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即位之时，黄河所走的路与今天不同。它从明朝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开始，便已从兰封县铜瓦厢向东南流，流到徐州、宿迁；在宿迁的皂河镇冲进运河，又流到淮阴，由淮河的河道人海，于是日夜不停地把淮河的河床垫高，河床垫高以后，黄河之水流不下去，加上运河之水与淮河之水一齐倒灌，把洪泽湖扩大得像一个小海。
在顺治一朝与康熙初年，决口的事史不绝书。康熙九年四月的一次尤其厉害，淮安、扬州两府各县的田地被淹得所剩无几。次年，桃源县(泗阳)的堤也坏了二百五十丈。
当时的“河道总督”是王光裕。这人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胡搞了七八年，毫无功效。康熙在十六年二月，将王光裕免职，命靳辅继任河道总督。
靳辅是汉军镶黄旗人，当过安徽巡抚。他对治河本无研究，但有心把事情做好，物色到一位奇才浙江钱塘人陈潢。
靳辅在陈潢的协助下，从康熙十六年起治河，治到康熙二十七年，完成了不少工程。
第一，他在淮阴以东当时黄河的两岸，造了坚固的堤，一直造到距离海岸仅有二十里之处。
第二，他加强了淮阴以西沿着淮河与洪泽湖的若干河堤与坝，使得水集中而有力，足以冲刷河床的沙。于是，那已经因沙淤而失掉出海之路的黄河，反而获得了淮河的助力，居然能够冲掉自身所堆积的沙，浩浩荡荡入海。
第三，他知道运河关系国家的漕运，不应该长此因黄河夺路而中断，于是他除了修建运河之内的各闸以外，毅然决然不惜工费，加开一段新运河，称为“中河”。功成以后，果然舟楫可以来往，漕运畅通。
第四，为了保护淮阴至江都(扬州)沿运河各县的农田，防免那溢进运河的黄河之水，溃决运河之堤，他兴筑若干所谓“减水坝”．在堤下开了若干可以开关的洞口，洞口之外接以小河与沟渠，以便于必要时放水。这样，既可防运河的泛滥或决口，又可以帮助老百姓灌田。
以上四项，均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直隶巡抚汉军镶黄旗人于成龙反对他，说他用钱太多，说“中河”并不能行船，说“减水坝”会促成以后的决口，说他的整个办法根本不对；不该着眼于运河及运河西边的洪泽湖、及东边的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等，而应该着眼于所谓“里下河”的出海之口，应该挑海口的沙。
康熙把靳辅召回北京，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叫他在宫里的乾清门和于成龙及若干廷臣当面辩论，康熙自己主持这一盛大而严重的辩论会。
靳辅说：海边的沙绝对挑不干净，而且海水长潮之时比海边陆地要高过五尺。宋朝范仲淹留下了一个很长的范公堤(在今日盐城与东台两县，由北而南，与海岸平行)，便是挡住海水，不让它倒灌里下各河的。(泰县泰坝以北的叫做里河，以南的叫做下河。)
靳辅又说，他本就建议过，为了宣泄运河所负担的黄河、淮河与各湖之水，应该开一条新河，把运河的水接引出来，夹以南北长堤，直达范公堤，同时加高当地的范公堤由一丈到一丈五尺，把新河的水量积蓄到一丈高，比海面潮涨之时还高过五尺，然后把闸一开，不怕河水不流到海里去。
靳辅也顾虑到，在新河开了以后，水都跑到海里去，老百姓灌田反而缺水，他主张在新河河堤设若干涵洞，供应老百姓以必需的水。
靳辅的办法尽管很对，但是辩论终于失败。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不会讲话，而是于成龙有人附和。谁？漕运总督慕天颜。 结果，靳辅被免职，靳辅的智囊陈潢在押解到京之时病故，幸免治罪。康熙任命一个叫做王新命的作河道总督。此人一事无成，三年以后免职。康熙又把靳辅叫了出来，靳辅只好再干，干不到几个月，就积劳而死。康熙于是让于成龙试试。这于成龙倒也乖巧，把自己的妙法一概放弃，完全依照靳辅的办法去做，把事情做得十分妥贴，在康熙三十九年死在任上。康熙又派了一位张鹏翮来继承靳、于二人的事业，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靳辅所设计的新河也造成了，便是今天江都仙女庙与东台白驹闸之间、经由泰县泰坝的“运盐河”。)
黄河倒也识趣，不再胡闹，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便绕了淮河与运河，改道而走，由山东入海，直到今天。(抗战期间一度改道，于胜利以后回龙。)
《细说清朝》四四、通漕
康熙自己说过，他在亲政之初，便认为削藩、治河、通漕是三件待办的大事。这三件大事均与财政有关。削藩与治河，都是花钱的事，但办好以后，增加岁入极多。通漕，实际上完全有赖于治河。运河被黄河堵塞了，漕米便到不了京城。
“漕”字从水从曹，是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的创始者是秦始皇。他为了伐匈奴，而不得不“飞刍挽粟”。两汉、唐、宋在京城(长安、洛阳与开封)均驻有重兵，这些兵与中央各衙门的大小官吏每年要吃很多的粮，而且薪俸也用米、麦计算，所以必须由产米、产麦之地漕运大量米、麦到京城来。当时的运道，是由长江经由“邗沟”入淮，由淮经由汴河入黄河，然后溯黄河而上，到达开封、洛阳、长安。
元朝的首都设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开了一条“通惠河”从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县)接上白河，再连上卫河，到达山东的临清，由临清再开一段运河，直至淮阴。淮阴以南、长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沟。长江以南，从镇江到杭州，经由常州、苏州、嘉兴等地，也有许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来的若干大沟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错在不明河北与山东的地形，把许多流向东北的河(包括黄河)用一条运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闹水灾，与运河颇有关系。
元朝虽则开了运河．却不十分靠运河来转漕，主要的还是靠海运；用大船沿着海岸线走。明成祖改筑了山东境内的运河(称为会通河)，才把海运废了。
康熙初年(从元年到二十年)，由于郑经雄踞台湾，控制了东南沿海，海运无从谈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 在靳辅与张鹏翮先后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运畅通无阻以后，也就没有人想得起元朝海运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于琦善及陶澍的建议，恢复海运。)
清朝沿袭明朝的成规，在顺治二年立下每年漕运的总额四百万石。其中有三百三十万石运送“京仓”，叫做“正兑米”；七十万石运送“通仓”，叫做“改兑米”。
负担漕米的责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苏、安徽)为最重，占了三百万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万石。再其次是江西、山东、湖广、河南。(山东、河南另加三十万石左右的小麦、小米与豆类；江、浙二省加征宫廷所需的白粮[糯米]二十二万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缴纳漕粮的正额之外．照例要加纳所谓火耗。这“火耗”有时相当于正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带于漕粮的另一虐政，是所谓“折银”。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银，所定的米价每每超过了市价，老百姓必须以贱价卖米，按照官价缴银子。
康熙虽则下过几道圣旨，限制火耗与折银的数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运看作私人的财源，康熙的圣旨等于白下。
《细说清朝》四五、理财
元、明、清三代的财政，总而言之是“糊涂账”。稍有条理的两个很短时期，是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头(从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与雍正一朝(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
康熙颇想把国家治好，然而为人太重感情，摆脱不了左右的佞幸，真是美中不足。佞幸包庇督抚与布政使，督抚、布政使包庇州、县官，州、县官包庇胥吏、里甲，于是老百姓在下而受剥削，康熙在上面受蒙蔽。如此情形，本不限于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图整顿，而整顿不出多大结果来；常常减赋、免赋，而徒供贪官污吏中饱，老百姓受不到实惠。
当时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银与田赋。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钱”，各省各县不等，最少的是银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两，普通在五钱与一两之间。
少数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当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纳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义上献给旗人，再用“佃户”的身份领回，藉以免纳田赋。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样方式依附汉人绅耆。绅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现任大官的子弟亲戚，照例丁银也不出，田赋也不纳，督抚与州县官对他们巴结之不暇，怎敢和他们为难?
两江总督郎廷佐是一个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属内积欠的“逋赋”，查出四百余万两之多。他把所谓逋赋分成三类：()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个表报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状元徐元文在内，说徐元文的家属不缴丁银，不纳田赋。(这徐元文并非坏人，坏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学。)
顺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税收有银子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包括田赋的折银在内)与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了康熙中叶，在打平吴三桂、接收了吴三桂所割据的云贵地盘以后，税收仍不过是银子二干六百三十多万两与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虽则多出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以一两抵粮食一石(当时的平均价格)来估计，所多出来的不过是二百五十万两而已。康熙的积年整顿，可谓白费心力。
康熙除了丁银与田赋两项收入以外，尚有盐税二百七十万两左右、关税二百万两左右。但是所有的税收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两而已。
他本人竭力俭省，把宫廷的开销减到最低限度。他说，明朝末年宫内每天要花费一万两银子，他一个月只准内务府花五六百两银子，加上各项赏赐，也不过是一千两左右而已。明朝末年宫内烧木柴，要烧二千七百八十几万斤，他只烧了六七万斤。明朝末年宫女有九千人，太监尤多，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军政各费，他也管得很紧。治河不得不花钱，靳辅用了二百多万，很值得。
最花钱的，自然是几次战争。打吴三桂及其孙子吴世璠，一定花了极多的钱。三次亲征噶尔丹，与用兵西藏，也开销了不少。
康熙年间，每年经常费的支出共有多少，史无明文。我们仅知道，在乾隆三十一年，是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以上。这个数目，并未包括直接支付兵士与旗人的粮食，与每年八十万两左右的河工维持费。换句话说，中央的岁出，超过四千万两。
康熙比乾隆俭省得多，但无论怎样也得花上银子四千万两左右。日本的历史家稻叶君山，说他每年应该有四百万两左右的不敷之数。他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岂不是要负债到两万万四千四百万两吗?
然而事实上他不仅不负债，反而存了不少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存得五千多万两。
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他卖官鬻爵，卖了三年也不过卖得两百多万两银子。(出钱的人，可以不经考试而列为秀才，称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称为“捐班”，知县是官委的县长。)
康熙另有一个财源：铸钱。顺治元年(祟祯三十七年)，多尔衮便已在北京用铜铸钱。每一个铜钱，用三分红铜、七分白铜，重量合为库秤一钱，称为一文。顺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钱二分；顺治八年，提高到一钱二分五厘；其后又提高到一钱四分。每一百个铜钱，规定等于银子一两。政府发薪饷与收丁粮，一律以“银三钱七”搭配。
康熙元年，鳌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顺治通宝”钱照旧行使外，发行新的“康熙通宝”钱。元年以后，每年均加铸若干“卯”。一卯是一万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间每年铸钱的数量和顺治元年一样：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于多了四十三万二千两银子的岁收，除了铜料与工资，也可以略为弥补岁入不足之数。
此外，康熙还有“意外”的收入。鳌拜、蔡毓荣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来的财产很可观。吴三桂在云南也替康熙留下极多的金银财宝。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够常常对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他也常常一笔勾消老百姓若干年来的欠税，小予追收，据张鹏翮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丁粮(沿称“钱粮”)，共达一万万两以上。 康熙而且“轮免”了天下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这三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省区的丁粮。(他生平羡慕汉文帝之曾经普免天下赋税，颇想在历史上也留一个美名。) 这么一来，中央的仓库岂不是要短收几百万石粮食与几千万两银子？他认为中央的仓与库，已经收藏了太多的粮食与银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粮食容易坏，自不必说(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仓中的“陈粟”提出四百三十几万石作为兵士的额外之赏)。银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启封“旧”的“元宝”(每一锭元宝，净重库秤五十两)，然后启封新的元宝，可见库中的元宝极多。(他曾经命令各省存一些银子在省库，不必解到中央的库。)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赋。换句话说，他把全国丁银的总数，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数字上。这是自动减低政府的岁收，可谓史无前例。同时，这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后户口统计的确实性。
果然，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便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婴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跃而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万万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间相隔，仅有五十三个年头。
再过五十五个年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数字又进了一步．跳出三万万的大关：有三万万零一百二十六万零五百四十五人。 这些数目字，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至少充分表明了一种趋向。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把康熙所固定的丁银，归并在并未固定的田赋以内，不再分别征收，以省手续。每两银子的田赋，摊收一些丁钱；各省各地的摊法不同，少的仅摊一分、两分，多的摊到七八钱，普通是每两田赋摊丁银一钱。
于是，田赋因垦田总数增加了很多，丁银的实收之数也就跟着田赋的实收之数而增加，大失康熙原意。
《细说清朝》四六、佞幸成群
康熙是清朝最好的皇帝，于老百姓有利的事，凡是他所能看到或听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做得不彻底，或是做而毫无实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完全不怪他。
我们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一)明朝以来，中国官场贪污鬼混的积习太深；(二)当皇帝的无法亲自料理全国各地的事，必须假手于大小官史，官吏把事情弄糟，决不是皇帝希望他们如此。 我们也不能完全不怪康熙，因为说到最后，坏官足谁任用的呢？
康熙的为人，失于宽厚。宽厚本是美德，然而普通的人可以尽量宽厚，作一个忠厚长者；当皇帝的便不应该一味地宽厚，让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弄得国家没有纪纲。
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是叶赫部金台什的孙儿，牛录额真(佐领)尼雅哈的儿子，幼年在宫中当侍卫，与康熙颇为亲近(年龄比康熙大)，其后升至内务府的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调任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索额图主张慰留，明珠附和康熙本人的意见，主张下旨准撤，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康熙对明珠特别喜欢，到了康熙十六年的时候，把他升任为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候，索额图是保和殿大学士(受任于康熙九年)。索额图在打平吴三桂的战争之中，功勋甚高，是康熙事实上的参谋总长(当时没有这个官职)，明珠排挤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因病辞职。康熙改任索额图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于康熙二十五年调他为“领侍卫内大臣”，于康熙二十八年派他负责与俄罗斯办外交，和俄使果鲁囫签订《尼布楚条约》。
明珠在把索额圈挤出内阁以后，大权独揽，当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当到康熙二十七年，才被佥都御史郭琇弹劾下台。
明珠的最得力的走狗姓余，叫做国柱。这余国柱籍隶湖广大冶，是顺治九年的进士，被明珠提拔，由兖州推官(相当于地方法院法官)，历升左副都御史、江宁巡抚、户部尚书，一直到武英殿大学士，与明珠在一处办公。
郭琇说，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等位置有了缺，余国柱和其他的明珠私人，便“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结果是，明珠的财产，堆积得像山一样。
明珠不仪“卖缺”，而且钳制言官。所谓言官，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以下吏、户、兵、马、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以及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等。凡是新的言官，在上任前后，必定被明珠找来“订约”，叫他们答应凡是向皇帝上奏章，事先必定把稿子拿给明珠看。
明珠犯了如此大罪，康熙仅仅把他免去大学士之职，“不忍加罪大臣”；不久以后，又发表明珠为“内大臣”，仍旧放在自己身边。康熙的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是他生平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一个“小人”。在明珠被黜之时，他也被罢免，带了宦囊到江宁(南京)去住家，盖漂亮房子，开大商店，恬不知耻。被一个给事中何金蔺加以弹劾。康熙下圣旨，将余国柱逐出江宁，逐回大冶原籍。至于余国柱所贪的赃，康熙却从宽发落，并不追缴。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殿试第一榜第三名，一甲三名进士)，蒙明珠提拔，由翰林院编修受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案子，康熙派人去查，查出张汧托人带银子到北京去行过贿。张汧被押解来京受审，供出行贿的对象是徐乾学。于是康熙准徐辞去刑部尚书，却仍叫他“领修书总裁事”。修些什么书呢？“大清一统志”一类东西。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他，说他“乘修史为名，出人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权纳贿”。康熙根据所谓“部议”，以为许三礼所弹劾的并无证据，将许三礼骂了一顿。徐乾学自己似乎有点惭愧，向康熙请准离开北京，带了编书的资料，回昆山老家。回昆山以后，他与巡抚洪之杰勾结，照样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也收了嘉定知县闻在上的银子，被闻在上供了出来，案子闹到康熙那里。依照法律，徐树敏应该以绞刑处死。康熙却下旨免绞，叫徐树敏罚款了事。
和徐树敏同时接受嘉定知县闻在上贿赂的，是江南娄县(松江)人王鸿绪。王鸿绪这人也是明珠一党；也是正途出身，曾经考中康熙十二年的“榜眼”(一甲二名进士)，于康熙二十六年受任左都御史。关于王鸿绪受贿的事，康熙也只是追缴赃银而已，不予深究；那时候王鸿绪正在家乡“丁忧”(按照当时的规矩，做官的人父母死了，必须在家居丧闲住)。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仍旧将王鸿绪重用，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经筵讲官”(向皇帝讲解古书)；次年，又调他作户部尚书，管钱。作了将近一年，因建议立胤禩当太子，得罪，才被免职。其后，他骗了万斯同所著的明史，诈说是自己写的，进呈给康熙，康熙大为赞赏，又在康熙五十三年把他召来北京，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太喜欢文人，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最无行的一个文人，是高士奇。这高士奇是钱塘(杭州)的穷秀才，字写得很好。到北京钻了明殊的门路，当了康熙的“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得翰林院的正式的少詹事。他和王鸿绪勾结在一起，向各省的督抚、道、府、州、县，与在京的大小官吏，收取“平安钱”，保险不在皇帝的面前说坏话。于是，穷秀才变成大富翁，在北京有四十几万两银子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十万亩)左右的良田，盖了一个大花园在西子湖边。郭琇在康熙二十八年弹劾他，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将他免职了事。其后，康熙又在康熙三十三年召他回京“修书”；过了三年，叫他以詹事府詹事的官衔，回籍“养母”；康熙四十二年南巡，还到了他的花园住宅盘桓一番。
《细说清朝》四七、祸起萧墙
康熙让明珠引进许多佞幸，又让他挤走索额图，其后明珠被郭琇弹劾得无辞可辩，康熙仍旧把他留在身边，当“内大臣”，真是大错特错。
明珠这人小有才，懂得顺从康熙的喜怒，是佞幸之中最佞幸的一个。他也许对太子胤礽本无成见，但为了对付索额图，就先对太子胤礽下手。因为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是索额图的侄女。
康熙在康熙十一年叫索额图担任“太子太傅”。那时候，太子胤礽还不曾出世(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所谓“太子太傅”，在当时原不过一个“加官”(虚衔)而已。
孝诚皇后在生下胤礽的一天，不幸崩逝。
康熙皇帝对胤礽甚为怜爱，在胤礽才有一岁又七个月的时候，便正式册立为太子。康熙自己教他识字，又请了张英与李光地、熊赐履等人当他的老师。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并请了汤斌与耿介分任詹事府的詹事与“少詹事”，当太子的辅佐。
汤斌与耿介均是不肯附和明珠的人，明珠在康熙面前常说他两人的坏话，于是干了不到一年，耿介辞职，汤斌气死。
胤礽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之中，虽不是最能干的一个，却不能不算是最好的一个。他把满、汉文字均学会了，骑射也懂一些，在康熙于康熙三十五年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之时，他留京“居守”，处理各部院的奏章，尚无错失。
康熙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到宁夏去(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胤礽又居守一次。这一次，为了几件小事，触怒了康熙。 哪几件小事呢？(一)动手打了平郡王讷尔素、见勒海善、镇国公普奇。(这几人是否该打，待考。)(二)夺了蒙古人进贡的马。(三)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勒索包衣下人(但这凌普是康熙自己任命为内务府总管的)。
次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在八月间出去行围(打猎)，中途皇十八子胤祄【xie】生病，滞留在拜昂阿，康熙回銮去看这八岁小儿的病，太子胤礽也去看。康熙说，胤礽毫不关心弟弟的病，而且“每夜逼近布城(皇帝帐篷)，裂缝窃视”。康熙又说：“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其实，胤礽窃视，未尝不是关心父亲康熙是否忧戚过度；至于胤祄的生死，康熙自己也说过：“区区稚子，有何关系？”)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继续“行围”，太子胤礽与皇长子胤禔【zhi】均在身边。这月十六日，康熙召集王、大臣，宣布太子的罪状，边哭边说，说完自己倒在地上，当场把胤礽废了，交给胤禔看管。
太子的罪状，除了上述的几件小事之外，是图谋为索额图报仇。
索额图是五年以前(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以“妄行议论国事”的罪名，被康熙逮捕的，不久便死在牢里。索额图死了以后，他的罪名渐渐地由“妄行议论国事”，扩大为“密谋大事”。果真是“密谋大事”，又何致仅仅被处拘禁而已？
至于说，太子胤礽想为索额图报仇，更是冤枉之至。这显而易见，是明珠一班人的口吻。以圣明自许的康熙，竟然轻信谗言。
最倒霉的，是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与阿尔吉善，和胤礽的两个格苏尔特(侍从之官)哈什太与萨尔邦阿。这四个人在太子被废之时，一齐砍头。
康熙废了太子以后，回到北京，觉得太子由皇长子胤禔一个人看管还不能放心，加派皇四子胤禛共同负责。这皇四子胤禛便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贝勒，次年晋封为雍亲王。
皇长子胤禔这时候是直郡王，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妃子，姓纳喇氏。皇四子胤禛的母亲也只是一个妃子，姓乌雅氏。
胤禔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当太子，却也要与太子胤礽作对，雇了一个喇嘛巴汉格隆，用邪术咒得胤礽发疯(是否真发了疯，也待考)。在胤礽被废以后，他向康熙建议两点：(一)皇八子胤禩，有帝王之相，不妨立为太子；(二)皇上如果想杀胤礽，不必亲自动手，有人肯做。
康熙听了大怒，吩咐把这胤禔也关起来。从此，康熙对皇八子胤禩也有了成见。
原来明珠所想捧的人，正是胤禩。明珠曾经叫王鸿绪正式保荐胤禩，碰了康熙的钉子。然而康熙似乎始终不知道，明珠是太子问题的幕后之鬼。
皇八子胤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母亲叫做良妃，姓卫，汉人之女，出身不明。(小说家许啸天在他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上说，康熙夺了一个布店老板卫光辉的有孕之妻，称为卫妃，生下雍正。)胤禩此人颇有才干，倒是雍正在“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的。 康熙在废了胤礽以后，把内务府总管凌普免职，抄家；任命胤禩“署内务府总管事”(代理内务府总管)。
朝中的若干大臣如阿灵阿与鄂伦岱之流，以及若干皇子如胤禔及胤禟、胤珴、胤禵，是一向与胤禩要好的：他们见到胤禩荣膺要职，均以为康熙有立胤禩的意思。至于，看出胤禩有帝王之相的相士张明德，则高兴得得意忘形。
谁知不到几天，康熙查出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礽”，再度发了雷霆之怒，把胤禩免职锁拿，同时把相士张明德与曾经被胤礽打过，而确是阿附胤禩的镇国公普奇，一并交议政王大臣审理。
议政王大臣审理以后，胤禩被革去见勒爵位，成为“闲散宗室”，张明德凌迟处死，普奇也革去公爵。
康熙在接连惩罚了三个儿子(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以后，颇为后悔。不久便又释放胤礽，叫他住在咸安宫，也恢复了胤禩的贝勒之爵。(皇长子胤禔，则一直圈禁在家里，不曾释放，于雍正十二年病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十日，康熙重新把胤礽立为太子。将近四年以后，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却又把他废了。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潛通消息。(明珠在康熙四十七年已死，与太子此次被废的事并无关系。)
康熙叫胤礽仍旧住在咸安宫，但不许出去(禁锢)，也不许与人往来。康熙说，“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为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这分明是说胤礽已经成了疯子，但是康熙又接着说他不是得了神经病，而是交了坏朋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三年以后，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胤礽不耐烦被“拘制”的生活，用矾水写隐形文字，托一个医生带出去，和那位被他打过的普奇通信。似乎是叫普奇运动朝中大臣，举他自己为大将军。结果，普奇又吃苦头。
过了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青海的)西宁，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驻扎成都，以对付派兵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
胤禵的行情，一天一天地涨，胤礽的行情，便一天一天地落下去。然而朝中仍有若干大臣，对胤礽不忘情，想劝康熙回心转意，三度立胤礽为太子。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时候，大学上王棪和陈嘉猷等八个御史，先后上书，请康熙早立一个太子，不敢提起胤礽的名字。他们的奏章，被康熙搁起，不予批答。
次年，翰林院检讨(“检讨”比编修低一级)朱天保鼓了勇气，说出胤礽的名字，请康熙考虑。康熙把朱天保杀掉，也杀掉与他同谋的副都统戴保。男三个同谋：朱天保的父亲(侍郎朱都讷)，与副都统常赉、内阁学士金宝，枷首示众。还有一个同谋，“都统衔”齐世，交宗人府幽禁。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在万寿节(康熙生日)的一天，那位碰过软钉子的大学士王棪，又拼了老命，约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请皇上立一个太子。康熙很生气，罚王棪与陶彝充军。王棪年纪大了，不能去；康熙叫他的一个儿子代去。
胤礽就这样永久被禁锢在咸安宫。
康熙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去世，继位的不是胤礽，也不是胤禩，而爆出了一个冷门：皇四子胤禛。
胤禛自己说，康熙在临终之时当面指定他继承帝位。别人说，康熙留下了一个条子，交给国舅隆科多，条子上面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这隆科多与胤禛勾结，把“十”字改成“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胤禛即位以后，不释放胤礽，而封胤礽的儿子弘哲为“多罗”理郡王。他重用皇八子胤禩，封他为和硕廉亲王，叫他与皇十三子胤祥(封为和硕怡亲王)及大学士马齐，共同“总理事务”。
《细说清朝》四八、贤士在野
康熙在血统上，一半是满人，一半是汉人(母亲姓佟)；在文化上，他只是一小半为满人，而一大半为汉人。四书他完全念过，五经与二十一史他也约略有所涉猎。朱熹及其弟子所撰的通鉴纲目，他批阅得相当仔细。朱熹的哲学，是他生平所最佩服的。
他颇以振兴朱学为己任，叫左右编印了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又在康熙五十一年下旨，把朱子的牌位放进孔庙，配祀孔子。从此全中国想做官的人，都把精力花在朱子的书上，套用朱子的话与朱子的思想，写他们的八股文。
真正而纯粹的朱学，在清朝反而几乎成为绝响。太子胤礽的两个辅佐詹事汤斌与少詹事耿介，是讲学于辉县夏峰的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算得上是一个儒者，但无所偏袒于朱熹与陆九渊之间。曾国藩与罗泽南、倭仁、李棠阶等少数人，在修养的功夫上，很得力于朱学；除了曾国藩等人以外，便根难找到实践朱子的教训的人了。
明朝几百年的学风，以王守仁(阳明先生)的一派为主流。王的思想与陆九渊相近，而创见甚多。王门的殿军刘宗周(戢山先生)，生平着力子“慎独”二字。他是浙江绍兴人，万所二十九年的进士，在明熹宗朝中以刑部主事(科员)的地位，弹劾过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后来，在庄烈帝(崇祯)朝中，他又以工部左侍郎的地位，反对误国的大学士温体仁；庄烈帝革了他的职，不久又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主张杀另一个误国的大学士杨嗣昌，又主张释放姜埰与熊开元两个“言官”，被庄烈帝再度革职。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先后弹劾马士英与悍将高杰、刘泽清。等到阮大铖作了兵部侍郎，他看见势无可为，请假出京，住在杭州。杭州入于清兵之手。他绝食二十天而死。
在他的门人之中，以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梨洲先生)的成就为最大。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也是王阳明一派的硕儒，于明熹宗时当过山东道御史，弹劾魏忠贤三次，其后与杨涟、左光斗一同被害，死在牢里。
黄宗羲在庄烈帝即位以后．到北京为父诉冤，恰好庄烈帝已经把魏忠贤明正典刑，黄宗羲便杀了当年在牢中害死父亲的两个狱卒，也用锥子锥伤崔应元等几个魏忠贤的余党，拔掉崔应元的胡须，拿回余姚，放在祠堂里的父亲牌位之前。
福王在南京即位，黄宗羲至南京有所建议。被阮大铖捉住，与顾杲关在一起。罪名是，他们两人在北京沦陷以前，曾经集合一百四十个书生，写了一个“留都(南京)防乱揭”，宣布阮大铖阿附魏忠贤，出卖“东林”的罪状。所谓“东林”，本是无锡一个讲学的书院，主讲的入是顾杲的父亲顾宪成。阮大铖也在该处听过讲。听讲的人极多，不免议论时政，魏忠贤恨他们，称他们为“东林党”，杀了他们中很多人。
南京被清军拿去以后，顾杲与黄宗羲从监狱里逃出。顾杲回无锡起兵抗清，被不认识他的乡下农民杀了。黄宗羲参加鲁王的阵营，以三千精兵经营海盐一带，又在宁波四明山扎过寨，而且到日本去乞过师。鲁王失败以后，他回余姚养母，著书授徒。
在他所著的书之中，以《明儒学案》与《明夷待访录》为最重要。《明儒学案)是一部明朝的儒家哲学史，其中有简单的传记，与各家语录的摘要。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明夷待访录》是他本人的哲学，包括若干篇论文，以“原君”与“原法”两篇为最精辟。
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兼及于政治。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均私淑于黄宗羲。万与全均是鄞县人，章是绍兴人。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
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黄均坚辞。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送进皇宫，以便拜读。黄也很有礼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是昆山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后，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其后也追随鲁王，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鲁王失败，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图谋复国，在山东、山西、陕西，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
他留下给我们以《天下郡国利病书》《隐学五书》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学五书》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日知录》是考据的杰作，
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陆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不研究。因此，他想纠正风气，大声疾呼，要读书人研究经学，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原因是文字之狱。不过，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
他的治学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他不说空话，每说必有根据，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第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他也即刻删去。第三，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比黄宗羲还要高。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但规模、系统均不如顾。就治学方法而言，黄比顾更逊一筹。
与顾、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终身不事二姓的，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汤斌、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有陕西墿厔人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颙注重苦行，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寻求父亲的遗骸。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他也应邀到过江南，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在野的“遗才”。有人荐举他，他称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绝食，宁死也不肯入京。其后，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见他，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将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与《二曲集》带去，送给康熙。
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巡按张振孙)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南京陷清后，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他抗辩不屈，继以绝食，结果被释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他在看见“大清门”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两泪直流，于是又被抬回家乡。康熙这时候，已经特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家以后，仍以“民”自称；凡是称他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写字、画画、作文都很好；也很懂医道。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
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一直到死不肯剃发。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反对王守仁(阳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赞成朱熹，而远宗北宋的张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就这一点而论，他可算是戴震(东原)的先驱。
他著有《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他的见解。虽则有时不免主观，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
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又天天射箭、练武。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顾祖禹，是《大清一统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希望后世的“欲有事于天下者”特别注意，言外之音，跃然纸上。
此外，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广阳杂记》的刘继庄(字献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极有研究，也颇深入于数学、火器、农桑、地理、法律、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他是大兴(北京)人，祖籍吴江，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生平行踪诡秘，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大清一统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他所佩服的，只是金圣叹一人。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喟，是长洲(苏州)的一个秀才，批过《水浒传》与《西厢记》。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到孔子庙里哭，被抓去砍头。 当时，苏州有一位举人，姓徐名枋，是大书画家。明亡以后。他不见任何宾客。汤斌来看他，在客厅里坐了许久，他始终躲在书房内，不肯出来。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死前吩咐家里人说，“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后，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徐枋与汤斌、宋荦并无仇怨，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