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一向以贿赂公行著名，然而这时候俄国以外的洋人对他颇具好感。原因是，在拳众与甘军围攻使馆期间，他以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的资格(地位次于管理总理衙门的载漪，但实际上仍在负责处理公事)，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准慈禧，向各国公使通函，表示愿意护送他们去天津。
李鸿章来到北京之时(闰八月初十)，各国公使依然不曾接到本国政府有关具体和平条件的训令。
甚至连笼统的条件也仅有俄、德两国政府已作表示。俄国的条件是：只要能避开东三省的问题不谈，对清廷差不多可以“无条件讲和”。德国的是：惩办元凶(载漪刚毅等人)。
倒是法国人头脑细密，首先在闰八月十一(10月4日)，亦即李鸿章到京的次日提出了六项原则：(一)惩办祸首；(二)禁止军器输华；(三)索取赔款；(四)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大沽之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过了二十二天，奥、比、德、英、意、日、西、俄、美九国公使于先后接受了这六项原则以后，会同法国公使起草了一个共同照会，交给庆亲王与李鸿章。
在这个期间，为了对付俄国，英、德两国奏了一支插曲。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与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勒狄特，在10月16日(闰八月二十三日)签了一件《英德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在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内，河川沿海各港无差别地自由开放给无论何国的臣民，从事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二)英、德两国相约不利用现时之纷扰，夺取中国领土，并相约维持“不变更中国领土”之政策。(三)若他国欲利用现时之纷扰获得中国领土，英、德两国……应协商应付。(四)两国将此次协定通知有关各国，并劝告接受此次协定所采之原则。
各国对英、德协定的反应，在大体上均是客气一番，避实就虚。意、奥两国根本是德国的朋友，因此意大利的答复是“毫不踌躇”，承认协定的原则。奥地利呢，“深愿接受”。美国说：“我国早已发起了门户开放的运动”。日本也是回答了一句“毫不踌踌躇。答复得最狡猾的仍是俄国。
俄国的答复，特别指出英、德协定所谓河川沿海港口的自由开放，既只是对英、德二国势力所及的地区而言，“俄国政府自可承认。”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这时候已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公使团的会议。他在会议席上，总是一味唱“对华人不可敌视”，“中国现政府必须维持”的高调，藉以再度扮出“救命恩人”的面孔，掩盖他们在东三省的侵略。
瓦德西和德国的新任公使穆默的态度，与格尔思的态度却好成一个对比。瓦、穆二人坚持，必须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严厉报复。
瓦德西甚至宣称将派兵西进，占领慈禧所驻跸的太原。慈禧听到消息，于是又拖了光绪，在闰八月底离开太原向西安奔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
公使团开出一个名单，要慈禧答应先将下列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 在这些人之中，只有溥静、载濂、载滢三人尚待向读者介绍。溥静是怡亲王，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后裔。载濂是载漪的哥哥：他与载漪、载澜均为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的第五子，死于光绪十五年。载滢呢，是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而奕訢是道光的第六子，死于光绪二十四年。
慈禧对于惩凶的要求，在原则上接受，但是不愿意把这些人一概处死。
挨到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庄亲王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禁锢，英年、赵舒翘褫职论斩，董福祥褫职解任。
其余四人：载濂巳于闰八月间削爵，溥静、载滢已于九月间交宗人府圈禁，刚毅巳于偕逃西安之时中途病故。
公使团仍不满意。慈禧只得又在辛丑年正月，将英年、赵舒翘二人赐死，将病故的刚毅追判斩罪；将董福祥的“褫职解任”，改为褫职听勘。
于是侥幸从轻发落的仅有董福祥一人，原围是董福祥的军队(甘军)在西安，而且护驾西逃有功。
公使团于原提的名单以外，补了李秉衡、徐桐、启秀、徐承煜四个人的名字。李秉衡早已于战败之时在通州自杀，徐桐(是大学士)也已在北京沧陷之时上了吊。慈禧给他们两人补判了一个斩罪。
启秀和徐承煜在正月初八日受刑，身首异处。启秀是礼部尚书，徐承煜是徐桐的儿子，官居刑部左侍郎。
在各省官吏之中，首先(在正月初四)处斩的是山西巡抚毓贤。他把山西境内的洋人几乎杀光，其实也未尝不是“奉旨行事”。
此外(在三月间)被斩的有归绥道郑文钦、阳曲知县白昶、衢州都司周之德。先后被充军或革职的大小官吏，在一百人以上。
至于义和团活动期间被斩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张荫桓，均于庚眦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复原官”。
惩凶的问题解决了，次一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德国的开价是七万万两，而当时清廷的每年收入仅有一万万两，支出倒有一万万一千万两，无款可赔。俄、美两国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由荷兰海牙城的国际法庭解决，被其他的列强反对。
列强互相争论到辛丑三月，决定了以四万万五千万两为基数，从该年7月1日起计息，年利百分之四。清廷想减少一点，公使团不准。
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按照下表分配给十三个“国家”： 俄 130，371，120 比8，484．345
德 90，070，515 奥4，003．920 法 70，878，240 荷 782．100 英 50，620，545 西 135．315 日 34，793，100 葡 92，250 美 32，939，055 瑞典挪威62，820 意 26，617。005 杂项 l49．670 在这十三国之中，有五国并未参加八国联军，而一体分肥。
这五国是：比、荷、西、葡、“瑞典挪威”。
在五国之中，比、荷、西、瑞等国均多多少少说得出若干“公私损失”，而葡萄牙可谓毫未波及。然而，(一)葡萄牙是近代帝国主义的老前辈，(二)慈禧本已对一切的“远人”宣战，葡萄牙自然也可以被包括在“远人”之内。于是，葡萄牙虽然并未发动一兵一半来应战，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瑞典挪威”这时候是一个国家，到了1905年以后才分成两个。)
所谓杂项，实际上是为了凑成四万万五千万两整数而生出来的一个尾数。下落如何，只有当时经手的人才能说得清楚。 意大利比起葡萄牙来，更为幸运。葡萄牙虽则不劳而获弄到了九万二千多两。意大利所派出的兵数不多，却分得了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合意币九千三百万里拉以上。
赔款虽则以中国的库平银两为单位，在支付之时却必须按照各该国的国币市价折算。以后每年分期支付之时，又必须按照每一年外币的市价折合银两。
《辛丑和约》签定之时，外币的折合率是每两等于：
英金 三先令
美金 七角四分二厘
法币 三点七五佛郎
德币 三点零五五马克
俄币 一点四一二卢布
日币 一点四零七日元
奥币 三点五九五克隆
荷币 一点七九六盾
其后银价每况愈下，中国所受的损失极大。
《辛丑和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除付“本”之外，加付“余债”利息百分之四。预计付到1940年时，全部本利共为九万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辛丑和约》的两大问题惩凶与赔款，既已获得具体解决，其他枝节也就费不了多少折冲。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便会同十一国驻华公使在条约上签字。这十一国是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
和约的本文共有十二款，所根据的是上一年(庚子年)闰八月十一法国所提出的“议和原则”六条，与十一月初三公使团交给奕、李二人的“和议大纲十二条”。和议大纲是在十一月十七被慈禧完全接受的。
《辛丑和约》的第二款与第六款，分别规定了惩凶与赔款的具体办法。
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中国应派遣地位相当的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为克林德与杉山彬二人被杀的事道歉。而且，要为克林德立碑于“遇害”之处。(这一座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之时被中国北洋政府拆毁，换立了一座“公理战胜”的牌坊。)
第四款规定，凡是“诸国被污凟及挖掘各坟茔之处，也一律立碑。其地点于附件之中，列表说明”。
第五款规定，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机器与材料输华，为期两年。
第七款规定，在北京划出一个“使馆界”，由使馆自行管理、自行设防；界内不许中国人民居住。(除了东交民巷以外，肃王府等处也划入这使馆界。使馆界的地图，作为《辛丑和约》的附件之一。)
从此，清朝中央政府，处于使馆界炮火威胁之下。民国成立时，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在北京建都，这是原因之一。
第八款与第九款规定，将“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的)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驻兵于黄村、廊房、扬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这么一来，不仅洋兵可以由洋船运来，在大沽或塘沽或秦皇岛登陆直至北京，横行无阻，而且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也完全被控制于列强的铁骑之下。
第十款规定：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张贴禁止人民仇教、仇洋的各次上谕，包括禁止“结会”的上谕，停止某些地区文武考试的上谕，严办不尽力弹压的官吏的上谕，等等。张贴上谕的期间：两年。
第十一款规定：直隶白河水道与江苏黄浦江水道必须整修。整修白河的经费由中国负担，整修黄浦江的经费，由中国出一半、列强出一半。
第十二款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应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各国公使觐见中国君主的礼节，也必须“变通”。至于如何变通，则在附件之中说明。
这《辛丑和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文件。然而，倘若列强不互相勾心斗角而始终沆瀣一气，其内容之毒辣更甚于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当时慈禧已无丝毫的抵抗能力，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不是敢于和列强继续作战的人，列强本已可以要什么便有什么了。
《细说清朝》一三五、慈禧的最后七年
慈禧于《辛丑和约》签字后一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带了光绪、荣禄、鹿传霖等人，离开西安回銮。十一月十五，到达北京。 十月二l，于中途驻跸开封之时，慈禧颁旨废除溥儁的“皇子”名号。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颁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本是她上一年仓卒离京之时，吩咐太监推到井里去的。
慈禧与光绪的感情，经过一年多的患难相共，像是恢复了一些。但是统治大权，慈禧却依然紧握在手。
为了稍平人民之忿与敷衍洋人，慈禧于回銮前后，颇发布了若干变法维新的诏旨。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急于实行的新政，慈禧也依样画葫芦什九加以推行，甚至更进一步。例如，废八股而改试策论；不仅停试弓马举重，而根本停考武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普遍推广近代化教肯，于各省省会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决定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凡是新科翰林，必须再到京师大学堂读书(二十八年十一月)；最后，又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下诏取消全部科举制度。
当年，光绪裁并骈枝机关，她把这些机关一一恢复。现在，她自己动手，先后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裁掉东河总督与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归并太常、光禄、鸿胪三个寺到礼部，归并太仆寺与练兵处到兵部(改称陆军部)，绿营与防勇分期裁汰，改练常备军与巡警。
洋人于洽订《辛丑和约》之时，表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该改组为“外务部”。慈禧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先行照办，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玑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徐寿朋与联芳为左、右侍郎。
中枢各部的大改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原有的六部只有吏、礼二部不动，户、兵、刑、工四部改为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相当于部的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民政部、学部、邮传部，连同“外务部”，共为十一个部。
各部除了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与会办大臣以外，均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不分满、汉(以前六部各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
新制首任的十一个尚书之中，有六个汉人、五个满人。二十二个侍郎之中，有十二个汉人、十个满人。慈禧显然是想叫汉人知道：她用人唯才，不分种界。
她甚至以一个汉人——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她裁撤奉天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改设三个巡抚，于三个巡抚之上，加设东三省总督。)
她似乎很诚意于化除满、汉的隔阂；早在辛丑年年底，她已经颁旨准许满、汉通婚。
慈禧在她一生最后的七年之中，想做的事极多，但是帮手极少。她颇有意于起用维新的志士，但容不了康、梁二人，又十分畏惧孙中山。她在三十年五月下诏“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
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宋庆、马玉昆，于《辛丑和约》签订以后相继逝世。剩下的较有才干的大吏，仅有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她叫张之洞筹办粤汉铁路，但又对张不放心，终于把他的两湖总督官职免了，调来北京充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管理学部。这叫做“明升暗降”。
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时代骄子。李鸿章于辛丑年九月临死之时，上疏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人说，这是袁世凯自己托人添写进去的)。慈禧从此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袁世凯：于辛丑年十二月，命他“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次年(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升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九月，叫他兼任“督办商务大臣”；十二月，又叫他兼任“督办电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慈禧把训练旗人军队的大权，也付托袁世凯与铁良会同办理。袁世凯所一手训练的汉人军队，六镇(六个师)被拨了四个出去，仍保留两个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与张之洞同时被调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只有大学士的虚衔，而袁世凯却兼了外务部尚书。(原任尚书瞿鸿玑免职，总理大臣仍为庆亲王奕劻。)
袁世凯这人远比不上李鸿章。李鸿章虽只知办“洋务”而不知如何“维新”，袁世凯则连洋务也不肯好好地办。袁世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势。慈禧错认了人，因此而被当时与后世批评为“毫无变法诚意”。
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的，是声名狼藉的奕劻。和袁世凯作对的，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载沣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元旦被慈禧任命为军机大臣。九个多月以后，光绪去世。光绪去世的前一日，十月二十日，慈禧病重，令载沣“摄政”，同时颁旨命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
光绪去世的后一日，慈禧去世。
慈禧在辛丑以后的七年之中，对洋人采取一贯的亲善政策，不仅不再有仇教或宣战的事，而且常常召见甚至招宴各国公使及其夫人。
日、俄战争是对她的一大考验。这战争起因于俄军久占东三省耍赖不退，使得日本十分关怀。日本所关怀的不仅是“东洋的均势”，而是它自身对朝鲜势难吞并。真正关怀东洋均势的倒是英国。英国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日本缔结英、日同盟，给日本壮胆。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战到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将俄国海陆军击败，推进到辽阳、铁岭，消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俄军求和，把旅顺、大连与所谓南满铁路让渡给日本。
慈禧呢，于英、美、法、意的劝告之下，严守“局外中立”，总算逃免了池鱼之殃，而事后仍不得不承认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私相授受”。
《细说清朝》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了一个“遗诏”，传位给溥仪。溥仪这时候年仅三岁。
溥仪的父亲，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祖父是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仪即位以后，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光绪的皇后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 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奕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奕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康的错误在于圣人自居，不求进步。梁却在东京与孙中山一度过从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信给康说：“日本以覆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排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这时候，光绪二十九年，梁已经办了《新民丛报》一年。《新民丛报》的言论，在表面上与同盟会的《民报》唱对台戏，实际上恰好与《民报》相反相成，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谓“预备立宪”，本非载沣发明的口号。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民丛报》的前身，《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立宪法议》，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行宪，是先行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其后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宪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实行宪法。
袁世觊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获准。这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于九月间启程之时被烈士吴樾投以炸弹，其中两人载泽、绍英受伤。绍英不愿意再去，徐世昌虽未受伤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铎与尚其亨代替绍、徐二人。
五大臣在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上了几篇奏折，主张立宪。传说，这几篇奏折是端方途经日本之时，请梁启超代写的。梁的确也在这一年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刊了一个《政闻杂志》，鼓吹立宪。参加的有熊希龄、麦孟华等人，张君劢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大臣回国以后，慈禧颁了一道诏书：“预备立宪”。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诏书规定“预备”的期限为九年。
依照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的预备立宪诏书，各省应先行成立咨议局，由二十五岁以上、具有某些资格的男子选出议员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担任议员。这些议员有权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决算，及各种应兴、应革之事，但督抚有权对议决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权于某种情形之下将咨议局解散。载沣于次年，宣统元年，以摄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办理选举。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咨议局便同时宣告成立，举行首次会议。
载沣又依照预定程序，于宣统二年成立中央“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共二百人，半由钦派，半由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第一次会议举行于是年九月初一。总裁(议长)是溥伦、孙家鼐二人，也均为载沣所委派。议员之中，人才颇多。
资政局开了三个月会，修正了载沣所提的预算案，也弹劾了自称“不负责任”的军机大臣。然而预算案尽管被修正，而载沣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执行。军机大臣尽管被弹劾，而载沣用儿子溥仪的名义，以“圣旨”答复资政院：“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朝廷自有权衡。”
这时候，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旬报》，鼓吹立宪．而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认为“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也。”真正的立宪政体，应有完全民选的“国会”，与对此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梁启超的一个好友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担任局长(议长)，另一个好友汤化龙，在湖北咨议局担任局长。
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摄政王载沣处于四面楚歌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诏，答应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又自动宣布立即成立“内阁”，却删去了“责任内阁”的“责任”二字。
这分明是曲解民意。内阁，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个同时存在：军机处是一个，大学士合起来也是一个，各部尚书合起来也是一个。甚至所谓“御前会议”，也何尝不是一个?有了这些“不负责任”的内阁，再加多一个或归并起来，均无意义。而载沣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责任内阁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孙中山直接与间接领导之下，革命运动再接再厉，已先后有陆皓东、郑士良、史坚如、马福益、吴樾、龚春台、余丑、邓子瑜、徐锡麟、王和顺、黄明堂、黄兴、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领同志在各地举义。而且，在宣统二年三月，黄复生与汪兆铭也深入北京，图刺载沣本人。尤其是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黄兴等一百多人在广州攻进总督衙门，震动了全国。至于，温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单独刺杀丁将军孚琦，还不过是一个插曲。 载沣茫然于大势所趋，居然在四月间用了他的所谓内阁来“缓和空气”。这内阁以坏极了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以那桐与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的尚书被改称大臣。在十个部的大臣之中，满人占了六个，蒙人占了一个，汉人仅有三个(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罪，留待后人定谳。他在宣统三年，可说是汉人之中最不受汉人欢迎的一个，他提出“铁路国有”的口号，这口号成了大清皇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廷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现在，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摊手中重行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来加以控制。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载沣的应付办法是，用武力镇压。他任命在西康杀人甚多的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又派端方领兵入川。赵尔丰拘捕丁四川保路会会长邓孝可、咨议局局长薄殿俊、股东代表颜楷等十几人，又开枪击杀请愿的群众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领的兵．是从湖北调去的。其中有很多业已参加以孙中山为最高共同首领的几个革命团体。未被调走的部队，于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方维、蔡济民等策划、发动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举起了革命的义旗。他们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苏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继响应。
到了阴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绍桢所率领的“苏浙沪革命联军”攻下。
载沣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又在九月初六日发表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袁均未就。但是，袁的旧部冯国璋却很卖力，先后在九月十三日与十月初七日从革命军手中夺去汉口、汉阳。
载沣也命令资政院于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会。资政院议决，弹劾盛宣怀。载沣照办，将盛宣怀免职。
九月初八，奉调由东三省入关、行抵滦州的第二十镇(师)统领张绍曾与某混成协(旅)统带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十二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于本年内召集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宪法由国会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四)皇帝对“国内”用兵时须经国会通过，(五)每一年度之预算如未经国会议决，不得沿用上年度之预算。
这十二条要求，等于是哀的美敦书。载沣立刻屈服，于九月初九下诏改组内阁，授权资政院起草宪法信条。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的内阁解除职权；十二日，袁世凯受资政院“公推”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加以任命。十三日，资政院奏上宪法信条十九条，载沣加以公布。
“宪法信条”除了把张、蓝等人的十二条要求完全采入以外，又加进了“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等。
袁世凯已于张、蓝“兵谏”以后的第三天，载沣下诏改组内阁以后的第二天，由河南彰德的寓所“南下视师”，抓住机会先就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把兵权拿到手，逼得载沣非请他担任内阁总理不可。
九月二十三日，他带卫队进入北京，开始组阁活动。三天以后，载沣公布袁的阁员名单(其中张謇、梁启超未就)：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赵秉钧 副大臣乌珍
度支部大臣严修 副大臣陈锦涛
陆军部大臣王士珍 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部大臣萨镇冰 副大臣谭学衡
学部大臣唐景崇 副大臣杨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 副大臣梁启超(未就)
邮传部大臣唐绍仪 副大臣梁如浩
农商部大臣张謇(未就) 副大臣熙彦
理藩部大臣达寿 副大臣荣勋
事先，袁世凯把载沣的弟弟载涛挤出“军咨处”(相当于参谋本部)，代以荫昌。事后，又把另一位军咨大臣毓朗换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
载涛仍旧掌握着新编的“禁卫军”。袁世凯命令他开赴湖北打革命党，载涛怕死，辞职，袁世凯派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湖北的军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负责。
对于禁卫军的官兵，袁世凯仍不放心，下令调该军出北京城，在城外驻扎，准备开拔。他另编一支“拱卫军”，驻在城内保护“宫城”，把宫城之内的寡妇孤儿(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握在掌心。
对于革命军，他决定议价讲和，拜托英国公使朱尔典训令驻汉口领事，出面劝冯国璋与黎元洪停战三天。黎元洪接受，于是从十月十二日起开始停战。三天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此后，不再有战事，直至袁世凯达到目的，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之时。
载沣感到无趣，于十月十六日自动向隆裕太后缴出“监国摄政王”的印，“退归藩邸”当一个“空头”的醇亲王。
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到汉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这时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办外交，不能分身来汉。唐绍仪于是又到上海，于十月二十二日与伍廷芳举行第一次会议，交换了“证书”。十一月初一，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提出，必须清廷先承认变更国体为共和，双方才能“开议”。
十一月初六，孙中山由国外回抵上海。初八，唐绍仪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请袁世凯代奏隆裕皇太后与宣统皇帝说：民军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东南各省民情也是一致主张共和，无可阻止。民军最近制成了飞艇两艘!况且“孙文来沪，絜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列强政府也都答应孙中山，不再借款给清廷。如果和议不成，“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堪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看唐绍仪的口气，他不像是清廷的代表，而像是民军的代表。他在电报中建议清廷“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
隆裕太后于是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这御前会议议决了接受唐绍仪的建议，于十月初九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命袁世凯及其阁员草拟选举临时国会议员的办法，袁世凯电告唐绍仪就如何选举一点征询伍廷芳的意见。
十一月初十，唐、伍二人举行第三次会议．双方同意把“临时国会”改称为“国民会议”。至于选举的办法，伍廷芳主张已响应革命各省不必另行选举，即以此时业已集会于南京的代表为国民会议代表，至于未响应革命各省与蒙古、西藏则不妨补行选举。唐绍仪表示，当电请袁世凯决定。
这一天，恰好也是在南京的代表们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一天。代表一共有三十四人，代表了十七省。(包括奉天、直隶、河南、山东。)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的交涉报告，也接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唐、伍二人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继续举行两次会议，议决国民会议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与西藏两区的代表也各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汁算。东三省、新疆、直隶、河南、山东由清廷电令各该省咨议局选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分电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
此外，两人也签订了若干有关军事布置与赈灾问题的细节。 关于国民会议的地点与日期，伍廷芳主张地点在上海，日期为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复电。” 袁世凯复电唐绍仪，责备他在十一与十二两日的会议中“越权”，不承认他与伍廷芳所签的若干项协定。
唐绍仪立刻电袁，辞去代表之职。袁世凯复电照准，并且打了个电报给伍廷芳，说以后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伍廷芳回他一电，电商不便，请他亲自来上海。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华民国元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当选以后、就职以前，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使)知亿兆之属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袁世凯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电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鉴谅为幸。”
孙中山再给了他一电：“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这时候，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于袁的指使之下，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对革命军“讨伐”。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说段等的主张很对，所苦的是军费没有着落。隆裕把宫里的“内帑”金元宝八万枚拿出来交给他。他把这些金元宝卖给外国银行，于是军费有了着落，对“南方”说话更有力量。他同时也把段等的通电，转打给伍廷芳。
唐绍仪虽则已经不是他名义上的代表，仍旧是他事实上的代表，继续与伍廷芳秘密会谈。所谈的已不是袁的总统地位问题，而是如何使清室自动叫溥仪逊位的问题。
因为，在表面上“南、北两方”已经停止谈判，国民会议无法召开。只有使清室叫溥仪自动逊位，才能打破僵局。
于是，双方研究“优待清室”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以后用这些条款说动清室的王公与隆裕太后就范。
除了唐、伍二人在上海进行磋商以外，于武昌起义以后被清廷释放出来的汪兆铭，也在北京与袁世凯的“学部副大臣”杨度发生接触、作了好朋友，而且合组了一个所谓“国事匡济会”，不断交谈。
“优待条件”终于协议成功，共分八款。这是清室统治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后收获，值得全文照录：
(一)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遇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清帝逊位之后，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
(三)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
(四)清帝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
(五)清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此外，另有两个附件，优待清朝皇族与一般的满、蒙、回、藏四族的人(是以后在民国元年l月20日由孙中山加进去的)。他们的私产、爵位完全保存；他们的地位完全与汉人平等，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居住、信仰等等自由。八旗兵弁，于未筹定生计以前，照旧发饷。
袁世凯把这些优待条件说给奕劻听，奕劻被他说动。
次日，袁觐见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会议，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
御前会议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连开了六天，没有结果。出席的人多数反对逊位，反对最烈的，是军咨府军咨使良弼。良弼是所谓“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的领袖。
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士彭家珍。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在袁世凯的指使之下发出第二封通电，内容与上次第一封的通电完全相反。上次，他们“誓死”“反对共和”；这一次，他们丰张“应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
初十，隆裕太后再开御前会议一次，袁世凯与奕劻均称病不肯出席。
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见奕劻与载沣，征询这两人的意见。两人均主张接受优待条件，叫溥仪逊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告诉他决定逊位，叫他继续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
十七日，伍廷芳把优待条件的最后修正文，电告袁世凯。不久以后，又把张謇所起草的逊位诏书原稿用电报打给他。
他在这原稿之上，添进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准备清帝逊位以后，倘若“民军”不选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便根据诏书上的这一句话，自己在北京另组一个“临时共和政府”，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对抗。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将袁世凯所篡改的逊位诏书颁布，于是统治了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结束。
逊位诏书的全文如下：“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道，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亿兆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歧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蒙、满、回、藏五族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少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细说清朝》七、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在都督福满一系的六房族人之中，亲如努尔哈赤所隶属的第四房(塔克世的一房)，也竟然有一个叫做萨木占的(与努同父异母)，甘心受三房的龙敦唆使，杀掉噶哈善哈思虎。这一位噶哈善哈思虎的妻，是努尔哈赤的胞妹(与努同父同母)。
龙敦的手段真是够辣的。龙敦忘记了：自己的父亲索长阿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亲兄弟；也忘记了：自己的祖父福满，与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