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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虞云国)
史学何用？
若有人问，学史究竟有什么用，能否立竿见影地为增加GDP作贡献？我总有点心虚气短。尽管我会告诉他：史学是一种无用之用，读史可以明智，有助教化。明智包括诸如资治、垂训、借鉴、参考等方面，教化则主要是对人格情操的陶冶，增强历史责任感。
但是，实现史学的这些社会功能，对一般读者而言，既不可能让他们去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前沿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阅读教科书式的历史读物。社会民众需要历史学者为他们提供一种既能触摸历史又能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旧史学主要在三个路向上着手：一是历史的蒙学化，例如题名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等；二是历史的故事化，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三是历史的通俗化，例如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历史通俗化过程中的史话体。章节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个别细节还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说体摸索着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还没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说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说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他的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说，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说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说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过程中，深感细说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说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说》，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说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说》，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没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设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说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历史内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说：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历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说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说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说，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说”当然不是什么都说，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说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说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历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历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细说体所谓的历史感，不仅仅指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更是指所评议的每一句话都应有历史的眼光。在信史中求史识，这是细说体的理想追求。
总的说来，历史学者在普及化方面的回应，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先有影视小说类“戏说”乘虚而入，后有文学教授品读历史的越界飞行，几乎平分了历史故事化与历史通俗化的园地。如今，黎东方及其续作者的讲史，是历史学者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也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马先醒认为：“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是否“不二法门”，不敢断言，但你读后肯定会说：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讲史体裁在呢！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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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虞云国)
《细说三国》
三国时代，短短几十年，人物有趣而出彩，事件波诡而云谲，一部《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又让其中的人与事家喻户晓。故而自宋代有瓦子勾栏以来，“说三分”可以说是最容易讨巧，也是最容易砸锅的事儿。黎氏讲史是以说三国起家的，其当时风头之健，也许盖过当今如日中天说三国的那一位。前辈史家唐振常以为黎东方才“是真正的说三分”。是否如此，暂不置喙。但我却建议读者诸君，权当一回评委，把《细说三国》与《品三国》对读一过，在你的阅读体验上且让关公战一次秦琼，然后请给两位参赛者亮分！
《细说元朝》
我有时纳闷：元朝与清朝，同是少数民族做了统一王朝的主子，何以后人对满清帝王故事如数家珍，对蒙元人物典故却孤陋寡闻。作者自道甘苦云：“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真是知根知底的肺腑之言。一般读者对蒙元的历史，除了伟大领袖表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恐怕所知也不多。再刨根究底，关于成吉思汗，除了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所知几何，恐怕也是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本书有一半的篇幅讲成吉思汗，读来十分过瘾。当然，黎氏对蒙元的其他大汗与皇帝，对蒙元的典制与文化，也要言不烦，恰到好处，颇见史家剪裁之功。此书在《黎东方讲史》中也许难称白眉，但在迄今为止关于蒙元的通俗读物中无疑是翘楚。
《细说明朝》
在黎氏讲史系列中，此书的受欢迎度似乎不及《细说清朝》。但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故而在此书中，就明代制度，一气细说了十四个题目，深入浅出，最见识力，也颇有助于对黄仁宇所谓明清是第三帝国的把握。若说本书的不足，一是万历以后草草收场，让人有行色匆匆的遗憾；二是明代文化略欠兼顾，小说、戏曲在明代可是大放异彩的啊！听说《明朝的那些事儿》走红以后，也带动了此书的销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浓墨重彩地占了本书的一半，就精彩程度也足以与当年明月之辈一比高下。
《细说清朝》
虽然“细说体”之实，在黎氏卖票开讲《新三国》时已经存在，但以“细说”命书则此为首部。胡适正是读了此书，才劝他把历朝历代细说一番的。此书部头最大，甫一问世，读者就“许为可读性颇高”，因而风头也最健。作者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康熙宽，雍正狠，道光吝，也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他又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治绩最著，在位十三年甚至胜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清宫戏接二连三，未有尽期，这部书的印数也节节攀升。人们在看了“戏说”以后，总想听一听历史学家的“细说”。作者自序说：“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这无异于向读者承诺：所有细节，有假退货！
《细说民国创立》
每一个史家，对当代史的撰述，都有一亲芳泽的念想，成功与否，另当别论。黎东方也心存此梦，此书自序是理解他的重要文字。对当代史，出于利害忌讳，史家往往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黎氏引孔子“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的名言后说：“现代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不仅俨然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字里行间也不难掂量出他作为“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为撰此书，他不仅泛览当代的文献史料，还学太史公，躬自访问事件的亲历者，在诸书中可谓用力最多。但吃力未必讨好，他的秉笔直书与时风不协，因而被主流史学排挤到边缘，原打算写四部，第一部只写到民国建立，就戛然而止，倒像是《细说清朝》的煞尾。对黎氏颇为自许的名山事业，后人也只能通过此书来管中窥豹。读后，你也许会不满足，但对他的努力却不能不尊重。
《细说秦汉》
这是一部合成书一是《细说秦汉》的残稿，二是《楚汉战史》的移植，三是《新三国》的摘编，都出自黎氏的手笔。摘编《新三国》的部分，原来是黎东方说三国的讲辞大纲，虽与后来成书的《细说三国》略有重叠，但因是“细说体”的发轫之作，倘能两下对读，最能揣摩黎氏史学与时俱进的轨辙。将黎氏的三片瓷垩成一件精品的，是秦汉史专家王子今。他自谦是狗尾续貂，但倘若读完全书，你会觉得几乎是严丝合缝，一气呵成，不得不由衷钦佩他的修补功夫实在了得。秦汉是黄仁宇所说的第一帝国时期，此书自不能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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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说书人
只听那人说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何日金兵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
以上是《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郭啸天与杨铁心在小酒馆听的一段书，流亡江南的说书人连说带唱，讲了岳爷爷韩爷爷抗金的一段历史。有讲者、有听众、有场地，说书的三要素就具备了。说书这种形式到了近代，就更名换姓，叫做通俗讲史。而说书人里的名角，远有黎东方，近有易中天。
民国搞通俗历史的，以蔡东藩名气最大，与他同时代的黎东方名声稍逊，但黎东方最大的亮点，是他以留洋大教授身份，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民国时期的“易中天”。黎东方与易中天，走红方式与走红速度极其相似，只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让重庆的大礼堂变成了央视的大讲坛。
但如果把黎东方称作“民国时期的易中天”，我估计黎东方会老大不高兴，他是地道的学院派，将他与易中天“比翼”，保不准让他有“耻居君后”之慨呢。黎东方讲三国，那是历史，易中天品三国，那是说书。黎东方是通俗讲史人，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毕竟不能混淆。
百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这个行当，除了上述几人，黄仁宇和吴思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忘记的。黄仁宇是严肃历史学家，但他的《万历十五年》，有历史著作之精深，却也有说书之神韵，提升了通俗历史的品质，也启蒙了一批通俗历史写作爱好者。吴思不用多说被不少写手尊为近年通俗历史的教父，如果不按水准，只论学术贡献与传播贡献，蔡东藩、黎东方、黄仁宇、吴思、易中天，不知是否可算得百年来“通俗历史五虎将”？
这五人里，黎东方最少人知道，所以作文以记之。(□潘采夫/文)
黎东方以历史教授、文化名流之尊，开馆卖票讲三国，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左一为黎东方，右一为胡适。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近日，《黎东方讲史》完整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黎东方的细说历史系列共有9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其他学者补写。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邀请黎东方赴美，到她主办的《亚细亚》杂志做事。黎东方欣然应允，但未及赴任。1947年9月，黎东方就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黎东方短暂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又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黎东方和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同创立了南洋大学。1955年3月，黎东方到了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台湾文化研究所史学门主任。
六十年代，黎东方把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台湾的报纸上连载，再次掀起公众读史热潮。黎东方的“细说体”也在这时被看做历史写作的新体裁，其标志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细说体”著作《细说清朝》。钱穆称赞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胡适读后则力劝黎东方把中国通史都“细说”一遍，于是便有了后来陆续出版的《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等书。
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指出，在黎东方之前，人们普遍阅读的历史读物是以蔡东藩为代表的“演义体”，或是传统的“二十四史”体裁。而黎东方的“细说体”和上述二者都不同，他不分章节，所有内容完全并列，但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也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虽属通俗历史读物，但对作者的史学水准要求很高。“黎东方把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根据叙事的需要分别命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古人的纪事本末体的一个成功改造，作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
4、东方朔，汤因比
1963年，黎东方又前往美国任教，聘他授课的有威士康辛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等校，其间他曾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授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的比较研究课程，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注：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除了“细说”系列，黎东方的史学著作还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等数十部，以及大量英文译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东方“细说”系列的五本横排简体字版，这使定居美国加州的黎东方深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写齐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九旬高龄的黎东方开始继续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完成。1998年12月30日，黎东方一睡不起，无疾而终。
黎东方的5本“细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用简体字出版过。黎东方逝世之后，出版社约请黎先生的高足陈文豪整理了黎先生的《细说秦汉》，并请大陆学者王子今补写了所缺章节，又约请上海学者沈起炜、赵剑敏、虞云国撰写了《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构成了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黎东方《细说清朝》内容介绍
本书是“黎东方讲史丛书”之一，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图书目录：
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
序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原版《小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 先说一个大概
二 皇帝的祖宗
三 他们搬了家
四 死于非命
五 努尔哈赤报仇
六 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七 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八 帮他四面征讨
九 打下一片江山
一○ 建立汗国
一一 以“七大恨”告天
一二 大胜明军于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布达里冈
一三 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
一四 在宁远遇到对手
一五 皇太极得了汗位
一六 皇太极汉化程度颇深
一七 对袁崇焕试战
一八 西征察哈尔
一九 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二○ 降服祖大寿
二一 活捉洪承畴
二二 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二三 多尔衮颇有嫌疑
二四 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二五 压下豪格
二六 扫荡李白成、张献忠
二七 掳福王
二八 奈何不了鲁王
二九 重用降臣
三○ 削平闽、粤
三一 自称皇父
三二 死后遭受清算
三三 顺治年少有为
三四 李定国支持残局
三五 郑成功坚持抗清
三六 顺治出家之谜
三七 鳌拜弄权
三八 吴三桂叛清
三九 绿营立功
四○ 对俄和战
四一 征讨噶尔丹
四二 出兵西藏
四三 治河
四四 通漕
四五 理财
四六 佞幸成群
四七 祸起萧墙
四八 贤士在野
四九 雍正之狠
五○ 彻底集权
五一 被准噶尔击败
五二 盖棺而栗论定
五三 乾隆这个人
五四 第一个十年
五五 大小金川
五六 消灭准噶尔
五七 大小和卓
五八 香妃
五九 控制西藏
六○ 补记朱一贵
六一 林爽文起义始末
六二 总论十全武功
六三 巨蠹和砷
六四 《四库全书》
六五 乾嘉学人
六六 嘉庆皇帝
六七 白莲教
六八 天理教
六九 内忧外患
七○ 道光皇帝
七一 律劳卑之死
七二 义律连升三级
七三 鸦片问题
七四 鸦片战争
七五 《南京条约》
七六 虎门、望厦、黄埔
七七 澳门事件
七八 鸦片畅销
七九 上海走运
八○ 粤人抗英
八一 焦亮(洪大全)
八二 洪秀全
八三 杨秀清
八四 石达开
八五 李秀成
八六 华尔、白齐文、戈登
八七 太平天国残局
八八 略论咸丰
八九 曾国藩
九○ 编练湘勇
九一 抑制王龛
九二 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九三 夺回武昌
九四 冲过田家镇
九五 打不下九江
九六 分兵回援武昌
九七 苦守南昌
九八 丁忧回籍
九九 转败为胜
一○○ 东山再起
一○一 围攻安庆
一○二 节制四省
一○三 攻破南京
一○四 天国插曲
一○五 捻
一○六 杜文务
一○七 东干
一○八 新疆
一○九 补叙咸丰外患
一一○ 辛酉政变
一一一 同治中兴
一一二 天津教案
一一三 马新贻案
一一四 湘军尾声
一一五 李鸿章
一一六 蒲安臣
一一七 对秘鲁建交
一一八 对日本立约
一一九 再度垂帘
一二○ 马加理事件
一二一 烟台条约
一二二 苦命皇帝光绪
一二三 甲午之战
一二四 《马关条约》
一二五 日本还辽取台
一二六 《中俄密约》
一二七 瓜分前奏
一二八 筑铁路的经过
一二九 门户开放
一三○ 百日维新
一三一 戊戌政变
一三二 义和团
一三三 八国联军
一三四 《辛丑和约》
一三五 慈禧的最后七年
一三六 清朝的最后三年
本书片段《黎东方讲史·细说清宫秘事》
●孝庄下嫁之谜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咯血而死。十六天以后，顺治皇帝的朝廷追尊他为成宗义皇帝。
他在死的时候，自称“皇父摄政王”已有两年。他以“皇父”的身份，而被追尊为皇帝，原无足怪。
这就牵涉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值得指出的是，皇太后当时并非鸡皮鹤发的老妪，而是三十一岁的少妇，比多尔衮还小一岁。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当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的母亲乌拉纳喇氏，被若干王子与大臣们逼迫自杀，殉葬。
十五岁的多尔衮与同母弟多铎，被皇太极收养，住在皇太极的宫里，宫里有二十八岁的“孝端文皇后”及十四岁的“庄妃”。这庄妃在十三岁之时嫁给皇太极，过了十二个年头未曾怀孕，到崇德三年才生下福临（顺治皇帝）。生福临的时候，她自己是二十六岁。多尔衮是二十七岁，皇太极是四十七岁。
皇太极暴死之时，多尔衮扶立六岁小侄儿福临，尊庄妃为孝庄太后。从此，他出入宫廷，毫无顾忌。
多尔衮对于自己的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不宠爱。王妃也不曾生下子女。
王妃在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去世，传说多尔衮之与孝庄太后结婚，即在此时。
我们也不妨假定，多尔衮并未与太后结婚。那末，为什么他要把“迎娶朝鲜公主”的事秘密进行，说是“出关打猎”呢?
●顺治出家之谜
在清朝这一边，顺治皇帝在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死。
传说他不曾死，而是“装死”，借此隐姓埋名，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他留下一篇“遗诏”、九百五十八个字的洋洋大文，列举自己的十四大罪。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生病，或生了什么病，只淡淡地吩咐以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
顺治热恋过一位董鄂妃，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先他而亡。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说她“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又说她“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
顺治在自罪的遗诏中，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他追封她为“端敬皇后”。）
关于董鄂妃的美，顺治下了“婗静”二字的按语。这婗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子，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
董鄂妃于入宫以前，是顺治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子。博穆博果尔毫无功绩，照例至多封一个辅国公而已，突然在顺治十二年平步青云，被顺治封为亲王，可能是因为此时顺治对董鄂妃已有很深的好感。
她在未为博穆博果尔的妃子以前，是不是被清兵从江南掳了来的?她是不是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
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说，在辛卯年（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
吴伟业（梅村）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顺治出家的证据。清凉山是五台的最高峰。诗中点出了一个“董”字：“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但是这也可以解释成董鄂妃的董字。
“清凉山赞佛诗”的确是可以当作史料看：“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这“天降白玉棺”五个字，很值得特别注意。事实是：顺治的确有出家的意思，而且剃了头，但是未曾能够真的当了和尚，便死于天花。
●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子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子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剩下的，皇十子胤礻我，是康熙所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派他护送活佛哲卜尊丹巴一世的灵龛去喀尔喀。他走到中途，雍正下旨叫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便在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加一个“私自禳祷”的罪名，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
至于皇长子胤禔，早就在康熙四十七年被康熙禁锢在家里。雍正让他仍旧被禁锢着，不予释放。
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礻我，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雍正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去世。去世的一天，可能是丁亥日（二十一日），但《清史稿》说是己丑日。
在戊子这一天，鄂尔泰突然被召至圆明园。同时被召的，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
种种迹象，均显示这时候雍正并非“病危”，而是“已死”。死的时候，可能是丁亥日的深夜，或戊子日的黎明以前。
《清史稿》或其原始材料的执笔人，似乎有意遮盖雍正的“暴崩”，才说他在丁亥日“不豫”，在戊子日召见上列几位大臣“入受顾命”，在己丑日“崩”。
民间的传说是，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关于吕四娘怎样行刺，却又有各种说法。一说是，她擅长剑术，用了飞剑割去雍正的头。另一说是，她混进圆明园当了宫女，或冒充宫女，在侍寝之时将雍正杀了。还有人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或另一剑侠用所谓“血滴子”，即装了许多小刀的皮口袋，套在颈上，抽紧袋口，把他的头连皮带骨取了走的。然后，在血滴子的里面浇上药水，皮肉骨血均化为乌有。
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家把雍正的棺材掘出来，看他的尸体有没有头，才能够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丁亥日以前，雍正身体很好，不仅没有病，而且有精神离开京城宫殿，到郊外的圆明园去小住一番。
他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尤其是不该把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剉尸，把吕毅中斩首，把吕氏一门的男子全数充军，女子全数“入宫”。民间的有关吕四娘的传说，未必是纯属虚构。
他对付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同父异母的几个兄弟、同父母的皇十四子胤禵，都十分残忍、过分。他为人作事太“绝”，其“不得好死”（倘若真是被刺而死），正是应得的报应。
然而，就大体而论，作为皇帝的他，却不能不算是颇足称道。他日理万机，孜孜不懈，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玩得少（从没有像乾隆那样大逛江南），当皇帝只当了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