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汉族起了较大的作用，我国其他民族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下面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来阐述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一、少数民族对我国物质文化发展的贡献
历史发展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这是一个根本点。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也可互相制约，但不是民族生存的根据，不能代替上面谈的根本点。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找不到一个民族是靠其他民族养活自己和维持生存的。从这一事实和认识出发，在谈我国少数民族对物质文化贡献时，就不应单从民族关系和互相促进中找依据，他们居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就是最重要的贡献。因为我国这个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民族建设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在的民族）建设的。每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在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居住区，都在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文化。他们各自居住区的建设和发展，就构成了我国广阔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构成我国整个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是人类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在我国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很多人群，表现于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各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反映着我国多民族体的出现和存在，也表明这些文化是由我国很多民族创造的。
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也相当广泛。从它们存在的时间先后不同和特点的异同看，既反映了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又说明了它们是由我国不同民族分别创造的。商周时期，当夏族青铜器文化大放光彩的时候，作为“戎狄之长”的我国“蜀国”的青铜器文化也发展到相当高度。例如，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个长方形祭坑中，出土了四百多件相当于商末周初的青铜、陶、石、玉、金、象牙等器物。其中一百多件青铜器具有很高的冶铸水平。特别是十三个青铜人头像，面目造型准确生动，高鼻阔目，耳大面丰，表情威严神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样一批完整的青铜头像，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表明蜀地民族的冶炼技术和青铜器文化发展的高度。
(19)与华夏和蜀地民族出现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的同时或稍后，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也相继进入青铜器时代。居于我国南方的古越族在商代就出现和使用了青铜器。当时分布于今江苏南部的湖熟文化和江西地区的吴城文化，都属于古越族的青铜器文化。在广东、福建、浙江古越族的分布区，也发现了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到了春秋之时，越人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越族先进部分的越国，不仅用青铜铸造剑、刀、戈、矛等武器，也用以铸造斧、锯、凿等手工业工具和镰、镈等农业工具。越国的青铜剑当时是有名的。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显示了它的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考工记》云：“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镈能为镈也。”
(20) 镈是农业工具，是青铜铸造的，说明青铜用于农业生产的普遍性。到战国时期，越族分布区的青铜器文化就更为普遍了。如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出土的139件随葬品中，就有108件为青铜器。广东四会县战国墓出土63件随葬品中，有59件为青铜器。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377件青铜器，也居各类随葬品的首位。
(21)截至1986年，两广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800多件，遍布40多个县市，其中商和两周时期的较大的青铜器有18件，器物有卣、盉、罍、钟、戈等。两广地区的青铜器，虽然受了中原青铜器的影响，却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色彩。
(22)在云南地区也普遍出土了青铜器。从1955年到1986年，云南出土青铜器90余种，一万余件，有兵器剑、矛、戈、斧等，也有农具。这些青铜器的时代，早自西周，晚至秦汉。
(23)在我国南方民族地区，还广泛存在着一种用青铜铸造的铜鼓，有人称为铜鼓文化。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铜鼓有一千多面。目前已知中国早期的铜鼓产生于春秋初年，直到秦汉，分布在云南中部，北及四川南部，东和东南至贵州和广西。这显然是南方民族创造的一种青铜器文化。商至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也陆续进入青铜器时代。辽西地区相当于商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从红山文化发展来的一种青铜器文化，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曲刃短剑是其特征。在我国北方草原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产生于商，发展于西周，繁荣于春秋战国。这种青铜器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制作精致，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还从中发现了铁剑，表明当时已开始使用了铁器。上述我国青铜器文化的分布和丰富多彩，表明了它们的主人不是一个民族，它们是由许多民族创造的。这些民族各自的创造，就构成了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
秦汉以后，有关我国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多的文字记载。根据历代文字记载，我国各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所变化、有所迁徙和互相促进，但一般说来，仍然各有比较固定的居住区，仍然是各自建设和发展本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我国东北地区，是由居于该地的乌桓、鲜卑、挹娄、夫余、朝鲜、高丽、勿吉、契丹、奚、室韦、靺鞨、女真等族相继建设的。我国北方和天山北路，是由匈奴、丁零、乌孙、鲜卑、高车、柔然、铁勒、突厥、回纥、黠戛斯、室韦、蒙古、哈萨克等族相继建设的。天山南路是由氐羌系统和阿拉伯系统的各城邦和游牧民族以及畏吾儿、蒙古等族相继建设的。青藏高原是由各羌支、吐谷浑、吐蕃（藏）等族相继建设的。四川南部湖南西部和贵州、云南，是由西南夷、牢哀夷、武陵蛮（五溪蛮）、僚、瑶、苗、仡佬、乌蛮、白蛮、金齿、黑僰、望蛮、朴子蛮、蒲人、百夷、罗罗、和泥、麽些、怒子、阿昌、哈瓦等建设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由僚、俚、溪峒蛮、僮、瑶、黎等族建设的。台湾地区的建设，我国高山族和他们的先民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