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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汉书·元帝纪》。(2)《晋书·王衍传》。(3)以上引文均见《朱子语类》。(4)《上大学士书》。(5)《默觚》。
第七章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第一节 地理知识的起源和发展 一、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直立人的代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新近测定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73万年前。(1)他们生活在亚热带草原过渡到森林边缘的地理环境中，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生活与活动。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采集和狩猎的优良环境。他们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工具，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距今50—2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一带居住着“北京人”。这里山前有宽而浅的河流，水源丰富、湖沼众多，森林、草原交汇，各种动物来往频繁。人们对地理环境的选择，表明他们较前已具备了更丰富的感性地理知识。至1万8千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磨制石器、骨针，穿孔海蚶壳等。(2)他们用兽皮缝制简单的衣服，抵御寒冷的天气。海蚶壳的发现，证明他们的活动范围已远及东海之滨。“仰韶文化”距今6—7千年前。这里定居农业已出现，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也出现了。人们已能选择地形和利用土壤、气候资源。并且聚族而居，其居住区、墓地、窑场已有地理布局的观念。(3)他们还能测定和辨认方向。80年代中叶，在辽宁西部东山嘴村和牛河梁村一带发现了距今5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人们看到，“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天地观和地理学思想。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描绘了太阳、云气和山岗，(5)反映了当时对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与记录。龙山文化已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逐渐确立，为保护财产，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被发现。它是夯筑泥土而成的，周长约2公里，平均厚9公尺，高约6公尺，略呈矩形。(6)河南安阳后岗也发现此期的夯土围墙遗迹。(7)它们都是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是当时城市地理知识的反映。龙山文化时期还发明了凿井术。这是当时人们利用地理环境资源的一大进步。从此人们可以远离江河、湖泊，开辟浅层地下水为生活水源与灌溉水源，于是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必然丰富起来。龙山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围远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南、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和辽东半岛等地。这反映了当时同一种文化类型所达到的地理范围。它与夏文化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表明了其间的亲缘关系。
二、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商（公元前21世纪—前11世纪）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技术大为提高。这时期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的出现，又使得文字成熟、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得到发展，地理知识也取得了与过去漫长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传说约4千多年前的夏代，曾发生洪水，禹继父业治水，曾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们爬山涉水进行野外作业，“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并“相地宜所有以贡”。(8)因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测量和制图的发展。“准”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距离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地理定向、定位和量度数据的方法。（图1）汉画像石上绘出了禹的使臣，拿着绘图与测量的仪器“规”和“矩”。在测量的基础上，使地理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历法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认识的集中体现。《尚书·尧典》记载远在帝尧时代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北京附近）观察鸟、火、虚、昂四恒星在黄昏时刻的天象，用以确定一年366天和四季。(9)今人根据岁差计算，证明此四星的位置确实是四千多年前夏代初年的天象，证明了远古文献的可靠性。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了南方热，北方冷，冬日短，夏日长的自然现象，并用之与一年四季鸟兽生长、发育、交配、繁殖的状况相对应，说明其间的紧密联系。商代进一步认识到鸟星、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知识。这时以干支纪日，用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用闰月调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这就是商代的历法，它的平年有十二个月，大月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二月为岁首。(10)当时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物候现象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畜牧等农事活动。《礼记·夏小正》就是后人整理的总结夏、商、周时期物候知识的著作。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河南偃师二里头上层发现了一处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城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由于城内仅有高级建筑区遗址，没有发现手工业与商业区，说明当时的城市仅具有城堡性质，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吻合的。经考古发掘与文献印证，考古工作者目前找到的最早国都是郑州商城遗址。其地在今郑州市二七广场以东。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周长约7公里的夯土城垣及其它遗存。城墙基本上为正南北方向，约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断续续分布着许多作坊、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11)那里的街道、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都有一定布局。夯土墙内由炭14测定为3570±135年。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中丁迁隞”的隞都。城内发现热带象牙，原产于我国西北的绿松石，产于华南、西南的锡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的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这些都标志着商代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和活动的地理范围。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古老、成熟的文字。现已出土有字甲骨片16万多块。其中记录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民族居住区的地名等。其中也记录了丰富的气象、气候现象，如晴、昙、阴、霾、雾、雷、电、霜、雪、晕、虹等天气现象以及连续一旬的气象实况。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70余次，代表30多种动物。(12)甲骨文从字形结构上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的知识和动物地理的知识。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之中的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当时商朝统治者对于中心区之外的四周，是按部族、氏族的分布来分区统治的。殷商时期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就构成了殷人的地理思想。 三、周代的地理知识 周（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是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广泛使用的时期。我国最早的“地理”概念就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周易·系辞》中提出：“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13)什么叫做“天文”、“地理”呢？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把“天文”解释为星象；把“地理”解释为地形。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天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也。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谓事也。”(14)这就使“天文”的概念中具有天象及其运动的观念，“地理”的概念中含有地形及其出现与分布规律性的观念，并有了推究其演变的初步意向。它不仅要弄清地表的形态，而且还需推究这些形态分布的相互关系，探索隐藏在事实后面的原因和道理。周代地理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地理知识的集中和地理内容的条理化。当时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左传》中就记载了人们对于人地关系的一些论述，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能协于天地之胜，是以长久”。(15)“五材”指的是当时认为构成自然以及环境的资源——金、木、水、火、土。人们认识到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认识到生产的发展只有同自然环境的保护相协调，社会才能安定发展。基于保护各种动植物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这种认识，相传周文王曾在鄗对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16)这段话包含着对于保护草木、鸟兽、鱼鳖等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他也提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些思想作为先王之法，要求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利用自然生物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协调。(17)周代系统的地理知识，已开始用地图来表示。据《尚书·洛诰》记载，周成王要营建洛邑，命周公选勘地址，周公选好城址之后，使人将城址地形图及占卜吉兆的结果“伻来，以图及献卜”，敬献成王。此记载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使用地图已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寻常之事了。那时的地图主要运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工作。据《周礼》记载，当时专门从事掌管各种地图与地理资料的官员上自大司徒、小宰，下至土训、职方氏、司险、冢人、墓大夫等，有近20种官员。他们有的熟悉全国的“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具备地形广柔高下、山林川泽分布的自然地理知识；有的掌握各地土地、财政、民族、人口、城市、聚落、墓地等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知识。(18)对于当时各种内容丰富的专门地图，《周礼》中也有记载，如矿产图、交通图、墓冢图、城市图等。七十年代出土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国《兆域图》证实了《周礼》中记载的有关地图种类、用途等是符合周代历史事实的。在城市地理方面，西周已初步确定了城市建设的基本思想。《周礼·考工记》虽成书时代稍晚，但其反映的建城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周。书中说：国都的建设，每边九里，各三个门，纵横各九条街道。北面是贸易市场，南面是朝廷办公的地方及皇室居住的地方。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坛，王宫居中。当时用方格网式的规划布局以及采用井田制的土地计量单位“夫”来计算城市用地（图2）(19)。这一都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
四、《禹贡》与《山海经》 自春秋以来，简策的广泛应用与流传，为地理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地理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禹贡》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一篇具有系统地理观念的著作，在世界上也是极古老的区域地理著作。 《禹贡》在纷然杂陈的地理现象中，抓着了最基本、最关键的地理事物，并把它们提升为一种概括的地理观念，用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出来。(20)《禹贡》全篇仅用1193个字，就把当时知道的全国地理概貌，从政区划分到农业、物产、贡赋、山河、交通运输等内容，分区表述。它把全国依天然的江、河、湖、海界线，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这就是当时原始的地理区划。后代儒家学者把“九州”认定为“夏制”，对我国几千年来的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禹贡》以分区论述的结构，突出地理特点，把自然区与经济区、行政区融为一体，对当时全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水运交通网等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表达了古朴、原始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山海经》是一部独具风格的“奇书”。全书虽说只有31000多字，却包含着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植物、矿产、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山海经》中《五藏山经》简称《山经》，成书较早；《海内经》和《海外经》成书较晚。《山经》记述的地理范围，东南至今浙江绍兴，西南至今四川西南，西北至今新疆天山，东至山东泰山，北到今蒙古或西伯利亚。其中心区为河南、山西一带。它是分五藏即五列山脉系统来叙述全国地理的。位于今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似乎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其中又分十二次山经，作者对它们作了详细记述。四周依次是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和北山经，也分别分为若干次山经来写。最少的仅有三列次山经。在作者心目中，这些山共同构成大陆，四周被海水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是荒远之地，就构成了世界。（图3）书中记述每一列次山经，都大体有一定的规律，即把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水生动物、矿产等项作为基本内容。《山海经》里，没有州名或国名，只讲自然山川，但有“四极”观念，这证明它保存着原始的地理认识。书中列出山名460座，河名260余条。又记录了140多种植物名称，并进行了形态描述，对照为松、柏、榕、竹等。果树中有桃、梨、李、杏、梅等，草本植物中有芍、门冬、细辛、杜衡等。书中还记录了112种动物，若除去其中的荒诞部分，不外乎是灵长类、偶蹄类、狐犬类、虎豹类、鼠类、飞禽类等。(21)动物中出现较多的是麋、虎、豹、牛、鹿、羊、犀、象、马等。犀在现今中国已绝迹。当时的象，在中山、西山、南山均有分布，而今分布区域已大为缩小。 《山海经》还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记华山为：“……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描述了华山典型的地理特征。另外，《山海经》中还有大量的矿物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矿物文献。最后，《山海经》总结成书的意义：自然界的差异性、丰富性与奇妙性，激发人们去思考，“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得失之数，皆在其内，是谓国用”。编书的宗旨是从生产与活动中获得对自然界的认识，将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社会与国家的经济建设。
第二节 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知识 公元前221年崛起于陕、甘一带的秦，先后吞并了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秦王朝把全国的河山、土地和人民置于同一政权之下，分区分级管理，致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畅通全国。这就十分有效地推动了地理知识的发展与传播。 一、《史记·货殖列传》反映的地理知识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首先叙述了汉初废除了秦苛政，即取消了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许多限制，因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又说：“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22)汉初放宽、搞活与秦时苛政虐民的做法不同，为各地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司马迁描述了关中经济区、巴蜀经济区、西北经济区、燕赵经济区、鲁齐经济区、梁宋经济区、东楚西楚经济区、南楚经济区，江南经济区、扬越经济区的位置、区域界线、天然资源、人口密度、社会习俗、文化技术渊源、经济发展水平与区际联系，区内为首的大城市等情况。这样，他对全国各主要经济区都作了系统、简明的介绍。“货殖列传”还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先驱。作者论述了楚越之地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使得当地的人民无饥馑之患，但也造成人们懒惰、苟且偷生的恶习。这说明，有良好的地理环境，不一定经济就繁荣的道理。当时江南“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但“无积聚而多贫”。相反，生活环境差一点的“沂、泗”一带，“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人民为了生存“好畜藏”、“好农而重民”。(23)作者还认为，处于交通便利的地方，信息灵通，人们“设智巧、仰机利”，说明环境是形成人文特点的重要因素。 二、《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地理知识 《汉书》是东汉班固撰写的西汉一朝断代史。《地理志》是《汉书》中的一篇。它是全国最早的一部以疆域、政区为纲领的地理志书。《汉书·地理志》开创的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志为此后历朝正史地理志从内容到体例提供了一个仿效遵循的榜样。(24)不难理解，只有郡、县制建立之后，出于生产发展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才有可能出现这种以疆域、政区为纲领的地理著作。《汉书·地理志》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记有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全国各行政区的户口数字，记载了各行政区内山岳陂泽的分布，水道流源、水利设施，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邑、乡、聚，重要的关、塞、亭、障，著名的古迹、土特产以及官方设置的工矿企业等。《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它又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间，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25)因此，它是一部西汉及以前的历史地理总结性著作。《汉书·地理志》是对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西汉全部疆域、政区的记述，所记幅员广大、辽阔，东至今日本海，西至玉门关，南至今越南中部，北至阴山。它对边疆地理记述得细致、翔实，是一部研究我国边疆地理必读的书。它是以“郡、国”和“县、道、邑、侯国”两级行政区为框架，叙述全国各行政区状况的著作，这就为东汉统治者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方便和有效的信息。 三、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墓地图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稀世地图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在公元前238年下葬的秦墓中出土了七幅木刻地图。它们分别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图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载地名28处，山名二处，溪谷、关隘、亭都有记载。图中没有明显的比例尺，和今图对比推算，约1/30万。图中以水系为坐标系统。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在绢上的地图，都未注图名、比例尺和绘图时间。据随葬木椟记载，应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入葬，至今已有2100多年了。(26)今命名第一幅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其长、宽各96厘米。图中所绘地区大约是今E111°—112°30′，N23°—26°之间。它包括今湘江上游、潇水和南岭九嶷山一带的湖南嘉禾县以西，广东连县以西，南至珠江口外的南海，广西全州县、灌阳县以东的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图幅彩绘，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代地图恰好相反。比例约在十七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之间。(27)图的内容包括山脉、山峰、河流、水源、居民地（乡、里、县城）、道路。主区绘制详细、准确，邻区较粗略。用它与今天同一区域地形图比较，十分相近。图中九嶷山脉用水平山形线和陡崖符号相配合。这种设计欧洲大约到13世纪后才出现在地图上。(28)图中绘有30多条河流，其位置、水系结构的特点与今天地形图上的水系大同小异。对于其中9条重要的河流，还注出了名称，如罗水、临水等。这些河流绘得上源细而下游粗。图中绘出了20多条道路，大多用粗细不匀的实线以及虚线表示。粗的可能表示道路的重要、质量高、人流货流多，虚线可能表示小路。地形及其中的山脉采用闭合的山形线表示，与现代的等高线相似。山形闭合线内侧加上晕渲，使山脉的分布、高度、走向、延伸方向等反映得既精确又有立体感。如在闭合山形线上加鱼鳞小曲线表示峰峦起伏丛立，又添了9条高低不同的柱状符号，表示九嶷山的九座主要山峰，使整幅地图具有立体感，这表明当时已具备粗略的投影观念。居民点大小不同，大的可能是县级居民点，用矩形表示，共8个，里村级居民地约74个，用圆圈表示。圆圈大小不等，有的相差好几倍，表示居民点的大小。居民点之间，有道路相连。（图4） 第二幅被命名为“驻军图”，为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长方形图。图用黑、朱红、田青三色彩绘。《驻军图》的方位与《地形图》一致，也是上南、右西。图中所绘范围为《地形图》上的东南部分，即今湖南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沱江流域，图的比例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比《地形图》放大了近一倍。为了突出驻军名称、城堡、要塞、烽燧点、水池、防区界线等，图中将军事地物用鲜艳的深颜色表示，而对于一般的山脉、河流等地理要素则用淡色表示。这种分层设色的绘制技术，实际上就是现代专用地图的两层平面表示法。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当时一线兵力、 二线兵力、指挥部、预备队等构成的梯形军事部署。在防区的山脊上还标绘出7个烽火台，它们既是前沿观察哨所，也是当时的通讯联络设施。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实物，体现了当时精湛的地理地图学水平。（图5）当时地图绘制都建立在测量基础上，汉代砖刻上的“记里鼓车”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远距离测量的工具与测量水平。这在世界的测量史上也有着一定的意义。（图6） 第三幅被命名为“城邑图”，长约40厘米，宽约45厘米。图上绘有城垣、城门、城堡楼阁、城区街道、宫殿、房院等，这为我们了解汉代及其以前关于城邑的规划、布局、结构、设防等许多城市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四、裴秀的“制图六体” 裴秀（224—271）字季彦，是西晋时的地图学家。他官至司空，主管全国的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由于行政管理工作需要，他一方面注重了解研究各地问题，另一方面从事各种地图的制作。在他的主持下，曾绘制出当时全国古今地图集——《禹贡地域图》18幅，以及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裴秀对前人的制图经验作了理论性的总结，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即绘制地图时须遵循的六项原则。这些原则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29)它们是指制图时应确定比例、方位，要标出两地之间的距离和山川的分布、走向、高低，以及校正因地形起伏方向偏差、地物弯曲迂回造成的误差。裴秀的“制图六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制图学的理论基础，使古老的制图学具备了数学的科学依据。这一理论在中国一直运用了1400多年，直到明朝末年。这一理论在制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称裴秀为“中国制图学之父”。 五、以水系为地理坐标的《水经注》 《水经注》是我国6世纪初的一部以水系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国地理情况的著作。作者郦道元（465？—527年）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他为原《水经注》一书作注，对原书作了大幅度的补充和发展，使注文20倍于原文而自成巨著。《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大小河流，并对这些河川的流域地区从地理现状一直到历史事迹都选择典型事例作了记录。本书的目的是“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30)因此它是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国地理著作。“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31)书中记述的内容涉及到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更替、城市的兴衰乃至历史人物、事件和神话传说等等。作者在注文中繁征博引，所引用的书籍达437种，还记述了不少汉魏碑刻及民间采访的口碑谚语。古代许多反映当时地理、社会的珍贵资料，幸赖《水经注》的引录，才得以保存其吉光片羽。(32)《水经注》不仅是一部著名的地理著作，作者对自然风光的描写，其文笔也十分生动、逼真，使千余年后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当时的地理景观，仍能体会入微，历历在目。因此《水经注》也是一部著名的山水文学名著。总之，它体例严谨、内容丰富、文笔绚烂，不但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地理、文学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第三节 唐宋元时期的地理学 唐、宋、元三朝是我国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盛唐的大一统把封建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峰；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北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促使封建经济、文化得到新的发展。在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实力超过了北方；活字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元代空前大帝国的建立使得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更大的扩展。 一、行政管理应用地理知识，促进地方志的繁荣 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与战乱，唐朝在统一全国以后，首先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央统治者深感觉到有掌握全国土地、物产、风俗以及其他情况的必要”(33)，于是令各地方政府，普遍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且要求定期奏报中央。中央朝廷则设置了主管地方志的机构和官员，例如在兵部内设有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同时规定了地方政府修志的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34)。现在所能见到的唐朝最早地方志原件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内容就有沿革、位置、山川、河湖、池沼、户口、城镇等50多个项目。它反映出当时图经的编纂是按照中央朝廷下达的指令性篇目，逐项填写上报的。本地所缺项目，也须一一注明。在全国各地定期上报地方志的基础上，总地志的编纂也就繁荣起来了。1.李泰的《括地志》李泰，字惠褒，唐太宗李世民第四子。他曾组织人力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撰成《括地志》，共550卷及序略5卷。(35)这是初唐的一部规模巨大的总地志。全志以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行政区的10道、360州、1556县为纲，叙述了政区沿革、山川形势、关津故城、亭台殿堂、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名胜古迹、人物故事、冢庙寺观等。唐太宗李世民称赞《括地志》是“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简而能周，博而尤要”。清朝学者孙星衍在《括地志》辑本序中说此书“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36)2.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曾任宰相。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央统治受到藩镇割据猛烈冲击的时代。他曾致力于削弱藩镇势力，策划讨平了某些节度使的叛乱，使各镇节度使得以暂时服从中央。为了维护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李吉甫还主持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以便于朝廷掌握全国各地情况，加强其统治。所以他说此书的“切要”目的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37)《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元和八年（813年），全志以当时10道、47方镇为纲领，记录了政区范围内的沿革、户口、贡赋、物产、山川形势、水利、古迹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此书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38)可见此书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此书之图，于宋时失佚，于是略称为《元和郡县志》。3.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乐史，字子正，是北宋时的地理学家。他于宋太宗时撰成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这是现存最早的史传派地方志的代表作。乐史一改传统的注重当代政事、地理的方志编撰倾向，而以存史、颂圣为目的，因此除了沿用《元和郡县志》的门类外，还编入姓氏、人物、风俗以及官爵、诗词、题咏、名胜、杂事等，忽略地理、沿革等于国计民生切实有用的内容。(39)《太平寰宇记》的出现，使地方志的体例大变，后世编撰地理总志所采取的体例，多以此书为依据。4.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王存，字正仲，于宋神宗时主持编撰《元丰九域志》。此书依据唐朝《十道图》、宋朝《九域图》等图经的体例，取消了原地图部分，再加以增删修定而成，是中国古代的图经演变为地方志的代表作。作者王存等人不同意乐史《太平寰宇记》那种把地方志史传化的倾向，而把重点放到与行政管理、发挥地利有关的内容上。书中以元丰年间的行政区为纲领，首先根据各地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列出它们的名次，然后叙述各地的地理形势、名山大川、户口多寡、土贡特色等，又在每县下详细记载其乡镇、古迹、物产等等。由于此书对各地情况记述全面，因此被后世方志学家评为“简而有要”、(40)“文直事核”、“最为当世所重”。(41)总之，宋初对各地图经的编纂更为重视，设“九域图志局”主管地方志工作，并于开宝四年（971年）、八年（975年）、景德四年（1004年）、元祐三年（1008年）等多次下令“重修天下图经”。(42)这时还明确把地方志作为行政管理工作中“考定官吏俸给、赋役和刑法的依据”。(43)如宋代平江府（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的赋税数额，就是依照图经来确定的。当时一些著名的官吏，如寇准、朱熹等人，每到一个地方上任，便立刻搜阅当地的地方志书，查明民情地力，以便兴利除弊。
二、沈括对地理学的贡献 沈括（1033—1097年）字存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杰出科学家，在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工程技术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卓越的成就。他晚年写的《梦溪笔谈》被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44)沈括在地理学上的主要贡献如下：1.中国古代文献于1041年就记录了测定方向时磁偏角的校正。在此基础上沈括在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45)这样就记录了地理子午线和地磁子午线间有微小偏角的现象。这必须要能精确地测定出地理子午线南北方向与地磁子午线方向后才能得到。西方是公元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才首先发现地磁偏角现象的，沈括较他早了400多年。2.沈括首创了地形高程测量法。他于1072年用“分层筑堰测量法”测出了河南开封上善门至泗州淮口直线距离420公里之内，水平高差为63.3米。(46)这是现有古文献中最早记录了水平高程测量的方法、过程和结果的科学家。（图7）《武经总要》绘制了当时进行高程测量的“水准仪”，这开了今天平板仪测量的先河。它比俄国于1696年开始的顿河地形测量要早600多年。在实地测量的基础上，他制作了几种类型不同的地图模型，并附有详细的说明书。他还绘制了当时全国的地图20幅，汇辑成集，称《天下州县图》，其比例为“以二寸折百里”。 3.沈括根据太行山岩石中的生物化石和沉积物，分析出华北平原过去曾是海滨，现在东距大海已千余里了，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滹沱河、涿水、桑干河等冲积形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成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47)他还根据峭拔险峻的雁荡诸峰顶部在同一平面上的现象，推断它是由流水侵蚀作用而形成的。流水将疏松破碎的岩石、土壤冲走，留下坚硬、固结而耸峭的山峰。(48)此外，他还根据化石来推究古代气候变迁，解释了虹的大气折射现象，科学地描述了龙卷风生成的原因、形态和破坏威力，用月亮的盈亏来论证日、月的形状及海潮与月球的关系等等。总之，他对自然地理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三、宋元舆图 宋、元两代是我国地图的发展时期。宋王朝一方面要各地编绘地图奏报中央，另一方面也因专门需要而派人到地方测绘地图。有些地图，工程量是很大的，如“淳化天下图”，史称用绢一百匹。(49)这时期的地图，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繁杂，各种专门地图分工细致，如有全国河山图、全国州郡县图、域外图、水利图、交通图、都市图、守令图等等。在地图发展的同时，也研制地图模型。保留至今的名图如下：1.华夷图《华夷图》是反映当时中外关系的地图，是根据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简缩改绘、刻于石碑之上的，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它刻于公元1136年，长宽各3.42尺，图内仍然保存了唐代情况，如黄河入海仍为1048年改道之前的路线。邻国之中有“沃沮”、“新罗”、“百济”、“高丽平壤”、“于阗”、“龟兹”、“大食”、“天竺”等。国内部分反映了山脉、河流、湖泊、长城等。此图所反映的自然地理地物、城市的位置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只是海岸轮廓与今图比较，变形较大，黄河河源也不够准确。2.禹迹图它是现存最早画有方格网的中国地图。据曹婉如先生研究，此图很可能是据沈括的《守令图》缩绘而成的。(50)原图完成于1080—1082年间，刻石有二：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刻于1136年，藏于镇江博物馆的刻于1142年。图内每方折百里，横70方，竖73方，共5110方。由于采用带有数学基础的“计里划方”制图方法，所以水系、海岸轮廓都更接近实际情况。3.九域守令图与地理图《九域守令图》是公元1121年北宋的政区图，长130厘米，宽100厘米，比例尺为一百九十万分之一。图内反映了当时各级行政区的名称1400多个，治所点位正确、海岸轮廓精审。山以传统的写景法表示，上有森林符号。标注的山名30座，河名13条。《地理图》是于1247年绘刻的全国写意地形图，现存苏州文庙。高约6.7尺，宽约3.2尺，表示了山、川、森林、行政区中的路、府、州以及海岸线等内容。此图详于山脉，标注山名120多座、河名60余条。4.平江图与桂州城图《平江图》是公元1229年绘刻的苏州城市平面图，高2.76米，宽1.42米，具有一定的方位与比例关系。图内清晰地绘出了城廊、道路、河流水系、街道、官署、庙宇、园林、作坊以及城外的山脉等。它采用平面投影与立体写景结合的方法标示出当时苏州四面环水、河湖串通的水上城市的特点。图中还绘出寺观庙宇100多个，作坊65个，中轴线明显，左右对称。它是目前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城市地图。它体现了我国12世纪的城市地理水平。《桂州城图》刻于广西桂林鹦鹉山南麓石崖上，高3.4米，宽3米，成图于1172年前后。图内绘有主干道11条，突出城壕、军营、官署、桥梁、津渡，这些内容用写景法表示。它是继《平江图》之后又一重要的城市平面图。5.从朱思本的《舆地图》到罗洪先的《广舆图》朱思本（1273—1333年），字本初，元代地理学家，也是地位很高的道教徒。他常代表皇帝祭祀名山大川，对所到之处都进行了详细考察，并绘制成地图。最后他以计里划方法绘出了全国性的《舆地图》。他的绘制方法是，先作出各地的分图，然后拼合成长宽各七尺的大图，精确程度超过前人。人们评价说：“其足迹之广，目验之多，自属突胜前人。”(51)朱思本曾将此图刻于江西龙虎山的三华院。《舆地图》作为元、明两代地图的祖本，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此图到清康熙年间才散失。继起者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明朝学者。他“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52)尤其精通地理舆图。他在整理旧图时，发现朱思本的《舆地图》最为精确，于是在其基础上又增广了边远地区及国外部分。罗洪先将原来一大幅不便保存的《舆地图》分幅转绘成16幅两直隶、13布政使司图、11幅九边图、5幅诸边图、3幅黄河图、3幅漕河图、2幅海运图、9幅外国图，成为当时地理视野所及的一部大地图集，称为《广舆图》。它构成了一部明代全国及域外综合性的地图集，是明代地理知识水平的集中体现。此图经明、清两代多次翻刻，广为流传。
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地理学及近代地理学萌芽 一、近代地理学先驱徐霞客的贡献 明代地理学发展中的杰出代表是徐霞客。徐霞客（1586—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他幼年博览图经地志，因不满明末政治的黑暗，于是放弃科举虚名，专心从事旅行。他自22岁起就以惊人的毅力从事科学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旅行，前后达30余年之久，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著有《徐霞客游记》。他的旅行与众不同，“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经，荒榛密菁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龙无不绝也”。(53)他不畏寒暑，不避艰险，不求名利，多次遇盗、几度绝粮，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百折不回、孜孜不倦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图8）■他在流水地貌的考察研究中，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分水岭、流域面积的科学家之一。他指出“三分石”就是三条水系的分水岭。他经多年实地考察提出“计其吐纳，江倍于河”的科学论断，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长江的流域面积比黄河的流域面积大一倍。徐霞客对流水侵蚀原理的三种机制——下蚀、旁蚀和溯源侵蚀，已有明确记载。这比西方最早认识这一原理的郝登（J.Hutton）早了100多年。他在世界上首创河流基准面概念，研究并提出了河流的坡降与流速的正比例关系。他是世界上最早广泛而系统地对岩溶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科学家，并对岩溶地貌类型作了系统划分、系统定名，进行了各类地貌形态的描述。他科学地指出，岩溶地貌的形成是流水溶蚀、侵蚀和机械崩塌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还首先划定了我国西南峰林地貌的分布范围，指出其内部结构的地区差异。他在岩溶地貌研究的成就上领先于欧洲1—2世纪。他在世界上首先对洞穴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系统的研究。他亲身探查与描述记录过的洞穴约300多个，这在单个科学家的探洞史上是空前的。他的考察、研究几乎涉及到洞穴学的各分支领域。欧洲是1854年才有学者专门从事洞穴学研究的，所以说，徐霞客是世界上最早对洞穴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山地环境复杂，随着高度增加，气候和植被的分布也呈现出垂直地带性的变化。这在唐代白居易、宋代范成大等学者的记述中，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徐霞客较他们更进了一步，他对垂直地带性、纬度地带性规律的认识更系统、更完整，并且要比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VonHumbotd，1769—1859年）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早200多年。此外，他还对高山植物的生态反映作了科学的观察与记载，对植物群落与植物区系也有科学的认识；对商业贸易中心、聚落、城市，各地的耕作制度、工矿企业等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现象也作了生动的记载。这些都带有近代地理学客观描述的特色。总之，徐霞客在科学文化史上与欧洲的地理学家洪堡和李载尔（C.Ritter，1779—1859年）地位相当。他们都是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都是由古典地理学到新地理学之间继往开来的人物。(54)很可惜的是，徐霞客逝世之后三年，明朝灭亡。清朝统治者继而采取的阶级压迫和民族镇压政策，严重摧残了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徐霞客开创的近代地理学萌芽也随之夭折。
二、清代一些“经世致用”的地理学家 明代中晚期和清代中叶曾两度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趋势，这促使进步的学术思想渐趋活跃。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诵经入仕、侈谈心性于国计民生毫无补益，于是转向注重试验、注重考察的科学轨道上来。在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际的思潮下，出现了一批新的地理学家。兹分述如下：1.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顾炎武（1613—1682年），初名绛，后改炎武，字宁人，后世学者称他亭林先生。他少年时代“落落负大志”，15岁便参加“复社”的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他组织武装奋起抗清。兵败后，顾炎武遍访华北，拜谒明陵，一面搜集民间风俗，一面致力于研究边防和西北地理。在学术上，他曾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主张用“经世致用”的学风来振奋民族精神。对于他的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清代学者梁启超评论说：“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究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55)《天下郡国利病书》共120卷，首为舆地山川总论，然后分省叙述地理形势、水利、粮额、屯田、设官、边防、关隘。作者在编撰中，辑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总结了实地考察的经验，对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形势作了重点论述。书中还录及西域、交趾及海外诸国情况。因此这是一部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地理著作。顾炎武的另一部地理著作是《肇域志》。作者根据大量的正史、实录、方志及奏疏、文集等资料，对各地的沿革、建置、山川、名胜等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总之，上述二书规模之宏大，立志之深远是历史上少见的，(56)它们完全体现了顾炎武为拯救时弊而著作的精神。2.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年）字瑞五、号景范，人称宛溪先生。他的先人精于舆地之学，他继其遗志致力地理研究，声名日高，曾受聘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纂工作，毕生成就是著成《读史方舆纪要》。《读史方舆纪要》130卷，约280万字，是作者花费20余年的精力方才完成的地理巨著。此书的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是山川原委、异同及分野，当中的114卷则以各省、府、州、县来记述。每省冠以总序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的地位，然后叙述疆域、沿革、山川、险要以及全省形势。全书体例严整明晰。不过《读史方舆纪要》主要是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排比研究，虽考核精审，“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有资识力，而求今日情形，尚须历练也”。(57)顾祖禹在其著作中，曾精辟而辩证地论述了人地关系，他举了许多例子反复说明了地理环境是人事活动的舞台，是人们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种关系又因人事的曲折而有所变化。例如他说：“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最后，他总结说：“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体现了人地关系中的辩证思想。3.刘献庭和《广阳杂记》刘献庭（1648—1695年）字继庄，别号广阳子。他曾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工作，又增定《明史·历志》。他反对埋头死读儒家经书，强调治学应有利于安邦济民。他说，知古而不知今，纵然是博览群书，也只能算半个学者。他提出了一些带有近代地理学萌芽的革新思想，批评中国几千年来的舆地书籍都只侧重反映“人事”内容，很少探求“天地之故”，也就很少反映自然界活动的规律，忽视自然地理各要素在各地分布的差异性以及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他已经注意到各地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其物候早迟也不同；各地山川、河流分布的不同，会影响到各地方特点的形成，致使语言、风俗也形成地区差异。他提出要综合各种因素来研究地理，从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中反映地方特点。这些地理思想，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刘献廷著有《广阳杂记》五卷。书中除记载明清一些典制外，还涉及地理、水利、财赋、律历、音韵、医学等。在地理方面，他不仅记述城邑、道路等“人事”，而且能探索地理环境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他先进的地理思想。4.孙兰和《柳庭舆地隅说》孙兰，字滋九，自号柳庭，明末清初的学者。他的著作仅留下《柳庭舆地隅说》和《大地山河图说》。他对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流水地貌发育的“变盈流谦”理论。他把地貌形成过程归纳为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和因变而变三种方式。“因时而变”是指外力侵蚀作用，如下大雨时，山川受暴雨冲刷，于是形成洪流下注、山石崩塌。“因变而变”是地貌形成的内力因素、指火山、地震等的作用。“因人而变”是指人类社会排干沼泽、开垦荒地、改变河流的方向，从而造成人工地貌形态。孙兰在17世纪就提出如此完整的地貌发育理论，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项突出成就。它比19世纪末期台维斯（W.M.Davis）的“地理循环论”早二百年。5.人口学家洪亮吉的理论与主张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稚存，号北江，今江苏武进人。他45岁考中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他为人清正率直，常言人不敢言。因上书痛陈朝政和清代吏治弊端，被遣戍伊犁充军，不久赦还，遂浪迹山水间。其著述甚多，辑成《洪北江遗书》，共220卷。洪亮吉生活的时代，人口增加很快，1741年全国人口仅1.4亿，到1790年已达3亿多了。他以当时人口密集的地区为例提出了30年人口增加5倍，60年人口增加10倍的推算。(58)这与西方马尔萨斯（1766—1834年）所说：“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25年增加一倍”(59)的结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指出了如果不加控制，人口增加的速度将会大大超过物质增长的速度，这就可能蕴藏着社会危机。针对这一危机，他提出用“天地调剂之法”、“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具有关心民生的积极意义。例如他的“君相调剂之法”便主张：“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析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这与马尔萨斯提出通过“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等方法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是根本不同的。总之，洪亮吉与马尔萨斯对人口问题认识的科学水平相当，而济民、虐民的出发点则截然不同。洪亮吉还指出，当时人口数量猛增，而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不能增加，一些重要的生活设施，如学校、商店等也不能大批增加，这会造就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会给社会带来危机。特别是遇到水旱瘟疫时，这些找不到劳动及生活出路的人，因不能束手待毙，就会扰乱社会。总之，洪亮吉在人文地理学的核心“人口地理学”中，有敏锐而独到的观察，其理论与西方马尔萨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其先。6.魏源以西方地理学冲击封建传统观念魏源（1794—1857年）原名达远，字汉士，又字默深，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生活在中国腐朽的封建社会行将解体、而帝国主义乘机入侵中国的苦难时期。他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根据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以及历代史志增补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大洲许多地方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经济货币、政治、宗教、军事、法律、文化、科学技术、历法等等。他希望通过研究“夷情”，不仅“驭外夷”，而且有助于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的改革。他反复说明“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于师外夷者，外夷制之”。(60)只有“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才能达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据刘波同志研究：“魏源的地理学工作可以概括为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与介绍外国地理知识两部分。后者对革新中国的旧地理学贡献尤大。当时中国封建主义者还抱着天圆地方的陈旧观念不放，盲目自大，对外国特别是对西方了解甚少。因此，《海国图志》对西方生气勃勃的叙述，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经纬度地图，给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这是堪称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相比拟的发现。”(61)7.杨守敬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号邻苏，是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于1881年以随员身份出使日本，尽力搜集国粹古籍，满载而归，刻成《古逸丛书》。他还编绘了贯通古今的《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朝，或以朝代，或以国别，自成一组，共44组，并冠以《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分订三十余册。各图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用朱色，古代地图用墨色，朱墨套印，古今对照，十分清晰。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大型、系统的历史地图集。他还与学生熊会桢合作，撰述《水经注疏》并绘成《水经注图》。此书详细研究与考证了清代《水经注》专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的得失。这样，就使《水经注》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他还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表补正》、《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辑古地志》等。总之，杨守敬的成就使他成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佼佼者。8.王锡祺和《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王锡祺（1855—1913年）字寿萱，别号瘦冉。他为救国曾东渡日本求学。他以个人的力量编刻清代地理著作汇抄《小方壶斋舆地丛抄》。他辑录编印此书，先后达21年之久，“终日垂穷合坐，图籍纵横，丹黄不离手”。(62)书成之后“不求名公贵人作序，不与巨商硕贾合资”，“自铸铅版印之”。(63)此书辑录清地理著作一千四百余种，编录作者六百余人，其中有40多个外国作者。作者编此书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生敌忾之心”。在内容上“注意边疆形势，于国防殊为有益”。(64)在编排上，先全球，后分区；先本国，后外国；先内地，后边疆；先近邻，后远邦。地区上包括了五大洲，远及南极新地。选择的地理文章有地理总论、旅行记、山水游记、风土物产等。这些文章，不仅包括中国各省的形势、少数民族的风俗，还兼及欧美各国见闻，其中很多篇是作者亲身经历，内容翔实。所以说，此书是空前的、集大成的清代地理资料汇编。只可惜，王锡祺为了这项文化事业，“毁家破产，终于走上穷愁潦倒的流浪征途”。他晚年积债无力偿还，受拘捕审讯，后来流浪他乡，“佣工于沪江”，(65)至贫病早死。总之，这一时期地理学表现出了对地理古籍的整理、强调“经世致用”和近代地理学萌芽等三大特点。我国古代的地理学起源很早，三、四千年来一直绵延不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长期光辉的历史。其间若干灿烂的科学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于希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