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醇王载沣有光绪作哥哥，宣统作儿子，而且本人当了足足三年的摄政王，大权在握十分过瘾。
光绪初进宫时，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温和，光绪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急症”，与世长辞。 光绪一生，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前后二十二个年头。到戊戌年四月，维新刚刚开始，慈禧说翁“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叫他“开缺回籍”。维新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又说他“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康有为)”，认为他“罪无可逭”，“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皇后的父亲桂祥，是慈禧的弟弟。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却与她无缘。
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
当年，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慈禧也要破坏，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
光绪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与光绪皇帝无关。
只有甲午中日战争，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然而海军外强中干，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到了正式宣战以后，李鸿章阳奉阴违，又调兵极少。其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光绪十分愤慨，然而无可如何。
传说，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抽鸦片，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改立溥俊(端郡王载漪之子)。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待考。
至于，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
《细说清朝》一二三、甲午之战
甲午之战，在甲午年(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开始。
地点是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牙山口，英国人称为杰罗姆亲王湾(Prince Jerome Gulf)。
有一艘被中国政府包雇的英国轮船高升号，装载着一千二百二十名兵士和十二尊炮，与日本巡洋舰浪速号遭遇。
浪速号派人乘小船到高升号检直证件，随即发出旗语，叫高升号跟随它走，又叫高升号上的“非战斗员”下船。
按照国际公法，浪速号无此权利。第一，牙山口并非日本的领海。第二，日本尚未对中国宣战。第三，高升号是英国船，而且悬挂着英国旗。
因此之故，高升号的船长与船上的中国兵士拒绝接受浪速号的指挥，浪速号于是挂起红旗，放出鱼雷，向高升号袭击。这鱼雷未能击中目标，浪速号放炮，放了半小时，把高升号击沉。 船上的职员、水手与兵士一千二百二十人之中，仅有一百七十人跳水求生。浪速号上的日本兵用枪对准这一百七十人射击，又射死很多。
高升号原有中国海军钢甲船济远号与所谓“广东水师”的兵船广甲号联合护航。
在高升号被拦阻以前，济远号先被日本巡洋舰吉野号轰击，中了一炮。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不敢还击，下令掉转船头向旅顺方向逃走。
吉野号在后面穷追，追得济远号的炮手火起，顾不得管带的意旨自动还击，一击而中，吉野号这才停止追赶。
广甲号早就一听到炮声便逃离战场，结果触礁搁浅。 这次丰岛之役，算是甲午之战的第一幕。
第二幕，是成欢之役。成欢在牙山东南，在牙山与公州之间。
六月二十七日的夜晚，日本陆军袭击驻扎成欢的聂士成部。战到天明，聂士成部阵亡五百人，日本军战死八十二人。
叶志超不战而退放弃牙山，率部遁走平壤。在平壤的中国陆军，先后聚集了一万多人。
第三幕，是平壤之役。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日军开入阵地。十八日，左宝贵死守牡丹台中弹阵亡，叶志超先在城头竖起白旗，随即放弃平壤，率部向鸭绿江方向逃走，沿途遭遇日军袭击，死伤两千多，丢掉四十几尊大炮、一万余枝步枪。
叶志超一口气逃到安州(安东)，向李鸿章报告：血战了五昼夜，获得大胜，最后因敌方增援至四五万人，而我方“弹尽援绝”不得不转移阵地。
李鸿章不知是假，替他转报光绪皇帝，奉旨各将领“加恩免议”。
所谓淮军的新练精锐，在这平壤之役被叶志超丢尽了脸。 甲午之战的第四幕，是黄海之役。日期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9月17日)，地点是鸭绿江偏西的大东沟。
中国海军的北洋舰队，在前一晚完成了护送淮军铭字十二营的任务；这十二营乘了五艘招商局轮船，从旅顺来到大东沟登岸。
八月十八日下午十二点三刻，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向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开火。
中国方面的主将是海军提督丁汝昌，日本方面的主将是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中国方面有兵船十二艘，吨位的总数是三万五千吨；日本方面有兵船十一艘，吨位的总数不详。
交锋以后，中国兵船有九艘被日本兵船包围，三艘被切在包围圈外，这三艘是致远、经远、济远。致远与经远均于中弹起火后，想撞日船，被水雷击沉。致远的管带邓世昌自杀，经远的管带林永升阵亡。济远一开火便挂上白旗逃亡，中途撞上业已搁浅的扬威号，将扬威号撞沉。其后这济远号安全到达旅顺，清廷将管带方伯谦逮捕斩首。
此外，于作战之中被击沉的有超勇号，企图逃亡而中雷的有广甲号。
战到下午五点，双方皆因弹药已尽而停火。中国方面只剩下七艘兵船，日本方面仍有十一艘兵船，其中负重伤的仅有旗舰吉野号。人员的伤亡数目是，中国方面六百人左右，日本方面二百三十九人。入夜以后，日本海军撤退。
这一次战役，依照中国人的看法，是中国方面战败，因为损失了五艘兵船；依照西洋人的看法，是日本方面战败，因为：(一)中国海军业已完成护航任务，而日本海军未能先期赶到加以阻止；(二)首先撤离战场的是日本海军，而不是中国海军。
然面，中国海军不该在事后既未追击，而且一退至旅顺，再退至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湾，遵守李鸿章的命令，保全实力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终于在次年正月被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走上投降献船的末路。 那已经是甲午之战的尾声了。在黄海之役以后、投降献船以前，日本陆军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为所欲为。
叶志超放弃平壤以后，一口气退到鸭绿江北岸，被清廷革职查办，派宋庆接他的事，“总统前敌各军”。
这朱庆与叶志超一样，也是行伍出身，不懂得什么叫做兵法、什么叫做指挥技术。所不同的是叶志超胆小如鼠，而宋庆敢于一战。
比起他的两个对手，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与第二军司令大山岩，宋庆相差太远。
宋庆的直属部队是所谓毅军，因他所受的赐号“毅勇巴图鲁”而得名。毅军的兵士大部分为河南人，与张曜所统率的嵩武军同称“豫军”，由于暮气不深，较淮军、湘军略胜一筹。
清廷调集了一些兵聚在辽宁，包括毅军、铭军、盛军、芦防淮勇、仁字虎勇、奉军、鄂军、粤勇、桂勇、淮军、湘军、神机营与吉林黑龙江的镇边军。除了吉、黑两军由吉林将军长顺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统率外，其余在名义上全归宋庆指挥。
毅军原有十营，是朱庆的直属部队，一部分被聂士成带进朝鲜。
铭军与盛军沿用了当年刘铭传与周盛波的旗号，实际上是李鸿章在北洋所练的新军，正如芦防淮勇与仁字虎勇。铭军有十二营由刘盛休统领，盛军有十八营原由卫汝贵统领，芦防淮勇仅有四营原由叶志超统领，仁字虎勇有五营始终由聂士成统领。 叶志超与卫汝贵先后被革职查办，他们的部队均划归聂士成。因此之故，聂士成所统领的部队最多，虽则叶、卫两军在朝鲜已经阵亡与逃亡了不少。
所谓奉军，是左宝贵所留下的残余。左宝贵本人是山东费县人，早年在江南大营参加对太平军的战事，其后打苗沛霖、打捻积功到副将。光绪即位以后，他便一直留在奉天升到“记名提督”、高州镇总兵，尚未去广东高州到任。李鸿章叫他率领所部去朝鲜，守平壤。他在平壤阵亡，所遗下的官兵跟随叶志超退回中国境内。
鄂军、粤勇、桂勇、淮军人数均很少，分别由吴元恺、冯子材、苏元春、周馥亲自或派人率领前来，无补大局，徒滋纷扰。
最滋扰的，是吴大澂及其所带来的湘军。此人言大而夸，官至湖南巡抚，生平所长只是一手小篆，却也发愤请缨，招了几营湘勇出关抗敌，然而一闻炮声便立刻奔逃。
神机营在清朝的盛世原是王牌，此时早已腐化，毫无作战能力。统率的人是慈禧太后的胞弟，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
伊克唐阿的黑龙江镇边军，包括荣和的“东山猎户”，尚有朝气但够不上从事近代式的战争。人数共有十二营(六千人左右)，自成一军。长顺的吉军是在海城既失以后才被调到辽阳去增援的。
宋庆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丢掉九连城，十月初二日丢掉凤凰城。伊克唐阿与长顺也在十月初六日丢掉宽甸。
其后，截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清军连失金州、岫岩、旅顺、摩天岭、析木、海城、缸瓦寨、盖平、太平山、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
真正打硬仗的将领，仅有聂士成一人而已。他苦守摩天岭，从十月初一到十月二十九日共有二十九天之久。
宋庆与伊克唐阿也的确努力作战，前后反攻海城四次之多，然而没一次成功。
到了田庄台沦陷之时，清廷已经决心求和，派李鸿章充任全权大臣去日本接受伊藤博文的条件。
《细说清朝》一二四、《马关条约》
由于陆军、海军一再失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们在平壤吃紧之时，将李鸿章拨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旅顺弃守以后，将李鸿章革职留任(革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而留在任上办事)。
李鸿章所掌握的军事、外交大权被慈禧与光绪移交给恭亲王奕訢。这一位冷了十年的大老，忽蒙召见，随即在九月初一受任管理总理衙门，管理海军署，会办军务。十月初五，进一步被指定“督办军务、节制各军统帅”。十一月初八，又进一步被发表为军机大臣。
恭亲王的想法，与当时朝中一般人的想法相同：李鸿章及其淮军根本不行，只有请出湘军的老将刘坤一来，一切方好着手。于是，把张之洞由湖广调署两江，抽出刘坤一到北方来，当“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刘坤一竟迟迟不肯到任，挨到年底左右才勉强驻节山海关。刘坤一的理由是无钱、无械、无兵，这个仗很难打下去。
倒是李鸿章勇于负责，自己派一个洋人(德璀琳)当代表去日本神户，探询日本方面对于讲和想提什么条件。他没料到：日本政府不肯和德璀琳打交道，叫德璀琳不要在日本多停留。
恭亲王见到淮军既不能打，湘军又是徒存空名，决定向日本求和。他先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日本取得原则上的同意讲和，然后又奏准太后与皇帝，派出前任驻美公使、现任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前任台湾巡抚，现任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充任全权大臣，到日本去求和。恭亲王也没料到，日本政府于这两人到达神户之时(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挑剔他们的全权证书。
原来证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惟愿大皇帝接待，俾该使臣得以尽职”，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以日本全权大臣的资格，认为这句话只是客气话，缺乏“便宜行事”字样，拒绝与张、邵二人开谈。清廷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内定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时下旨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包括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
次日，正月十九日，光绪下旨调云贵总督王文韶接署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
二十四日，清廷托美使田贝电询日本政府，就李鸿章出任全权大臣一节是否同意。这电报发出后，田贝接到日本政府在二十三日发来的电报，说中国若改派全权大臣，必须赋以“割地及将来交际的缔约全权”。
二十五日，日本续来一电，询问“李鸿章是否能照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原电行事？”
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二月初一这三天，李鸿章天天向光绪请训，天天与翁同龢辩论。最后，光绪准许李鸿章答应对日本割地。(翁同龢认为只可赔款，不可割地。)
二月初二，清廷托美使告以李鸿章有执行“来电所述任务之权”。于是，日本表示同意李鸿章担任“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欢迎他到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会谈。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出京。八天以后，带了儿子李经方及其他随员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一百三十余人，乘坐原属招商局的“德商”轮船礼裕号与公义号从天津启程，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马关。
次日，他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相见。一别十年，两人均不胜今昔之感。
李鸿章向伊藤博文提出用英文写好的要求停战的文书，伊藤应允于二十五日正式答复。
二十五日，两人作第二次的会谈。伊藤提出停战的条件，限三天答复：(一)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所有城池堡垒交由日本军队占领，三处所有军需(械弹物资)交开本军队暂管。(二)天津山海关间铁路交由日本军务官管理。(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事费用由中国担负。(四)停战日期及两军防地、划界等细目，俟中国同意上述各项后再议。
李鸿章在这次会谈以后，打电报向清廷请示。清廷的复电是不必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的条款。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李与伊藤作第三次会淡。李向伊藤提出节略，表示不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请伊藤说明日方的要求。伊藤说：“议和的条款已经准备好，明天会谈时交给你。”
当天会谈以后，李鸿章从春帆楼出来乘轿子回他的行馆，中途遇到一位日本刺客，向他放了一响手枪，枪弹进入左边颧骨，埋在里面不曾出来。李鸿章昏倒。刺客当场被捕，事后由警察问出姓名是小山丰太郎，由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李鸿章被抬进行馆，由随员之中的中国医生及日本政府与明治天皇派来的医生会同医治，所好尚无生命危险。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均赶来行馆慰问、道歉，日本皇后也派了两名女看护来侍候他。
他向日方提出照会，要求次日会谈照常进行，由儿子李经方代表出席，向日方收取议和的条款。
日方在次日由陆奥宗光亲来行馆，面交“覆照”，说“淡和条款因此意外事件而有更动，已奏请天皇定夺，须稍缓数日始能向贵方提出。”
三月初三，陆奥又来行馆面交停战条件：(一)停战地区限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台湾、澎湖除外。(二)停战期限是二十天，到三月二十七日(4月21 日)为止。
二月初五，李鸿章与伊藤、陆奥在停战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李鸿章照会日方要求开出和平条件，定期在行馆会谈。
初七，陆奥将和谈的程序作成节略，面交李鸿章。内容是“先由日方提出条款，然后望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在三日或四日以内回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为要。”
李鸿章在当天复了一个照会，说准于接到条款四日后回音。于是陆奥立刻就把条款送来行馆，限李鸿章于四日以内答复。 这些条款数目不多，只有十一条，内容却很厉害。
首先，是关于朝鲜的规定，要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其次，是关于割地，要中国把台湾、澎湖与所谓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再其次，是赔款三万万两。
此外，要中国与日本另订新约，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依据。换句话说，要中国给予日本以种种片面的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条款，等等；又要中国助开北京、江陵、沙市、长沙、湘潭、重庆、梧州、杭州等地方为商埠，准日本派驻领事。其实，倒不如把整个中国各城各县一律开为商埠，倒可以一劳永逸，免得日本再费事打仗。这真是人小心大，其实把中国都送给日本吞，也未必吞得了。
伊藤博文等人而且也想出一种妙法，叫中国准日本人到中国开没工厂，就地制造洋货。那时候日本人会制的洋货极少，机器更谈不上，全靠向西洋各国买，却也扮出一副“假洋人”的面孔，欺负同文同种的乡下叔叔。
十一条条款之中最小气的一款，莫如要求减低子口税：从百分之二点五，减为百分之二。
另有一款，要中国开放内江、内河，让日本轮船可以由宜昌开往重庆，由汉口开往湘潭，由广州开往梧州，由上海开往苏州、杭州。
最装模做样的一款，是要求中国“速濬黄埔江沙滩”，以便日本的大商船来往无阻。别国的大商船比日本多也并末如此不客气。伊藤博文故弄狡狯，无非是藉此摆出假洋人的面扎，以讨好真洋人而已。
此人在英国并未好好念书，比我们的严复差多了。回国以后溷迹花丛，交了一些坏朋友，专干坏事，结果掌了大权，以损人利己为国际间来往的秘诀，结果给日本造下无穷的后患。
十一条款包含有日本得在奉天(沈阳)与威海卫驻兵的一条，以驻到换约以后三个月为期限，驻兵的军费要中国负担。 四天以后，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一个说帖，算是初步答复。这说帖写得十分婉转，不像是统帅口气，而很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李鸿章说：“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日本如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
这一段话句句有理，而且不幸言中。
可惜，这样的大道理，不是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所能听得进的。他们在三月十二日又送了一个照会来。
这照会说：“我们不和你们谈理论，只谈条文。你们接受那一条，反对那一条，或是要修改那一条，怎样修改法，不妨一一说来。”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清廷的军机大臣之中，翁同龢最反对割地。此老主张一贯，不愧为政治家。那力主割地的孙毓汶与他比起来，可谓一薰一菇。翁是状元，孙是榜眼，两人出身相差无几。然而翁以大臣自期自励，孙则夤缘于庆亲王之门自暴自弃。
这时候在名义上重新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事实上已不能管事。在总理衙门当家的，是庆亲王奕劻。此人贪财，误了海军，因此也急于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于是，总理衙门就有了电报复给李鸿章：“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撰拟这封电报的小公务员定是文书老手，把话说得外硬内软，原则接受数字仍可以添。所谓“断”，也决不是真断。
李鸿章根据这个复电，向日本提出第二次“说帖”：辽阳等州县与台湾全岛，日本兵力未到，不便割让，旅顺大连应还中国。(换句话说，除了旅顺、大连以外，凡是日本兵力已到的地方可以割让。)
赔款呢，应按照日本实际上所花掉的数目计算，扣除日本所获得的船、械、军需。
增加商埠，以重庆一地为限。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限于宜昌、重庆一段。
赔款清偿以前的驻兵地点，以威海卫一地为限，奉天不能驻日本兵。驻屯军的军费应由日本负担。
日本人在内地开设日本工厂，不可以。日本货物进口，把子口税减为百分之二，办不到。
李鸿章的这一封“说帖”，可谓对日本人的“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西洋人之所以称赞他为“中国大外交家”，可能是由于十分佩服他的这种本领。然而，伊藤博文告诉他的儿子李经方：“贵使臣应考虑今天两国所处的形势，日本是战胜国而中国是战败国！”
李经方此时已于李鸿章被刺以后，受任为(第二个)全权钦差大臣，协助李鸿章办理对日交涉。经方会说英语、日语，太太是日本人，本可以作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但也正因为太太是日本人，中国朝野颇有些人怀疑他是否忠贞。他在日本有存款，确是事实。存款究有多少，难考。李鸿章本人也颇有钱，藏有不少股票，甚至被政敌目为中国首富。他在节操上远不如曾国藩。 伊藤博文进一步警告李经方：日本的武人颇想打到北京再
说，是他自己伊藤博文竭力在主和。 于是，双方又换了一次文。
李鸿章所提出的是，台湾不能割，澎湖可以割，奉天所割以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四处为限。赔款定为一万万两。朝鲜可以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它自主。另订商约可以，但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片面的。
日方提出最后的条件：割地必须包括台湾、澎湖，奉天可以少割一点。赔款可以由三万万减为二万万，限期内不付利息，限期外要付利息。奉天可以不驻兵，仅驻兵威海卫即可，但驻兵军费应由中国负担。子口税减低之事可以免议。新增商埠的数目，与内江、内河航行权的范围均可商议。
李鸿章想和伊藤博文继续讲价，伊藤在三月十九日(4月13日)回信说：“无可再商，无可再让......所宜回复者，惟有允、否两字耳。”
回复的限期，是三月二十日。二十日这一天，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电报：“如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于是，李鸿章和伊藤作了最后一次会淡。李说：“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稍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藤说：“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昨已告伯行(经方)星使。初约本不愿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
李要求赔款不付利息。伊藤说，早就讲好，如在“两年内”付清，可以不付利息。李又继续噜苏，结果总算是争得了如在“三年”以内还清不计利息。
伊藤要中国在一个月内将台湾交割，李说必须两个月才办得好。伊藤不肯，李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说：“尚未下咽，饥甚”。李说：“两万万足以疗饥。”于是，一场战争在李鸿章的苦笑之中结束。伊藤博文准许把交割台湾的期限延长为两个月。
两天以后，双方签约。全文仍是十一条，称为十一款。第一款，关于朝鲜的安全独立自主，是由中国承认，而不是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日本这时候已经在事实上掌握了朝鲜的政权。(日本的大使大鸟圭介，于前一年的六月二十一日丰岛海战的前两天，领兵进入汉城，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李太王]，把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shi】应扶为傀儡，捕逐闵后之党。大院君自从被吴长庆抓来中国、拘留在保定以后，态度已由亲华变为反华，于是在放回朝鲜以后甘心受日本利用。闵后之党本是亲日派，终于大吃日本之亏，可谓咎由自取。)
第二款，是关于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台湾附近的小岛，也在被割让之列。澎湖则包括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及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与一百二十度之间的所有岛屿。辽东半岛的界限，是由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再由安平河口至凤凰海城营口，然后以辽河中心为界直至大海，把旅顺、大连、金州等都包括在内。
其余各款，涉及割让各地的居民的国籍问题、赔款问题，等等。辽东、台湾与澎湖的人民，可以在两年内变卖产业，迁往中国其他地区而仍为中国人。否则，超过两年均一律当作日本的臣民看待。
赔款的总数是两万万两，分作八次交付。第一次五千万两，以六个月为限；第二次五千万两，以十二个月为限，必须付清。其余的分在以后的六年之内摊付，每年付六分之一。从第一次付款以后，所有未付的款项概须加算年利百分之六。倘若中国能在三年以内把两万万付清，所有的利息可以免付，已付的也可扣除。
商埠加开四个：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延长到这四处。
日本人可以在所有的商埠开设工厂，厂用的机器准予纳税进口，制出来的成品，照纳进口税，如销行内地，只纳子口税而不纳厘金。这一项，是以前列强所不曾想到的妙法。日本人藉此可以省下两笔运费与一笔出口税。他们毋庸将中国原料输出日本，花费出口税与运往日本的运费，也毋庸等到在日本制为成品以后重新运到中国来，又花运费。
关于另订商约、也有一款。过去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已因作战而取消；新的商约必须制定，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蓝本，换句话说要包括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与最惠国条款。
日本有权在威海卫驻兵，作为中国缴付赔款与另订商约的保证。赔款一日未清，或商约一日未另订，则威海卫的日本兵决不撤走。驻兵的军费由中国负担。
中国其他各地现有的日本兵，等待这《马关条约》正式批准而互换以后，于三个月之内撤走。换约的日期定为本年阴历四月十四日(5月8 日)。(日本从明治天皇的时候起，开始用阳历。以前完全用中国的阴历。)
两国的俘虏互相交换。中国允诺不惩罚所换回的俘虏，与曾经在作战期间与日本军队合作的中国人(汉奸)。
此外，关于日本政府可以在新开的四个商埠派驻领事，日本臣民可以在内地租用货栈也有规定。
这《马关条约》不仅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任何一国的历史上亦无先例。日本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获，日本人自己承认：他们最初的国家工业资本，便是从中国所付的庞大赔款而来。同时，中国的财政与国民经济经此打击，也几乎翻不了身。
中国人，在听到《马关条约》的消息以后，无不极为愤慨。
参劾李鸿章的奏章，犹如雪片一般飞向清廷。最沉痛的莫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人的一本：指出这《马关条约》“目前之大害有八，将来之大害有十。”他们请光绪皇帝不要批准、继续作战，然而结果还是批准了。
《细说清朝》一二五、日本还辽取台
中、日的新商约在《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便缔定了(闰五月二十九日)，一切依照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马关的成议。
《马关条约》的互换，也一本规定于次年5月8日在烟台(芝罘)举行。然而条约之中的割让辽东半岛部分，不久便在九月二十二日由日本“自动”取消，以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这“自动”实际上是“被动”。俄、法、德三国对日本提出强硬的交涉，日本才俯首就范。
俄、法两国当时在欧洲为了对付德国，已经在1894年1月4日结成军事同盟，于是在辽东也行动一致，本无可怪。可怪的是，他们邀了德国一齐对日本施加压力。原来，他们曾经普遍地征求列强的意见，结果英、美态度冷淡，只有德国一国热心，便不得不让德国参与其间了。
这“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幕后鼓动者不是别人，是李鸿章。他知道俄国决不甘心于日本之独吞朝鲜，与占有辽东；他也知道俄、法两国之间业已发生同盟关系。因此，他在启程赴马关以前，特地拜访了俄、法两国驻华公使。
在马关，当伊藤提出具体条款之时，李鸿章也暗嘱总理衙门将其中有关割辽、割台的部分，让俄、法二使知道。他的美国顾问科士达鼓励他这样做。
俄国这时候的外相兼首相(大臣会议主席)阿来克西埃夫、陆相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与财相威德，都是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早就把朝鲜与整个中国东北算作俄国未来的领土了，于是对于日本之扩张及于辽东，认为必须立即加以阻止。 阿来克西埃夫训令俄国驻日公使向伊藤博文提出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仍让中国保有这一角领土。跟着，法、德两国也向日本提出同样的照会。而且，这时候俄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十七艘兵舰与几艘鱼雷艇，已经调来了太平洋，曾经在中、日互换马关条约之时光临烟台。
伊藤博文于如此压力之下。只有屈服的一条路，但又怕在中国人的面前丢脸，终于以再加三千万两赔款作为代价，勉强接受俄、德、法三国的“调停”。
这三千万两本该由俄国负担，因为辽东的实际主权在三年以后便转入俄国之手。俄国叫中国向日本“买回”辽东，然后“送给”俄国，中国徒然白白地多赔了三千万两。
俄国的侵略手段真高。它利用“干涉还辽”向中国示恩，随即摆出“救命恩人”的面孔，要求中国向俄、法二国银行借一万万两，汇付日本第一、第二两期赔款，而言明以中国关税作押，“由俄国国家加保”。这加保两字轻描淡写，使得中国变成了俄国的保护国。清廷虽则糊涂，也看出俄国的伎俩而婉辞抗拒。俄国说：“倘不早付日本以一万万两赔款，则日本未必肯退出辽东”。清廷被吓住俯首就范，只不过把“加保”两字改为“或遇付款阻滞，俄国与中国商妥，准许银行出面，蝉联发给股票(债票)本息”。
中国在甲午之战爆发之时，所欠的外债仅余三十万英镑未还。为了进行甲午之战，增加了六百七十五万英镑。
中国关税收入，在甲午年是二千二百五十万两左右，约合英镑三百六十万。(其他收入如田赋等等早已有了用途，无法挪移。)以这样的关税收入应付甲午的战费开支，已感拮据但尚不致十分困难。再加上对日的赔款两万万三千万两(约合四千万镑)，中国的财政于是入于窘境。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俄、法两国的银行借给中国四万万金佛郎(合一千五百八十二万英镑，利息年利百分之四)，分三十六年还清。除去经手人折扣，中国实收三万万七千六百五十万金佛郎。
丙申年(光绪二十二年)，德、英两国的德华银行与汇丰银行借给中国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百分之五，分三十六年还清。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这两家银行再借给中国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分四十五年还清。
不仅关税变成了抵押品，长江流域的盐税与厘金也都成了抵押品。总税务司权充了对外债务的执行人，预定每年抽出关税一百九十五万镑、盐税与厘金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作为缴纳外债本利的保留款项。剩下来的才交给中国政府，称为“关余”、“盐余”，等等。
中国从此债台高筑，喘不过气，成为俄、法、德、英四国的“债奴”。另一方面，日本本以为中国无力缴付赔款，它可以长期占有威海卫，没想到反而把中国驱入俄、法、德、英四国的财政控制之下。
日本吞下了辽东，又得吐出；去接收台湾，却伤亡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五人(内五千一百五十七人伤亡于作战，二万七千一百五十八人伤亡于疾疫)，也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在朝鲜牙山，它的伤亡只是七十五人而已。(日本在平壤的伤亡是六百三十二人，在大东沟海战的伤亡是二百三十九人；在“辽东”各地与烟台的伤亡数字不详。)
台湾同胞不愿意变成日本人的奴隶，要永久当中国人。无心肝的清廷把他们遗弃了，清廷不敢继续与日本作战，他们却宁死也要抵抗。
于是，在志士丘逢甲、林朝栋、陈季同等人的领导之下，台湾同胞不承认清廷与日本之间的《马关条约》。
可惜，他们推举了一位既无决心而又缺乏能力的清廷巡抚唐景崧当首领。结果，日本一到澳底(五月初七)，唐景崧只守了五天便逃去厦门。
然而，南部在刘永福继任首领以后继续血战，一直血战到九月初三。倘若当时清廷肯给予台湾同胞以少量支援，国际间的变化殊未可料。这一页惨痛的历史，我们中华儿女应该永远牢记。
《细说清朝》一二六、中俄密约
为了答谢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还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与俄国合作防日，清廷派遣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顺道访问德、法、英、美。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1896年3月3 日)由北京出发，到上海搭乘法围邮船，到埃及的塞依德港，遇见俄国派来的迎迓专使“吴王”(吴克托姆斯基亲王)，吴王请李鸿章转乘预备好了的俄国船直航黑海，于4月27 日在敖得萨港(Odessa)登陆，然后转乘火车，到圣彼得堡。
俄国对李鸿章及其随员李经方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行馆设在一位对华贸易巨商帕夫洛夫家里。
这时候，离开加冕典礼还有若干天。俄皇仍在圣彼得堡京城中居住，尚未去古都莫斯科。李鸿章在5月4日呈递国书，当天下午又被秘密召见一次。俄皇亲自向他提出，在中国东北造一条横贯铁路的要求。
事前事后，外相罗班诺夫&S226;劳斯妥夫斯基(罗拔)与财相菲泰(微德)向李鸿章花言巧语，说：这一次中、日之战，俄国本已出兵帮忙，由于缺乏铁路，所以军队开到吉林附近之时，中、日之战已经结束。下次，俄国必定出力。因此，必须有一条横贯铁路，连接尼布楚与海参崴，免得绕一个大圈了沿着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江东岸走。
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不曾筑好(预定l898年到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这条横贯铁路中国自己可以筑。罗、菲二人说中国没有钱也没有专家，恐怕十年也造不成功。如果交给俄国筑，三年就可以了。
其实，俄国也没有钱，要向法国借，俄国也没有专家，要向法目雇。李鸿章那里会知道呢？
俄国而且不惜巨资，划出三百万金卢布(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或其随员，菲泰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昊相湘教授在《俄帝侵略中国史》中引述俄国历史家罗曼诺夫的研究，指出这三百万金卢布被称为“李鸿章基金”，前后动用五次，受款的中国人一共获得一百七十万零九百四十七卢布又九十一戈贝(分)。黄大受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当九月八日筑路合同签字后......吴克托木斯基为秘密起见，决定亲往上海交款，而要求微德(菲泰)从国家银行中付款一百万。”
李鸿章出使之时已届七十四岁高龄，心中所恨恨的是日本给他的打击。他一意联俄制日，似乎不是为了贪求贿赂而与俄国订立密约，而俄国当局也不致于以贿赂对他唐突。
李经方呢，那就难说。然而，谁能保证所谓贿赂中国人之款不是经手的俄国人大中其饱？连俄皇自己也动用了“李鸿章基金”呢!
《中俄密约》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22日)在莫斯科签订，签字的人是罗班诺夫&S226;劳斯妥夫斯基、菲泰与李鸿章。
密约共有六款。第六款规定有效期限为十五年(到辛亥年为止，期满可以续订)，第一款规定共同的敌人为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亦互相接济军火、粮食。第三款说明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议和。
根据第一款，这密约是防卫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所谓“攻守同盟”。要在日本先动手以后，双方才能共同出兵、互相援助。
这密约的另一特点，是把朝鲜包括在内。可见李鸿章余恨犹在，中国势力虽被日本从朝鲜逐出，他不甘心被日本吞并朝鲜领土。俄国呢，颇不放心日本，不愿日本爬上东亚大陆，威胁海参崴以及沿海洲与阿穆尔省(黑龙江北岸之省)。
密约的第四款，最为重要。“今俄国为将来进兵御敌，并接运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要造这条铁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要“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与“偷取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主权)”。李鸿章老人家上了一个老当。试问，引狼入室以后能有什么方法叫狼尊重一张废纸?弱者不自量力，而企图与强者作朋友，其吃亏往往如此。
第五款规定，这一条铁路在战时固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在平时也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所不同的是：在平时“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而已。然而将来人家真个藉故停留了，中国又有什么力量加以阻止?
密约的第三款，也伏下祸根。“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其后俄国兵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时驶人旅顺、大连湾过冬，声称“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不仅于约无据，而且与德国暗中勾结，唱了双簧。李鸿章问俄国代办公使：“旅大何时撤兵？”俄国代办反问李鸿章：“胶州湾如何办法？”弄得李鸿章哭笑不得。
与《中俄密约》连结在一起的，又有所谓“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及“中东铁路合同”。这两项合同的文字十分巧妙，可谓古今骗术的绝唱，把中国英名盖世、出将入相的李鸿章玩弄得像一个“土老儿”，同时也把偌大一片的中国东北偷得几乎干干净净。俄国人之狡狯，真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中国人(本不算笨)却一再甘心上他们的圈套。
“华俄道胜银行合同”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 日)由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出面，与该银行订立的。
合同的文字很简单，只有五条。大意是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伙。银行每年于赢利项下，按股发给中国政府股份以利息，但利息以六厘(年利百分之六)为限，并且扣下十分之一作为公积金，以备银行赔本之时按股赔贴。
中国政府无权参加银行的管理。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唯一责任，只是把每月与每年的总账，交给派驻中东铁路公司的所谓“总办”查核而已。总账不附细账，更不附单据，只是官样文章。 合同中，并未说明银行的资本共有多少、分作几股，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该有多少股权。
俄国人又在这合同签订以后，制造了一本“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详细得很。规定这银行有权“领收中国国内之诸税，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之事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布设中国国内之铁道、电线”。前几项，把这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国家银行，但管理权属于俄国。最后一项，则拢而统之说它有筑铁路、设电线的权力。铁路从那里到那里，以多少长度为限，一概不说。关于电线，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