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元代的农书 元政府司农司所编写的《农桑辑要》是元代第一部农书，此后又有王祯的《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农桑辑要》为一部从技术上作指导的全国性整体农书。全书六万字左右，分作七卷十门，即“典训门”（农本观念的叙述）、“耕垦门”、“播种门”、“栽桑门”、“养蚕门”、“瓜菜门”、“果实门”、“竹木门”、“药草门”（实际上是染料、药材、特种作物）和“孳畜门”。全书主体材料仍采自经史，承袭了过去几部重要农书的丰富遗产。其突出之处是非常重视农桑，把它提到空前的高地位。王祯《农书》一般通行版本和《农桑辑要》一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以《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版排印本为最早。成书于十四世纪初。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曾在安徽、江西等省做过地方官。《农书》系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农和江南泽农两方面的情况写成。现在通行本全书约十一万字左右，共分三部分：“农桑通诀”（农业总论）、“百谷谱”（农业各论）和“农器图谱”。“农器图谱”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显然为重点所在，同时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图共有三百零六幅，分作二十门，如“田制门”、“耒耜门”、“钁臿门”等等。每幅图均附有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等。元代，维吾尔族曾出现过一些文化技术专家，鲁明善就是一位农学家。《农桑衣食撮要》是他在作寿春郡（今安徽寿县）监察官任内编写的。本书是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书中材料主要采自《农桑辑要》，但因寿春郡接近江南，所以增选了一些适合江南地区情况的资料。全书没有任何关于商业经营的叙述，占候、禳禁数量很少，仅有十余条。总起来说，它确是一部农家月令书，专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生活服务的。元朝统治虽只有短短九十多年，留下了以上三部重要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5.明、清时期的农书 《中国农学书录》中所载明代农书大小共有一百三十多种，而质量较高、真正够得上称为农书的，大小不过十来种。它们是《种树书》、《便民图纂》、《多能鄙事》、《学圃杂疏》、《群芳谱》、《农说》、《宝坻劝农书》、《沈氏农书》、《农政全书》等。明中叶以后，出现了第一部医治马的医方书《元亨疗马集》。它与《疗牛集》和《驼经》常合并在一起刻印，称为《元亨疗马牛驼集》。这部书应是群众的长期经验积累，而定型则于明代。书中记述了相法、针灸法、外治法、内服药方和各种症状，并绘有图，便于应用。《农政全书》是一部集大成的巨著。作者徐光启是十七世纪中国的一位杰出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和农学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农政全书》总计约有七十余万字，广征博引各种文献二百多种，以全国农业生产为讨论对象，在此以前实不多见。书中充分体现了反保守的精神，率先介绍了西洋科学，如“泰西水法”；还提倡种植甘薯等外来引进作物，打破风土不宜说。另外，在此以前的农书大都为纯技术性的，而此书重点在于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安全的政治措施，抓住了屯垦立军、水利兴农和备荒救荒三项基本农政。全书六十卷，分成“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目。《农政全书》对日本农学也有很大影响，在距离此书第一次刻印后不到六十年就传入了日本。清代出现了不少小型专业农书。果谱、花谱较多是一大特点。值得一提的有《秘传花镜》（又称《花镜》），作者陈淏子，杭州人。全书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部分。还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玄烨命一班词臣就明王象晋的《二如亭广群芳谱》改编成一百卷《广群芳谱》，虽在形式、体裁上有所改进，但实际内容仍和旧著一样，对农业生产意义不大。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的小型农书，从清初到道光时（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嶲藻的《马首农言》，陕西杨屾的《豳风广义》和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都是根据小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对当地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较大。传统形式的大型农书清代也有一部，是乾隆二年（1737年）弘历召集一班文臣编纂成的《授时通考》。全书布局依次序分作“天时”、“地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等八门，各门都有图，引用文献达四百二十七种。因是皇帝敕撰，有诏旨各省复刻，流传很广，在国外也颇有名声。作为农书而言，它在指导农业生产上并没有多大作用。（范楚玉）
注释：(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2)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3)(80)《史记·货殖列传》。(4)《旧唐书·第五琦传》。(5)(7)(8)(11)(26)(93)(94)(95)《汉书·食货志》。(6)(12)《农说》。(9)《晋书·傅玄传》。(10)《齐民要术·杂说》。(13)《孟子·滕文公上》。(14)《论语·泰伯》。(15)《史记·滑稽列传》。(16)《华阳国志·蜀志》。(17)(18)《史记·河渠书》。(19)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 1975年第7期。(20)《诗经·小雅·白华》。(21)《水经注·肥水》。(22)《古今图书集成·田制·议江西屯田水利》。(23)《海塘录》。(24) (56)元·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2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 1972年第12期。(26) 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文物》 1972年第12期。(27) 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29)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1963年。(30)《诗经·小雅·大东》。(31)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2期。(32)《孟子·梁惠王上》。(33)(34)《荀子·王制》。(35)《管子·牧民》。(36)《吕氏春秋·上农》。(37)《管子·势》、《左传·昭公七年》、《国语·周语上》、《国语·越语下》、《荀子·天论》、《韩非子·难二》。(38)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39)(79)《诗经·豳风·七月》。(40)《齐民要术·黍稷第四》。(41)《齐民要术·种麻第八》。(42)《齐民要术·蔓菁第十八》。(43)《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木棉》。(44)《齐民要术·粱秫第五》。(45)《汉书·地理志》。(46)(48)(49)《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47)《清史稿·食货志》。(50)《周礼·天官·冢宰》。(51)王毓瑚《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成就》，科学普及出版社1957年。(52)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二次印刷。(53)《宋书·谢灵运传》。(54)《宋书·孔季恭传》。(55)万历《泉州府志》。(57)李凤岐、张波《陇中砂田之探讨》，《中国农史》 1982年第2期。(58)D.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Aldine，（1969）。(59)《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7年12月7日。(60) 《南都赋》：“冬稌夏穱，随时代熟。”《集韵》：“稬，稬稻也”；“穱，稻下种麦”。(6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62)(63)《吕氏春秋·任地》。(64)(66)《陈旉农书·粪田之宜》。(65) 胡厚宣《再论殷代农作物施肥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66) (67)(68)(69)(70)《齐民要术·种谷第三》。(71)(88)张仲葛《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成就》，《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72)张仲葛《我国猪种的形成及其发展》，《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会议资料选编》，上海农科院1978年编印。(73)C.Darwin.“The Variation of Animal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1905，JohnMuray.(7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5)周匡明《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1期。(76) 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77)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78) 黄世瑞《八百多年前蚕业科技上的两项重大发明》，《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80)《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81)《论语·子路》。(82)《诏定古文官书序》。(83)《全芳备祖》引五代《陷虏记》。(84)王祯《农书·百谷谱·蔬属》。(85)宋·韩彦直撰。(86)王祯《农书·农桑通诀·种植篇第十三》。(87)《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驼）……”。(89)《诗经·小雅·甫田》。(90)《诗经·周颂·臣工》。(91)《礼记·月令》。(92)《战国策·赵三》。(96)《旧唐书·职官志》。(97) 《旧唐书·德宗纪》和《文宗纪》。(98)(99)《宋史·食货志》。(100)《元史·世祖三》。(101)《蔡文渊农桑辑要序》，载《元文类》卷36。(102)《金薯传习录》。(103)《豳风广义弁言》。(104)王毓瑚著，农业出版社1957年出版。(105)北京图书馆1959年编。(106)（日）天野元之助著，龙溪书舍1975年出版。(107)石声汉著，农业出版社1980年出版。(108)石声汉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109)万国鼎著，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110) 1923年前共有四种辑佚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111)《四时纂要》——中国古农书岁时纪的新资料，守屋美都雄解题，日本东京山本书店1962年出版。(112)胡道静校注《种艺必用》，农业出版社1963年。
第二十五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提起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人们往往马上就会想到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无疑是极其伟大的，它们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质地优良、方便而又经济的书写材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保存、传播、延续和发展。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西传，则成为促进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有力杠杆。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认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按：指印刷术）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按：指火药）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按：指指南针）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1)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四大发明毕竟是中国科技文化史上很小的一部分，仅仅知道四大发明，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史还是远远不够的。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科技文化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对于整个世界的文明进化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2)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指出：“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3)同时，从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祖先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些成就几乎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以及医学等学科，到建筑、冶金、纺织、机械、造船、航海、造纸、印刷、陶瓷等技术领域，无不有着相当突出的成就，而令举世所赞叹。李约瑟博士曾以有关机械和其他技术的发明和传播为例，比较了古代世界各文明古国与中国的成就，指出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比其他文明古国要多得多，而且“这些发明在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在列举了中国的二十六项技术发明之后，李约瑟又说：“我写到这里用了句点，因为二十六个字母都已经用完了，可是还有许多例子，甚至还有重要的例子可以列举。”(4)的确，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明为数之多，在古代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仅就技术方面的发明来说，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为序是不足以列举的。有鉴于此，本章只能是着重介绍中国古代主要的科学技术成就，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受篇幅限制，这些介绍也只能是简要的和提纲式的，这是必须事先说明的。由于在本书中，另辟有农学、天文、地理、建筑、陶瓷、交通工具等专章，故这些方面的成就本章不再赘述。当然，这些方面的成就，也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范畴之中，这也是必须申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