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种在地里，所以土地是种植业的基础。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在许多地区已走上了以种植业为主的道路。以后人口逐渐增多，根据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年）已有人口近六千万。(45)到清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开始突破一亿大关。(46)二十余年后，就突破了二亿大关。(47)又过二十年，则突破了三亿大关。(48)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就突破了四亿大关。(49)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在充分利用土地上创造了值得赞叹的业绩。
一、想方设法增辟耕地
增加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办法是扩大耕地。为此，中国古代就开展了“向山争地”、“向水夺田”的斗争。这种斗争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战国时期，对丘陵地、平地、低洼地三种类型的土地已有所利用。(50)到汉代，种植业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沼泽地已基本上垦辟治理为农田。汉以后，北方人口不断向南方迁移，加上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使南方地区农田的垦辟扩大也出现了新形势。
1.向山争地
中国有广大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农田向山坡扩展是必然的趋势。它最主要的形式是“梯田”，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开辟梯田始于何时？有不同看法。大致梯田是由山坡田逐步发展而来，《诗经》中提到的“阪田”可能就是简单的山坡田。山坡田能破坏山坡上的天然植被，引起水土流失。从严重的失败教训中人们总结出修筑梯田的办法。梯田在条件不同的地方，修筑形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西北黄土地带，主要作用是拦截水土，当地农民的口号是“水不下原，土不下坡，泥不出沟”。(51)而南方丘陵地区的梯田则结合丰富的水源条件，表现了对于水土的高度的利用。“梯田”之名称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说江西袁州“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梯田的出现当然比这要早得多，四川彭水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块陶田模型上，丘形狭斜，丘与丘相接如鱼鳞，略呈阶梯形，研究者认为很像现今四川之梯田。(52)说明梯田在四川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了。南宋时，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成为普通的田法。南宋以后，梯田仍继续发展。山坡被广泛开辟为农田，必然会形成与林、牧争地的局面。
2.向水夺田
有多种方式，主要的一种是围湖造田。低洼地方湖泊多，滨湖的土地比较肥沃，对人们特别具有吸引力。《汉书》中已记载了北方个别围湖造田的事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对农田的需求急剧增加。江南地区围湖造田的活动逐渐增加。刘宋时（420—479年），谢灵运先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岯崲湖，“决以为田”。(53)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浙江绍兴）贫民到余姚、鄮（浙江勤县东）、鄞三县开垦湖田。(54)围湖造田，就是排放湖里的水；有的先筑起一道堤，堤的两端与陆地相连，并在适当地方开口设闸，然后把堤内水排干。从湖田衍变出的围田又叫“圩田”、“坝田”、“垸田”，主要推行于古云梦泽及沿长江的沼泽地区。《禹贡》中把荆、扬两州的土壤称为“涂泥”，属下下田。有了圩田这种巧妙的设计后，就使之变成了肥美丰产的水田。唐代著作中关于圩田的记载不多，说明尚未广为推广。到宋代，记载多了起来，北宋沈括（1031—1095年）《长兴集·万春圩图记》说，万春圩在南唐以前叫“秦家圩”，“土豪秦氏世擅其利”。宋廷南渡后，大量南撤的军队屯驻在沿江一带，大规模开垦圩田。从此以后，圩田成为长江中下游广大沼泽低洼地区的重要水田类型，对促进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不过，这种向水索地的办法，如超过了一定的合理限度，滥围滥垦，就会破坏天然的水利和生态平衡。
沙田，是南方水田地区农民向水夺田的又一方式。江河傍岸或水流中往往有沉积起来的沙滩和沙洲，土质肥沃，芦苇丛生，人们在其上辟为农田，并挖通沟渠，引水排水，也能做到水旱无忧。长江下游的人把它叫作“沙田”。据文献记载，唐代沿海农民已在靠海岸以及近岛屿边缘的泥沙堆积层上，围海造田了。(55)王桢《农书》中称之为“涂田”，还说“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56)此外，向水夺田的方式还有葑田、架田、柜田等，都属模型式的人造田，数量少，面积小，在农业生产中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3.想方设法找田种
北方有些地区的农民在自然条件非常差，甚至种植业难以发展起来的地方，也千方百计地扩大种植面积。突出地表现在两大创举上，一是改造盐碱地，古代把盐碱地称为“斥卤”。农民创造出“赶盐”、“压盐”、“压青”、“泡茬”、“躲盐”、“放淤”等办法，把许多斥卤不毛之地改造成为能种植的农田。另一是明、清时期甘肃某些地方农民创造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法——“石子田”。(57)贫瘠多山的黄土高原降雨很少，风又大，昼夜温差变化大，水土流失严重。于是农民们设法在耕地之后，施上肥，然后运来砂石，先铺一层粗沙，再逐层铺上一层小石子和大石块。石子田因砂石下面土壤昼夜温差较小，温度较高，适于作物生长；又由于有砂石的覆盖，大大减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发，降水渗入土内的水分不易流失；土壤水分保持较好，盐分不易上升，有减轻盐碱化的效果。石子田不仅保收，产量也比当地一般农田要高得多。但它建造起来很费工，而且头十年收成很好，以后产量逐渐下降，三十年后必须重新改铺。这种石子田实为世界农业生产技术史上少有的一项创举。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要增加农业生产量，除扩大耕地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法充分合理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D.H.Perkins）认为，从十四到十九世纪，中国人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除了通常的技术措施外，改进耕作方式起了突出的作用。(58)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N.E.Borlang）认为，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的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59)
《周礼·地官·县师》：“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东汉学者郑玄注释说：“莱，休不耕者。”反映出周代农田还盛行轮荒农作制。到春秋战国时，就开始逐渐废弃了轮荒农作制而走上了土地连种制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轮作复种制。公元前五世纪，魏国政治家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其实质就是设法摆脱原始的休耕制，而向连作的高级阶段发展，提高已耕农田的利用率。《荀子·富国》中说，黄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岁而再获之”（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郑玄在《周礼·地官·稻人》注释中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黄河流域已经流行“禾下麦”、“麦下种禾、豆”的谷、麦、豆之间轮作复种的二年三熟制。南方气候温暖，雨水充足，这一时期在汉水流域的河南南阳一带已经有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60)《异物志》则记载有“一岁再种”的双季稻。宋以后，中国广大农区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除大规模开展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动外，再就是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吴郡图经续记》中说江苏南部种庄稼已是“刈麦种禾（水稻），一岁再熟”。岭南地区更有水稻一年两熟，一年三熟的记载。(61)“一年三熟”很可能是通过间套复种等多种方式实现的。宋以后，轮作复种制继续有所发展。
“间作”、“套种”是中国种植制度上的又一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多熟种植主要是综合运用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种植方式实现的。所谓“间作”、“套种”就是在同一块地里同时夹杂栽种不同的作物；或在一种作物的生长期中间，再栽种另外一种作物。这样，当前一种作物还没有收获，而后一种作物已经长起来了。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使之没有空闲之时。《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中都提到了间作、套种，从中反映出在公元六世纪以前，这种方法还只限于使用在园艺蔬菜方面。间作、套种等复种技术在明、清时有较大的发展，方式更丰富多彩，并同轮作复种密切配合，综合运用，收效更大。1834年成书的《江南催耕课稻编》中说：“台湾百余年前种稻岁只一熟，自民食日众，地利日兴，今则三种三收矣。”《修齐直指》中详述的十八世纪陕西关中地区“一岁数收之法”和“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是北方综合运用间套复种的最典型实例。作者杨屾认为这“乃人多地少，救贫济急之要法”。
三、使地力常新壮
作物生长发育须由土壤供给水分、养料和一部分空气。土壤的这种供给能力，叫“土壤肥力”。土壤肥力保证了人们生存必需的粮食、纤维和其它生活资料。所以古人说“地生财”。(62)战国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63)随着农业生产土壤管理科学技术的提高，又进一步认识到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会减退。宋代陈旉的《农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了“地力常新壮”(64)这一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土地利用原则。对人们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对土壤一向采取主动态度，想方设法去改良和维持它的肥力，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轮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综合运用的方法，从而使中国的农田使用了几千年而没有衰敝。近百年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这一事实很是惊异。
施用有机肥料来恢复和维持地力是关键的措施。古文字学家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研究，认为商代已开始给作物施用粪肥，并有了贮存人畜粪和造厩肥的方法。(65)《诗经·周颂·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之。”反映周代人们认识到使用绿肥与庄稼生长良好的必然关系。《周礼》、《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谈到了“多粪肥田”，以及改良土壤和对不同土壤应施不同肥料的“土化之法”和“粪种”等。《齐民要术》的记载反映了公元六世纪时的肥料种类有人粪尿，牛、羊、猪等畜粪，还有蚕粪、缫蛹汁、兽骨灰、草木灰和陈墙土。还介绍了一种造堆肥的方法——“踏粪”；强调作物要施用腐熟的熟粪；对基肥和追肥的施用法也作了具体记述，反映出施肥技术已有较高水平。
六世纪以后，在开辟肥源方面不断有新的发展，对施肥方法的改进也很突出。《陈旉农书》说：“用粪犹用药也。”(66)在十二世纪时对施肥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十八世纪的杨屾在《知本提纲》中总结了历代农民积累的施肥经验，发展了陈旉的认识，指出施肥要注意“时宜”、“土宜”和“物宜”。所谓“时宜”就是“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所谓“土宜”就是“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所谓“物宜”是因为“物性不齐”，应“当随其情”。总之，到明、清时期，中国农田施肥技术几乎达到了经验知识的顶端，至于施肥的作用和意义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欧洲，农田施肥是比较晚的事，即使较早的国家、地区到十一世纪方才开始施肥。十八世纪时，法国农业在欧洲算是最先进的，可是全国农田仍有半数以上经常休闲着。听任大量土地休闲，主要是因为无法迅速恢复土壤的肥力。
第五节 选种育种成就 中国古代不仅把许多野生动植物驯养和培育成为家养动物与栽培植物，而且通过改良营养条件、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培育了大量的农作物和家畜、家禽优良品种，以供人们生活所需。 一、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世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在六千多年前，中国水稻已有秈稻和粳稻两种。在周代，农作物播种前，对种子要进行粒选。选种的标准是色泽鲜亮，子粒粗大饱满，即《诗经·大雅·生民》中说的“种之黄茂”。此篇还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优良品种——“嘉种”的概念，并记述了黍和粟各两个优良品种的名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的好粟）、“穈”（赤粱粟）、“芑”（白粱粟）。《诗经·鲁颂·閟宫》篇中有“黍稷重穋，稙穉菽麦”之句，“重”、“穋”、“稙”、“穉”，即晚熟、早熟和早播、晚播的两类品种。它们是考察了很多品种的特性和特征之后予以概括出来的，有明显的品种区别，说明周代的选育种技术已有相当高水平。战国时期，人们通过总结积累的经验，制定出了一些选种的标准和措施，如《吕氏春秋·审时》里就分别提出了禾（粟）、黍、稻、麻、菽、麦六种粮食作物的选种标准。到汉代，出现了有关存优汰劣的选种留种文字记载。《氾胜之书》记载了单穗选种法：“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收割下来，成束晒干，收藏好，“顺时种之，则收常倍”。六世纪时，《齐民要术》总结出了近似现代种子田的良种繁殖技术，在“收种”中说：“粟、黍、穄、粱、秫常岁别收，选好穗色纯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别种，以拟明年种子”；还强调留种田要“尝须加锄”，收获时要“先治而别埋”。在现代选种技术没有出现以前，无疑这是古代世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良种繁育方法了。《齐民要术》对作物品种名称很注意收录，如粟的品种收录有九十七个（其中十一个系转录自三世纪的《广志》），水稻品种有三十六个（其中糯稻十一个），黍十二个，小麦八个，穄六个，秫六个，梁四个等。(67)还把粟按“成熟有早晚，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68)的标准来分类，说明后魏时已能够相当全面地评价一个品种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上，《齐民要术》里也有论述，如说：“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69)注意到早熟、矮秆的品种比晚熟高秆的品种产量高。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秆高产量也高，只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一批矮秆高产的品种育成，才证明了矮秆高产的正确。另外，书中还指出“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恶而息也”。(70)这是论述产量与质量间的矛盾，高产品种往往品质较差，而优质品种则往往产量不高。一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至今仍是育种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用一个具有优良性状的单株或单穗选育新品种的单株选择法很早就有了。清初，农民已普遍使用此法。《康熙几暇格物编》下册中记载了康熙皇帝用此法在丰泽园中选育成功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腴”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曾推广到江、浙一带，在苏州地区一年两季共收五石二斗，比其它品种增产一石三斗。四年之后产量高达六石多，比其它稻增产1.7倍。乾隆时编纂的《授时通考》收录的作物品种比《齐民要术》更多，如粟有二百五十个，对各品种的特征和特性都有详细记述。在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编纂的全国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各地农作物品种，更是多不可数。 二、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马在家畜中占有特殊地位。根据《夏小正》记载，夏代在春季已实行“颁马”，即选择强壮种马配种。商、周时期，马被用于军事、狩猎、娱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品种不断增多。人们根据马的品质高下，毛色的纯驳而将之分类，并规定了使用范围，《周礼·夏官·校人》：“辨六马之属。”有繁殖配种用的“种马”，军事用的“戎”马，毛色整齐供祭典用的“齐马”，善奔驰驿用的“道马”，田猎所用之“田马”，还有供杂役用的“驽马”。汉武帝大力提倡养马，从中亚和新疆地区引进汗血马三千匹进行大规模杂交繁殖改良内地的马种。唐代在马匹改良上也作过很大努力，据《唐会要》记载，唐高祖时，康国（今苏联中亚地区）进贡四千匹大宛良马。唐太宗时，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于”族人（现西伯利亚叶尼塞茨克地方）派使者带来良马一百匹，其中有十匹特别优良，唐太宗极为珍爱，给每匹马都取了名字，号为“十骥”。汉、唐以来，先后从西域输入的良马有大宛马、乌孙马、波斯马、突厥马等等。利用异种间的有性杂交方法来培育新畜种（jué tí），也是中国古代家畜育种技术的重大成就。现在把母马配公驴产生的骡子叫马骡，古代叫“驘”（luó）；把母驴配公马生的骡子叫驴骡，古代就叫“”。这是北方匈奴民族的贡献，春秋时期已引入内地。骡既继承了马和驴的优良性状，而且又胜过马和驴。《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第十五》说：“驘，驴覆马，生驘则准常。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这种杂交育种方法现今还在生产中广泛应用。汉代在猪的选育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已相当成熟。从华南和华北一些地方汉墓出土的青瓦猪外形来看，当时的猪种已具有优良品质。(71)在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选育下，中国各地曾培育出不少优良猪种。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说：“生青、兖、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辽东者头白；生豫州者喙短；生江南者耳小，谓之江猪；生岭南者白而极肥。”中国华南广东猪自汉以来就以早熟、易肥、繁殖力强而著称于世，大秦（古罗马帝国）的本地猪种生长慢、晚熟、肉质差，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此千方百计地引入中国华南猪以改良本地的猪种，育成了罗马猪。而罗马猪对于近代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起过很大作用。英国在十八世纪初引入中国广东猪种，到十八世纪后期，其本地猪种已渐绝迹；著名的大约克夏，又名英国大白猪，为优良的腌肉用猪，就是用中国华南猪和约克夏地方本地猪杂交改良而成的。(72)总之，现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猪种，几乎都含有中国猪的血统。英国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说过：“中国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高度的价值。”(73)在鸡、鸭方面，中国历代培育了很多珍贵品种。鸡有鲁鸡、长鸣鸡、辽阳鸡、矮鸡、泰和鸡、寿光鸡、九斤黄鸡和狼山鸡。鸭主要有番鸭、北京鸭。北京鸭育成于十五世纪，用它烧制成的佳肴“北京烤鸭”闻名于中外。
第六节 蚕桑、园艺和畜牧兽医方面的特殊贡献 中国在蚕桑、园艺和畜牧兽医方面有不少特殊的创造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中国古代关于养蚕的传说特别多，诸如天驷龙精、马头娘、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西陵氏始蚕等等。实际上，像养蚕织丝这样伟大的发明，只能是人们集体的、长期的经验积累。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掘出了一批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74)遗物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鉴定，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0根，粗细均匀。丝带组合，观察为10股，每股单纱3根，共计单纱30根编织成。有人据丝织物分析，认为已是先缫后织的产品，蚕也进入了家养的时代。(75)比这再早与蚕桑有关的考古资料还有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半割的茧壳”，经1928年美国Smith-So-nion学院鉴定为蚕茧。(76)此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个牙雕小盅，“外壁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的图案一圈”，(77)织纹和蚕纹组成一个图像，反映了蚕与织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长期养蚕的实践，历代蚕农在养蚕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不少成就。首先，家蚕经过长期饲育和选择，其性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江、浙地区饲育成了四眠蚕和许多优良品种。三眠蚕比四眠蚕抗病能力强，容易饲养，但从蚕丝生产角度看，四眠蚕的蚕丝比三眠蚕优良。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大进步。为了发展蚕丝生产，中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一千六百多年前，已利用低温抑制蚕卵使之延期孵化的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为能在一年内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大发明。为提高蚕丝的产量，现代蚕业工作者经过长期反复研究，发明了用葆幼激素配合蜕皮激素体喷或添食的养蚕方法。而在八百多年前，中国蚕农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发明了用中药添食增产丝的方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篇》卷上中说：“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华南农学院做了验证性试验，证明庄氏的记载是可靠的。(78)古代蚕农还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卫生措施有，养蚕前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用烟薰方法来对蚕室进行消毒。在饲养过程中，及时清除蚕沙（蚕粪），利用日光照射蚕具消毒。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药物烟薰两种。十七世纪的《养蚕秘诀》等书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桑叶上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以后更针对不同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发展养蚕业，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开始人们利用撒子播种来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五世纪，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此法比用种子播种大大缩短生长时间。宋、元以来，南方蚕农又把果树嫁接技术使用到桑树上，这对老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桑叶质量，周代已讲究修整桑树的技术。(79)《氾胜之书》记述了一种树形低矮，枝嫩叶肥，宜于养蚕的地桑（鲁桑）的栽培方法。《齐民要术》引民谚对鲁桑评价说“鲁桑百，丰绵帛”。(80)即桑好出帛多。宋代以来，鲁桑和嫁接技术，陆续流传到江南。嘉湖地区蚕农用江南原有荆桑为砧木，鲁桑为接穗，嫁接培育出新的植株，鲁桑的新类型——“湖桑”便逐渐形成。湖桑一直为世界各蚕业国家所称道。关于湖桑类型新种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是南宋末吴自牧撰写的《梦粱录》。 二、园艺方面的成就 距今约六千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曾出土一个陶罐，里面留存有芥菜一类的菜籽，说明那时已种植蔬菜。周代出现了园圃。《诗经·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由此可见园圃中经营的有蔬菜、果树、经济林木和观赏植物等。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的发展，农（大田作物）、圃（园艺）分工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樊迟向他的老师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之道，孔子回答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81)在园艺栽培中，中国很早就采用了复种、连作、套种等技术措施；此外，在长期实践中还创造了其它一些独特的技术。如近代采用的人工加温办法，以保护幼嫩植物抗御严寒或酷暑，是农业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而这在公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已有发轫。秦始皇时，“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82)唐代诗人杜甫有“御苑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的诗句。这两例是利用温泉温室提前种瓜。《汉书·召信臣传》则记载有利用“蕴火”（即烧着不起焰的火）提高室温，促进蔬菜的生长：“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气乃生”。六世纪，北方农村有利用日暖“笼盛”育菜苗，提早发芽的。十世纪时，多风严寒的漠北农民利用牲畜粪便腐熟时发酵生热，增加地温，于棚中种西瓜。(83)南宋时，浙江杭县西马塍的艺花工人对温室栽培技术有重要的提高和发展。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其法：“凡花之早放者曰堂（塘）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薰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被当时人们誉之为“侔造化，通仙灵”的技术。黄化栽培的历史也较早。北宋苏轼诗中已有“青蒿韭黄试新盘”的诗句。温室囤韭黄的技术，王桢《农书》中有详细记载：“至冬移根藏于屋荫中，培以马粪，暖而即生，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嫩黄，谓之韭黄。”(84)南方菜农还利用这一原理在露地用瓦筒培植韭黄、葱黄、芹菜等蔬菜。无土灌溉培育的黄化豆芽菜，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林洪《山家清供》中的“鹅黄豆生”，就是用黑大豆培育出来的豆芽菜。近几百年来，贵州省北部，广东省广州、佛山等地区的菜农，利用小型竹筐育苗。筐内盛苔藓植物、锯木屑、灰粪等，厚约三寸，铺平，撒上温水浸过的种子，再盖上一寸厚的苔藓，置温暖处，并经常喷洒温水，待种子发芽后再移植大田。可算得上是活动苗床的雏型。中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东汉末，仅据《四民月令》记载，黄河流域的蔬菜种类已有二十余种。后魏《齐民要术》记载的有三十一种，其中二十一种至今仍在栽培，并为主要蔬菜种类。现在世界上蔬菜约有一百六十余种，其中常见的一百种左右。在这一百种左右蔬菜中，原产于中国和虽为引入，但经过精心培育而成优良种型的大致有五十余种。如白菜（古代称菘）现仅在华北就有五百多个地方品种。日本于1875年开始从中国引种。芥菜、萝卜，中国也是原产地之一。萝卜由于栽培时间长，种植地域广，育出了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引进的蔬菜经过精心培育，也逐渐演化为适应中国风土特点的许多新的优良类型的品种，如原产美洲的辣椒，传入中国不过三、四百年光景，现在已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品种，其中柿子椒已引种到美国，并被命名为“中国巨人”。中国是世界上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据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考查，起源于中国的果树有五十二种。重要的有桃、中国李、杏、中国梨、柿、枣、核桃、栗、樱桃、木瓜、柑、橙、柚、龙眼、荔枝、枇杷、杨梅等。桃，原产中国，已有二千多年栽培史，《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它的性状、繁殖和栽培技术。大约于公元前一至二世纪由中国西北部经中亚传入伊朗，再传至希腊，最后传至欧洲各国。荔枝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公元前一世纪，曾采用特殊保护措施少量移栽到当时京城西安的“扶荔宫”中。宋初，《广中荔枝谱》仅记载广州附近地区品种就有二十二个，蔡襄《荔枝谱》记闽产荔枝品种有三十二种。当时已远销新罗、琉球、大食等国。橙、桔、柚也原产中国，楚国诗人屈原曾以桔为题材写下了杰出的文学作品《橘颂》。汉时已大规模种植于四川、湖北一带。世界上其他国家栽培的柑桔良种，大都引自中国。世界上第一部柑桔专著《桔录》（1178年）系统介绍了二十七种柑、桔、橙的性状特征、品种和名称的由来，以及种治、去病、采摘、收藏法等。(85)在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上，嫁接有重要意义。这种无性繁殖法比用种子的有性繁殖，不仅结果快，还能保持栽培品种原有特性和促进变异培育新品种。嫁接技术在中国出现比较早，《齐民要术》对嫁接原理、方法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果树嫁接法越来越丰富。《齐民要术》只讲到枝接和根接法，而发展到元代已有六种“缚接法”：“夫接博（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靥接，六曰搭接”。(86)顾名思义，六种接缚法是以嫁接方法或嫁接部位的不同加以区分的。虽然不十分科学，但有些接木名词作为专门术语，在中、日两国至今仍沿用着。嫁接法还运用于花卉上，唐、宋时，因采用嫁接法而培育出来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世所罕见。
三、畜牧兽医方面的创造发明 中国驯养的历史很悠久。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各流域，以至沿海各省和西北、西南等纯牧区，在六、七千年前便都有了原始畜牧业。猪是中国驯养最早的家畜，根据河北武安磁山、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新郑裴李岗以及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出土的猪骨骼来看，在距今七千年以前便已由野猪驯化为家猪，并在各地普遍饲养。以上遗址出土的狗和羊骨骼，说明狗和羊驯养的时间和猪差不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水牛骨骼，在河南、河北、山东、内蒙、甘肃等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牛的骨骼，说明约在六千多年前牛的驯养开始了。马的驯养要晚一些，从山东城子崖和大汶口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骨骼推断，大约有四千至五千年的驯养历史。从河南、甘肃、江西、山东、湖北等相当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鸡骨和陶塑鸡来看，鸡的驯养大约也已有五千年历史。北方民族的“奇畜”橐驼，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被驯养。(87)阉割术的发明，是畜牧兽医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经过阉割的家畜膘肥肉壮，性情驯顺，便于饲养并提高经济价值。《夏小正》中的“攻驹”就是给马去势。日本学者认为，世界上马的阉割以中国为最早。商代甲骨文中有关于阉割过的猪的字符■■。至今中国民间还流行的小母猪卵巢摘除术，手术过程只一、二分钟，而且术前不需麻醉，术后不需缝合；手术机械简单，手术部位正确，创口小，手术安全，无后遗症，随时随地都能施行手术。国外畜牧兽医界对这一阉割技术非常重视。(88)相畜学是中国一门古老的科学，起源于文字没有发明前。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和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马、牛等家畜，推进了相畜学的形成和发展。当时有不少著名的相畜专家，最著名的有卫国的宁戚，著《相牛经》（早已佚失）。相马的理论和技术成就更大，《吕氏春秋·观表》说：古时，善相马的有十大家：寒风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最有名的相马学家是伯乐，著有《相马经》，奠定了中国相畜学的基础。汉代，出现了完整的《相六畜》著作。相畜学对于家畜品质的提高有重大意义。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家畜饲养技术得到世界上的重视。如马蹄铁的发明。蹄铁是马匹管理上不可缺少的东西，由“无铁即无蹄，无蹄即无马”这句谚语就足以说明其重要。制造蹄铁和装蹄、削蹄是一项专门技术。它可以提高马匹的工作效能。蹄铁的发明时间，有人说是汉代，有说是隋、唐到明代之间。不论哪一种说法成立，中国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蹄铁的国家。家禽人工孵化法，二千多年前在中国已使用。北方人大都用土缸或火炕孵蛋，燃烧煤炭升温。在南方，一般用木桶或谷围孵蛋，以炒热的谷子为热源。这些方法设备简单，不用温度调节设备，也不需要温度表，却能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而且孵化时数量不受限制，成本低，孵化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此外，像填鸭肥育技术和人工止卵、强制换羽的方法也是中国人首创的。中国的兽医自成体系。周代，兽医已从医学中独立出来。《周礼·天官》中有“兽医”，职掌治疗“兽病”（内科）、“兽疡”（外科）。治内科病采用口服汤药的方法；治外科病，除服药外，还要施行手术割治。此外，又制定了诊疗程序，重视护理工作等，反映出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兽医科学已有相当高水平。针灸疗法是中国独创的一种优越的医疗技术，起源很早，根据汉代刘向所著《列仙传》所说，黄帝时的马师皇用“针其唇下及口中和甘草汤治愈”，说明中兽医“方不离针，针不离方”的传统由来已久。到五世纪，针灸疗法已流传到国外。现今针灸疗法仍为广大兽医界所乐用。隋、唐时代，兽医分科更加完善，关于疾病的诊治、药方和针灸都有专著。宋、元、明、清各代，专门的兽医著作出现更多。
第七节 劝课农桑和古农书 一、历代的劝课农桑 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开国之君，对劝课农桑都比较重视。除下达诏书、命令提倡之外，也采取一些切实措施。当然，大多数情况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所谓“劝课农桑”，类似于近代的农业推广。就是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通过宣传、示范和展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农民，以使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中国的劝课农桑制度创始于周代。《周礼》这部书虽成书于战国，但其内容有许多实际上反映的是周代的情况。周代的劝课农桑制度，首先是设立一系列农官进行教导。见于《诗经》中的有“田畯”、(89)“保介”(90)等。《周礼·地官》记载的则从立田制、兴修农田水利、辨别土壤种类、备耕备种一直到收获都设有专职官员分工管理。如“大司徒”之职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里宰”，“掌比其邑之多众……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稻人”，“掌稼下地”；“司稼”，“为之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等等。其次，制定出一套制度，如“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91)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口大增，“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92)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了；加之诸侯国争雄称霸，战争频繁，都需要农业提供大量剩余产品粮食、布帛、肉类和蔬菜。因此，从当时诸子著作中都可找到他们建议当政者重视农业生产，劝课农桑的言论。如《管子》中的“牧民”、“立政”、“八观”、“治国”等篇都是以重农劝课为言的。魏文侯时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其做法与近代实施农业推广，以求生产增益非常相似。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继秦王朝的暴政之后，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汉高祖统一天下后，立即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各帝对劝课农桑也颇为重视，屡下劝农诏，将劝课农桑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这一系列措施，取得显著成就。其中尤以汉武帝时的农业推广工作做得出色。武帝好大喜功，外则对四境扩大疆土，屡次用兵；内则大兴水利和其他工程，弄得民穷财尽。晚年悔征伐之事，决心抓农业生产，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93)征和四年（前89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田太常、三辅（关中一带）。赵过总结民间经验，创立了一种比较精细、先进的“代田法”。代田法的基本内容是“一亩三甽（在一亩地上开三条沟，形成三条沟和三条垄），岁代处（即垄和沟每年轮换着种植）”。(94)因为播种时将种子播于沟内，水分和温度条件比垄上稍好，有利于作物出苗和生长；所以亩产量比不开沟作垄的缦田要高得多。赵过在推广代田法过程中分作三个步骤：首先亲自实地试验，证实代田法比缦田法优越，作为推广的先决条件。其次，借用行政力量，县令长和乡村中的“三老”，还有生产骨干力量“力田”和老农“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最后，由骨干通过公田和“家田”作重点推广后，再普遍展开。赵过推广代田法约七年时间，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95)民皆称便的效果。赵过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技术推广程序的首创者，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唐、宋时期，政府对劝课农桑工作也较重视。唐代劝农官员的设置，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此外还深入乡里，以百户为里，每里设里正一人，专掌按比户口和课殖农桑。(96)武则天时又删定《兆人本业》一书，颁行天下，宣传推广农业技术。(97)这是中国官修的第一部农书。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最高统治者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亲自过问过。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宋、亳数州因牛疫，耕牛死亡过半，影响耕种。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可以人力替代牛力，太宗立即下令依式样制造推广给两州农民使用。(98)宋真宗也抓过两件农业推广工作，一是下诏翻印《农器图》、《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农书颁布民间。另一件是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遣使从福建取“占城稻”（生长期短、成熟早、较抗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的一种旱稻）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路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由朝廷公布占城稻的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号召种植。(99)北宋的地方官还利用“劝农文”的形式来劝课农桑。它类似近代的宣传品，内容主要讲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书所不同的是比较注意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文句简练，篇幅短小。南宋时劝农文仍盛行。元王朝虽为牧业民族入主中原，但受汉族影响，也比较注意抓农业生产。至元六年（1276年），忽必烈下令“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官相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100)先搜集，再实验，后推广，做法十分科学。经二、三年的搜集，同时参考大量古籍而编写成了《农桑辑要》一书颁布天下。后来，元政府又曾多次刊刻、颁发给各级官员，“以知稼穑之艰难”。(101)此外，元政府还颁发过《栽桑图》。明、清时期，民间出现了不少农业推广者。如明末清初的陈振龙家族，在甘薯的引进和推广上连续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百五十多年。(102)康熙、乾隆年间，陕西兴平人杨屾，为使其家乡人能增加收入，解决穿衣难的问题，他先“博访树桑养蚕之法”，然后“先自树桑数百株”，又亲自养蚕、缫丝、织绸。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宣传、示范，他在兴平及其邻近地区推广栽桑养蚕取得了一定成效。(103)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厘订《学堂章程》，中国才开始有近代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等近代农业推广方法及机构组织。 二、中国的古农书 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农书，距今已有二千多年。中国古农书到底有多少？《中国古农学书录》(104)统计为542种；《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105)定为 643种；《中国古农书考》(106)记述了 243种，而所附索引开列的农书和有关书籍名目约六百种；《中国古农书评介》(107)说：“目前已经查出的这近四百种农书中，有真实材料可核对的现存书共计三百二十九种。”中国早期古农书，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和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染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材木、花卉等为主题的“整体农书”占大多数。它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变成为三个类型：一是“农家月令书”，创始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它将一年十二个月必须进行的农业生产操作事项，按时令缓急，依次安排。这类书因着重于时间计划，对农作物生产过程没有作系统的连续叙述，技术性知识显得分散些。二是以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代表，着重于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录。技术叙述，除了各种作物、蔬菜、果树、林木的耕作、选育、保护和畜牧、养鱼等广义农业的各部门之外，还有农产品加工、保藏、酿造、烹调、织染、日用品保管，乃至制造笔墨、化装品等，可谓是“百科知识”型的。第三类是综合上述二种类型的特点，将各种技术约略地集中在某一个时令中，而将上两类书中的丛辰（即所谓“选日子”、“看日期”、“择吉”等迷信的旧名称）、占卜、祈禳（ráng）、厌（yā）胜等迷信事项扩大加重到占压倒的优势。这类书一向称之为“通书”，现存以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为最早。选择广义农业各门类中的一项，或相关几项作题材的“专业农书”，最早着重于相马、相六畜、养鱼等方面。由于宫廷对花木的需要，导出了花卉、庭园方面的专书，如晋代《西京杂记》中有关花木部分，以及稍迟的《晋宫阁簿》等。到唐代则有讨论种茶、农器和养蚕等的第三类专业农书出现。时代越往后，农业分工越细，专业农书也越多。它有时与“谱”、“录”合流，有时分家。除上述三类专业农书外，到明、清时还出现了救荒和治蝗专书。如果从时间上看，还可作如下归纳： 1.先秦和两汉的农书 《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收录了九种汉代流传着的农书，其中四种“作者不知何世”，两种确定为“六国”时人所作，即《神农》和《野老》。以上全已不存于世。现存先秦的农学著作只有《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上（尚）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是专讲农业政策的；后三篇总结了先秦的农业生产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九家农书中，肯定为西汉人所著的有《董安国》十二篇，《蔡葵》一篇、《氾胜之书》十八篇。前二书早已佚失。《氾胜之书》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用，现还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断。清代曾有三种辑佚本，现代则有1956年出版的《氾胜之书今释》(108)和1957年出版的《氾胜之书辑释》。(109)氾胜之，山东曹县人，汉成帝时（前33—前7年）为议郎。刘向《别录》说他曾“教田三辅，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氾胜之书》现残存只有三千多字，内容包括耕作的总原则；十二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栽培、收获到储藏为止的各种方法细节，以及少量带有神秘色彩的“卜种”、“藏谷”方法；还有“治种”（处理种子）和“区（oū）种”两项特别技术内容。《后汉书》没有“艺文志”，因此东汉二百余年中，出现过多少农书，至今没有可供考证的历史记录。目前能确知的有《四民月令》。此书已佚失，现存的只是辑佚书。(110)崔寔是冀州安平人（今河北安平县一带），生卒年可能是103—169年。其家庭是当时“望族”。他曾在洛阳自己多年经营着一份庄田，利用所积累的农事经验，加以整理写成《四民月令》，传授给和他相似的其他经营地主。严格说，《四民月令》主要是为士大夫们的地主经济服务的，是他们的经营手册。 2.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多的年代之一。记载这约四百年历史的十一种“正史”中都没有“经籍志”或“艺文志”部分。因此，除《齐民要术》外，是否还有其他值得提及的真正农书，至今没有发现直接史料可供参证。《齐民要术》是公元六世纪时中国出现的一部空前伟大的农书。关于作者贾思勰，只能凭借《齐民要术》卷首所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知道他作过这么一个官；由书中部分内容还知道他曾到过并州（今山西）的井陉、壶关、上党等地，观察了此处一些作物的特点；他家里曾养过二百多头羊；他有一位朋友刘仁之，做过兖州刺史。《齐民要术》全书由“序”、“杂说”和正文三大部分组成。正文里又夹有双行小字附注。全书十一万字，正文约七万，夹注小字四万。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杂说”是后人写的，时间在北宋前。夹注小字当中也有些是唐代的资料。此书范围包括广泛，从耕种操作到造醋做酱，凡是农家生活资料的生产全都写到，正如其“序”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xī）醢（hāi），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是中国北方旱地农业技术总结得最好的一部书，真正掌握了旱地保墒农业技术的精髓。它对国外，特别是日本农学有较大影响。 3.唐、宋两代的农书 隋代没有新农书出现。唐代出现了几部与农业有关的著作，但真正称得上农书，现存的就是陆龟蒙的《耒耜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陆龟蒙是唐末松江人。《耒耜经》为江南人所著最早的一部农书，也是最早一部专论农具的书。全书并序文在内共四百四十三字。围绕耕犁这一件农器各部分的构造与功能作了详细正确的叙述，附带谈了另外的三件小农具。《四时纂要》的作者韩鄂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不可考。大多数研究者推测他为唐末至五代时人。此书大约在宋以后佚失。近年在日本发现了它的一个朝鲜复刻南宋本。(111)全书五卷，分作十二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星躔为主）、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品）、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最后抄一段《礼记·月令》中的“愆忒”（即节令不正常所引起的灾祸）作结尾。这些内容中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只有种植、牧养两项和杂事中的几条。由北宋王朝组织人编纂的官方农书有《授时要录》、《大农孝经》、《本书》等，都已佚失。整个北宋一百七十年中，没有留下一部像样的新的整体性农书。各家书目记载的专业性农书种数还不少，医马、相马和医骆驼的书各有两种以上。这大概由于五代时和北方少数民族接触较多，它们是具有重要国防意义的役畜而得到了重视。论种茶、制茶的书出现了十多种，除说明当时茶已成为通行的饮料外，换取军用马匹可能也是一个原因。牡丹、芍药两种名花，各有几种专门谱录出现，虽以谈品种为主，但也写有一些栽培经验。秦观的《蚕书》是现存最早谈养蚕的专书。从浴种到养蚕、缫丝各阶段，都有简明切实的叙述；对缫车的结构和用法，记载特别详细。《陈旉农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写成。全书并序文、标题等在内总共一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占全书的大半，内容讨论以水稻为主的狭义耕种，也谈了小麦等几种辅助作物。陈旉特别强调人力的作用，认为尽到人力就可使地力“常新壮”，是一进步的看法。中卷三篇，是专谈江南地区适用于水稻耕作的唯一役畜水牛的。下卷五篇专谈蚕桑，从种桑起，到收茧止，没有缫丝、纺织、染的叙述。总之，这本书是以种稻、养蚕为主的江南泽农内容，而且只说农业生产，不涉及手工业操作。它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南宋时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较有价值的农书还有楼（shóu）的《耕织图》，韩彦直的《橘录》。《耕织图》以绘图作诗的表达方式对后来农书有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在北方黄河流域金王朝统治地区的士人也写作了一些小型农书，从元初《农桑辑要》所引用的看，有《务本新书》、《蚕桑直说》、《蚕经》、《士农必用》、《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近人在《永乐大典》中还发现了《种艺必用》一书。(112)此书特点是把花卉收入农书中，而且不像过去的花谱那样只限于园圃栽种，也包括了盆栽和瓶供。另外，其中记载的一些特殊的嫁接组合、重迭嫁接都是可贵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