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专制而民穷财尽的俄国，无非用中国的钱侵略中国，再骗一些法国傻子上钩。华俄道胜银行除了中国的五百万两银子以外，资本总额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万金卢布，其中极大部分是法国的四家大银行与若干有钱的老百姓所出。
按理，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应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当时的银价虽已逐渐在跌，还不曾跌到每库平两一个金卢布以下。
这华俄道胜银行于成立以后，并未怎样“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却大量“印发”其钞票，吸收中国老百姓的现金。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期间，这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卢布”膨胀得不可收拾，害苦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
在“华俄道胜银行合同”签字以后的第七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由许景澄出面，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所谓《中东铁路合同》。
这合同共分十二款，把不重要的事项规定得十分清楚明白，重要的事项含糊其辞，而最重要的事项一字不说，改放在另一文件，即所谓《中东铁路条例》之中。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项呢？这公司应该有一个图章，图章上刻《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八个大字，“由中国政府刊发”；铁路画线的时候，要尽最绕过老百姓的坟墓；外国旅客搭乘这一条铁路上的火车，必须持有“中国护照”(中国使领馆所给予的签证)；中国政府的公文函件，托由该公司代送，一概免收运费、邮费。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呢？该公司设总办一人，由中国政府委派。这总办实际是既不总，亦不办。他的“专责”是：“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要办之事，是否悉力奉行”。大概是查察公文函件有没有免收运费、邮费而已。
铁路的真正负责人是谁委派？一字不提。合同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这“一律”二字，把“中国东省铁路公可”变成了第二个“俄国铁路公司”。
既然是俄国国有的铁路，则轨道之宽狭，自然也应该与俄国的其他铁路“一律”。清廷在事前白白坚持；这中东铁路既在中国境内，应与中国的其他铁路一致。俄方以“中俄密约”作废来恐吓，清廷终于让步。于是合同上便有这么一句话：“至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俄尺五幅地(foot)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中国铁轨的宽度是中尺四尺八寸五分。)
也只有如此，这中东铁路才可以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连在一起，专供俄国运兵、运粮食军火，而间接使中国的宽底火车无法“假道”。
为了敷设轨道而需要的土地，本应明白规定其限度，然而合同之中不说。合同只是说，所需的士地如系官地，应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如系民地，则由公司或买或租。
最可恨的是俄国人阴巧巧地放进了“防护铁路”四字于“所必需之地”五字以前。又加上“经理”两字!因此，第六款的开头一句文字成为：“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其后，铁路沿线两旁若干英里宽的一长条，都成了中东铁路公司的地产。不仅是公司的地产，而简直是俄国的领土。 俄国在这横贯吉、黑两省，九百五十英里长，数十英里宽的地带，设置铁路警察(实际上是军队)，大量移进俄国人民，成立属于俄国的地方政府，旅行俄国法律。
中国的东北，被这“长带形”的俄国的偷来领土，切成南北两片。
两年以后中、俄续订合约，让俄国再造一条纵贯铁路，又把南边的一片，切为东西两片。
铁路合同中埋伏了有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字眼，而许景澄被瞒过。合同华文本第五款中写着：“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看来这地方官该是中国自己的地方官，而所谓“照约办理”，应是依照以前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之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而已，然而不是。合同的俄文本说：“皆交依据合同所成立之地方政府处理之。”
俄国得设置铁路警察一节，在合同之中没有，却放在《中东铁路条例》之中。条例是由俄方片面颁布的，但清朝政府糊里糊涂地不曾表示反对。条例的第八条说：“为保护铁路及‘附属地’之秩序，公司委任警察办理。因此，公司得制定铁路警察规则。”(注意，“附属地”三个字又被俄国以走私方式放入条例之中，得寸进尺，此之谓矣。)
合同之中，关于要“开采”的东西，只提到“沙土、石块、石灰”。条例呢，“公司经中国政府之允许，得采掘与铁路有关或无关之煤矿，且同时得经营别项矿业及商工业。”采少量的煤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火车头需要烧煤，可谓“与铁路有关”。进一步，与铁路“无关”的煤也要开采；再进一步，所有的矿，都要开采。最后，任何一项商业工业，皆想尝试。
和这些特权比较起来，合同所规定的减收俄国货进口税三分之一，真是微乎其微了。值百抽五，减去三分之一，然而聪明的俄国人，连这百分之三点三的进口税，也不肯缴纳。方法是在“条例”中规定，铁路沿线各车站一概免税。(合同之中，原说中国得在铁路线的两端设关抽税，于是这两端的关也变成有名无实。)
为了造铁路而必须运入中国的器材，当然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搬进来，进口税分文不缴。
铁路的全部收入，如运货、搭客、开矿、兼营工商业，一慨于中国政府无干，不仅绝不“分肥”而也不纳任何税捐。
中国政府所能希望获得的，只有两项收入。第一、铁路开始建筑之时，一次由公司缴付中国五百万元。第二、三十六年以后，中国可以依照公司当时资产实值，备款购买这铁路全部，或于八十年以后无偿接收
结果，所谓五百万元，公司抵死赖账，对中国分文不付。而所谓备款购买，在事实上被日本以“满洲国”的名义出钱买了去。所谓八十年期满无偿接收，也成了空话。
《细说清朝》一二七、瓜分前奏
俄国在中国东北窃取庞大利权，而且一度伸展它的魔爪及于朝鲜。当时朝鲜的君臣也颇想“以夷制夷”，引进俄国来抵制日本，任命了一个俄国人阿来克西埃夫充任总税务司，又聘请若干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教官，管理朝鲜兵工厂，甚至在朝鲜财政部里面也设了俄国顾问。
不过，日本很警觉。它花了几个月工走，使用外交手段把俄国收买。日、俄两国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签订了一件《东京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于是，所有俄国人在朝鲜担任总税务司、教官与顾问的，都撤离了朝鲜。
倒霉的，仍是朝鲜与中国。弱者不自己发奋图强，只知依赖他人，结果总是一死。
在甲午之战以后、庚子以前的几个年头，中国国运之艰史无前例。“睡狮”在列强的心目中已是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静待送终、分尸。
清廷于订立《中俄密约》及与此密约相连带的《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和《中东铁路合同》以后，似乎也深悔引狼人室，惴惴于东北即将为俄国所吞噬，于是想出了再引一狼，以敌此狼的办法。办法是赶紧请英国助筑一条由山海关外四十英里地点的中后所到达新民府与营口的铁路。
经过多次接洽与波折，清廷的国有铁路公司与汇丰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阳历lo月l0日立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镑，九折实收，年利百分之四点五，以所筑铁路及其他铁路之资材收入为担保，到期如本利欠付，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结果是，俄国直接与英国交涉，在次年4月28日，和英国签订了一个《圣彼得堡协定》，互相承认势力范围：英国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城以北的铁路建筑权，或妨碍俄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俄国也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建筑权或英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
这个《英俄圣彼得堡协定》，可说是日、俄《东京协定》的翻版，同时也是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的一项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中说，和英国作朋友是最危险的事，与其和英国作朋友，不如和英国作敌人。英国无法牺牲其敌人的利益，而很有办法于必要时大慷朋友之慨。
我们不能怪英国之如此卖友媚敌、合伙分赃，只能怪清廷之一再瞎了眼，先请英国在东北抵制俄国，其后又请英国在山东抵制德国。
德国自从威廉第二即位以来，极想在远东插足。它参加俄、法两国的干涉还辽，存心不良。在获得了对华借款的权利以后仍不满足，而处心积虑派专家到中国沿岸选择港口，在事实上把胶州湾测量得详详细细，然后静待机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山东境内的土匪在曹州府钜野县的乡村打家劫舍，杀了不少老百姓，也杀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个教士。威廉第二接到报告，认为机会已到。
戚廉第二电令在远东的三艘兵船，立即向腔州湾移动，同时派遣胞弟亨利亲王率领一批舰队，陆续开往远东，向胶州湾集中。
守胶州湾的章高元，在十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叉麻雀(麻将)，接到德国三艘兵船的带兵官棣德黎的一封信懒得拆，等到麻雀叉完才知道这封信是哀的美敦节，限他于四十八小时内退出胶州湾。
他出去一看，胶州城内已经进了若干德国兵(全军共有六百)。于是，他“单刀赴会”，走上德国的兵舰，找棣德黎“讲理”，棣德黎留他在船上作为俘虏。
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清廷撤告，主张赶紧增募四营新兵，会同胶州湾已有的四营，对德军作战。清廷主张慎重，理由倒也充分：“新募之营乌合，适启(德国)戒心，毋庸招募。此事已饬总署与之理论，再定进止。”
总署(总理衙门)这时的负责人是奕訢。李鸿章从欧美漫游归来，未能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任(巳由王文韶接替)，这时被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总理衙门的若干大臣之一)。
李鸿章向奕訢建议，请俄国向德国调停。德国于是先发制人，向俄国承诺赞成俄国以“中国北部”与朝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且允许俄国于德占胶州湾以后，仍可将俄国兵船开入胶州湾停泊。
俄国的回答是，德国不妨将中国沿海更南的一处地方租为军港。德国对于金门岛，本来也有兴趣。俄国同时却暗示日本。对德国的企图密切注意。(为了暂时讨好日本，俄国又特地将兵船从旅顺撤走，退至海参崴。)
偏偏德国不肯上俄国的当，立刻向日本表示，无意租借金门岛，而且很愿意承认日本在福建省的特殊地位(因为福建省在台湾的对海)。这等于是，替中国把福建省划作日本的“势力范围”。
德国的外交也够厉害，它决不忽视英国，告诉英国说：中国也曾经劝它另租一处山东以南的港口，它不肯(意思是，不愿侵犯到英国在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
于是，清廷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受德国惩凶、抚恤、立碑、建教堂、赔军费、革李秉衡、独占山东全省的建筑铁路权与开采煤矿权、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等等条件。
次年二月十四日，又和德国订立《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甲)租期九十九年；(乙)德同有权造炮台、港口，及其他；(丙)一百里以内海面，德国军队(兵船)自由活动；(丁)湾内湾外所有岛屿划在租借范围以内(以阴岛、劳山湾、齐伯山岛、笛罗山岛为界)。
所谓《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所包括的不止上述“租借胶澳”部分，而夹进了筑路、开矿与“外资、外料、外人”等等特权。
筑路，是筑两条铁路，均以胶州湾为起点、济南为终点。一条经由潍县、青州；另一条经由沂州、莱芜。
筑铁路的公司定名为“德华公司”。“中国应将优待其他华洋公司办法，给予德华公司。”换句话说，凡是中东铁路公可所已获得的若干特权，这德华公司依样享有。
铁路左右三十华里(总共六十华里)以内，所有的矿山准许德国商人开采。
所谓“外资、外料、外人”，是指的德国资本，德国材料、德国人才，有优先被中国政府或私人购买与聘雇之权。
这条约的末了一条规定，倘若德国在九十九年期满以前将胶州湾退还中国，中国应偿付德国各项费用，并另以一地租借德国。
这条约订立以后，德国擅自把青岛宣布为一个自由港不抽关税，使得中国只能于洋货由青岛再运入内地之时，始能抽税，损失了不少税收。
德国而且简截了当，称胶州湾为“保护领”，归其海军部管辖，完全漠视了中国的主权。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外国租界之中，外国领事虽则享有对其本国人作为被告时的裁判权，但相当尊重中国官方对中国人作为被告时的“会审权力”。德国在胶州湾，却指定其所派的行政官(青岛区区长与李屯区区长)主管华民的诉讼事务，不容中国官方置喙。另外设立一个法院以主管德国人民及第三国人民的诉讼。
至于“德华公司”的设立，威廉第二竟以敕令德国商会的方式行之，比起俄国之以招股方式组织“华俄道胜银行”更不客气。这公司筑路的办法，威廉第二也是用敕令规定。(这一次，是下令给公司。原则上华人可以入股，算是优待华人。但华人总股份如不超过十万两以上，不得选派人员参加创办工作。)
铁路虽则是由德国商会招股开筑，德国政府有权于六十年以后收归(德国)国有。末了，威廉第二似乎良心未全泯灭，加了一条尾巴：“山东省”可以于二十年后买还这两条筑在该省的铁路。(不说“中国”，而说“山东省”，大概是预料到二十年后中国已被瓜分而不存在，“山东省”云云已是德国所“保护”的一个无国之省了。)
关于开矿，威廉第二也以敕令方式告诉德华公司，倘若该公司于五年以内在铁路两旁各三十华里内发现矿山，统归该公司专利。该公司可以投资创设一个或数个“殖民地公司”，只准招募德、华两国人民的股子，主持开矿事务。华人总股份如不超过十万两银子以上，也不得参加创办工作。就煤矿所产的煤而论，公司应让德国海军优先使用。
如此咄咄逼人的作风，表现出威廉第二比他的祖父威廉第一幼稚得多。祖父的助手俾斯麦，早被他于1890年赶下了台，于1898年郁郁而死。作为他的左右的，只是诺诺连声的几个庸才而已。
俄国见到德国这样容易便抢得了胶州湾及山东省境的筑路开矿、投资、买料、保荐顾问之权，也向清朝进一步要求租借旅顺、大连、辽东半岛，及建筑哈尔滨与旅大之间的铁路。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当面告诉中国头等钦差大臣许景澄，限中国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3月27日)以前签约。光绪皇帝接到许景澄报告，召见李鸿章、张荫桓二人，二人毫无办法，君臣相对流泪，终于如期签约。
这三月初六所签的《中俄租借旅大条约》，一共九款。主要的内容是：租借期二十五年；大连定为俄国商港，外港可行各国商船，内港保留一口，只准中、俄两围兵船出入；旅顺定为军港，一概不许中、俄两国以外的兵船出入；中国准俄国造一条铁路，把中东铁路与大连湾或营口连接起来。
不久，在闰三月十七日(5月7 日)，中、俄之间又订了《旅大租地续约》六款，续约的主题是租借辽东半岛。这个辽东半岛比当年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略小。界线是：西为“亚当湾”(即复州湾)，东为皮子窝(貔子窝)。
实际上，面积不止于此。续约中规定了一个所谓“中立地带”由西海岸的盖平河口溯河而上，及于大洋河，然后沿大洋河而下，直至东海岸的大洋河口。
中国不得在“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驻兵，只保留金州城一城的警察权与行政权。
凡是租借地及中立地带内的筑路、开矿、经营工商业的种种权利，中国均不得让与第三国。
次年，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1899年5月7日)又立了一件《勘分租界条款》，把租界地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租借地；中立地带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中立地带。旅大以南的庙岛群岛，也视同中立地带。
俄国而且也学了德国在胶州湾的榜佯，设立一个所谓“关东省”，以旅顺为该省的首府，作为其“关东省总督”驻节之地。租借云云，二十五年云云，全是鬼话。
正如在德国所侵占的胶州湾一样，中国无法在俄国所侵占的大连湾(包括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捐。(这一项规定，列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的中东铁路支线合同。)
中东铁路通往旅大的支线，被俄国定名为“南满铁路”。南边的终点，已不是大连湾“或”营口，而是大连湾“及”营口，虽则合同中也规定了通往营口的小支线，应该于“八年后立即拆去”。 菲泰(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口咬定，说为了达到使中国签订《中俄租借条约》的目的，曾经贿赂李鸿章七十万卢布。李鸿章此时已是七十六岁的人，要此钜款何用？张荫桓一向主张反俄亲英，生平官声尚好，也不致接受此项贿赂，可能是这款子被“中间人”中饱。而俄籍的中间人比起华籍的中间人，嫌疑更大。这个也无非是历史上另一“死无对证”的悬案而已。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欠下一笔永远报答不完的恩情。李鸿章定了《中俄密约》，更引起一连串的“调整均势”的侵略。
俄、德两国既已先后在胶州湾与大连湾如愿以偿，法国岂甘向隅?事实上，法国之获得报酬，较俄、德两国还早，只是比起俄、德两国后来的所得相形见绌罢了。
这最早的报酬是什么呢?是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85年6月20日)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九款》与《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五款》。
《商务专条附章》的第一项主要内容，是以“河口”为商埠，加开云南思茅，连同原定的龙州、蒙自共为中国西南陆地边境上的四个口子。第二项主要内容是，通过这四个口子的货物无论进口出口，一概照百分之五的税率再减四成，成为百分之三。(事实上连百分之三都不到，因为货价是几十年以前估定的，一直没有加以改估。)
第三项主要内容是，承认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有开矿的优先权，第四项主要内容是，准许法国由法属的“东京”(北圻)边界，筑一条铁路进入中国境内。
《界务专条附章》的主要内容是，把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这些地方割让给法国。
以上的种种权利，作为报答“三国干涉还辽”的礼物，不为不厚。法国在当时似乎也感到相当满足。然而，过两年见到俄、德两国占了那么多便宜，法国也就忍耐不住，向中国重新提出要求。
于是，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1897年3月15日)，它获得中国以总理衙门照会的方式，保证不把海南岛割给第三国。换句话说，只许留作法国的势力范围或割让给法国。
到了五月初十(6月9日)，法国又向中国取得了延长越南铁路至广西南宁与云南昆明之权，并且要中国再度承诺法国在云南、两广有开矿的优先权。
等到光绪二十四年春天，德国在二月十四日获得《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俄国也在乘机压迫中国，限中国于三月初六日以前签订《旅大租借地条约》，法国干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四项要求：(一)车里土司地、云南两广不割让给第三国。(二)通达昆明的铁路，法国一经勘定路线．立即开筑。(三)在中国南海租借一个“储煤港口”。(四)将来邮政倘与海关分开，“邮政总办”应请法国人担任。
清廷的总理衙门在三月二十日答复法国驻华代办吕瑞，承认第一、第二两项。到了五月二十七日，又和这位代办订了《租借广州湾条约》。
根据这件条约，租期是九十九年，法国有权设防，商港部分准许中国及各国商船往来，中国兵船只有在“中立”之时始能驶进军港部分，法国有权筑一条铁路由广州湾(之赤坎)通达西海岸的雷州安铺镇。
不料，在划界期间义发生了意外事件。
有两个法国军官、一个法国传教士，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十(11月12日)在遂溪县和老百姓打架，当场被打死，虽则老百姓也有死伤，法国的“海军提督”却不管谁是谁非，把兵船开进了广州湾。
四天以后，中国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完全接受这位法国海军提督的划界方案，把广州湾租借地的界线从遂溪县的通明港划起，向北沿着大路到志满墟、经赤坎、调神岛、吴川县的两炮台为止，在北纬二十度五十分至二十一度二十五分，海岸三浬以内的所有岛屿，包括湛川岛与硇州岛，都列入租借范围。
正如德、俄之在胶州湾与大连湾，法国也把广州湾视同殖民地，置于越南总督的管辖之下。
英国呢，不肯帮忙于甲午之战前后，本无理由索取酬报。但是，中国做错了一件事，忽略了曾经于中、缅划界之时允诺英国不以“江洪”让与第三国，而割绐法国的猛乌与乌得等地区，正在这“江洪”的范围以内。于是，英国便来要求：(一)以“野人山”作补偿；(二)增开商埠于广东西江沿岸。
谈判的结果，是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所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本文十九条、附则一条，一共是二十条。
这条约包括两部分：领土与商务。领土部分是：(一)割让昔马(三百方英里)；(二)割让木邦与科干(六千七百方英里)；(三)永租瓦兰岭三角地带。
商筹部分的项目甚多，其主要几项是：(一)增开广西梧州与广东三水为商埠。(二)定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德庆州为“停泊口岸”。(三)开放蛮允与盏西两条官路以外的任何可以进入云南的道路。(四)中国允诺，将来如在云南自筑铁路，必使之与英属缅甸的铁路相衔接。(五)加设一个英国领事馆在思茅，移蛮允的既有领事馆于腾越或顺宁。
在德国占胶州湾之时，英国本不高兴。但是，威廉第二的弟弟亨利亲王与领兵东渡的途中，绕过伦敦，拜访了维多利亚女王，向她声明：如果英国在非洲征服苏丹，德国愿守中立。于是，英国也就不再对德国在中国的行为有何牢骚了。
跟着，俄国强占旅大，英国也极不高兴，立即派了七条兵船到朝鲜济物浦，两条兵船到旅顺，向俄国示威。俄国那时候正在得意忘形目空一切，便直截了当向英国坦白表示“俄国诚然想维持俄、英之间的朋友关系，但也希望英国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避免磨擦。”英国软了下来，由首相兼外相骚利斯伯雷勋爵写信向俄国当局答复：“英国兵船之开往旅顺，是驻华舰队司令在其职权以内的一种举动，耽搁几天就会离开旅顺的，但英国原有充分权利在旅顺及中国其他港口停泊船只。”
这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间的事。英国于是利用中国需要借款的机会，在十二月间提出以“不割让长江流域给任何一个其他强国”作为借款条件之一，藉以确定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清廷表示接受。
然而这借款并未成功，原因是：第一，清廷想把借款的数目，从一千二百万镑增加到一千六百万镑；第二，借款的另一条件，筑一条铁路连接缅甸与云南，为法国所反对。
骚利伯雷勋爵止式向俄国建议，平分亚洲：从土耳其的小亚力山大城(Alexandretta)，划一条线直抵北京，北边的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边的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不接受。俄国在当时不仅对亚洲北部有兴趣，而且对亚洲南部(包括中国的西藏与英属印度)也很有兴趣。
在无可奈何之下，英国想出了租借威海卫的办法。骚利斯伯雷勋爵先命令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作一试探。(因为，此时威海卫尚在日本军队占领之下，要等到赔款还清，日本军队才会撤退。而且日本即使撤退军队以后，未必不仍旧对威海卫十分“关心”。)
日本的答复是：“不反对‘同情日本’的国家租借威海卫。”为了证明自己的确“同情日本”，英国正式向日本承认，中国的福建省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十分满意。
于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便向中同正式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
清廷抵挡了一阵，抵挡不住窦纳乐的蛮缠恫吓，终与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由庆亲王奕劻与刑部尚书廖寿恒出面，和窦纳乐签订《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
专条的要点是：威海卫所有岛屿，包括刘公岛及沿着威海湾十英里的陆地租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在旅大的租期相同(二十五年)。英国有权设防，作一军港。中国保留威海城的行政权。第三国的军队不许开进。
英国在达到目的以前，怕德国反对，特地先向德国承认山东省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无意以戚海卫为基点，在山东省建筑铁路。德国点了点头。
英国在达到目的以后，又于次年(1899年)4月28日，和俄国签订英、俄协定：加送中国的内外蒙古(长城以北)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也就承认了英国在威海卫与长江流域各省的特殊地位。
日本军队于1899年5月9 日从威海卫撤走(赔款已经付清)，英国的国旗于5月24 日在威海卫升起。
庆亲王奕劻曾经向窦纳乐发脾气，说：“威海卫给你!可别再要别的地方。”窦纳乐回答他：“那倒不一定。倘若法国在南海获得一个口岸，英国到时候也要在南海索取另一地方作为抵制。”
这可说是有成例可援的。不等到租借威海卫专条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7月1日)签字，消息已经传出来，说中国答应了法国以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以云南、两广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就向中国提出五项新的要求(一)扩充九龙租借地。(二)建筑一条横贯中国的大铁路，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的对面浦口到河南信阳，从信阳转而向南到汉口，从汉口向西到四川，从四川向南到云南，从云南向西到缅甸。(三)中国提出保证，保证未曾给予法国以开矿、筑路的特权，(四)增开广西、南宁为商埠。(五)中国允诺英国不以云南、广东二省割让他国。
英国为什么要和法国如此作对？因为，它认为长江流域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所谓长江流域包括云南(也包括河南)，不能容许法国染指。并且，广东是邻近香港的一省，怎受得了法国在广东境内剜去一个广州湾？至于南宁，虽则在广西，却也是一个重镇，顺流而下，可直通广州。
那时候，恰好也是英法两国在非洲互争雄长最激烈的阶段英国由埃及南征苏丹，溯尼罗河而上，法国则获得刚果合作，由西而东，双方不久在7月10日于发秀达(Fashodc)地方碰面，几乎打了起来
同时，双方在中南半岛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英国认为法国想并吞暹罗，又想经由江洪威胁缅甸北境。
清廷有口难言。对法国的要求既已无力拒绝，对英国的要求又无法减除其中与法国相冲突的部分。经过多次的婉转商谈，总算英国人懂得讲求实际，对法国让步，由中国一一补偿。 补偿的方法是：(甲)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比租借广州湾的条约稍晚，比租借威海卫的专条早三个星期)签订了扩展九龙租借地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便是“九龙新界”的来源，租期为九十九年。(九龙城不包括在内，但是其后因为城内的人民抗英，于是又被包括在里面了。)(乙)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承认英国有权筑两条铁路，一条是从山西至湖北，经过河南；另一条是从苏州到宁波，经过杭州(其后改为从上海到宁波)。(丙)同年四月初二日及五月初三日，先后允准英国的福公司在山西与河南开矿，造小铁路。(丁)同年四月初五日，以中、英、德三方协议的方式，准许英国建筑津浦铁路的南段，从山东边界到浦口。(北段由天津到济南由德国建筑，中段由中国自己建筑。)
《细说清朝》一二八、筑铁路的经过
瓜分中国的运动，与中国筑铁路的经过有密切关系。 最早的一条铁路，是上海与吴淞之间的，称为“淞沪铁路”。
公司的构成份子是上海的外国商人，他们在司治四年(1865年)开始工作，到光绪二年(1876年)6月间，造好了上海与江湾之间的一段五英里。
为什么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才造了五英里呢？原来，他们所用的是一种舍名求实的方法。开头，他们不说是要造铁路，而仅仅说是“重修”上海与吴淞之间洋兵的军事运输大道，藉以加宽路面，垫高路基。(为了加宽路面，他们直接向老百姓收买土地，包括有坟墓的土地。其后他们宣称，要在这军事运输大道上造一条电车路，与租界上的电车路连接起来。而这条所谓电车路，实际上是三十英寸宽的铁路。通车以后，每天有六班火车从上海开江湾，来回。老百姓倒也并未怎样。)
不幸，在1876年8月3日，有一个土包子在轨道上被轧死，引起了上海与郊区的很多老百姓的愤慨，发展为大规模的反对铁路运动。
李鸿章这时候是两江总督。他出面和淞沪铁路公司交涉，立了一个合同，由中国出钱收买淞沪铁路，买价是二十八万五千两。
这款子由上海及其郊区的老百姓捐出来。次年，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1877年l0月20日)交清。
交清以后，火车停开路轨拆掉，运到台湾。后来，台湾巡抚刘铭传用它来铺设台北与基隆之间铁路的第一段(光绪十三年，1887年)。
这台北与基降之间的铁路全长共十六英里，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完成，资本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造路的劳动力，是“兵工”。
另一条，河北唐山与胥各庄之间的铁路全长只七英里，是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决定建筑的，他聘英国人金德儿为工程师，于光绪六年(1880年)开工，次年完成。为了避免清廷的禁筑令，这条路也称为“电车路”而不称为铁路。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并没有“火车头”，代替火车头的是骡子。
几个月以后，“唐胥电车路”的人员别出心裁，用“上法”造了个火车头，只花了墨币五百二十元(合当时的英金九十五镑)，取名为“中国火箭”。李鸿章这时候已是直隶总督，听到消息大加赞赏，从此就对这条“电车路”全力支持；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无可奈何，不再阻挠。胥各庄与芦台之间的小运河也筑成了，于是开滦的煤可以用火车运到胥各庄，在胥各庄下船，经小运河到芦台，再由原有的运河运到北塘，供应招商局的大轮船，以便这些大轮船入海，到烟台、上海等地，或南至塘沽，溯白河而上到天津。
这一条唐胥铁路，也是纯为中国资本，同时是中国人自己的劳力所建筑，比台北与基隆之间的铁路早十年完成。
唐胥铁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已经向西南延长到了芦台，增加了二十英里之多．只花了墨币十三万五千元(合英金两万五千镑)，可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铁路。
李鸿章很兴奋，说动醇亲王奕譞于次年向慈禧太后上了一本奏章，请求把这调路向东延长到山海关、向西延长到天津及北京。慈禧太后予以批准。
李鸿章办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资本一百万两公开招股。这公司在光绪十四年把芦台与天津之间的一段顺利筑成。所花的钱平均为每英里三千英镑，较以前的两段稍贵但仍算相当便宜。剩下的工作，是天津、北京之间的一段约八十英里，与唐山、山海关之间的一段也是八十英里。
这一百六十英里需钱很多，招股不易，清廷不肯立即批准，下旨征求各省督抚的意见。张之洞表示反对。张之洞主张，铁路不可以筑得离开海岸太近，应该在内地筑。他认为：与其筑这京津段与津关段，不如改筑由北京芦沟桥至汉口的干线(今天的平汉铁路)。
清廷接受张之洞的建议，把他从两广总督的任上调到武昌，担任湖广总督，以便负责与李鸿章及奕譞共同修筑这北京、汉口之间的干线，命令他从汉口向北筑，而李鸿章与奕譞由芦沟桥向南筑，分工合作。
张之洞在汉阳设了一个“汉阳铁厂”，脚踏实地从准备“路轨”入手。
这一边，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从天津到北京的一段，既因张之洞的奏章而无法开筑，于是以自己所管辖的税收为担保，向银行透支相当大的款子，毅然决然把那唐山、山海关之间的八十英里造了起来，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完成。这时候，中、日之间的战事已经快到一触即发的阶段了。
等到中、日之战爆发，李鸿章又已延长了山海关的铁路到达关外四十英里地方的“中后所”。
中、日(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天津、北京之间不能没有铁路，也不能静候张之洞先把铁轨准备好。由汉口慢慢地向北筑过来。
清廷把李鸿章的原议重新准予实施，由“北洋铁路局”负责。这“北洋铁路局”是李鸿章为了修筑唐山、山海关的一段而设立的，已经吸纳了原有的“中国铁路公司”。
北洋铁路局很快便把天津与北京西南的丰台连接上，其后又从丰台筑到北京郊外的马家铺。
北洋铁路局经营颇为得法收入很多，用它的赢利替国家添造了秦皇岛支线、堪州支线与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京张铁路(平绥线北平、张家口段)，也把关外的一段扩展到新民府。
《马关条约》与《中俄密约》，给中国带来悲惨的命运，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从此必须被动地倚仗外资来筑自己的铁路，甚至瞪着眼睛看外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筑外国的铁路，连带地也丧失了铁路所经省份的矿山与铁路地段的行政主权。
“东三省”的铁路，除了山海关至中后所的一段以外，其余地方的铁路好像是只有俄国有权兴筑，而中国自己反而不能“染指”。然而，清廷总算在日、俄之战以前，勉强把它延到新民府。 日、俄之战以后，宽城子(长春)以南的一段，即所谓“南满铁路”，由俄国让渡给日本，于是整个“南满”，即宽城子以南的大片土地，又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向日本借债，才被准许把新民府与盛京(沈阳)连接起来，完成“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同样，宽城子与吉林省会吉林城之间的铁路，也是借了日本的债才筑成。合起来，一共借了二百五十八万三千元日金。
津浦铁路呢，因为是必须穿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被德国再三阻挠。德国坚持自筑山东境内德州至利国驿的一段，对于山东以外的北段与南段，也想占上一份权益。结果，闹到光绪三十三年年底，德国才同意：津浦铁路不再分段，而由德国人的德华银行与英、法两国人合组的所谓“中国中央铁路公司”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万英镑，九三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其后在宣统二年，又放款三百万英镑，九四点五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津浦铁路的建筑权与管理权，总算是被中国“取得”了。
芦汉铁路也是好事多磨。清廷本巳在光绪二十二年与比利时国讲妥，借比国的款子来筑(为的是比国不是强国，不致于籍此侵略)。但是李鸿章的德国朋友德璀琳自告奋勇，向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说比国自身没有钱，只是替法国作傀儡，而俄国也夹在里面混水摸鱼。于是清廷便把这件事搁下，直到光绪二十四年阳历4月才旧事重提，与比国正式立约，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比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十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比国把权利间接让渡给英、法两国，由英国的汇丰银行与法国的汇理银行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四十五万英镑，其中五百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头十五年年利百分之五，后十五年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剩下的四十五万英镑十足付现，年利百分之七。
与芦汉铁路相连接的“山西铁路”，即正太铁路，由清廷在光绪二十四年与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商妥。在光绪二十八年立约，借款四千万佛郎(法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不久，这债权便由俄国让给法国(根本是法国人的钱)。
另一条与芦汉路相连接的小铁路，是河南北部道口与清化(博爱)之间的道清铁路。筑路的“福公司”，名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共同组织，实际上全是英国人出钱。福公司在光绪二十四年5月与山西省的当局立约，独享三府两县(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平定县、孟县)的煤、铁、煤油的开采权，期限六十年，以纯利四分之一给予中国政府，四分之三归“福公司”，公司有权筑铁路、开运河，以便利运输。同年6月，公司与河南巡抚立约，建筑道清铁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筑成。
这一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收买“福公司”，仍向福公司借款七十万英镑，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扣除铁路价款六十四万六千英镑，按年付息三十五万英镑。在本息还清以前，铁路仍由福公司经营。
在河南的黄河南岸，有陇海路的最初一段：开封与洛阳之间的“汴洛铁路”。条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谈妥，契约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订立。放款的是法国人与比国人合组的“中国铁路电车路公司”，放款的数目是二千五百万佛郎，六年以后加放一千六百万佛郎，均是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英国在铁路的投资上颇落法国之后，却也懂得急起直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借三百二十五万英镑给中国筑沪宁铁路，由上海通到南京，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铁路名为中国自筑自营，实际上董事五人英国人占了三席。
五年以后，英国人又获得对沪杭甬铁路放款的机会，数目是一百五十万英镑，年息百分之五，付现折扣不详。
剩下的是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之南有所谓“广九铁路”，由广州通达九龙。这广九铁路的最南一段，从中英“交界”的深圳到九龙，全由英国“自己”建筑，与中国无关。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一段，由中国建筑，也向英国借了一百五十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年息百分之五。
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问题，相当复杂。复杂的原因，是英、法两国均以广东与四川两省为其势力范围。法国获得了在云南“自筑”一条“滇越铁路”的特权，于宣统二年筑成。英国实际上也获得了“自筑”一条“滇缅铁路”的特权，却因大山深川之阻，始终无法享受此项特权。而两国之希望伸展势力到四川，彼此相同。既不能由云南入川，于是均想由广东、湖南、湖北转而西向。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蹄，因此便成了英、法死斗的焦点。
斗到宣统二年(19I0年)5月，英、法在巴黎成立协议，对两路共同投资，邀同德、美两国成立“四国银行团”，这银行团包括汇丰、汇理、德华与美国的茅根公司、孔鲁伯公司、第一国家银行、国家城市银行。这四国银行在宣统三年对清延放款一千万英镑，帮助清廷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收缴“民股”，激起“保路风潮”促成了武昌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