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河北满城窦■墓出土长信宫灯
取暖器
碳炉 犹后世所谓碳火盆。圆盘或方盘，下承三兽足，或为圈底支足。盘两侧有链耳。此类炉以燃烧木碳供人取暖。出土实物很多，有的还残存着木碳。多为铜制，也有铁铸的。春秋时期的王子婴次炉，呈方形，炉盘底部残留着底足的断痕，可推知该炉原有斜柱式的圈足。1981年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1件铜暖炉，圆体、直壁、深腹、平底、高足。有提梁，这种炉极罕见。同时还出土1件铜暖手炉，也是罕见的暖手炉具。能笼于袖中之炉，名为“袖炉”。《香笺》注：“书斋中熏衣，炙手，对客常谈之具，如唐人所制漏孔罩盖漆古，可称清赏，新制有罩盖，方圆炉亦佳。”
帐具
帐构 古人设帐，或为游牧，或为军旅，或为帝王行宫，或为郊行宴饮，而且还每于室内张施于床，但大体有室外用帐及室内用帐两种。《周礼·天官·幕人》有：“掌帷、幕、幄、帟、绶之事”的记载，由此可知，大概两千多年前统治者已有一套用帐的制度。从现存的实物、壁画、画像砖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古代的各种帐篷。以室外帐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墓葬出土了武帐帐架及橛一套，还有皮帐及其构件一套。(26)其中一种帐顶铜构，形如蘑菇，圆顶四周有17个环。环上套有独脚钎子，用来固定帐顶皮带，顶足是一巨銎，可纳大帐的立杆。室内用帐构也有出土的，如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帐构有两套，一套鎏金，共102件，复原后为四阿顶长方形帐。长2.5米，进深1.5米，此帐是用于床上的。另一套帐构复原为四角攒尖顶的小形方帐，可在厅堂、露天张设。洛阳也出土过曹魏正始八年（247年）的铁帐构，复原为尖顶方帐。看到这些实物，便不难想象汉代大儒马融讲经“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的情景了。(27)当然，不同级别的官吏以至平民百姓施帐，分别有着种种限制。
容饰器
梳篦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即发现了骨梳，晚期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两件象牙梳，制做玲珑精致，有17齿。《周礼·考工记》有“■（栉）人”（文佚）。《说文》曰：“栉，梳批（篦）总名也。”可见古人对梳篦的重视，故统治者或有以梳理喻政治者。梳篦又有木、角、金属等质地的不同。梳之密者为篦，更利于去油污。头发稀疏者，不必用篦。杜甫诗云：“耳聋须画字，发短不胜篦”。(28)但梳篦不限于理发，且以理须，此类篦子称“篦刀子”，形似小刀；可随身携带。北宋时王晋卿派高俅向端王（后为徽宗）献“篦刀子”，高俅因此得与端王蹴鞠（踢球），从而飞黄腾达。梳或为妇女用作束发饰物。苏轼诗云：“山人醉后铁冠落，溪女笑时银栉低”。(29)
铜镜 多为圆形，也有菱花形、葵花形、八棱形、亚字形、盾形、方形等。镜面平光，用以鉴容。镜背有一纽，少数有2至4纽的，背地有各式纹饰。有的铜镜有柄，还有的铜镜很小，是随身携带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1975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一面素镜，和1976年青海贵南尕马台墓葬出土的七角星纹镜。这两面铜镜制造较粗糙，形体亦小（前者直径为6厘米，后者为8.9厘米）。其时代为公元前2000年，皆属齐家文化。稍晚些的是1934年殷墟侯家庄1005号墓出土的一面平行线纹镜和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两面叶脉纹镜及两面多圈凸弦纹镜。经西周、春秋，铜镜在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创造了铜镜的新风格，不仅造型美观，纹饰也丰富多采。汉镜较厚重，钮多为半球形、开始出现铭文，并渐趋繁复。汉镜中最精美的是一种搏局镜，旧称规矩镜。1979年山东淄博出土的一面西汉长方镜，长达1.15米，宽为57.7厘米。两晋南北朝铜镜多浮雕人物，如东王公、西王母、伍子胥、吴王夫差等。唐代则使汉代繁盛的铜镜工艺，飞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造型或是纹饰，都有了新突破，如菱花、八棱、海棠花等式样均出现于此时，特别是海兽葡萄镜最为名贵，唐玄宗在其八月初五日生日那天，常以铜镜赐百官，以至民间八月五日赠镜成俗。镜铭常有四言、五言小诗，如歌咏照镜情景者：“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云云。宋代镜形又新出亚字形、钟形、鼎形、鸡心形等，惟其镜多悬挂于较高的镜台，镜背纹饰渐被漠视。其纹饰一般多为缠枝卷草之类，但也有写实的画面出现，如少男少女蹴鞠（踢球）的图象。清代中叶，玻璃镜子登上梳妆台，铜镜便逐渐而消失了。铜镜的铸造是专门的一种工艺。为使镜面光亮，铜镜铸成后及使用一个时期后，需加以磨光，于是磨镜也就成为古代的一种职业了。此外，有的还需施用一种涂料。《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汉代使用的涂料叫“玄锡”，即是水银。至于战国至汉代，镜上的错金银、镶嵌琉璃以及唐镜上的金银平脱、螺钿等特种工艺，更是著称于世。古人为保护铜镜，还常给它加上“镜衣”，藏于镜奁之中。富贵人家于镜衣、镜奁尤其讲究，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奁内，除装有铜镜外，还有用绢、锦、丝绵制成的镜衣和镜擦。在古镜中还有一种被某些外国人称为“魔镜”的特种镜，其特点是能在日光下将背面的纹饰反映在墙壁或幕布上，俗称“透光镜”。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已揭示出其透光的原理，这是由于铸造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
奁 圆形、长方形或多边形盒匣，有盖、子母口，内多分层或分间。主要为漆木制。流行于我国直至明清。它用于盛放梳妆用品，后发展成梳妆镜匣。在近十来年发掘的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青川秦墓都有漆奁出土。在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中，也出土一件漆奁，内盛木梳和山字纹铜镜。
带具
鞶 束衣的大带。《说文》：“鞶，大带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男子带鞶，妇人带丝”。晋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有“鞶带翩纷，珍裘阿那”之句。鞶又指腰带所悬之小皮囊。《礼记·内则》说：“男鞶革，女鞶丝”。注谓：“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之。”《太平御览》引《曹瞒传》：“操性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中细物。”鞶，官吏也用以盛放印绶。《隋书·礼仪志》记载了不同品级的鞶囊，用不同质地的缕饰，而官无印绶者，不能佩鞶囊。《晋书·舆服志》还记述了“官不给鞶囊，得自具做”的情形。鞶还被用来缀系小铜镜，称为“鞶鉴”。
带钩 形似一条弯尾的小鱼。弯尾即钩。以钩住皮带。大头的背面有带帽圆柱，以固定皮带的另一端。旧说带钩及皮带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装束，春秋战国时期传入中原。战国中期更在南方普及。当时人或称“犀比”、“师比”、“私鈚头”等。《楚辞·招魂》说：“晋制犀比，黄白日些”其中“犀比”即带钩。带钩多为铜制，也有铁制、骨角制或宝玉制者，有的还加金银错、松石镶嵌。其形有棒形、月琴形、竹节形及各种动物形，制作多精美。由于近年来在中原地区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带钩，它们早于古代北方民族的带钩，因此有人推断带钩可能是中原华夏族的发明。带钩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汉魏，至南北朝时期才逐渐消失。现今出土的带钩很多，如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发现铜带钩64枚，金带钩2枚。又如河南辉县出土的鎏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精美绝伦，堪称带钩中的珍品。
贮钱器
扑满 为馒头形陶罐，上开小扁口，或制成动物形。《西京杂记》云：“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至迟西汉时期，扑满已经流行。扑满又名缿。《说文》云：“缿，受钱器也，古以瓦，今以竹。”可知贮钱器还有竹制的但并未能取代陶质扑满。《说文稽古篇》谓：“今商家以长竹筒盛钱，夕则倒出而计之，即此物也。其制盖始于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过一件古滇人贮贝器，为青铜制，圆筒形，束腰，双兽耳，平底有足。此为汉代滇族奴隶主收藏海贝的一种贮钱器。
清洁卫生器
箕帚 早在原始社会即已有制做精致的各式箕帚了。例如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公元前3000年的簸箕，商代甲骨文中也有箕帚的象形字。古人将天星联缀像箕者，名之为“箕宿”。《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古箕有多种：■箕，用以淘米；簸箕，用以簸扬；畚箕，用以盛物……。商周以来，还有一种铜铸的碳箕，底有网眼，用筛碳灰。古代箕帚之形制与今大体相同，这从有关箕帚的考古材料可以证明。隋代张盛墓出土的操箕女俑，正在碾旁进行簸扬，旁立1持铲女俑，是反映古代妇女劳动形象的作品之一（图4）。
图4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持箕女俑
拂 俗称拂尘，以麈为之。麈即麈尾的省称，《名苑》云：“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尘，群鹿随麈皆视其尾为准，故古之谈者挥焉。”(30)实际麈即麋鹿，俗称“四不像”。六朝文士即喜执麈而谈，以彰风雅，并寓指麾之意。欧阳修《和圣俞聚蚊》诗云：“抱琴不暇托，挥麈无由停”。直使麈谈之士手不停挥的情态，跃然纸上。麈不限文士使用，将帅亦或用之。据有的学者考证，诸葛亮所挥羽扇实即麈尾。《水浒全传》第七十六回记载童贯在阵前曾用玉柄麈尾指挥军队。至于贫士之拂，自然考究不得，或以棕，或以麻绳为之。后世则常以马尾为之，并常用于拂拭床几。
博山炉 炉身似桃形，下承柱足或人物造型，立于盘中。上有盖，镂作群山形。山间常铸神仙、人物、鸟兽之形，故曰博山炉。多为青铜制，亦有陶瓷制者。古人在炉中焚薰草（一种香草）等，以香薰家室。因此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的高足博山炉又自铭为熏炉。博山炉盛行于汉及魏晋。《艺文类聚》卷70引汉刘向《熏炉铭》曰：“嘉此正器，嶃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后世熏炉形制与此异，体大，多支足，而无博山，大者或兼用取暖。有时还需配备熏笼（专名为“篝”），用以熏衣巾。还有一种被卧用香炉，形如球，铜制，或鎏金、银。球面雕镂花孔，内设两层双轴相联的同心圆机环，内层之机环有双轴承以灰盂，以备焚香，球身百转，而灰盂永远保持平衡。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这种熏炉，大如香瓜，是目前所见最大的熏炉，但已不是被中所用，而是悬挂室中的香熏。
行清 或作行圊，又名清器。《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亵器”。郑注：“亵器、清器、虎子之属”。行清或称■。《玉篇》曰：“■，行圊也，木槽也”。《集韵》说：“■，行清受糞函也”。《史记·万石君传》《集解》引苏林曰：“牏音投，贾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也。’”综上所述，可知行清犹后世之马桶。
古代日用器物自不限于上述各项，还有些如剪刀，镊钳、顶针、钗簪、蓑笠、杖策、帘、扇、锁钥、镟、铛，以及■榼、囊橐、苞、笥等日用容器、装具等，今不备述。
第三节 结 语 本章所述中国古代礼器和日用器物，还只是它们发展过程的一些点和环节。就时间来说，尚未贯通。就民族说，基本还是囿于中原民族的范围之内。本章实在仅是浅涉而已。尽管如此，还是大致可以看到古代礼器和日用器物的发展概貌。它们的产生、演变受着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同时又影响着当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如果对它们再加以综合研究，还可以由此取得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了解。如武丁时期的铜礼器和日用器物量多质优，且形成了酒器、炊器、食器、水器等完善的组合，这证明武丁时期的古代文明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我们对武丁政治的评价。又如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淘汰了商周以来的爵、斝、觯、觚、角、觥、彝、卣等礼器，而且诸侯、士大夫使用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则相形见绌。至战国晚期，日用器增多，并且不断地规格化。这一切又都是那个时期生产发展，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反映。生存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是人类一直追求、奋斗的目标。中国古代礼器和日用器物便是这种追求与奋斗的宝贵遗产。在这些遗产中，常有些令人感到惊讶的、甚至难以置信的发明创造，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的祖先伟大的创造才能。固然，古代的这些文化成果是无法与现代相比的，但是，可能人们已经发现，现今有某些日用器物竟和古代的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反映了这些器物设计的合理性。日用器物是人类生活最直接、最必需的助手，礼器则是物化的礼制。前者是人类生活永久的伴侣，后者则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昙花一现，但它们同是人类社会的杰作，同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礼器和礼制一样，首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升华，而后才又成为历史的赘瘤。在确立文明制度、发展奴隶制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礼器作为礼制的载体，曾经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礼器完全被简单地当做奴隶主的罪证而加以批判。实际上，如果没有新生的奴隶主阶级、没有平民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参与，恢宏而精美的青铜礼器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这样评价，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礼器所蕴含着的阶级压迫的揭露以及对于它（包括礼制）走向反面的批判。恰恰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那个时期的阶级关系，看清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变化，从而洞悉古代社会同现代社会在物质条件方面存在着的根本区别。（许青松）
注释(1)利普斯（德）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第五章《发明和早期手工业》。”(2)同(1)。(3)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下卷《释庶》。(4)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5)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性鉴定》，《考古》1981年4期。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6)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4期。(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勘察纪要》，《考古》1960年9期。(8)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3期。(9)南京博物院：《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0)《左传·宣公三年》。(11)《孟子·梁惠王下》。(12)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原文说：“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主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1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15)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五章《酒器部·承尊器门》。(16)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7)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8)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三。(19)《白居易集》卷六。(20)据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淮南子》。(21)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22)据张英、王士禛等《渊鉴类函》《火部·烛五》。(23)李延寿：《南史·宋本纪（上）》。(24)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又顾禄《清嘉录》卷一《灯市》条载：“腊后春前，……货郎出售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其奇巧则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航、龙舟，品目殊难枚举。”(25)张英、王士禛《渊鉴类函》《火部、灯五》引范致能《上元纪吴下节物俳体诗》。(2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27)范晔《后汉书·马融传》。(28)杜甫：《水宿遣兴奉呈群公》，《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四。(29)见《佩文韵府》卷九十九工，十药。(30)张英、王士禛《渊鉴类函》《服饰部·麈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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