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二○、降服祖大寿
皇太极对付祖大寿的经过，很值得佩服。皇太极与汉族的明朝为敌，他的度量、见识与谋略，均够得上被称为“英主”。 祖大寿的一生，不仅是可歌、可泣，而且是可悲、可悯。他是辽东人，积功升到游击，在熊延弼的麾下颇有表现。王化贞溃败之时，他带了一部分人走到觉华岛。孙承宗与袁崇焕均很赏识他，叫他负责督造宁远城，他把城造得很坚固。努尔哈赤来攻宁远，被他放炮打走。皇太极再攻宁远之时，他带了四千精兵绕到皇太极的后方，使得皇太极不得不退。
袁崇焕把他提拔为“前锋总兵”，又与他同时回师救援北京。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祟焕逮捕，他气愤不平，同时也很怕自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就带了自己所统率的一万五千兵离开北京，想冲出山海关，被孙承宗留住。
孙承宗命令他，会同山海总兵马世龙与蓟州总兵杨肇基，从金军手中收复滦州，又收复永平。其后，派他防守锦州，又派他修筑锦州东边四十里的“大凌河城”。
他修筑大凌河城，才筑了一半，皇太极便已亲自率兵来打。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到了城边，却不敢立即和他交锋。
皇太极把很多的军队，分布在大凌河城的东、南、西、北四面，每面均设有前锋与主将。
祖大寿被包围得紧紧地。
皇太极而且下了命令，掘一条长壕，一丈宽、一丈深，环绕这大凌河城；壕的外面，再造起一圈高墙；离开高墙五丈之处，又筑一圈五尺宽、七尺五寸深的壕；此外，每个营垒之外，也各造一圈五尺宽、五尺深的壕。
大凌河城与锦州之间的大道，皇太极派炮兵加以切断，阻住锦州的援兵。
九月间，总兵吴襄带了七千人来，被皇太极打走。吴襄又和宋伟带了四万人来，与皇太极在小凌河边对阵。吴襄、宋伟大败，有姜新等二十三个副将被皇太极俘虏。
十月间，皇太极派姜新进城，向祖大寿说降。祖大寿要求皇太板宣誓，决不屠杀将吏兵民。皇太极答应，祖大寿这才率领全体官兵(除了一位副将何可纲以外)，对皇太极作(第一次的)投降。何可纲作了牺牲品，被杀。
皇太极不但在祖大寿出降以前，亲自按照祖大寿所写的誓文对天宣誓，而且在祖大寿降了以后和他谈了很久，把自己用的狐皮帽于、貂皮袍子、金玲珑皮腰带、白马、雕鞍，都赏赐给他。
第二天，皇太极派阿巴泰带四千兵，化装为明军，跟随祖大寿混进锦州。不凑巧，这一天大雾，阿巴泰和四千兵无法前进。
祖大寿请皇太板派他和二十几个随员，轻装简从先去锦州作内应，皇太极相信了他，准他去。
他一到锦州，就又把锦州死守起来。皇太极奈何他不得。金国朝廷中的大臣都笑皇太极上了一个大当。皇太极写了几封信给祖大寿，祖大寿一概不复。
崇祯皇帝召祖大寿回北京去谈谈，三次，祖大寿皆托故推辞，不敢去。袁崇焕被捕的情形，给他的印象太深。然而他虽不敢州京，却仍旧效忠祟祯，一如往昔。
三年以后，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命令阿山、谭泰、图尔格等人一次一次地攻打锦州，均无结果。
次年，皇太极叫多铎率领大军，再试一次。祖大寿派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等，出城迎战。多铎自称打了胜仗，杀了明军五百人左右，但不曾拿下锦州。事实上，清军的死伤可能几倍于五百人之数。
皇太极见硬打不能奏效，便换了一个方法。他在崇德元年(1636年)把天聪五年所已经仿照明朝的制度而设立的六部与这一年所加设的都察院，全用祖大寿的旧部为汉人“承政”(尚书)。这些旧部，是降了以后未曾随他去锦州的祖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祖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祖可法与张存仁(都察院)。其中祖泽洪是大寿的亲生子，泽润是大寿的过房侄儿，而可法是大寿的养子。
祖大寿做出似乎不知道皇太极用心很苦的样子，毫无反应。
又过了一年多，皇太极假定祖大寿身在明军、心归清室，写了一封敕书给他，叫他贡献进攻朝鲜的方略。祖大寿的反应，又是一个不理。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l638年)的冬天，皇太极派遣多尔衮与岳托进人长城，自己带了大军，御驾亲征，来打锦州。在“中后所”刚一接触，前锋便被祖大寿杀得大败。等到皇太极赶来，祖大寿就收军进了中后所的城堡，闭城死守。
皇太极托人告诉祖大寿：“自从在大凌河城相别，已经有了六七年。我这一次不辞辛苦而来，也无非是想和你见见面而已。你忠心于明朝，我绝不介意；你是明朝的将军，本该与我为敌。但是，我的大臣都说我无知人之明，说我在大凌河城错放了你。你现在和我见见面，让我有个交代，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怕明朝的人怀疑，不妨叫几个人陪你，在城外的大路上和我相见。” 祖大寿依然不理。皇太扳只好班师。
次年，崇德四年(崇祯十二年，l639年)，皇太极再来进攻，祖大寿守住宁远。皇太极又无功而退。再过一年，皇太极命令济尔哈朗与多铎在义州屯田，作长久对垒之计。他自己亲来视察，于攻下两个碉堡，割掉一片麦子以后，三度班师。这时候祖大寿已经改守锦州。皇太极把多尔衮、济尔哈朗等留下，叫他们对锦州轮流进攻。
到了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l641年)三月，济尔哈朗把锦州围了，用的是当年围困大凌河城的老办法。
在围城的清军之中，有蒙古兵；在守城的明军之中，也有蒙古兵。守城的蒙古兵向围城的蒙古兵说：“我们积了两三年的粮食，你们围不死我们。”围城的蒙古兵说：“你们有两三年的粮食，也不过能守两三年而已。我们围上四五年也不会罢休，到那时候你们吃什么？”守城的蒙古兵听了，开始心慌。
清军的一个蒙古贝勒诺木齐，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向守城的蒙古兵劝降，守城的蒙古兵答应，并且定了日期里应外合。
到了那一天，他们真里应外合起来，祖大寿闻讯，赶忙前来制止，守城的蒙古兵已经用绳子把围城的蒙古兵系上来了。祖大寿敌不过两边蒙古兵的夹攻，退到锦州城里面的“子城”，在“子城”守了很久。不久，蒙古兵退了，锦州安然无恙。
清军继续围困他，把他一直围到崇德七年(祟桢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被捉于松山以后。洪承畴是在二月间被捉的。同时被捉的有祖大寿的弟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皇太极命令清军，把祖大乐叫去盛京(沈阳)，把祖大名、祖大成送去锦州，劝祖大寿投降。
祖大寿说：“我要知道祖大乐尚在人间，才肯降。”皇太极便把祖大乐也放了，送到锦州。祖大寿要求：皇太极再宣誓一次。济尔哈朗说：“锦州早晚可以破，还宣什么誓!”
崇德七年三月初十日，祖大寿出城，对皇太极作第二次投降。他被解到盛京，见皇太极。皇太极说：“我对人说过，决不杀你。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以后你能尽心替我办事就好。”
《细说清朝》二一、活捉洪承畴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中过进士，当过陕西的布政使，延绥(陕北)的巡抚，三边的总督(节制榆林、宁夏、甘肃三镇)，屡和高迎祥及李自成作战，在临潼俘了高迎祥，在潼关胜了李自成，李自成当时只剩下十八骑，蒋荒而走。
崇祯皇帝在崇祯十四年的春天，命令洪承畴去辽东“总督蓟辽军务”。洪承畴带了在陕西的旧部赴任，其中最有名的是曹变蛟。曹变蛟已经是一个“副总兵”，被升做“东协总兵”。(拱卫京城北边的兵，分作东、西、中三协)
驻在山海关的总兵马科与守着宁远的总兵吴三桂，均被拨给洪承畴指挥。
宣(化)府的总兵杨国柱，大同的总兵王朴，密云的总兵唐通，连官带兵，也都被调赴关外，划给洪承畴。
崇祯皇帝而且让洪承畴把辽东总兵刘肇基与“援剿”总兵左光先都换了，换上两个陕西人：王廷臣与白广恩。加起来，一共是八个总兵，十四万兵士，四万匹马。
有了这样大的武力，洪承畴本可以有所作为。至少，救出被围于锦州的祖大寿，应非难事。
祖大寿托人带信给洪承畴，建议给他：采取“车营”战术，以车环列成阵，徐徐推进，不可“轻战”，洪承畴认为很对。因此，他把大军屯守在宁远与锦州之间，不汲汲于赶到锦州城下去厮杀。同时，他积极从事于积聚粮草。他说，先要准备好足够一年的粮草，才能谈得到采取攻势。
可惜，明朝末年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攻守的机宜不由前方的统帅全权决定，而常常让一批不懂军事的御史、给事中、太监、诗人、八股专家、小楷能手等，来七嘴八舌地讨论。更不幸的是：崇祯皇帝心硬、耳软、性急、气大。
朝中有人说洪承畴太不卖力，又有人说洪承畴浪费国帑，白养了十四万兵、四万匹马。崇祯皇帝听了，就赶紧派兵部的一个郎中(司长)张若麒，到前方去催洪承畴快一点打。
于是，洪承畴只好在七月底把军队开到锦州附近、城南十八里的松山。第一阵，便吃丁一个败仗，损失了宣府总兵杨国柱。跟着，东协总兵曹变蛟死力冲击皇太极的御营，无效，曹变蛟负了重伤。当天夜里，王朴与吴三桂带了部队，逃去杏山；其后，又想由杏山逃往宁远，被皇太极的兵沿途拦截，这两位总兵全军覆没，仅以身免。白庆恩、马科、唐通，这三人也逃得不知去向(最后都投降了李自成)。
剩下的只有曹变蛟与王廷臣两支军队，随着洪承畴死守松山城；守到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兵士仅余三千。有一个副将夏成德变节。半夜引清军人城。洪承畴、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活捉。曹、王二人不屈而死，洪承畴投降。
《细说清朝》二二、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皇太极在捉到洪承畴、解来盛京以后，亲自到牢里去看他。这时洪承畴尚不肯降，皇太极把自己的貂皮袍子脱了，披在洪承畴的肩上，说：“先生，不冷吗?”洪承畴瞪眼望着皇太极，望了好一会儿，叹一口气，说：“真是一位命世之主。”说罢，就跪下投降。 皇太极当天赏了他很多东西，又请他吃酒、看戏。左右的大将们颇不高兴，说：“为什么待洪承畴如此之厚呢？”皇太极问：“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为的是什么？”左右说：“为的是争夺明朝的中原。”皇太极大笑，说：“好比走路，我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么能够不开心呢？”
但是，皇太极也开心不了许久。八个月以后，在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l643年)九月初三日的夜里，他就“无疾”而终。 这一天的上午，他还坐朝。两天以前，他还任命了三个部的新“承政”。他的年龄，才有五十二岁。他的死，有点蹊跷。
他的身体，自从所宠的宸妃在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逝世以后，常常闹病，但病了不久总会复原，照样能打猎、处理政务。打猎呢，他能跑到几百里外叶赫国的故土去打。政务呢，包含对明用兵、谈和。
所谓谈和，是在松山、锦州之役以后，崇祯派了一个马绍愉来过。皇太极叫马绍愉带一封信回去，要求建立两国间的正常邦交，吉凶互相庆吊，物产互相馈遗，逃人互相交换，国界设在宁远，以双树堡属明、塔山属清，“互市”设在两地之间的连山。名义方面，称臣与否均无所谓。“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义奚较焉？”
崇祯皇帝认为皇太极措辞不逊，就写一封严厉的敕书，叫马绍愉再去走一趟。马绍愉走到半途，怕黄太极读了敕书会生气，自己的生命不保，便一逃了事。崇祯大怒，捉了那保荐马绍愉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杀头。
从此，明、清之间不再有和平的可能。皇太极在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任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作清军第五次的进入长城，吩咐阿巴泰完全仿照流寇的做法，到处杀人、掳人、烧房子、抢东西，把北直隶与山东阿省的精华挖空。
皇太极没想到自己会死，而且在中原未得、大欲未遂之时，突然地“无疾”而终。“无疾”两字，见于清朝的官方文告。——是谁谋害了他呢？
《细说清朝》二三、多尔衮颇有嫌疑
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大权独揽，不让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而故意扶立了一个六岁的小孩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的福临(顺治皇帝)。因此之故，他颇有毒死或杀死皇太极的嫌疑。
多尔衮也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与皇太极同父而不同母。皇太极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叶赫国的“公主”。多尔衮的母亲是乌拉纳喇氏、乌拉国的“公主”。
叶赫那拉氏死得早，只生了皇太极一人。皇太极自幼与乌拉纳喇氏颇为亲近。乌拉纳喇氏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太极即位以后，把这三人都一步一步地提拔：阿济格，升到武英郡王；多尔衮，升到睿亲王；多铎，升到豫郡王。皇太极对于十几个别的兄弟，只封了一个代善为礼亲王。另一个阿巴泰，功劳很大，始终只是“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的意思是“皇亲”。
当年，努尔哈赤对乌拉纳喇氏及其三个儿子也有偏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每人均领到女真八旗的一旗。
努尔哈赤死时，皇太极的年纪是三十五岁，多尔衮才有十五岁，多铎十四岁，阿济格年龄较大，已能随军作战。
皇太极待多尔衮尤其好。多尔衮在十九岁的时候(天聪四年七月)，皇太极便任命他为新设的六部之一吏部的管部大臣。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汗称帝，将多尔衮与多铎封为亲王，序列仅次于年高德劭的代善(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
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叫多尔衮当统帅，带领军队作第四次的进入长城。
祟德七年(1642年)十月，招降了洪承畴与祖大寿以后的七个月，皇太极把裁决庶政的大权，交给丁四个人：在这四个人之中，除了长子豪格与堂兄弟济尔哈朗以外，便是阿济格与多尔衮。
皇太极如此做法，很像是模仿努尔哈赤当年之设立“四大贝勒”。四大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努尔哈赤立过长子褚英为太子，其后把楮英关了，没有再立太子。皇太极之获继汗位，是靠了代善的坚决推让。
皇太极一直到死，不曾立太子。他把长子豪格列为“四大辅政”之一，可能含有训练豪格为未来的皇帝之意。
皇太极突然而死以后，多尔衮扶立福临，把豪格的辅政地位剥夺，把辅政由四人减为两人：济尔哈朗与他自己。四个月以后，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他示意济尔哈朗命令各院与各部的长官，凡事先向他请示。从此，他当了实际上的皇帝。
《细说清朝》二四、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多尔衮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之中，是年纪最轻的几个之一。他比皇太极小二十岁，比代善小二十九岁。代善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
代善在清室的皇族之中，可谓元老。他在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l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之时，已被封为四个贝勒之一，而位居首席，称“大贝勒”。努尔哈赤死后，他竭力主张由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让他与其他两个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并坐朝堂。(其后阿敏获罪下狱，莽古尔泰获罪降为多罗贝勒，代善自请与莽古尔泰降坐于堂上两旁。)
皇太极去汗称帝，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皇太极死后，代善出面召集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宣誓一番，立福临为皇帝，举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辅政。
代善的长子岳托，于第四次攻入长城之役，死在济南附近。次子硕托，从代善伐喀尔喀有功，封为贝勒；随阿敏放弃永平有罪，削爵；攻下崞县(山西)，复封贝子；在锦州畏敌，再度削爵，不久又封为固山贝子。
代善的第三子萨哈璘，不仅有战功，而且是力劝皇太极去汗称帝的一人，死在皇太极称帝以后不久，追封为颖亲王，留下有儿子阿达礼、勒克德浑、杜兰。阿达礼被封为多罗郡王，于崇德七年受任为礼部管部大臣，
这阿达礼不知是发了疯，还是被人利用，竟然在皇太极此时，与硕托联合起来，“谋立”多尔衮为帝。
官方文书上说，代善与多尔衮二人将顾托与阿达礼举发，处死。
这一件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当时，福临尚未即位，但扶立福临的计划已由全体亲手、郡王、贝勒、贝子，共同于代善主盟之下，宣誓决定。
多尔衮有没有与阿达礼及硕托勾结在一起？是否他多尔衮有意于当皇帝，叫这两人活动，其后知道众人不能赞成，使出卖了两人卸责？
也许是代善发觉了儿子与孙子的阴谋，深为痛恨，因此而不惜大义灭亲，同时也好让多尔衮内心惭愧，免存夺位之想。
关键是代善此时并无实力，实力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掌握着两个旗(正白与镶白)，而且争取了那一向“阿附”肃亲王豪格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来支持自己。
他可能是为了显显威风，给一点颜色大家看看，因此而杀掉元老代善的一个儿子与一个孙子。
《细说清朝》二五、压下豪格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有膂力，会打仗，亲手杀过札鲁特部的一个贝勒。
皇太极共有十一个儿子，除了豪格及其后被多尔衮立为皇帝的小孩子福临以外，其余九个均默默无闻。皇太椒有心培植豪格，叫他担任过户部的管部大臣；又在称帝之时封他为肃亲王；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命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一同“裁决庶政”。
在这四人之中，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兄，多尔衮与阿济格是皇太极的异母弟，惟有豪格是皇太极的亲生儿子。
女真人尚黄，在女真八旗之中正黄与镶黄两旗最为重要，而这两旗都被皇太极交给拥护豪格的人当“固山额真”。
在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两个黄旗的大臣在盛京的大清门宣誓结盟，随即派了两旗的“护军”，撑满弓搭上箭，“保护”各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议政大臣登崇政殿，讨论立君的大事。这时候，最忠心于豪格的启心郎索尼，与最粗鲁的巴图鲁鳌拜，只敢强调在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立一个，而不敢明言豪格。多尔衮叫他们两人暂退。
跟着，与多尔衮同父同母的两位武英郡王阿济格与豫郡王多铎，就恭请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迟疑了一下，多铎沉不住气，就说：“哥哥如不想当皇帝，让我当也好。我的名字，在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中有。”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在太祖的遗诏中也有。”多铎说：“那末，就立年纪最长的礼亲王(代善)罢!”
代善说：“睿亲王肯答应，便是国家之福。倘若睿亲王不答应，我们只有在皇子(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一个了。我老了，怎么当得了(如此的重任)呢？”
结果，年纪最小的福临获选。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被推为“辅政”。年号改为顺治。
顺治元年四月，有人向多尔衮告密，说豪格在背后对人骂多尔衮。于是，豪格被削亲王封爵，变成庶人。
《细说清朝》二六、扫荡李自成、张献忠
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l644年)三月，听到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的消息，便下决心乘虚而入，抢夺明朝的江山。他在四月初七日向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陵寝祭告，初八日统兵由盛京出发，八天以后，到了翁后镇。
他不曾料到：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竟然派了代表来向他求救，欢迎他入关去共同讨伐李自成。这时候，吴三桂并无投降清朝之意，只是希望清朝帮一帮忙而已。
多尔衮抓住机会，下令全军“急驰”，花了六天工夫，就赶到山海关。恰好李自成的部将唐通，这时已经从小路绕出山海关之东的“一片石”，对吴三桂进行包围。
这唐通遇到多尔衮，一打便垮。他原是多尔衮的手下败将，曾经以密云总兵的资格，跟随洪承畴来锦州救祖大寿，被清军杀败以后，才逃去投降了李自成。
第二天，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关城，吴三桂十分欢喜，和他一起拜天设誓。誓罢，吴军全体穿白衣白甲(替崇祯皇帝带孝)，与清军并肩作战。
李自成的主力有二十多万，由李亲自指挥，排在山海关的西边，由北山排到海岸，黑压压的一层一层，犹如人海。
这一天，四月二十二，交战之时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十分猛烈。吴三桂的军队是联军的右翼，首先大声喊杀，对敌攻击，将李自成的阵尾摇动；接着多尔衮令清军骑兵猛冲。李自成的兵一向仗着人多，吓退明朝的一些以敷衍为能事的文武官僚与领不足饷、吃不饱饭、拿不动刀枪的花子兵，从来不曾见到清兵，今日一见，如此身材魁梧，衣甲整齐，枪长刀大，坐下的马又是个个骠肥腿快，结果，全军崩溃，当天一奔就奔了四十里。
多尔衮与吴三桂紧追，追到永平，李自成向吴三桂求和。吴三桂要他交出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与三太子定王朱慈炯、四太子朱慈灿。李自成照办，吴三桂却设了埋伏，弄得李自成又败了一仗。
李自成逃同北京，烧了宫殿，向南走。吴三桂准备送崇祯的太子入京即位，多尔衮不旨，叫吴三桂也向南走，去追李自成。吴三桂去了，多尔衮却把清军开进北京，加以占领。
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打一次胜一次，追到真定(清朝改为正定)，李自成经由娘子关旁的故关，遁入山西。吴三桂回师北京，看多尔衮已经收降明朝的大小官吏，成立了新的朝廷，而且不久便封他为“平西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李自成遁入山西，多尔衮派镶红旗的固山额真叶臣去追赶。这李自成听信他丞相牛金星的谗言，杀掉左右之中最有政治远见的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县举人，曾经因散粮救济贫民而入狱，后投奔自成)。李岩被杀以后，李自成的团体无形中瓦解，从此不堪一击。山西全部入于叶臣及降清的巡抚马国柱之手。李自成逃回陕西。
多尔衮又派遣多铎与阿济格二人，分别由东路北路夹攻，多铎带了索浑、图赖、阿山等人的女真兵作为前锋，以毛文龙旧部孔有德的兵作为后援，攻打潼关。守潼关的是当年在北京掳了陈圆圆的刘宗敏(陈圆圆到了真定，被吴三桂抢回)。刘宗敏守不住潼关；李自成来救，也被清军打败。潼关入于多铎之手。同时，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与毛文龙的另一旧部尚科喜，已由大同榆林进入陕北，占了李自成的故乡，威胁李自成的都城西安。
这一个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匆匆忙忙即位于北京的皇帝，丢了他的都城，出武关，向襄阳逃去，改以襄阳为都，取名“襄京”。不久，明朝的雄踞武昌的左良玉，率军东下，要到南京去“清君侧”，和福王朱由崧的左右拼命，武昌成为空城。李自成也就乐得跟踵而来，拿了武昌。
阿济格在他的后面穷追，追到武昌城边，李自成于是奔到九江，又由九江奔去通山县的九宫山，在九宫山扎下大营。
有一天，李自成异想天开，单枪独马，跑到玄帝庙去烧香，也许是为了求签。他少年时候当过驿站的站夫，又当过杀猪的屠户，有江湖术士告诉他“必为天子”，这才投到舅舅高迎样那里。现今天子算当成了，却遇到鞑子对头，所以，求求签，问个前程也好。然而老百姓看到他那瞎了一只眼的样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刀棍锄头齐下，把他杀了，杀得血肉模糊。杀了以后，剥开外农，看见内衣上绣的有龙，怀中又有金印一颗，才知道原来是他。
李自成留下的队伍五十余万，其中一部分于郝摇旗、李过、高一功等人的率领之下，开到湖南，想抢长沙，被湖广总督何腾蛟说动，情愿效忠明朝。何腾蛟把郝摇旗的名字改为郝永忠，李过的名字改为李赤心。李过是李自成的过房儿子，李自成本人无子。高一功改为高必正；高必正的姐姐是李自成的“皇后”，也投了降，被隆武皇帝(唐王)赐名为“忠义走人”。
多尔衮在阿济格打平李自成，班师回朝之时，特地坐在“午门”，盛设仪仗，当众斥责他一顿：说他不该未奉旨令，擅自班师，又不该未知李自成确实已死，就谎报李自成的死讯。阿济格低头认罪，多尔衮把他由亲王降为郡王。
过了一些时候，多尔衮重新把他由郡王升为亲王。这一降一升之间，可以见到多尔衮驾驭全朝文武的手段：恩威并施，变化莫测。
李自成既死，剩下尚有张献忠、多尔衮不派别人去打，却偏要派豪格。豪格已在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间被废为庶人，多尔衮又在十月间把他再封为肃亲王，并且加了“和硕”二字(和硕”的意思，是“大”)。
顺清三年(1646年)正月，多尔衮发表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叫他带领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喀、满达海，去肃清陕西(包括今天的甘肃)的群“盗”与四川的张献忠。 豪格欣然就道。
这时候，张献忠据有四川全境(秦良玉的石硅除外)，力量相当雄厚。豪格花了几个月工夫，先把陕甘群“盗”一一予以消灭或招安，到了十一月间便移军汉中，准备入川，找张献忠打。 恰好有一个刘进忠，原是张献忠的川军头目听说张献忠就要把他自己和所带的川军，一齐抓去屠杀，便着了慌，跑到汉中来向豪格投降。
豪格把他的川军编为先锋，向四川进发，替大批的“满洲兵”开路。
张献忠本已把成都定为“大西国”的京城，却不耐烦在成都久住。他烧了成都宫殿，把军队向北移动，颇想打进陕西，返回老家。
捌进忠引清军进来。一直开到剑阁以南的盐亭县，如入无人之境，在盐亭与西充之间的凤凰坡，遇到了张献忠。张献忠还以为有刘进忠替他守住川北，清军无论如何进不了四川。
结果，张献忠被一个叫做雅布兰的清兵一箭射中头部，跑到一个草堆子里躲藏。清军把他拖出，慢慢地一刀一刀割死。
《清史稿·豪格传》说他是豪格亲手射死的。这可能是传闻之谈，或豪格自己“冒功”。
张献忠死后，几个能干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投了桂王。但是四川的大部分土地，暂时均入于豪格之手。 豪格于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班师回朝。回朝不久，便被多尔衮关起来，罪名是纵容部下冒功，等等。关了一月左右，豪格死在牢里。他的妻子被多尔衮接去，作为侧室。
《细说清朝》二七、掳福王
多尔衮命令多铎由潼关转师东向，顺着黄河、淮河、运河，攻打南京。
南京原是明太祖的京城。明成祖定都北京后，称南京为“留都”，“留”了若干官吏如各部尚书之类在南京，以备万一北京出了问题之时，“留都”能有一个现成的“作战政府’，主持一切。成祖以后的明朝历代皇帝，保存了这个制度。
因此，当北京被李自成占领、崇祯皇帝上吊以后，“留都”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便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会同“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诚意伯刘孔昭(刘基之后)，公推明神宗的一个孙儿、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担任“监国”，代行皇帝职权。
十二天以后，他们奉朱由崧进一步即皇帝之位，“次年为弘光元年。
这时候，山西的一部分与陕西及今日甘肃的全部属于李自成，四川属于张献忠。山东与河南两省的情形十分混乱(有不少县份于投降过李自成以后受清朝安抚，但也有不少县份始终为明朝死守)。
湖北属于左良玉。左良玉号称有几十万兵，对李自成之攻陷北京，与多尔衮之窃取北直隶、河南与山东的一部分，视若无睹，对福王也极冷淡。
史可法没有兵。南京新政府所倚靠的只有凤阳总督马士英，及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刘肇基、方国安、郑鸿逵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将领及其部队。
新政府的用人行政大权，操在马士英之手。他把史可法挤出南京，到扬州去“督师”。
史可法到扬州，高杰正在和黄得功争夺扬州的地盘。史可法用自己的真诚感动高杰，高杰跟随他北伐，稳住了苏北与豫东，把兵力推进到归德(商邱)，在归德一带屯田。海州一带的防务，史可法交给刘肇基，刘肇基守得很好。
马士英在南京，却不干正经事。他荐引魏忠贤的余孽阮大铖为“添注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升阮为兵部尚书。这阮大铖只知道卖官鬻爵，为非作歹，教福王修建宫殿，广选美女。
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逃来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硬说他是冒充，把他关起，用刑。
左良玉听到消息，便自称奉了太子密旨，起兵讨贼。马士英调黄得功的军队，开到芜湖、贵池一带来抵御；同时也召回史可法，去“西线”前方巡视。史科法刚到采石矶，多铎的清军巳渡了淮河南下。史可法只得又赶回扬州。
南京新政府曾经派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三人作为特使，带了一千两金子、十万两银子、一万匹绸缎，到北京去向清军致谢，附带的任务是改葬崇祯皇帝，慰问吴三桂。
多尔衮收了金子、银子、绸缎，却责问这三人：为什么南京不出兵讨伐李自成，而“擅自”立了一个新皇帝。多尔衮的理论是：崇祯皇帝一死，明朝已亡，中国的天下属于清朝。南京的史可法等人无权延长明朝的生命。
多尔衮也不准左懋第等改葬崇祯皇帝，更不准他们慰问吴三桂。他们给吴三桂带来的一万两银子、两千匹绸缎，被多尔衮的兵抢走。
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回南京复命，走到沧州，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陈洪范一人被放回。原来，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转师东向，打开封、归德、泗州、淮安、扬州、南京。
这时候，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许定国投降了清军)，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李本深)率领，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全军瓦解，李自己也降清。
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史可法向南京要兵，南京不给；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这一位刘肇基，是辽东人，积功升至总兵，洪承畴在关外督师，不喜欢他，把他撤离故乡。史可法很赏识他，他感恩知己，便率领麾下四千人，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
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史可法以为，只要能守几天，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于是，守了七天七夜，城破。
城破以后，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多数殉国。(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被耿仲明捕杀。)史可法自刎，被左右拦阻，未死。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准备护他出城．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叫：“我就是史可法!”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多铎劝他降，史科法说：“天朝大臣，岂肯作万世罪人!”
史可法牺牲以后，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有一位王季楚，侥幸未死，写下一部《扬州十日记》。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
扬州城破，是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十天以后，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渡过长江。
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抵敌不住。 七天以后，弘光皇帝(福王)不战而逃，逃到太平(当涂)，进不了城，又逃到芜湖，求黄得功保护。
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南京城下，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阮大铖也不知去向。全城的勋臣、文武大吏，由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排了队，出城迎接，跪地投降。高杰的儿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步兵，作了清朝的奴隶。
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则不仅扬州可保，南京可保，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
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抢一个饱。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
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去打黄得功。刘良佐无勇气抗清，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黄得功中了箭，不愿意再活下去，他拔出这一枝箭，刺向自己的咽喉。
那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被降将田雄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清军把他解到北京，砍头。
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敢打清军，偏要“东下”，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被打败。他本人病死在九江。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追至九江之时，率领十三万兵、四万条船，降了阿济格。
刘泽清在安徽，迟疑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四日，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
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见到大势已去，退浙江支持新的“监国”鲁王朱以海。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也退到浙江。
多尔衮召回多铎，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所谓原官，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皇太极收降他，一时未加任用，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才“给还”了他这个明朝官职，而且加上了“同内院官佐理机务”这八个重要的字，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
洪承畴到南京以后，十分卖力，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摧残净尽。
《细说清朝》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福王被掳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
多铎派贝勒博洛，率领拜尹图、阿山等人的兵来打。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逃去严州(浙江建德)。
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建都”，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潞王不听，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 结果，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 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如绍兴、宁波、余姚等，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也几乎变成了“新朝”的“佐命”。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甚至亲自去杭州，拜见博洛，以出卖桑梓(家乡)为得意。
在余姚，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举起义旗，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献给博洛。
两天以后，宁波、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狂生”的秀才，以董志宁为首，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决心起义。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主持一切。
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叫他带兵来宁波，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谢三宾而且说，杀了七人以后，送一千两银子给他，作为酬劳。
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责以大义。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他到宁波来，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谢三宾认罪，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免死(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
大家商量了很久，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才能够号召。于是，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
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世居山东兖州。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朱以海幸免于难，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朱以海一再逃难，逃到台州住下。
这时候，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来到台州，请朱以海出任艰巨。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一个月以后，张煌言随他北上，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
绍兴是在孙嘉绩、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便响应了的。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
鲁王到了绍兴，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余姚与鄞县的义兵，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声势相当浩大。方国安赶来，表示愿意效力。(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被张国维拒绝。)
张国维统率各军，渡富春江，收复富阳、于潜，沿富春江栽了木栅，浙西的各州、各县纷纷响应。
十月间，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一连战了十天，每战皆胜，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不幸遇到大雨，弓弦潮湿，发不出箭，只得退兵。
其后，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争地的纠纷。钱肃乐等人心太好，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作为正规军的粮饷；因此，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日子久了，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方、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方、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方比王尤为可恶。浙东的民心、军心，大受影响。
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方在马、阮的怂恿之下，对鲁王怀了叛意。王呢，虽则军纪不好，却矢志抗清。 王之仁于第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l646年)三月间，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获得太胜，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夺得铁甲八百多副，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
方国安冷眼旁观，王之仁缺乏后援，攻不下杭州，又只得撤退。
五月间，清军采取攻势，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方国安着慌，突然回师到绍兴，劫了鲁王同去台州。张国维、钱肃乐等人，尽了最大力量，把江防稳住，苦守到六月间，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叫清兵徒步渡江，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独自到南京，穿上明朝衣冠，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洪承畴劝他降，他不肯。结果，他从容赴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