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梁再度到日本公使馆，被林权助留下来，于八月初十派人护送出京，到塘沽搭日本兵船去日本。
谭嗣同留在北京不肯走。他力劝梁启超走，说自愿作公孙杵臼，希望梁启超作程婴。到了初十，他被捕；十三日，他被斩在宣武门外菜市口。
和他同时被斩的，是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 谭嗣同在静候被捕的三天之中，伪造了很多封父亲谭继洵写给他的信，信中充满了反对维新的论调。果然，这些信被搜去以后，清廷认为谭继洵与谭嗣同的活动无关，对谭继洵处罚很轻，只是驱逐回原籍而已。
政变以后，所有的维新谕旨，除了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以外一概取消，科举仍考八股文，骈枝机关统统恢复，庙宇寺院仍旧为庙宇寺院，不改为学校。
因牵涉到维新，而被罢免甚至充军、下狱、关禁的，有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张荫桓、李端棻、徐致靖、王照等二十七人。翁同龢本已勒令回籍，此时被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
康有为却侥幸在上海吴淞得到英国领事帮忙，换乘英国兵船逃往香港。
《细说清朝》六、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尼堪外兰是该死的。他不仅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与祖父，而且也曾经和努尔哈赤争过建州左卫的领导权。
他于觉昌安与塔克世被明兵误杀以后，在建州左卫的女真人中间散布谣言，说明朝政府即将派兵帮助他构筑嘉班城，以支持他，作建州左卫各个部落的共主。于是，在福满的六房苗裔之中，亦即六个贝勒的子孙之中，只有觉昌安贝勒这一房(第四房)，对努尔哈赤尚存好感。其余五房则一致认为努尔哈赤之矢志复仇，与尼堪外兰为敌，是狂妄。
“努尔哈赤有多大能耐，敢和尼堪外兰作对？“尼堪外兰有天朝撑他的腰，努尔哈赤打得了天朝么？”“让他这样蛮干下去，我们全族的人都完了。阿太一族的人，不是榜样么？”
于是大房、二房、三房、六房这四房的子孙，在神庙里集合，对神发誓、结盟，要杀掉努尔哈赤，以救全旗人的性命。(五房的人没有参加宣誓，但是其后也和努尔哈赤立于敌对的地位。) 万历十一年六月，亦即努尔哈赤攻下尼堪外兰的图伦城以后一个月，有一天夜里，满天的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漆黑，闷热得受不了，努尔哈赤心神不宁，老是睡不着。他从炕上起来，穿好衣服，背了弓，挂上箭囊，提了刀，到城墙上走走，想散散心，也吸些冷空气。事有凑巧，那些在神庙宣过誓的同族兄弟们，正在赫图阿拉城外，把梯子搬近城墙，一个一个爬了上来。
努尔哈赤把刀一探，吼了一声。那些兄弟们一齐扑通、扑通，滚了下去，跑了。
到了九月间，亦即努尔哈赤攻下嘉班城的一月，在另一个漆黑的夜里，努尔哈赤听到自己的爱犬狂吠不停。爱犬的名字叫汤古哈。努尔哈赤轻轻从床上起来，先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藏在柜子底下，然后提了刀，在窗子口看看。果然有一个刺客，已经拔了木桩，进来了。努尔哈赤用刀背子将窗栏敲一敲，做出由窗口跳出去的样子，同时却迅雷不及掩耳地由房门冲了出去。这刺客看见情形不妙，便飞也似地逃了。努尔哈赤把房屋四周巡了一巡，才知道自己的侍卫帕海已于酣睡之中，被刺客刺死在窗子外边。
次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有两个刺客光临。一个是在四月间来的，姓名不详；另一个是在五月间来的，叫做义苏。两次，努尔哈赤均把刺客捉住，两次，他均把刺客捉了以后又行放走。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颇有帝王气魄。
《细说清朝》一三二、义和团
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前；义和团的事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后。
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得罪了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康、梁等人不该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更不该于维新期间让光绪皇帝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尤其失策的，是历次“上书”均只以光绪皇帝为对象，而不曾尊重幕后的当家人——慈禧太后。王照是个例外，他一开头便主张捧慈禧，但是康、粱等人不表同意。
慈禧为一群宵小所包围，确是事实。但是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康、梁等人低估了她。
在戊戌政变以后，稍涉维新嫌疑的人均被摒斥，朝中所余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也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结果是，宵小为所欲为，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最得势的莫如大学士刚毅与端郡王载漪。这两人互相勾结，图谋杀害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的嗣子、继承皇位。
为了杀害光绪，他们曾经诬指康有为“密进红丸”，命令上海道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倘若康有为果被捉住而正法，他们就可以真的用一颗红丸结果光绪性命。然而，康有为在吴淞口被英国领事救走，弄得他们只好另想别法：宣称光绪病重，征求名医。
这时候，连外国的驻华公使均为光绪抱不平。他们向总理衙门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健康十分关心，倘若光绪遭遇什么意外，一定会引起“严重的猜测”。总理衙门的人说，皇上的确有病。于是，英国公使窦乐德建议，派一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德泰夫入宫诊视。刚毅等人因为“征求名医”在前，无法拒绝。德泰夫诊罢出来说，光绪没有病。
英国公使的这一着棋，使得光绪多活了十年。
然而刚毅等人并不罢休。他们用军机大臣某人的名义密电征询各省督抚关于“废立”的意见，满以为各省督抚一定随声附和，却不料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钉子。刘坤一回电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
事情拖了一年，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突然召集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南书房与上书房的侍读翰林、各部院尚书，在仪銮殿开会，用光绪的名义宣布立溥儁为同治的嗣子。
诏书说：“朕冲龄入承大统……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用再仰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这一封诏书，引起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局长)经元善的抗议。经元善官卑职小，竟敢领衔与一千二百多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列名于这封电报的知名之士，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太炎)、唐才常、蔡元培。
经元善与这一些人的勇气颇堪钦佩，他们分明知道慈禧决不肯让“光绪力疾临御”，更不会饶恕他们这样的一种“聚众滋事”、“妄于朝政”的行动。然而他们偏要打这么一封电报试试。电报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
慈禧看了电报，又怕又气又恨。怕的是，外国可能真出兵干预。气的是，区区一个上海电报总办，也竟然敢领衔向总理衙门打电报？恨的是，在经元善的后面分明又是“康党”在作祟。
事实上，唐才常与当时的章炳麟确是“康党”。他们志切“保皇”。认为慈禧立了溥儁“为穆宗毅皇帝嗣子”以后，一定会再用光绪的名义下诏“退位”，于是造出“各国出兵干预”的谣言，吓阻慈禧。
慈禧确是被吓阻，却因此更恨洋人。她一面命令上海地方官吏设法向租界当局交涉，捕捉经元善；一面与刚毅、载漪等人研究，如何对付洋人。
经元善丢了官，也几乎丢了性命，他逃去澳门。刚毅、载漪等人替慈禧想出一条对付洋人的妙计：用“义和团”的“义民”把在华的洋人斩尽杀绝。
“义和团”的原名是“义和拳”，可能为天理教或八卦教的一个支流。参加“义和拳”的人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由于德国人在山东太横行，而“吃洋教”的所谓“教民”又狐假虎威，欺负善良，于是“反清”的情绪为更强烈的“反洋”情绪所替代。山东巡抚毓贤，也是一位“反洋”的同志，觉得义和拳份子的“民气”可用，加以鼓励，承认他们为“民团”，叫他们改称其团体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变成了公开的所谓民团以后，仍不愿放弃其固有的神秘意味。吞符念咒，未尝无相当有效的催眠作用，足以增强团员的勇气，甚至“作战能力”。而且，团员除了吞符念咒以外，也学得一些刀枪拳棒。
义和团的错误，第一是迷信吞符念咒足以抵御枪弹炮弹。第二是盲目反对洋人的一切，包括洋人的宗教、医术。
他们之标出“兴朝灭洋”或“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改名为“义和团”以前。教他们标出这口号以代替“反清复明”的人，是来自陕西的李来中。李来中可能是这一个秘密结社的全国总首领。
山东一省的小首领是徐天吉。有人说，不是徐天吉，而是一位朱红灯。
直隶的小首领，是天津白河沟人强德成与静海县人曹福田。强德成是撑船的，自比洪秀全。曹福田是散兵游勇，自比杨秀清。一般的徒众称他们为“大师兄”。
团员的服装也很别致。头裹红布或黄布，余下两尺垂在脑后，颇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骑士。身穿短衫裤，不穿长袍。上身罩一个肚兜，肚兜上绣八卦之中的某一卦，倘若这位团员是属于“震字门”的，便绣“震卦”，坎字门的绣坎卦，乾字门的绣乾卦。腰间扎一条与头布颜色相同的腰带，裤子也扎了裤脚，脚上穿的是靴子。
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是钢叉，其次是花抢、单刀、双剑。西式的枪炮，即使中国制造的，他们也不肯用。
一切洋货，他们都深恶痛绝。贩卖洋货与使用洋货的，信洋教的教民，则被他们称为“二毛子”。
他们所奉的神，以纯粹中国的为原则，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梨山老母、二郎神，等等。他们也崇拜老令公(杨继业)、周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诸葛亮、张翼德、赵子龙、马孟起(超)、黄汉升(忠)、姜太公、李太白(!)、尉迟恭、秦叔宝、黄天霸、杨香武。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耶稣固在排斥之列，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弥勒佛、济颠活佛等，他们也一概不拜。但是在咒语中却有“云凉佛，前心”五字。
他们的最小单位是团，每团有团员二十四人，设一个团首。团首之上有大师兄，二师兄等等。大师兄之上，有一位不见面的神秘的“老师”。对官厅交涉，皆由大师兄出面。
义和团最普通的咒语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他们相信：懂得念咒语，上阵杀敌便可以刀枪不人，枪弹炮弹均打不进。
团里又流行种种的神奇传说，例如：(一)“老师”给了某团员二百文，这团员把这二百文用来用去，总是用不完。(二)团里某次用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份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已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细说清朝》一三三、八国联军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国洋兵五十一名，奥匈帝国三十二名，加上先后与洋兵同来的十九名各国军官，总数是四百五十一名。)
在这四百五十一名官与兵之中，有四十三名被分派到“西什库”，保护“北堂”(利玛窦所建的天主堂)。剩下的四百零八名，成为防守使馆的全部兵力。在军器方面，除了四枝机关枪以外，全是步枪。(英、美、奥、意四国使馆各有机关枪一枝。)俄国使馆虽有若干炮弹，炮却留在天津，不曾带来。
五月十三(6月9日)，英国使馆的“翻译生”在北京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与义和团团员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一个团员。
当天晚上八点半钟，英国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个电报给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上将，说：“情势极端严重，请立刻派兵增援，迟恐无及。”
西摩尔接到电报以后，在次日上午九点半钟便带了军队由天津北上。清朝天津当局于西摩尔的坚持之下，准他与他的军队搭乘火车。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杨村，已有其他几个列强的军队陆续由天津赶来。于是，西摩尔的兵力，有了二千零六十六人之多。
这二千零六十六人，便是国外历史书上的所谓“救援纵队”。各国的官兵人数如下：
英-- 915
德… 540
俄… 312
法… l58
美… ll2
日 一 54
意 … 40
奥 … 25
这是列强激怒慈禧的第二件事。
慈禧在这一天(五月十四日)，索性委派仇洋的端郡王载漪为“管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
次日，五月十五日，拳众进入北京。又次日，五月十六日，西摩尔的洋兵才到达廊房(由于杨村以北的铁路被拳众毁坏，因此而西摩尔的军队决定边走边修军行缓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救援纵队”，并非于东交民巷业已被围攻以后才由天津出发。反之，东交民巷奥国使馆之开始被拳众进攻，是在救援纵队既已由天津出发以后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各国使馆之一律被中国官军正式围攻之时更在其后，是五月二十四日午后。
救援纵队于五月十三日晚间从天津出发，五月十四日到达杨村。在杨村的聂士成部队四千人，不但不曾加以拦阻，而且和纵队的军官“礼貌”了一番。
五月十五日午后，纵队到达廊房，与拳众发生接触，打死了很多拳众。拳众继续抵抗，打到五月二十(6月16日)，纵队毫无进展，西摩尔于是下令向天津撤回。
十天以后，纵队返抵天津租界。他们在这十天之中且战且退，遭遇到中国正规军董福祥部(甘军)的追击损失惨重。最后，还是租界方面出来一批援军(多数是俄国兵，约有一千多人)，才把纵队接应回去。总计，在二千零六十六名官与兵之中，死了六十二人伤了二百三十八人。
天津租界的洋兵，于西摩尔出发之日，剩下有七百人左右。但是，在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从旅顺来了俄国兵一千七百名，加起来总数是二千四百名。
大沽炮台被占以后，各国的援兵登陆，来到天津的有七千多人，连同天津已有的洋兵，实力增加到一万二千人。
此后，展开了天津的争夺战。中国的军队与拳众进攻租界，攻不下。进攻天津城，于八月初八日(7月14 日)攻下。(聂士成于八月初五日在八里台阵亡。)
洋兵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比起拳众来不可同日而语。拳众诚然也杀人放火，却很少犯过奸淫掳掠。
洋兵的次一任务，同时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攻入北京，救出被围困的各国公使。
然而他们并不着急。原因是有鉴于西摩尔的救援纵队在廊房吃了亏，有鉴于他们自己在攻打天津之时，又遭遇到聂士成、朱庆、马玉昆等人的坚强抵抗。他们纷纷向其本国政府请求增援，准备等待大批援兵到达以后，再向北京进发。而等待期间．他们又正好继续抢掠天津人民的财物，奸淫天津的妇女。
等候到七月初九日(8月3日)，援军来了两万多，加上已有的洋兵，总数在三万四千左右。他们这才决定分出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于次日进兵。
这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洋兵的国籍如下：
日 8000
俄 …4800
英 … …… 3000
美… … … 3200
法… … ～800
奥… … … 58
意 … -- … 53
传说，德国派出的援军最多，但此时尚未到达天津。传说，德军已有二百名参加，而奥、意两军各有一百名，不是五十八名与五十三名。
庚子年七月初十日(1900年8月4 日)，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十一日午前二时，他们占领北仓。
十二日午后，他们攻进杨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中了炮弹，伤重而死。中国军队退守蔡村。
十四日，蔡村失陷，中国军队退守河西务。这一天，清廷新委的“帮办”直隶军务李秉衡，率领若干正规军、各省勤王军与三千拳众进驻河西务。
十五日，联军攻占河西务，李秉衡退守通州。
十八日，李秉衡在通州自杀。联军占领通州，准备在二十一日(8月17日)进攻北京。
十九日晚间，俄军单独行动，提前进攻北京的东便们(内城极东的北门)。日军不甘落后，也在二十日的黎明进攻北京的朝阳门(内城正东的城门)。
二十日晚间，日军用地雷炸开朝阳门与东直门(内城东边偏北的一门)，由这两个城门进入城内，占领内城的北半部，又于次日午前一时占领皇城。
俄军攻不下东便门，美军助攻，一齐爬了城墙进来。英军由水沟钻入，却最先于二十日(8月14日)午后三点钟到达东交民巷，“解了各国使馆之围”。
守城的董福祥甘军由彰仪门逃走，荣禄的武卫中军、武卫右军，端郡王载漪的神机营，载澜的新创不久的虎神营，以及所谓“八旗练军”，一共只剩下两千多名，陪伴着慈禧、光绪、溥儁于二十一日的清晨向张家口方向奔逃。(义和团呢，早已溃得无影无踪。)
此后，联军陆续进入北京，把北京划成几个区域。朝阳门以北的半个内城，归日军占领。朝阳门以南，以正阳门的子午线为界，东边交给俄、法二军，西边交给英、美二军。其后，德、意两军也分得防区，奥军似乎不曾分到。
德军的统帅瓦德西，到了二十七日(9月20日)才到达大沽。在他率领之下的德军，共有二万二千五百名左右。这时候，由于德皇威廉第二的保荐、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同意，其他各国政府不反对，瓦德西已经是联军的统帅。
各国政府之所以不反对瓦德西当统帅，是因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九点十分钟左右在走向总理衙门的途中，被甘军杀死。
那一天，正是是慈禧对“远人”宣战的前一天，也就是“列强”夺占大沽炮台以后的第三天。
瓦德西到达大沽以后，进入北京执行统帅任务。他派遣洋兵，到处搜杀义和团与曾经同情义和团或被认为曾经同情义和团的中国老百姓。他甚至“施行惩罚任务”，南至保定、北至宣化府(张家口)。在保定，不仅来了瓦德西所派的兵，而且先期来了法军单独行动的兵。直隶布政使廷雍被法军带回天津枪毙。 一般说米，联军的暴行只有“可耻”二字可以形容。
慈禧不该宠信奸佞，残害忠良；更小该对全世界宣战，与下旨进攻各国使馆：尤其不该通伤各省督抚，“尽杀”境内所有的洋人。
在戊戌政变以后，她所最宠信的是载漪、载澜兄弟与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这几人均是反对维新最力的顽崮分子，同时也是长于造谣、进谗、挑拨、逢迎的小人。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阴谋：利用拳众制造京城与宫内的混乱，甚至对外的战争，以结果光绪的性命，拥立溥儁，让载漪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窃夺慈禧所掌握着的政权。
他们以小忠小信取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于是令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又准许载澜设一个虎神营，号称以对付洋鬼子为目的，实际上是供他胡作非为。(“虎神”的意思是虎吃羊[洋]，神制鬼。)刚毅与赵舒翘均被升兼军机大臣。
慈禧而且以庄亲王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与刚毅共同统率义和团，由载澜以右翼总兵的资格与左翼总兵英年“会同办理”。
清朝的天下便坏在这几人的手上。太常卿袁昶在御前会议中慷慨陈辞，说拳众即使有邪术，亦不可用，因此得罪了载漪、刚毅等人。吏部侍郎许景澄请光绪“乾纲独断”，更遭了慈禧的疑忌。他们两人于七月初三被捕，七月初四披杀。
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不赞成对“远人”宣战。因此，这三人也死于非命(于七月十六被捕，七月十七被杀)。
因维新罪名而远戍伊犁的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外交人才之一，忽被载漪等人忆起，下了一个矫诏，诬指他通俄，令新疆巡抚饶应祺将他处斩。
慈禧的国际知识，赶不上今天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载漪、刚毅等人的常识，赶不上今天幼儿园的儿童。中外古今，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君主，对全世界一切国家宣战；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政府，相信杀了外国的代表与传教士，便足以慑服外国国内的全体君臣人民。但在盛宣怀的策动之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决定了不从“尽杀洋人”的乱命。
因此，东交民巷仅死了洋兵七十六人、伤了一百七十九人，北堂死了洋兵十一人、伤了十二人，全国各地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也仅有二百三十一名左右。否则，《辛丑和约》的严酷更难想象。
《细说清朝》一三四、《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在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辛丑和约》在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签字。
在这一年之中，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而受苦最深的是北京、天津、保定及其邻近各县的同胞(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东南至沧州，西南至正定)。其次是，东三省的同胞。
联军所屠杀的中国人，百倍千倍于拳众及清朝官吏与军队所杀死的洋人。联军所劫掠的财产，联军所焚烧的房屋，也多得不可胜数。
在联军之中，最残忍的一人便是所谓联军统帅、德国大将瓦德西。
瓦德西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柏林，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闰八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这时候，联军早就在两个月以前解了各国使馆之围，战事在事实上等于已经结束。
然而，瓦德西藉口为克林德公使报仇，同时执行威廉第二的训示：“不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此后敢于正眼向一个德国人看一看”，除了对保定、献县、正定、永清等地大逞威风以外，又单独以德国军队向四而八方施行了三十五次“惩罚”。
归根结底，克林德公使当初之被杀，诚然是清廷保护未周，然而出事的一刹那，最先“误触手枪发声”的却并非是中国士兵，而是克林德自己。并且，在中国士兵动手以前，“附近比国使馆卫兵以为中国军队来攻，齐出发枪”，中国士兵还击，才射死了克林德。这些话，说来是多余的。
关于赛金花如何结交了瓦德西，如何影响了瓦德西，以及瓦德西是否真受了赛金花的影响，让将来的历史家去小心求证。赛金花由妓女而成为公使的如夫人，由公使的如夫人而自甘暴弃，再度为妓女、为老鸨，其人品毫无足取。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在联军之中纪律最坏的正是德军与俄军。
打进北京的联军，原无一个德国兵在内。事后，德军陆续而来。各国也陆续增派了不少。到丁1901年元旦之时，德军驻在北京与保定的有四十九个连，驻在天津的有十九个连，又有四个连分驻其他各地：总数在九千人与一万一千人之间。
法军的总数约有九千五百人左右。日军有四千人，其中半数以上驻在北京。意军可能有二千人。英军的总数是一万二千人，其中除炮兵及四百五十名水兵以外，均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美军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奥军的人数极少。
俄军最多，而大部分在东三省。
1901年元旦，俄军留在北京城内的仅有两个连；但是沿着铁路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山海关，各站均有俄军，总数是三十五个连左右。
山海关以东，入侵俄军的总数，却有十五万人之多。
俄军开始由海兰泡越界渡江进入黑龙江省，是在庚子年六月十八这一天(1900年7月14日)。
次日，六千多名在海兰泡居住的中国人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二十，这六千多人被俄军用斧头砍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追赶，大部分跳入江中淹死。
二十一日，俄军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集中在一起，用火活烧。
俄军占了黑河屯，攻下瑷珲城，向西南推进，在七月初四占了陡沟子，守将满人凤翔与汉人程德全节节抵抗抵抗不住，凤翔负伤呕血而死，程德全奉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命，对俄军停战议和。俄军在七月底开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城)的城外。
八月初四，寿山自杀。初六，俄军入城，把城内衙署的银钱什物劫掠一空，清廷所派的署理黑龙江将军萨保，与俄军合作让俄军为所欲为。
俄军侵占吉林省与侵占黑龙江省约略同时，而开始稍后。入侵的路线，一路是由邻近朝鲜的珲春，指向宁古塔；另一路是由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同江，乘船溯松花江而上，指向三姓与哈尔滨东南的阿勒喀楚，西南的拉林；另一路是由西北尖端满洲里，指向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转而南向。
在整个吉林省，仅有宁古塔一城真正抵抗了俄军，守了四十几天才被攻破。那时候，吉林将军长顺早已奉了清廷之命“停战讲和”，让俄军进入吉林省会(吉林城)，与收缴全省一切枪械及官府的现银。
六月初四初五两日，奉天的义和团捣毁了辽阳以北、铁岭以南很多处的教堂、车站、煤厂、洋房。
七月初十，拳众进攻营口租界失利，俄军乘机占了中国的海关。
闰八月初八，俄军占领沈阳。在占领沈阳以前，俄军先占了海城、牛庄、辽阳。
在这个期间。清军只有瑞禄、海禄两个统带(团长)对俄军在牛庄打了一次硬仗，打死俄军“七八百名”。无耻的奉天将军增祺子撤离沈阳以后，向清廷大言不惭地报告：“俄马步队先后入城，分抄各路，尚未惊动陵寝宫殿”。
于是，整个奉天省也入于俄军的掌握。俄军不费气力，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庞大领土完全偷占，对于北京一城便不再有多大兴趣。
闰八月初四，亦即俄军入占沈阳的前四天，俄国政府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列强递了个照会，使得这些列强大吃一惊。 照会说：“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中国政府业已离开北京，俄国政府命令其驻华公使与随员撤至天津，进入北京的俄国军队亦撤至天津。”
这分明是一面向清廷讨好，一面对英、德、日、法等列强拆台。列强虽未必如有些人所说，有不再承认慈禧、光绪而另行拥立庆亲王奕劻为皇帝之意，但确有长期占着北京，以一致行动对慈禧、光绪索取相当代价的决心。俄国把俄使与俄军撤出北京，等于是告诉清廷：所谓“八国”，在主张上并不“一致”。
在列强之中，英、德两国最恨俄国施展如此手法。俄军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撤出北京，仍旧留下了两个连。而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撤往别处，偏偏撤往李鸿章即将来驻的天津。
李鸿章在英、德的眼中，自从《中俄密约》以后，已是十足的“亲俄份子”。因此，慈禧虽则早就在北京沦陷以前的七天(七月十三)发表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而英、德的反应始终极其冷淡。
李鸿章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丢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于戊戌年百日维新之时，丢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之职，所剩的只是大学士虚衔。政变以后，慈禧一度派他去山东查看水灾。次年冬天十一月，任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于五个月以后实授。
实授了一个月，慈禧对全世界宣战。又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谓官复原职。李鸿章到上海便停了下来，不急急于北上就职。
再过一个月，七月十三日，慈禧派他当负责进行和议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仍旧滞留上海，不肯立刻去北京找洋人的公使开谈判。
七天以后，北京沦陷，李鸿章更不想去。又过十天，慈禧从太原的行宫(巡抚衙门)再颁一道上谕给李鸿章：“着准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
李鸿章继续拖了七天，同时多方试探列强的意旨。挨到八月初七，他才打了一个电报给慈禧，要求(一)加派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二)下诏罪己；(三)“剿办”(义和团)。
八月初九，他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奏请责成直隶总督(他自己)“剿办”义和团；处罚抵抗俄军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吉林副都统晋昌。
慈禧见到李鸿章露出可以北上的意思十分兴奋，除了“如拟”加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全权大臣以外，很恭维了李鸿章一顿：“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李鸿章一面电令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对俄不许抵抗，一面于八月二十一搭招商局轮船北上，于俄军入占沈阳的一天到达天津。
李鸿章在天津住了十天，到闰八月初八(1O月1日)才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他已是虚岁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俄军派了一队骑兵保护他，他也只和俄方的人员来往。
闰八月初十，他乘帆船去北京与他的老朋友总税务司赫德会面。赫德把清廷颁来的“全权大臣”关防转交给他。
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原已于北京沦陷之时逃往怀来。其后清廷的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接到赫德的建议，奏请在旅途中的慈禧，叫庆亲王回京。庆亲王只得在八月初十(9月3日)回来。英、日两军派兵将他保护。三天以后，他分访各国驻华公使准备讲和，未得要领。公使们告诉他，关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他们尚在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