最晚的认为出现于北宋。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且有文献或实物证据的说法有三种：1.五代说此说在历史上影响最大，自宋至清，代有论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文献记载后唐明宗宰相冯道、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始刻九经。(45)但由于唐代文献中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以及唐代印刷品的发现，此说已被彻底推翻。冯道、毋昭裔等倡刻九经，只不过是首先采用雕版的方法来大规模地、系统地印刷群经罢了，这已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了。2.隋代说这种说法始于明人陆深，其后明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陆凤藻等人都持此说，解放后也还有人相信。此说的主要依据，是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所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年）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中说：“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但联系下文所说北周武帝灭佛，“毁像残经、慢僧破寺”之事，原文之意本来很清楚，是指被毁坏的佛像要重新雕造，已残散的佛经要重新抄撰，正如清人王士禛所说：“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46)陆深不详其义，于是以为“此印书之始”。(47)后来胡应麟、方以智等引用这条资料，“雕撰”又变成了“雕板”，(48)这或者是依据了讹本，或者是以意改之，与原意相去更远。解放前后，国内外还有人介绍了几件所谓的隋代印刷品实物，经研究、鉴定，或者是误读了书名，或者误将抄本当成了印品，也都不足为据。(49)3.唐代说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实物为证，在今日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过，唐代历时三百年，雕版印刷发明于哪一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发明于初唐贞观年间，但现在所见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却都是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时的。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5年1月），著名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说白居易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50)序中自注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所谓“模勒”，即指雕版，这是已知最早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晚唐柳玭《柳氏家训》中的一条资料，因为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四川一带雕版印书的情况，也经常为人引用：“（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志、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51)此外，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范摅《云溪友议》、《旧唐书》、《册府元龟》、宋王谠《唐语林》等书中，也都有唐代雕版印刷的记载，(52)所言之事都在穆宗至僖宗之间。根据这些资料，中晚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还是民间常用的历书、字书、宗教迷信书籍以及诗歌、史传的零散篇章，有的刻印质量还很差；整部的正规书籍，还未见到雕版刻印的记载，这应该是雕版印刷发明未久，尚未普及的反映。现已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也大多是中晚唐时期的。举世闻名的一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是个长16尺，高1尺的卷子，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纯熟，线条清晰鲜明，印刷的墨色均匀，是唐代印刷物中的精品。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款，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当时还发现两件历日残片，一件止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一件题中和二年（882年），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现均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了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字样的《陀罗尼经咒》，(53)具体刻印时间虽难确定，但成都是在唐肃宗以后改为府的。这里有“成都府”三字，所以也应是中晚唐的印品。这些印刷品实物连同文献中的记载，确凿地证明，至迟在中晚唐时期，已出现雕版印刷的多种物品，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应当在此之前就已发明。至于早到什么时候，这还有待发现新的实物来确定。据说韩国1966年在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部我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国外有专家研究认为刻印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间。(54)如果这一事实无误，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就可能提前到初唐武后时期。 二、雕版印刷的方法 关于雕版印刷的具体方法，近人卢前在1947年所作的《书林别话》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55)此书虽然是据近代书坊的雕造实践写成，但古今的雕版印刷技术大致相同，因此可借此了解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方法。“雕版”又写作“雕板”，就是在木板上刻字，古人又称之为“镂板”、“椠板”、“刻梓”、“模勒”等等。刻字所用的板材须经挑选，质地松软的容易破损，一般采用枣木或梨木，所以称雕版为“付之枣梨”。梨木用的最多，以野梨木为上，讲究的也用黄杨木、石楠木等，但价格较贵，而且不易找到。选定的板材先按书的样式大小锯成版片，一般是长60厘米、宽30厘米的长方形，然后放在水中浸泡月余，急用的可以煮一下。浸煮以后，还要刨光，放在阴凉处晾干，再擦上豆油，刮平磨光，就可供雕刻了。刻字之前首先要“写样”、“上版”。“写样”，就是事先在纸上写好需要雕刻的文字。写完后要仔细校对，发现错误就挖去，贴上白纸重写。校对无误以后把写样贴在版片上，称为“上版”。写样必须反贴，即有字的一面贴在版面上，照此刻出的是反字，但刷印出来后就成了正字。写样贴平、晾干，就可以开始刻字了。在版片上刻字，是把有字划的地方留下，空白处挖掉，刷印时有字划之处着墨，才能印在纸上。刻过的版片还要把写样边阑以外多余的木版锯掉，称为“锯边”。锯完后刨光，以备印刷。印刷工具有帚、刷等。先把版片固定好，用棕帚蘸上墨在书版上轻刷一遍，使字划上均匀着墨，然后贴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在纸背上均匀地擦一遍，揭下以后就成一个印张。如果已印成的印张上又发现了错误，就得挖改版片重印。办法是把错误的地方挖掉，视其大小，重新削木钉或木块纳入空处、嵌紧，用铲刀把它铲得与原版面齐平，再用笔描上反字，重新刊刻。过去书坊刻书，有些人还采取这种挖改版片的办法伪造古本、善本，欺骗读者，以求暴利。采用上述雕版印刷的方法印书，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部书籍，省时省力，又不致发生辗转传抄中的错误，比起手工抄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三、册页（叶）制度的发展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1.散叶上的名词术语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参看图5）。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 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所以又称“象鼻”。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2.蝴蝶装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井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参看图6）。“蝴蝶”，古人又常写作“胡蜨”，所以又作“胡蜨装”、“蝴蜨装”，省称“蝶装”或“蜨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书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的书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磨擦痕迹，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 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56)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的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当时人较少采用。3.包背装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叶读去而不间断（参看图7）。 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外边再用整张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4.线装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参看图8）。线装打孔穿线有一定规格，一般使用“四针眼法”，打四个孔。书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针眼甚至更多针眼。无论用几针眼法，都是上下两段的间距最短，中间的几段间距长。明到清代前期的四针眼装，中间三段的间距大体平均，到清中期，线装书最中间的一段间距缩短，至清末民国时只有上下两个长段的二分之一。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散叶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这页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浆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其它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的，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于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
注释(1)《洛诰》。(2)《顾命》。(3)《论衡·量知》。(4)《太平御览》卷660引。按：此段文字，古今多以为应劭转录《别录》原文，而余嘉锡先生则认为只是应劭自己对《别录》中“已杀青”一语的解释，见其《书籍制度补考》一文。此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特刊》，后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的《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5)《过零丁洋》。(6)《春秋左传正义·序》孔《疏》。(7)《仪礼·聘礼》贾《疏》。(8)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引《太平御览》。(9)参看马衡《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及《汉兵器簿记略》二文，见《凡将斋金石丛稿》卷7及《居延汉简甲编》。(10)湖南省文管会《长沙扬家湾M006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11)《汉书·礼乐志》颜注。(12)参看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11页（下引此书版本同）。(13)见《史记·酷吏传》、《汉书·朱博传》。(14)《论衡·谢短》。(15)参看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10—11页。(16)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342—346页（下引此书版本同）。(1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83页。(18)《艺文类聚》卷55引。(19)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231页。(20)《庄子·天下》。(21)《史记·秦始皇本纪》。(22)《史记·滑稽列传》。(23)《简牍检署考》。(24)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352—357页。(25)《史记·高祖本纪》。(26)《全汉文》卷52。(27)《后汉书·儒林传》。(28)《隋书·经籍志》。(29)参看《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315页。(30)《隋书·经籍志》。(31)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9期。(32)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9期。(33)同(31)。(34)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35)《隋书·经籍志》。(36)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年，168页。(37)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38)《晋书·左思传》。(39)《北堂书钞》卷104引王隐《晋书》。(40)《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41)参看卷3《杂说第三十》“染潢及治书法”一节。(4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43)《演繁露》卷15。(44)原本《说郛》卷48引侯延庆《退斋录》。(45)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50—53页。(46)《居易录》卷25。(47)《河汾燕闲录》卷上。(48)同(49)31至32页引。(49)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33—35页及黄永年《古籍版本学》，1985年油印本，上册60—61页。(50)《元氏长庆集》卷51。(51)见《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注引及南宋佚名《爱日斋丛抄》四库辑本卷1引。(52)参看上引张秀民书38—47页及黄永年书61—63页所引。(53)参看黄永年书67页、张秀民63页及图十四。(54)参看庄葳《中国书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6页。(55)此书已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56)黄永年认为是把书册的单页全部摊开叠在一起，在正中间用线缝住，再对折成册，如今日练习簿的装订法。参看黄著《古籍版本学》上册。
第六章 儒家的经书和经学 第一节 什么是经和传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把儒家学说奉为统治思想。它们利用这个精神武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发展了封建文化，最后也用它来摧残新的民主思想的萌芽，阻止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长时期地习惯于把儒家的一些重要著作视为经典，把它们称为“经”。“经”是什么意思呢？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经，织也。”清朝学者段玉裁注解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就是说，经是指织布时的竖线，只有先把竖线排好，才能用横着的纬线织出布来。古人由此引申认为，儒家宣扬的封建思想及其有关著作是封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把它们称为经。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进一步发挥说，经即是“常”、“常道”的意思，也就是指永恒不变的道理。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永恒的“经”，达到封建社会永久存在的目的，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其实把典籍称之为经，最初并不始于儒家著作。我们从《庄子》、《国语》等书中看到，先秦时期的经书并非专指儒家著作，例如庄子就把墨子的著作称为《墨经》。以后随着封建思想文化的发展，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逐渐把经书限于儒家的重要典籍。特别是到了西汉武帝时，朝廷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并且设立了五经博士，从此儒家的思想及其著作便上升到唯我独尊的“经典”地位了。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说他自己研究《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部经书。对于这些经书，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已经有专门的著作对它们加以解释，阐明其经义，当时习惯上称这样的著作为“传”或“记”。传、记的出现，开创了训解、阐述儒家经典的所谓经学。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经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流派，它们的争辩、分合、盛衰常常同当时的封建政治及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的起伏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经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发展和延续起着重要作用，对封建的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十三经及四书的形成 两千年来，宣扬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烟海。在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的经部书籍已达一千七百余部，约两万卷。不过作为重要经典的儒家著作，最初只有六部，即孔子所谓的六经。后来发展为十三部，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三经”。下面对这些经书由六部逐步增加为十三部的演变作些介绍：一、六经这是指孔子所说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早在战国后期即已失传。对于这六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在经学史上自汉朝以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一派学者即今文经学派（关于经学的今、古文两学派的产生、争论等问题，下文还要专门讲述）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根据古代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编著而成的，是先有孔子而后有六经的，因此有孔子著作六经之说。但是另一派经学家即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在孔子之前已有六经，是周公所作，孔子只是对这些经典进行了删定。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实际上两种意见都有片面之处。一方面不应该为了推崇孔子而硬说六经是孔子著作的；另一方面，虽然孔子之前存在有关于六经方面的著作，但也未必就是周公著作的。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更注重的是六经本身的历史文献价值。二、五经由于《乐》在战国时期已经失传，所以汉武帝时只立了《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这些博士都是对其中某一部经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他们并且传授学生。三、七经由于汉朝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东汉时，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之书，这样儒家的经典便扩大为七经了。四、九经到了唐朝，在国家官办学校的学习科目中以及科举考试项目中，又有九经之说，这就是《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氏传》等九部经书。显然在七经、九经中，已经把古代阐述经义的一些《传》、《记》也包括到经的范围之内了。在唐代，《论语》和《孝经》是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的，称之为“兼经”。五、十二经唐文宗年间（827—840年），朝廷下令把九经以及《论语》、《孝经》、《尔雅》都刻在石碑上，总共十二部书，称为十二经。这些经书刻石至今保存下来，就是有名的“开成石经”。六、十三经和《十三经注疏》在宋朝，理学家们把《孟子》也提高到经书的地位。北宋哲宗元祐年间的科举考试中就包括《孟子》了。从此儒家的经典便成了十三经，直到封建社会终结，再也没有变化。对于这十三部儒家的经传，汉朝及其后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人们称之为注或笺。唐宋时期，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对汉代的注释也难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旧注也进行解释和阐发，习惯上就称之为“疏”或“正义”。南宋以后，有人把十三经以及比较好的注、疏、正义合刻在一起，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这十三部经书的注疏作者如下：《周易》 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 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诗经》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穀梁传》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左氏传》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论语》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孟子》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尔雅》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宋代封建统治者把《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后，又以《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四书》，教授儒生。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便成为封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了。
第三节 十三经及四书简介 《周易》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该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这八卦的卦象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其中每一卦象又代表某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民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意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如■、■等等。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它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尚书》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到《十三经注疏》之中了。《诗经》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人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然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所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仪礼》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