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一二九、门户开放
列强瓜分中国的运动，可以说是从日本向中国勒索台湾与辽东半岛开始。而接二连三地给予中国以打击的，是德国之强占胶州湾，俄国之强占旅顺、大连，英、法两国之分别“租借”威海卫与广州湾。再加上，这四国与日本硬把中国领一片一片地分作它们的所谓“势力范围”。
弱小而狂妄的意大利，也竟然想染指。它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声称有意派遣一个舰队到中国海面；不久，便向中国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而且继之以哀的美敦书。
结果是，意大利自己丢脸。英、德、法三国虽则在事前对它表示支持，并不赞成它用武力。日本甚至干脆扯谎，说中国曾经允许日本不以三门湾让给别国，清廷呢，诚然很畏惧英、德、俄、法、日五国，但对于意人利则自问尚能对付，于是一面拒绝意大利的要求，一面命令浙江巡抚刘树棠：敌来即行抵抗。
意大利政府连忙召回公使玛儿蒂诺，说不曾授权他对中国下哀的美敦书。到5月间，意大利政府又发表声明，说意大利并无占据中国领土的企图，只不过希望“扩充商业”而已。
意大利碰了钉子以后，欧洲的其他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之流，也就不存非份之想。葡萄牙从明朝的时候起，便已连骗带偷地占了澳门，在道光二十九年便已封闭了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在光绪十三年阳历12月1日便已获得与中国签订割让澳门的条约，野心一向很大。但是，它的实力，比意大利差得远，中国这时候也已经充分知道它的虚实。
西班牙虽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第一个海洋大帝国的建立者，这时候久已失去在中南美的庞大殖民地，而且在1895年的古巴革命及l898年的美西战争之中，丧失了古巴与菲律宾，自然也够不上对华有所分润了。
至于比利时及荷兰二国，比利时在非洲已经捡得了那大过它本国七十八倍以上的刚果，无力消化；荷兰也自有其荷印、圭亚那等属地，其中仅仅荷印已相当于本国五十四倍以上，够它吃，也够它忙。况且，它并没有近代化的海军。
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北欧小国，倒真正是对华“毫无领土野心”的，同时也真正是只想“扩充商业”的。
其他的欧洲国家，奥地利是“内陆国”，希腊则自保不暇，巴尔干半岛之上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布加利亚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均是俄、奥之间，也就是俄、德之间，被争夺的“骨头”而已。
土耳其在当时，由于国都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边缘，也算是一个欧洲国家。然而，“如所周知”，它的情况不比中国好。中国是“东亚病夫”，它也是奄奄一息静候宰割(实际上已被宰割了一大部分)的肥羊。
总之，除了英、法、俄、德、日五国以外，有力量参加瓜分中国而不曾参加的仅有美国一国而已。
美国对华的兴趣在于“通商”。美国在上海一度有过租界，其后这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改称“公共租界”。上海老百姓沿称这公共租界为“大英地界”，而不称之为“大美地界”。结果是，英国人背了名，而美国人照样享受一切特权。
英、美两国本可以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在中国全国的铁路、矿山上投资。自从有了所谓势力范围以后，英国的投资被限制于长江流域。
英、美看得很清楚，所谓划分势力范围只是瓜分中国的前奏。中国如果被瓜分，则英国至多只能分得长江流域而未必能守，北有贪得无厌的俄、德，南有雄据台湾的日本，而日本之蚕食对象不止于福建一省。日本以外，又有对云南、四川、广东均不肯放手的法国。总之，英国到那时候，处境将更加困难。
富有经验与远见的英国外交家老张伯伦，于是决定对瓜分中国的运动加以及时的阻止。而阻止的方法不在于压迫俄、德、法、日取消势力范围，因为事实上英国无此力量。只要势力范围不恶化为列强的殖民地，瓜分运动便自然而然中途停顿了。如何使得势力范围不变成殖民地，莫如把筑路、开矿之权与经商、贸易之权分开，只承认筑路、开矿的势力范围，而不承认经商、贸易的势力范围。
老张伯伦把他的意见灌输给当时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海约翰在1898年下半年被调回本国担任“国务秘书”。日文译为“国务卿”，错误之至，美国不是一个君主国，那有什么“卿”呢？ 海约翰有意对华采取一种符合于老张伯伦意见的政策，便从希腊召回一位曾经担任过驻华公使的罗克希尔。英国方面听到消息，也召回一位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头号助手的希匹斯来，叫希匹斯来赶紧击美国，因为希匹斯来与罗克希尔在华常相过从，是很好的朋友。
希匹斯来直接向罗克希尔、间接向海约翰，接出了一个新鲜的口号：“商业的门户开放”。
这个口号被海约翰采纳，作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有些历史家把这“门户开放政策”，与孟罗总统的 “孟罗主义”对称。孟罗主义的对象是中南美各国，意在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不让欧洲的国家来侵略。
海约翰在1899年9月6日，对美国驻英、法、德、俄四国大使，发表一个训令，叫他们分别向这四国的政府取得关于下列三点的承诺：
(一)在各该国的所渭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不干涉到通商口岸或任何他国已有的权利。
(二)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只有中国政府可按照中国与各国所协定的关税税率征收关税。
(三)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各该国不得对他国人征收高于其本国人所缴纳的港口费或铁路运费。
这训令发出以后过了三个多月，海约翰又对美国驻日大使与驻意大使发出同样的训令。(实际上，海约翰对意大利求取保证是白费的，意大利不曾从清廷手中获得任何租借地与势力范围。)
照理，英国既是幕后的导演人，应该首先作无条件的承诺。但是聪明而自私的英国当局装腔作势说：九龙新界虽则是租借地，却与一般的租借地不同。又说，英国只能承诺到他国所肯承诺的程度。
德国的答复，在文字上最痛快而漂亮：德国从一开始便巳不但确定了、而且完全实行了，在它的中国“领有地”之中，对任何一国的人民“予以贸易上、航务上、商业上的平等待遇。”又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正是门户丌放政策。”
法国的答复更加漂亮：它希望在全中国各国人民一律受到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关税、港口费与铁路交通的运费这三个项目上。
俄国的答复最不漂亮：“关于怎样收取关税的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决定。”换句话说，倘若中国自愿绐俄国人以特别优待(实际上已经给了)，这不干你美国的事。俄国是惯于偷了东西又否认的，又说：“俄国从来没有存心为自己的人民索取特权，而把别的外国人摒斥在一边。”
剩下的日本与意大利，这两国对海约翰所要求的承诺欣然同意。意大利在华虽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却也厚着脸皮，向美国承诺给予他国人民以商业上的平等待遇。
《细说清朝》一三○、百日维新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消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巾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弹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泽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管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王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 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份，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闿运，对公羊学派的所谓微言大义发生爱好，最后读了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所出版的若干西书译本，获得了关于外国一般情形的表面的了解。他不失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有心人。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奠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书”，交到都察院，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万言书”，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
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开头是反对“马关条约”，主张不予批准换文，迁都关中(陕西)或太湖流域，对日长期作战。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如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元、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等。再其次是启迪民智，如立学校、办报馆，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最后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机关，成立国会。 这一封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
“举人”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阶。几百名无官阶的“布衣”，连名向皇帝上书，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康、梁不愧为“开风气”的时代先锋。
他们而且“聚众集会”。第一次会，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
三个月以后，康、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强学会”，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万言书”被都察院拒收以后、强学会成立以前，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称为“中外纪闻”，附在政府的“宫门抄”(官报)之内，免费赠送给“宫门抄”的阅者。办了一个多月，因“谣言纷起……送报人惧祸”，而终于停止。
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其后，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门生文廷式，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张之洞的门生杨锐，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
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这些款子，其后收到的不多，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 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康、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是一个政敌，加以拒绝。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
在强学会被查封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两个月以后，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请求启封，获准。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于是特设一个“官书局”加以收藏。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早已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广东的黄遵宪、江西的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湖南的左孝同(左宗棠的儿子)、福建的沈瑜庆(沈葆桢的儿子)。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是张之洞捐出来的。然而总会既经查封，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便无形瓦解。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
次年三月间，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邹凌翰捐五百元，办了一种旬刊，称为《时务报》。
《时务报》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梁的言论很激烈，“笔端常带感情”，很受一般读者欢迎。这《时务报》办了不到一年，销路超过一万份。
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太炎)。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被杀。
梁启超办《时务报》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期间，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包括十多篇“变法通议”。他认为教育是“变法之本”，可谓抓住了要点。他又认为满、汉的界限必须化除。化除的方法是：(一)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而不再称为某军、某旗之人；(二)满、汉通婚；(三)裁并满人的官缺，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
除了办报以外，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大同译书局”，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不缠足会”。
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严复、马良、孙诒让、张謇，对他均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寄了治装费来，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请将他“交铁路大臣差遣”。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当一个入幕之宾。他都不曾去。
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一英、一法)，劝他搬到西湖来住，好好读三年外国书，蔚成大器。可惜，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私立”，被陈宝箴收为官办，以熊希龄为总理，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为董事，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分教习”统由梁启超聘请，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包括蔡锷、范源廉、林圭、毕永年。
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高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相仿。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而粱则是为了暗中准备“湖南独立”而训练干部。康是一人独教，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词章、考据、史地、礼乐书数、图枪(代替“射御”)，与外国的史地、格致、政治、群学(社会学)、语言文字、演说、体操，外加“游历”(每年于假期中举行)。梁在时务学堂，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分工合作担任经、史、子与“西籍”四科。他自己所担任的，只是“总其成”的工作，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
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梁启超手订“学约”十条：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所谓“读书”，只是这十条之中的第三条而已。 在立志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以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为模范。在养心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生死关头、毁誉关头。
在治身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记在日记簿上。
最重要的，是最后两条：“经世”与“传教”。经世，是“治天下”；必须研究“治天下之理”与“治天下之法”。传教，是“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当共矢宏愿，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于儒家学说的批评，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叶德辉恨极了他，就鼓动一些守旧份子对他攻击。
梁启超为人坦白，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却也颇富于民族、民权思想。他的札记批语中，有这么几句话：“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作为梁启超的罪状。
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与《湘学报》(旬刊)。《湘学报》开头便是一篇介绍《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 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 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
事实上，慈禧未必有此阴谋。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而预先让荣禄有兵，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
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军机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后。
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举与学校。所谓堂官，是两个尚书(部长，满、汉各一)，与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二)。在各部尚书之上，常常又有一个所谓“管部大臣”。
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是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涏、徐会澧、曾广汉。
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科员)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一)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先到日本看看；(二)设立一个“教部”、“扶翼圣教”；(三)责罚本部堂官，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为臣不忠。
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给许应骙，许应骙不收。王照又交给怀塔布，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请都察院代呈。结果，怀塔布答应代呈；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说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于危地(日本)”。
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刑)部议处。四天以后，七月二十日，将六人一齐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亲政”。事实上，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
这四个小臣是，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发表他们为“军机处章京”。名为章京(秘书)，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在光绪，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
最后，“母”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重用袁世凯，而发生的大误会。
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
这两个星期中，情势真是够紧张的。一方面，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令户部(财政部)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另一方面，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怂恿慈禧实行“政变”。
《细说清朝》一三一、戊戌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荣禄自从李鸿章被免掉总理衙门大臣以后便十分害怕，害怕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亦将不保。恰好，在七月二十六日，光绪特召荣禄的部下袁世凯晋京陛见，而并不同时召见荣禄，这就叫荣禄更加害怕。 在荣禄所统辖的三支军队之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最坚强。聂士成的“武毅军”，在甲午战争之中尚有表现，然而已有暮气。董福祥的一军，官兵皆无纪律，不堪一战。
荣、袁二人之间，私交不算坏，而且拜了把子，结为异姓兄弟。然而利害关头，谁也不能信谁。光绪为什么要特召袁世凯晋京陛见呢?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为撤换荣禄的第一步么？ 其实，光绪并无去掉荣禄的官职之意。光绪之所以召见袁世凯，出于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建议。康有为上了一本奏疏：“请皇上亲御戎衣，自统六军，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谭嗣同当面向光绪说袁世凯是一位将才。
袁世凯在八月初一日见到光绪，光绪和他谈了一阵，所谈的都是怎样练兵的事。谈完，袁世凯退，光绪随即颁了一道谕旨，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一缺，以侍郎(资格)候补。
八月初二，光绪又召见袁世凯一次。初三的晚上，谭嗣同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问袁世凯：“天津阅兵的阴谋，你听到没有?”袁说：“听到。”
所谓天津阅兵的阴谋，在最初本是一种谣言，到了这时候已经愈传愈甚，竟然连袁世凯也承认听到了。
于是，谭嗣同拿出光绪在七月二十八日写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的一封亲笔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光绪为什么突然感觉“位几不保”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召袁世凯晋京之时，只是为了想成立参谋本部，既没有免掉荣禄总督之意，更不曾料到他本人会因此而大遭慈禧之忌。慈禧决不能容许他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
他把召袁的事，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被慈禧痛骂了一顿。慈禧在骂他之时，可能说出“你如此胡闹，以为我不能换掉你么?”
他回宫以后，便在二十八日写了这么一张密诏，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于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
康与四位章京捧诏大哭，想来想去，想出了这个请袁世凯保驾的下策。
他们五人这时候只以为阅兵阴谋将成事实，似乎还不知道被革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已经伙同礼部左侍郎立山等六人到了天津一趟，拜访荣禄；不知道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也到过天津，拜访荣禄；而且，更不知道荣禄已经开始行动，把聂士成的五千人调到天津集中，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到距离北京彰仪门仅有四十里的长辛店。
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荣禄已经打了三次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有许多外国兵船开向塘沽一带沿海，又在八月初三这一天打了电报来，说英、俄两国已经在海参崴开战，请光绪叫袁世凯赶快回天津准备应付。
书生作风的谭嗣同，却依然只就天津阅兵阴谋的老谣言，请袁世凯到时保驾。谭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聂士成与董福祥)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说：“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力以补救。”
初四，袁世凯觐见光绪辞行。光绪叫他当天不必回津，明天再陛见一次方走。于是，初五这一天黎明，袁世凯又陛见了一次。光绪在临别的时候，笑着向他说：“以后你专管练兵，与荣禄各干各事。”
过了十三年，在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11月间，袁世凯告诉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他和谭嗣同谈话之时，曾经表示对“密诏”的怀疑，说密诏倘若是皇帝的亲笔，应该用硃而不该用墨。谭说：“等你请训出京之时，皇上自然要另颁一道硃谕，当面交给你。”其后，在初四、初五两日，光绪并不曾有什么硃谕交给他。而且光绪也只是叫他襄赞维新，并未谈到所谓“妥速密筹”之事。 袁世凯又向《泰晤士报》的访员说：并不是他一到天津便向荣禄“告密”，而是荣禄先向他说：“你是来取我的头了!你最好老实说罢，已经有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袁当时回答荣说：“你所听到的只是少数政客的阴谋而已，皇上并不知情。”
他和荣禄究竟谈了些什么，是否他先向荣禄“告密”、出卖谭嗣同与光绪，或荣禄先向他开口，叫他“实说”?由于荣禄本人不曾留下记载，我们仅有伦敦《泰晤士报》访员所写下的袁世凯的谈话，所谓片面之辞。
此外，有《申报》所刊载的，得自苏州张仲仁处的所谓《袁世凯戊戌日记》。这《戊戌日记》是否真是袁世凯写的颇成问题，但是它的内容倒颇与戊戌年(10月10日，在政变之后的第二十天)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所登的“消息”大体符合。《字林西报》说：谭嗣同明明白白告诉袁世凯，光绪将要面交他一封硃谕，要他：(一)回到天津，立刻杀掉荣禄；(二)担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杀掉荣禄以后就职；(三)带兵到北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捕捉慈禧，以一半守住皇宫保护光绪；(四)逮捕守旧份子．尤其是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
这第四项，在《戊戌日记》之中没有。
《字林西报》又说，袁世凯果然在9月20日(八月初五)从光绪手中接到这么一封硃谕。
《戊戌日记》却说：硃谕始终不曾接到，仅仅从谭嗣同的口中听到，谭嗣同拿了一张墨笔的谕文给他看，说是“原旨”存在林旭那里，这是杨锐用墨笔所抄。就这墨笔的抄文而论，上面并没有杀荣禄与包围颐和园的字眼。然而谭嗣同说，抄本中的“设法相救”四字正是指的杀荣禄与围颐和园。
可疑的是，慈禧在八月十四日用光绪的名义宣布康有为等人的罪状，只说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对“杀荣禄”的事一字不提。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一再强调：康等绝无包围颐和园的企图。所谓“包围颐和园”，正如“张荫桓进红丸”，或“康有为进红丸”，完全是守旧分子所放的含血喷人的谣言。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于“杀荣禄”的谣言，也正如慈禧用光绪名义所下的诏书一样，只字不提。
总而言之，戊戌政变的详细经过仍有待于未来历史家的考订。
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叫袁世凯晋京。二十八日下诏给康与四位章京说“今朕位几不保......汝......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八月初一日，袁世凯陛见。初二日，光绪密谕康有为离京，去上海办“官报”。初三日，再谕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
奇怪之至。倘若光绪有意“包围颐和园”，为什么要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远去上海？
康有为在初五的上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袁世凯也在这火车上，但不曾与康碰面。
第二天，初六，康有为在天津搭英国轮船重庆号放洋直航烟台，荣禄派了海军飞鹰号去追，没有追上。
在八月初七日(政变的第二天)，康所乘的重庆号轮船到达烟台。他完全不知道政变发生，还上岸游了一会，买了些东西，回到船上续航上海。
倘若他曾经与谭嗣同等人有过包围颐和园的意思或计划，决不致于能在烟台如此轻松。
成为对比的是，荣禄在这几天十分紧张。初五的午间，袁世凯从北京回来见他；他立刻搭火车去北京，不在城内耽搁，而直奔颐和园，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见慈禧。
他和慈禧说了些什么话，只有他和慈禧知道。 事后，他当晚乘火车回天津。
有人说，慈禧叫他留下卫队守住紫禁城(皇宫)，这大概不确。慈禧在宫内、宫外一向有布置，李莲英以下的太监不用说，神机营总管庆亲王奕劻、步军统领崇礼，也均是慈禧的亲信。 次日，八月初六，慈禧在清晨离开颐和园，走小路由西门进北京。进了紫禁城，进了光绪的寝宫。
光绪这时候不在寝宫，已经走到官门。他是想逃?或是真想迎接慈禧?难以查考，事实是他到了宫门便不得不折回。 折回以后，他被慈禧幽禁在(御花园)“中海”的一个小岛“瀛台”。
这一天，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下诏书，说是恭请皇太后垂帘“训政”，已蒙皇太后允准。
当天，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被搜查。康有为巳走，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广仁)被捕。
谭嗣同与梁启超得到消息，找英国人李提摩太牧师与美籍中国老留学生容闳商量，决定由李提摩太找英国驻华公使，容闳找美国驻华公使，梁启超找日本驻华公使。英、法两国公使均不在京，李、容二人的活动当时无甚结果。梁见到日本公使林权助，笔谈请林权助“解皇上之幽闭，并救康有为氏。”说罢，仓皇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