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必隆是开国功臣额亦都的儿子，在皇太极的时候受封为次于甲喇章京的牛录章京(云骑尉)，多尔衮晋封他为甲喇章京。但不久也有人告发他“与白旗诸王有隙”，多尔衮削去他的官爵。于是，顺治亲政以后，照样复了他的官爵，升他为“内大臣”，加官“少傅，太子太保”。
鳌拜呢，是一个“勇士”(巴图鲁)，积功升至“一等昂邦章京”世职(一等子爵)又升至“三等侯”，他也是曾经被人告发图谋立豪格为帝，遭多尔衮罚钱、降级。结果顺治在亲政以后，也升他为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保”，晋封为公。
总之，他们四个人均可以说是豪格的余孽、多尔衮的敌人。顺治重用他们，而且在逊位之时指定他们为康熙的辅政，原因正在于此。
可惜这四个人并不能和衷共济，共谋国是。他们互相倾轧：最先是，索尼与苏克萨哈意见不合；其后，鳌拜与苏克萨哈也闹了纠纷。
索尼在康熙六年六月病故，鳌拜和苏克萨哈之间的争斗便白热化。
鳌拜与苏克萨哈二人所属的旗小同，鳌拜属于镶黄旗，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
当年在多尔衮偷占北京、吞了北直隶(河北省)之时，曾经以征服者的姿态，准许旗人乱圈汉人的房子与田地作为己有，而命令受害的汉人自己另找房子与田地作为补偿。
多尔衮所领的正白旗，由于是“天之骄子”，就占了蓟州与遵化府、迁安府各县，地土较肥。镶黄旗虽则地位在正白旗之上，却被多尔衮限定在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邱、肃宁、容城等县，地土较差。
事隔二十年，鳌拜要翻旧案，叫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苏克萨哈反对，说两旗的人均已住久了，搬动起来不方便。
鳌拜很跋扈，不管苏克萨哈反对不反对，命令大学士兼户部管部大臣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去主持换地的事。这三个人试了一下，觉得很行不通，要求把换地的事停办。鳌拜大权在手，用康熙的名义，下一道圣旨，说苏纳海等三人“藐视上命”，一齐处斩。这是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间的事。
次年七月，康熙亲政，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上疏请求引退，疏中有这么两句话：“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余生。”康熙这时候才有十五岁，看不懂这两句话，要问苏克萨哈：何以必须守先帝陵寝，才能保全余生?
鳌拜抓住机会，说苏克萨哈“怨望”(对皇上埋怨、失望)，不愿意把政权还给皇上；又列举了苏克萨哈二十四项大罪，应该和他的大儿子查克旦，一齐凌迟处死。他的其他儿子与若干孙子、两个侄儿、两个远房本家，统统应该斩首。
康熙不肯，鳌拜卷了袖子走来，似乎要动手的样子。康熙害怕，就准了鳌拜的奏，仅仅把苏克萨哈一人的刑罚由凌迟改为绞死。
康熙虽则如此做了。心中却立定了除掉鳌拜的主意。他召集一些王公大臣的少年子弟作为侍卫，到宫里陪他练习“扑击之戏”(类似蒙古的摔交)。
这些少年侍卫之中。有一个叫做拜唐阿的，力气最大。
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三日，鳌拜照例上朝，康熙使了一个眼色，拜唐阿迈步向前，出其不意，把鳌拜揪住，摔倒在地。众少年蜂拥而上，就把鳌拜捆了。
康熙随即叫诸王与大臣研究鳌拜的罪。诸王大臣回奏鳌拜有三十项大罪(比苏克萨哈多了六项)，应该灭族。康熙说，姑念他效力年久，免死，改判监禁、抄家。他的两个弟弟玛里穆与塞本得、侄儿讷莫，他的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璧图，学士吴格塞，一律斩首。
《细说清朝》三八、吴三桂叛清
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了鳌拜，二十岁向吴三桂挑战，二十八岁将吴三桂的势力铲除净尽。
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之中，他是景好、最能干的一个。关于他的好，我以后再说。他的能干，在对付吴三挂的战争之中表现得很清楚。
吴三桂自从进入云南、解决永历(永明王)以后，仗着洪承畴与鳌拜先后在朝廷中替他撑腰，事实上不仅当了云南的土皇帝，而且兼有贵州。云、贵的大小官吏一概归他任免；云、贵的种种税收一概由他经管，毋庸查账。他而且可以尽量保举其他各省的官吏，自铸云南的铜钱、银钱。由于他带的兵很多，朝廷规定别的省份要每年输送“协饷”绐他，协饷的数目在两千万两以上。 他的爵位，已由平西王升为“开国和硕亲王”。儿子吴应熊留在北京，当了“额驸”(驸马)，娶了皇帝的第十五个女儿。
他住在昆明永历所遗留下的五华山宫殿，又占了沐国公(沐恩波)所遗留下的七万亩庄园。钱用不完，美女也买了不少，传说其中有一位“四面观音”与一位“八面观音”。(陈圆圆很消极，当了尼姑，法名“寂静”。)
先他几年而降清的洪承畴，虽则也是“位极人臣”，但和他比较起来，寒伧多了。洪承畴忙到死，才不过封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是二十六个贵族品级之中的倒数第三级。洪承畴在北京被配给了一所大住宅，便欢喜得了不得，可谓毫无出息。
倘若不是康熙为了谋求大清帝国的彻底统一而决心下他的手，这已经活到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是颇想安于现状，不会冒险反清的。
康熙的错误，在于发动得快了些。康熙倘若能等待几年，等吴三桂死，便可以免掉八个年头的战祸。然而康熙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性急一点，不足深怪。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感觉到自己年已七十(比吴三桂大八岁)，上疏给康熙，请求回辽东故乡去养老，让儿子尚之信袭封为平南王，留在广州。
康熙借此机会，命令尚可喜把所有兵丁与家眷带回北方，搬到(辽宁省的)海城去驻扎，撤消他在广东的“藩领”。
康熙的此一命令，惊动了吴三桂与开府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当时，平南王与靖南王、定南王合称三藩，三藩在事实上是三个“独立王国”。
吴、耿二人于是为了试探康熙有没有早晚也夺取他们地盘的意思，便忙着上疏，说他们也想退休，情愿“撤藩”。康熙回答说“好!”而且派钦差去昆明，督促吴三桂早日启程。
吴三桂想了又想，决定在这一年十一月的二十一日，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与傅达礼，正式对康熙翻脸。 吴三桂生平喜欢歌舞，懂得做戏。他在发难的一天，穿了大明衣冠，率领若干将士到永历的坟前祭了一祭，祭毕大哭。这一哭，引起很多人的忠愤。
随即，吴三桂杀掉朱国治，拘禁折尔肯与傅达礼，发布“兴明讨虏”檄文。这一篇檄文在中国已经无法找到，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一份。
在檄文里面，他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理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他奉的是谁的旨？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的旨。他说，深悔在李自成占据北京之时，借了“夷兵十万”，没想到“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他深悔“拒虎进狼之非”，说当他正在准备“反戈北指”之时，遇到了“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岁”。于是只好“避居僻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定于甲寅年(康熙十三年，l674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
他奉了“三太子”(朱慈炯？)为皇帝，建元“周咨”，国号仍是大明。清朝的官方历史家糟踏他，说他国号“大周”，称甲寅年为“周元年”。他们故意把“周咨”的“咨”字删了。
关于崇祯的第三个儿子(朱三太子)的传说极多。依照明史，他是周皇后的儿子，名叫朱慈炯，在崇祯十四年的时候年纪十岁，两年以后受封为定王。那末，崇祯十七年北京陷清之时，他的年纪是十三岁，不是“三岁”。如吴三桂的檄文所说。可能是檄文或檄文的抄本漏了一个“十字”，或吴三桂所奉的为另一人。 吴三桂起事之时，声势的确浩大。最得力的一员大将马宝，是永历的旧臣。吴三桂曾经把永历的精锐选了十“营”，任命马宝等十人作为总兵。十人之中，夏国相与胡国柱二人被他招为女婿。均是健将。
高杰的外甥李本深，自从在徐州降清以后，替清朝出过不少力，这时候官居贵州提督，驻扎安顺。吴三桂的檄文来到。他立刻响应；于是马宝的兵顺利地开到贵阳，在贵阳的清朝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开城迎降。
马宝的兵继续前进，到达湖南的沅州(黔阳)，清朝的另一总兵崔世禄也决定反清。吴三桂策动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开入湖南全省，于是马宝拿下常德，夏国相拿下澧州，胡国柱拿下衡州(衡阳)，吴应麒拿下岳州。清朝的湖南巡抚卢震丢了长沙，狼狈而逃。吴三桂本人进驻常德。
四川的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宏、吴之茂，接到吴三桂的檄文，也决定反清。四瑏的巡抚罗森，本想从湖南调兵，抵御攻入四川的吴军将领王屏藩，也听从郑蛟麟的建议，挂上大明旗帜。
清朝的经略大学士莫洛率兵开抵四川西北的宁羌，被陕西提督王辅臣杀了。王辅臣决定反清以后，奉了吴三桂之命，向甘肃发展，一直打到兰州。
在湖北，有襄阳的总兵杨来嘉与郧阳的副将洪福同时决定反清，占了榖城、均州等地。在河南，有驻防彰德的“河北总兵”蔡禄，也加人反清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在桂林的“镇守广西将军”孙延龄(孔有德的女婿)，与在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也都反清，派兵进攻浙江，而且欢迎郑经在福建登陆，攻广东的潮州、惠州，答应把漳州、泉州割给他，作为酬劳。
康熙向吴三桂挑战，挑起了如此大祸，却能够从容应付。他听从索额图的建议，分遣军队，到几个险要地点驻扎，节节策应。 荆州(湖北江陵)最重要。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前去荆州，抵住在常德的吴三桂本人。他又派马哈达去兖州、扩尔坤去太原，作为后劲。此外，西安、汉中、汝宁、南昌、安庆也摆了不少兵。他又创立军事驿站的制度，使得前方的消息在几天之内便传到北京。
康熙的第一个胜着，是在浙江。战事一开始，他就派兵部侍郎李之芳到杭州，“总督浙江军务”。当时耿精忠的三个大将马九玉、曾养性、白显忠，攻进浙江与江西，占了金华、处州(丽水)、天台、义乌、建昌(江西南城)等处。温州的守将祖宏勋也换了旗。李之芳这人对清朝很卖力，不在杭州偷安，而偕同满洲兵都统赉塔到衡州与耿军死斗。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月，赉塔大破马九玉于江山县的大溪滩，穿过仙霞岭，进入福建。两个月以后，耿精忠投降。留在浙江的耿军失掉后援，慢慢均被李之芳解决。
康熙的第二个胜着，是在江西。他在康熙十三年派安亲王岳乐(阿巴泰的儿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驻南昌。这时候，赣北各地差不多全为吴军与耿军占领。岳乐不愧为满洲将门之子，很快便收复了饶州(鄱阳)、抚州(临川)、广信(上饶)、景德镇、上高、安福。
康熙所采的第三个胜着，是在西北方面。他在康熙十五年选用曾经反对撤藩的图海，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领满洲八旗的精锐，去甘肃平凉打王辅臣，以解除后顾之忧。图海去了以后，一举而占领平凉北边的虎山墩，王辅臣投降。
最难打的，是吴军夏国相所坚守的萍乡。康熙很了解新武器的重要，委任西洋人南怀仁负责铸造新式的炮。这新式的炮比吴三桂所有的炮厉害得多。康熙敕发了二十尊，输运给岳乐。于是岳乐就在康熙十五年二月打下萍乡，进兵湖南，于十六年攻下醴陵、浏阳，威胁长沙。
吴三桂听到长沙危险，亲自从常德回来布防，叫马宝坚守。他再去常德，中途被清将穆占邀击，败走衡州。吴三桂从此入于颓势。
虽则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已经在康熙十五年二月决定反清，接受吴三桂的号令，但是吴军所占的吉安、衡州、郴州、永兴却被清军夺了去。吴三桂叫马宝离开长沙，以全力攻永兴，攻了很久，攻不下来。清军却由赣南打进了韶州(韶关)，尚之信又降了清(康熙十六年二月)。
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去世。清朝的官方文书，说他在这年三月初一称帝于衡州，国号大周，年号昭武。我见到过“昭武通宝”铜钱，但国号是否不再称大明而改称大周，待考。
吴三桂死时，马宝仍在围攻永兴，另一名将吴应麒也正在死守岳州。然而主帅已死，大局更难扭转。继承吴三桂作为首领的吴世瑶(吴三桂的孙子)，又无甚能力。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吴军的残余被围在昆明；围到十月城破，吴世瑶自杀。 总论康熙与吴三桂的胜负，可以这么说：吴三桂的最大错误，是滞留在常德与常德附近的松滋。他也许是在梦想与清廷划江而守，平分天下，忘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大道理。康熙呢，却指挥若定，处处主动，竞能终于以一个二十几岁的、生长深宫的青年，击败一个身经百战、六十余岁的老将。
《细说清朝》三九、绿营立功
在对付吴三桂的八年战役之中，康熙所最先重用的是代善的一个曾孙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尔锦以“宁南靖寇大将军”的名义，到了荆州(湖北江陵)，与吴三桂隔江相望，候到吴三桂死，才渡江攻取常德。其后，康熙叫他西攻重庆，他走到半途，就掉转头回师，自请解除大将军的职务。康熙很气，免了他的职，同时把他的顺承郡王爵位革去。
吴三桂无出息，不敢渡江来打勒尔锦。其实勒尔锦比吴三桂更无出息，这是吴三桂所不知道的。有一次，谣传吴军已经在渡江，勒尔锦慌忙埋了南怀仁所督造的新炮，准备弃了荆州逃走。
康熙在十三年(1674年)六月派康亲王杰书(代善的第八房孙儿、勒尔锦的堂房叔父)，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去浙江、福建。郑经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攻福建的海澄，杰书不敢去救，守海澄的清军守了七十天，于城破之时被歼灭。
事后，康熙追论杰书的罪，说他不仅“迟援”了海澄，而且从康熙十三年到十五年曾经逗留在浙江金华两个年头之久。结果，康熙把杰书的全部所谓“军功”一笔勾消，并且罚了杰书的俸。
康熙前后也派了两个亲王去江西：简亲王喇布与安亲王岳乐。这喇布，是济尔哈朗第二房的孙儿。康熙于康熙十三年九月给了他以“扬威大将军”的名义，拨了很多兵给他。他到江西，却死也不肯离开南昌一步。康熙派一个侍郎，去南昌逼他出发打吉安，他才勉强走了一趟。但是他打不了吴三桂的将领韩大任，坐视韩大任突围而走，占了赣南各县。吴三桂死后，他的军队经由湖南进驻广西，康熙叫他把军队交给贵塔，本人回京。几年以后，喇布死，死后，康熙追夺他的亲王爵位。
安亲王岳乐是阿巴泰的儿于、努尔哈赤的孙子。他与勒尔锦、杰书、喇布，均大不相同。他肯打，敢打，能打。康熙给他的名义，是“定远平寇大将军”。他的军队，在康熙十三年打下安福、都昌，在康熙十四年打下赣东与赣北的多数城镇，在康熙十五年打下萍乡，在康熙十六年攻入湖南，扭转了清军直至其时的劣势。
但是，在岳乐的麾下，卖力的不是满兵、满将，而是汉兵、汉将。江西总督董卫国与江西巡抚佟国正，是这些汉兵、汉将的首领。
同样，在湖南卖力的也不是满兵、满将，而是湖广总督蔡毓荣所统率的汉兵、汉将。
当时，在满、蒙、汉三种“八旗军队”以外，有所谓“绿营”，全由汉人充任。绿营在原则上继承了明朝的正规军。它所用的旗帜是绿色，以别于八旗的黄、白、红、蓝四色。
全国的绿营官兵，共有六十六万人左右，分统于各地的总督、巡抚、提督、漕运总督等，而称为“督标”、“抚标”、“提标”、“漕标”。因此之故，绿营的另一名称，是“标兵”。
起先，在努尔哈赤之时与皇太极的初年，凡是汉人与蒙人来投降的，一律被纳入(满洲)八旗之中。其后，孔有德与耿仲明这两个毛文龙旧部在山东登州造明朝的反，失败，降金，金国才开始有了所谓汉军(乌真超哈)，称为“天佑兵”，尚可喜跟着又来，被赐名“天助兵”。金国改称为大清以后，皇太极在崇德二年把汉军分为二翼；崇德四年分为四旗，旗帜是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多尔衮入关以后，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旗帜改为与满洲八旗相同。
蒙古八旗的构成份子，以察哈尔与喀喇沁的壮丁为核心，是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所创立的。
满、蒙、汉三八二十四旗的军队，总数不到二十万人。多尔衮与福临(顺治)之所以能够灭掉明朝，全靠吴三桂与洪承畴等明朝降臣的帮助。
吴三桂在晚年对清朝翻脸，即使那二十四旗的“旗兵”朝气犹在，也未必胜得了吴军。却偏偏有李之芳、董卫国、佟国正、蔡毓荣，带了绿营将士，把吴军打垮。这真是“天不亡清”，也可说是康熙的福气。
李、董、佟、蔡以外，尚有在广西的傅宏烈，在福建的姚启圣，在湖北的徐治都，在四川的周有德，在甘肃陕西的张勇、王进宝．与那位从平凉一直打到昆明的赵良栋。
绿营的最初份子，是顺治二年以后降清的明军，包括在南京投降的二十几万人与在九江投降的十几万人。张勇便是在九江投降的一个，原为左良玉的旧部。
其后，清朝的各地督抚均各立其督标、抚标，招兵入伍。赵良栋便是“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的督标之中的一个“应募”之兵。他是宁夏人，性格粗卤，气量褊狭，但是作战极为勇敢，积功升至潼关守备，又升至洪承畴的督标之中的中军副将。吴三桂叛清之时，他已经是天津的总兵了。张勇保荐他，康熙又升他为宁夏提督。
他与王进宝二人帮了满将图海，在平凉打王辅臣，打到王辅臣投降。然后，在康熙十八年由甘肃去陕西，拿下汉中。成都，也是他在康熙十九年打下来的。次年，他从西昌这一路，攻进云南，会合贝子彰泰(阿巴泰的孙子、岳乐的侄儿)所统率的四十万大军包围昆明。(彰泰在康熙十八年八月代替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这时候，昆明城内吴世璠仅有五千多人，彰泰却不敢攻。赵良栋说：“我们围久了，粮食吃完怎办？”彰泰说：“皇上豢养满洲兵，岂可轻进委敌？你和你的兵初到昆明，也该休息休息，养养身体。”
赵良栋不听彰泰的，当夜就攻，攻到城墙边，彰泰只得叫四十万大军也都动作。吴世璠抵挡他们不住。
《细说清朝》四○、对俄和战
康熙在解决了吴世璠以后，把目光从西南移到东北，派兵驱逐侵入黑龙江下游的哥萨克人(Cossacks)。
哥萨克人散居在乌克兰一带与黑海北岸顿河的下游。他们务农，好斗。
在哥萨克人之中，有一个强盗首领埃儿马克，在公元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受雇于俄国东部的一个大地工斯特罗冈诺夫，向乌拉岭以东“开拓荒地”。
埃儿马克招了一批哥萨克同类，乘船沿鄂毕河而下，战胜当地的突厥种“土人”，取得西比儿城，用这城作为巢穴，四出掳掠。 三年以后，埃儿马克死于一次对“土人”的战争之中。其他的哥萨克首领继续他的“开拓”事业：杀人，抢东西，侵占土地，伐木造城，留兵戍守。
在顺治元年的时候，一个这样的哥萨克首领泡雅儿科夫发现了黑龙江。六年以后，另一位以残忍著名的卡巴罗夫发现了太平洋。
这时候，哥萨克人的大本营已经移在鄂毕河上，造于1587年(万历十五年)的妥波勒斯克城(Tobolsk)。他们已经不再是斯特罗冈诺夫一家的“佃户”，而已经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开边臣民了。
他们也就自称为俄罗斯人。清朝的边疆官吏于是在报告北京的公文上称他们为鄂罗斯，又称他们为罗刹。“沙皇”这一个名词，被清朝的边疆官吏写成“察罕汗”。
与康熙同时的一位察罕汗，是鼎鼎大名的大彼得。大彼得颇想叫康熙对他称臣纳贡。他在康熙九年命令驻在尼布楚城的俄官，派人劝康熙“尽力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敌人之侵害”。
尼布楚俄官所派的“俄使”在到北京后，被康熙的理藩院监禁了半个月。期满，他领了一些康熙赏赐给大彼得的东西，回尼布楚复命。
这尼布楚城，位于石勒喀河北岸，尼布楚河西岸。清、俄双方在顺治年间便已有过军事与外交的接触。顺治九年，清方的宁古塔章京海塞，逐走乌札尔村的俄人，其后被俄人击败。顺治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又逐走深入松花江沿岸的俄人，溯黑龙江而上，打到呼玛尔河河口的俄人营垒，但奈何不了雅克萨城。
俄方先后在顺治十三年与十五年，两度派遭使臣到北京，但均以国书的措词“矜夸不逊”，见不到顺治皇帝，无结果而回。 康熙作事，一向脚踏实地。他在用兵以前，先派一个叫做郎坦的正白旗副都统，带兵去前方伪装猎人，打听敌方的虚实与路程远近。
郎坦去后，回来报告：从爱珲城到敌人的雅克萨城，舟行逆流而上需时三月，陆行只消一个半月，但是运粮食与兵器，仍不可没有船。他说：我们现今已有了四十艘大船、廿六艘小船，所差的也只是五十艘小船而已。
郎坦又说：敌人的厉害，第一是有雅克萨的木城作为凭藉，第二是有枪有炮。我们如果能有新式红夷大炮二十尊、精兵三千，恒不难把雅克萨拿下。
康熙的见解比郎坦更高一筹。他认为攻敌虽易，但不如先造两个木城于爱珲及呼玛尔两地，储备足支三年的粮食一万二千石。这粮食可以向科尔沁十旗的蒙古人征取，不足之数则从锡伯乌拉的官屯调发。牛羊呢，向索伦族的“土人”要。两个木城之间，以及通往索伦的五站大路，可设驿站。兵员，应该调宁古塔的兵去两个木城，勤加操练。火器，尽量从北京输运去。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清军在萨布素、朋春二人的统率之下，进抵雅克萨的近郊。清军的实力是：水陆兵一万八千人、野战炮一百五十门、攻城炮四十门。
城中的俄力守将土勒波辛从二十三日抵抗到二十四日，死伤一百人左右，在二十五日投降。清军准他率领全体愿走的俄人撤退，去尼布楚。不愿走的俄人，被编入满洲八旗。
清军把雅克萨烧了，回军至爱珲与墨尔根城。
俄方探听到清军已走，在阴历七月间又来，把雅克萨城的废墟占领，在废墟之上造起宽二丈八尺、高二丈的土城，而且从尼布楚运来大炮八门、兵丁八百七十名，仍以土勒渡辛为守城之将。其后又添了臼炮一门、炸弹五百个、兵丁六十六名。
清军于次年四月十六日再度来攻，战了很久，城内的俄军仅剩下一百一十五人，仍在抵抗。此后，两军长期相持，直到九月间康熙接受俄方的请和、宣布停战为止。
主动求和的不是清方，而是俄方。俄国的沙皇大彼得，派了两个使臣，在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到达北京，向康熙皇帝说明愿和。康熙派人到雅克萨，命令清军停战。
又过了三年，双方的全权代表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在尼布楚城会面。清方的代表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带了一万名左右的兵丁与随从作为后盾。俄方的代表是陆军大将果鲁囫，所带的兵仅一千五百人。
大彼得曾经密令果鲁囫：“雅克萨不妨让给中国，但通商的权利不可放弃。”
同时，康熙也密令索额图：“尼布楚于必要时可以让给俄国，但中、俄两国必须至少以额尔古纳河为界，黑龙江的大小支流均应属于中国。”
七月七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于尼布楚城与什耳喀河之间的空地，以帐篷为会所。
俄方代表首先发言，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界。清方代表答复，黑龙江一带，以至于西边的色楞格河左岸之地，一向是清国土地，居民年年朝贡，俄方应该把色楞格斯卡城尼布楚、雅克萨城及其全部属地，完全归还清国。
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果鲁囫说：清方有什么证据，说明尼布楚以东的地方是清国的领土?倘若拿不出证据来，“任意出言”，没有什么意思。索额图说：俄方定要色楞格斯卡与尼布楚，未尝不可相让，但通商贸易则可，驻兵则不可。果鲁囫说：两国应该以黑龙江为界。索额图大怒，退出了会议帐篷。
过了四天，索额图召集全体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用武力解决。第二天，他率军渡过什耳喀河，在尼布楚附近布阵。
果鲁囫一边加紧在城的四周设防，一边委托替清方担任翻译官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二人向清方疏通，愿意接受清方的条件，请清方不要动武。
结果是，双方在七月二十一日(9月7日)正式缔约。条约一共是九条，其主要的内容是：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
雅克萨城拆毁，城内的俄国军民迁回俄国。
住于两国境内的人民，除了雅克萨的以外，一概准许居留，不必遣回本国。今后，持有“往来支票”(护照)的人，“贸易不禁”。至于越境打猎、抢掠、杀人的，一概捉拿，由当地的官吏严办。
自从这《尼布楚条约》订立了以后，中、俄双方的疆界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没有更动。清廷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俄廷也认为这是俄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
《细说清朝》四一、征讨噶尔丹
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之时，外蒙已被来自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汗侵占。因此之故，中、俄两国的边界划到尼布楚为止，尼布楚以西，有关外蒙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并未谈到。 当时居住于外蒙的蒙古人，分为三个部：东边是车臣汗部，西边是札萨克图汗部，中间是土谢图汗部。三个汗部的汗，均是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勒森札札赉尔珲的苗裔，统称为“漠北喀尔喀”。在热河的东部，也有喀尔喀，分为左、右两翼。
居住于新疆北部的蒙古人，在元朝被分为四个卫拉特(oirat)：准噶尔在今日的伊犁一带，和硕特在乌鲁木齐一带，杜尔伯特在承化一带，土尔扈特在塔城附近的雅尔一带。
明朝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瓦刺”。清朝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厄鲁特”或“额鲁特”。
在四个卫拉特之中，准噶尔最强。它在明朝末年，逼迫土尔扈特部迁走到俄国境内伏尔加河流域(这土尔扈特部到乾隆年间又迁了回来，被安置在科布多西南与伊犁的珠克都斯)。
准噶尔在康熙年间出了一位很有能力的首领噶尔丹。他吞并和硕特与杜尔伯特，统一了新疆北部，又服属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回教部落。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他竟然利用札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的“内讧”，领了三万骑兵，帮札部打土部。他打败了土部，也占领了札部。而且，他又侵入了车臣汗部。于是，他在事实上成为跨有外蒙与新疆的大霸主，好比当年努尔哈赤之崛起于辽东一般。
康熙皇帝受不了这个威胁。恰好三个“漠北喀尔喀”汗部的汗与臣民集体逃难，逃到沙漠的南边来，人数有几十万。康熙对他们表示欢迎，把他们安置在苏尼特各旗之地。
噶尔丹领了他的精兵，在这些喀尔喀难民的后面紧追，追到邻近热河林西县的乌珠穆沁旗。这时候，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
康熙皇帝决定亲征。
他出了长城，驻扎在博和洛屯；把主要的兵力交付同父异母兄裕亲王福全，福全被他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到乌珠穆沁旗前线，迎击噶尔丹。
两军在乌兰布通相遇。交战的一天(八月初一)，噶尔丹把骆驼捆了，盖了浸水的毯子，摆成一道防线，称为“驼阵”。这驼阵却抵不住清军的枪炮。结果，噶尔丹大败。
噶尔丹派代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与福全议和。他要求清方交出两个人：一个是土谢图汗部的汗察珲多尔济，另一个是建议漠北喀尔喀诸部向南逃难的哲卜尊丹巴(活佛)。福全不肯接受，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骂走。
过了一天，噶尔丹又派一位呼图克图来，这一位呼图克图叫做济隆。济隆说，噶尔丹不再要求清方交出察珲多尔济，只要能够把哲卜尊丹巴押送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加以惩罚，便于愿已足。
福全说：“我没有权力答应，必须报告皇上，等候批示。你能保噶尔丹不在我等候的期间乘机跑到别的地方，掳掠我的人民吗？”济隆说：“我能保!”
于是，福全一面向康熙报告，一面派侍卫吴丹等人陪着济隆回去，叫噶尔丹跪在“威灵佛”前，磕头宣誓。宣誓已罢，噶尔丹又派伊拉古克三来，带了写给康熙的奏章，请福全转达。他在奏章上说，请康熙恕他的罪，让他“出边待命”福全把这奏章转了上去，获得康熙批准。康熙告诉福全：“噶尔丹为人狡诈，仍当防备他。”事实上，噶尔丹已经真的出了边。
到了十月间，福全借口粮少，把军队撤退至哈玛尔岭。康熙大怒，索性下圣旨，把军队完全撤回。福全回北京，康熙免了他的“议政大臣”职务，罚俸三年，削夺三个佐领(九百个世仆及其耕地与牛羊)。
次年五月，康熙大会蒙古诸部落于多伦，将漠北(外蒙)编为三十七旗，与内蒙的四十九旗同样看待。每旗设一个世袭的“札萨克”。(内蒙的察哈尔部诸旗例外。其札萨克业已不许世袭，因为该部曾于吴三桂反正期间一度叛清。)
参加这个多伦盛会的，除了内蒙的四十九个札萨克以外，外蒙的若干济农、若干诺颜、两个汗，均到。康熙把济农改封为王，诺颜改封为贝勒或台吉(贝子)，以示与满洲一律。外蒙本有三个汗：在场的是土谢图的汗察珲多尔济与车臣的汗诺布。札萨克图的汗成衮已经死了，成衮的长子德克德黑又已为察珲多尔济所杀，到会的仅是德克德黑的弟弟策旺札布。康熙于是当众册封策旺札布为札萨克图的汗，而且给予亲王的地位。
两年以后(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正想派兵护送漠北喀尔喀诸部的人回原地，却接到科尔沁部奏章说，噶尔丹约他们共同南侵。康熙于是暂停遣回喀尔喀诸部的人，准备与噶尔丹再交手一次。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他准备就绪，下旨亲征，自领中路军，由张家口东北的独石口出塞；派萨布素领东路军，统带盛京与吉林的军队，会合科尔沁各旗，由外蒙的东边打进去；又派费扬古率领四路军，以陕甘的绿营为核心部队，从外蒙的西边打进去。
康熙的中路军长驱直入，到达克鲁伦河的河边，噶尔丹这时在河的对面，不敢交锋，就撤乓西。，走了两天，康熙才知道。 噶尔丹退到土谢图汗部中旗的昭莫多地方，与费扬古及其所领的绿营兵相遇。绿营的三个总兵，是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与宁夏总兵殷化行。殷化行的三千人占了昭莫多的一个山峰，等待噶尔丹的一万多兵来到，便居高临下，用炮轰击。同时，费扬古挥动董、潘二人的兵，扰乱噶尔丹的后队辎重所在。然后，殷化行“鼓行而下”，把噶尔丹杀得大败而逃。噶尔丹的“可敦”(王后)阿弩战死。
噶尔丹颇想回新疆去，在途中听说他的仇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已经接受康熙的使命，回到伊犁。噶尔丹派自己的儿子塞卜腾与巴尔珠尔去哈密，这两个儿子被哈密的回王捆了，送给驻在肃州的清军。
噶尔丹局促在阿尔泰山东麓，日暮途穷，就在康熙三十六年吃了毒药，自杀。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康熙三度亲征，驻跸榆林。噶尔丹的部下把他的尸首与他的女儿钟齐海及三百户残余人口，送到费扬古驻扎之地萨奇尔巴尔哈孙。
康熙这才放了心，下诏班师。漠北喀尔喀的几十万人口被送回，各归原地，过太平日子。三十七个旗，被扩充为五十五个旗；又增设一个赛音诺颜部于土谢图汗部及札萨克图汗部之间，册封额驸(驸马)策凌为第一代的贝勒(诺颜)，统辖十九个旗。合起来，外蒙古一共有了七十四个旗(到了乾隆年间，增编为八十三个旗)。
《细说清朝》四二、出兵西藏
噶尔丹少年时候曾经在西藏当过喇嘛，与一个西藏政客桑结成为朋友。其后噶尔丹回准噶尔夺得首领地位，桑结也在西藏成了达赖五世的“第巴”(掌政之官)。
达赖五世在康熙二十一年圆寂，这桑结秘不发丧，假说他已“入定”，不能见客，于是一切报告均须经由桑结“代达”，一切命令均须经由桑结“转颁”。桑结在事实上变成了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桑结不仅先后唆使噶尔丹并吞漠北喀尔喀与大举南侵，他而且在康熙三十四年冒用达赖五世的名义，请康熙给他自己以封爵。康熙受他蒙蔽，就册封他为土伯特(Tibet)国王。
康熙到了噶尔丹死后，才从准噶尔降人的口中，获得关于桑结如何怂恿噶尔丹的情形，也探听到达赖五世早已圆寂，便派人送一封信责问桑结，带给他噶尔丹的佩刀一柄、噶尔丹的可敦(阿弩)的佛像一尊、佩符一张。康熙命令他：(一)如果达赖五世尚在人间，不妨叫使臣与达赖五世见面；(二)送班禅五世来北京；(三)逮捕那帮助过噶尔丹的济隆呼图克图，押解来京。如果桑结不遵照办理，康熙说，定必派兵征讨。
桑结回信说，达赖五世的确已经圆寂，为了恐怕人民造反，所以不敢宣布，达赖五世的转身(达赖六世)也早已找到，将于牛儿年(康熙三十六年，岁次丁丑)十月二十五日坐床(就位)，到了那时候才好宣布达赖五世圆寂。这一点，桑结说，要请康熙代守秘密。
班禅五世呢，一时不能送他来京，因为他年纪虽大，还没有出过灭花。济隆呼图克图呢，已经逃到喀木去了，稍缓一些就“竭力”把他捉来押解到京，希望“大皇帝”饶他一命。
这“大皇帝”三个字是有来源的。早在皇太极崇德二年，达赖五世与班禅五世便已联合当时在西藏握有军政大权的两个蒙古王子藏巴汗与固始汗，派代表向皇太极恭上一个尊号：“曼殊师利大皇帝”。
“曼殊师利”有人译作“妙吉祥”，其实也是文殊菩萨的梵文原名Manjusri。皇太极之所以把他家乡的名字“建州”改称为所谓“满洲”，与这“曼殊师利”的“曼殊”二字可能与此有关。(然而，朝鲜的史料上说。清室的先世根本不是建州三卫的首领，不过是居住于“婆猪江”的一个野人部落而已。)
话归本题，康熙接到桑结的回信，由于信中的措词相当恭顺，也就不为已甚，而且竟然答应，关于达赖五世圆寂的事，替他保守秘密。
桑结不死于康熙的讨伐，却在康熙四十四年死于驻在喀木的一个蒙占王子拉藏汗之手。
那时候，西藏与青海、新疆的关系颇为密切。杀掉桑结的拉藏汗，是青海和硕特部部长顾实汗的孙子。这青海和硕特部，原从新疆的和硕特部分出。
桑结曾经清求顾实汗出兵，帮他肃清西藏境内的一个异己分子一一据有后藏拉达克区域的藏巴汗。藏巴汗属于喇嘛教的旧派(红教)，与桑结所隶属的新派(黄教)相对立。
顾实汗的兵一到，果然便把藏巴汗消灭。桑结把喀木(西康)割让给他，作为酬劳。他留下一个儿子鄂齐尔汗，帮桑结镇守拉萨。
鄂齐尔汗的儿子，就是拉藏汗。拉藏汗与桑结处得不好，桑结想毒死他，没有成功，又调了若干兵，准备将他驱逐。拉藏汗却先发制人，把桑结捉住杀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拉藏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桑结所立的“伪达赖”六世也废了，另立一个小孩子为达赖六世(名字叫伊西)。
青海的若干喇嘛不肯承认这位伊西，也找到一个小孩子噶尔桑，立为达赖六世。
双方都递了奏章给康熙。康熙对伊西与噶尔桑两个达赖六世，均加以批准，命令伊西住在拉萨，噶尔桑暂时住在青海西宁的红山寺。
十三个年头以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拉藏汗死于来自新疆的准噶尔军队之手。
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在康熙三十五年兵败自杀以后，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由于是忠于清朝，被康熙赏给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全部额鲁特四部的领土。
这策妄阿拉布坦野心很大，处心积虑，想吞并西藏。他先和拉藏汗攀亲：娶了拉藏汗的姐姐，又把拉藏汗的儿子招为女婿。然后，在康熙五十六年借护送女婿归省为名，派大兵侵入西藏；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占领拉萨，将拉藏汗杀了。
策妄阿拉布坦之企图兼有西藏，对康熙构成一个严重威胁。康熙没有办法不应付，而且惟有出于用武之一途。
康熙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任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由巴里坤进攻乌鲁木齐。富宁安在七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的郊外，吃了一个败仗。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康熙又命令侍卫色愣率领禁军，会同西安将军额伦特，由青海的一路向西藏前进，救援拉藏汗。额伦特统率了不少满兵、蒙兵、汉兵，开到哈喇乌苏河(怒江上游)，遇伏，全军覆没。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派延信与噶尔弼二人，分别由青海及四川进军。在噶尔弼的指挥之下，有一位汉人岳钟琪，论地位仅是永宁协的副将(副旅长)，论兵力仅有绿营兵几百人，却一打便打下里塘，降了巴塘，冲到拉萨，替康熙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细说清朝》四三、治河
比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更难对付的，是自古为中国之患的黄河。
黄河原也未尝故意与中国人为难。它也不过是一条大河而已，无知无识。它的毛病，一则是由于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的沙漠，夹带许多的沙，二则是到达孟津以后，地势陡然平坦，水流不快，沙就沉积下来，越沉越厚，把河床垫高了，只得“改道”。如果东汉以后，没有成千成万的糊涂人，丢弃禹的“疏、浚、导、引”良规，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鲧的覆辙，拼命筑堤，那末，“改道”就只是常常小规模地、慢慢地改改而已，不会闹出“决口”的大乱子来。
等到堤岸筑得极高以后，河旁原有的足资调节(吞吐)的若干大湖(泽)，如荥泽、大陆泽等全被隔绝，而且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九河)也被堵塞，逼得黄河无路可走，安得不发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