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县(河北大名)有一个举人刘永锡，官居苏州府教谕，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他家中本属富有，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结果终于饿死。死前，他已租不起房子，住在一艘破船之中，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一)“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二)“白日坠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
其他饿死的志士，可考的很多。以当和尚为名，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物理小识》的著者)，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桐城人，崇祯年间的进士，当过永历皇帝的“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事败，作和尚，法名宏智。
最著名的两个和尚，是道济(石涛)与“八大山人”。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以后，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他们的本意，无非是“守志不屈”而已。
另一位宗室朱之瑜(舜水)，是一个秀才，生长在浙江余姚，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不成；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东京)，当上宾。
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原称博学弘儒科(于乾隆以后，因避乾隆之讳(弘历)而改称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博山、李颙、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考取的有五十人，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助修明史。
《细说清朝》四九、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珴、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剩下的，皇十子胤珴，是康熙所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派他护送活佛哲卜尊丹巴一世的灵龛去喀尔喀。他走到中途，雍正下旨叫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便在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加一个“私自禳祷”的罪名，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
至于皇长子胤禔，早就在康熙四十七年被康熙禁锢在家里。雍正让他仍旧被禁锢着，不予释放。
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禵，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皇八子胤禩于康熙未死以前，先后获得过大学士明珠及其儿子左都御史揆叙的支持。明珠死在康熙四十七年，揆叙死在康熙五十六年。他们两人之死，与胤禩之终于失败不无关系。
雍正极恨揆叙，于雍正二年不惜与鬼作对，追夺揆叙的官爵，下旨在揆叙的墓前立一个碑：“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另一个已死的胤禩之党、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也被雍正同时送了一个碑：“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阿灵阿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被雍正圈禁在阿灵阿的墓地，于两年以后杀掉。和阿尔松阿一齐在雍正四年被杀的，有正蓝旗汉军都统鄂伦岱。鄂伦岱这人是孝懿皇后(非太子胤礽之母)的叔伯兄弟，于康熙四十七年太子第一次被废之时，附和了一班主张改立胤禩为太子的揆叙、阿灵阿之流。雍正追算旧账，对鄂伦岱也毫不客气。
孝懿皇后佟佳氏，是康熙一生前后所立的三个皇后之一，只生过一个夭亡的女儿，没有生过儿子。康熙的其他两个皇后是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与无子无女的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康熙的妃子很多，其中有若干汉人，包括四个姓陈的、两个姓王的，也有姓高的、姓石的、姓袁的、姓张的、姓刘的、姓卫的，等等。胤禩是姓卫的(良妃)所生。康熙不肯立胤禩的原因之一，是这“良妃”出身微贱。
雍正的母亲也是一个妃子，叫做“德妃”，姓乌雅氏，是满人，护军参领(乌雅)威武之女，论出身似乎比“良妃”好一点。但是康熙却从无立雍正为太子之意。倒是雍正的同母弟、德妃的另一个儿子、皇十四子胤禵，康熙在最后几年似乎颇为属意，提拔为“抚远大将军”，希望他先在青海、西藏为国家立一些功，取得声望。
这就引起了雍正的嫉妒，伏下祸根。胤禵为人懦弱，并无多大野心。他一向拥护皇八子胤禩。倘若他懂得拥护自己的同母兄皇四子胤禛(雍正)，结局便不致如此悲惨。
皇三子胤祉原是拥护太子胤礽的。胤礽两次被废以后，他便存了非份之想，在家中养了两个策士陈梦雷与杨文言。陈梦雷帮他编《图书汇编》(古今图书集成)；杨文言帮他编《律历渊源》。这两部书均是康熙叫他编的。他字写得好，天文与数学也懂得一点，康熙对他相当喜欢，于是他因此也招了雍正的忌。
雍正即位之时，首先便将陈梦雷充军，剪除胤祉的羽翼。杨文言这时已死，否则也逃不了雍正的毒手。
雍正最凶狠的一着，是在对付胤禵与胤祉之先，把两人的儿子弘春与弘晟先行削爵拘禁，隔离起来，然后再对付他们本人。 另一个皇子、皇十二子胤祹，不曾参加甲、乙两派，并无得罪雍正之处，却因为康熙重用了他，叫他总管过正白旗的满、蒙、汉三军，又叫他担任满洲镶黄旗都统，雍正对他极不放心，于即位以后先封他为郡王，再把他降为贝子，又把他降为镇国公。这胤祹倒也聪明，终于获得了雍正的信任，在雍正八年又受封为郡王。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胤祥被他封为“怡亲王”，作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与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隆科多、皇八子胤禩同列。怡亲王胤祥对雍正鞠躬尽瘁，直到雍正八年五月病死为止。雍正谥他一个“贤”字；也送给过他一个匾：“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胤礼被他封为“果郡王”，先后充任理藩院的“管院大臣”(位在理藩院尚书之上)与工部、户部的管部大臣(位在这两部的尚书之上)，也叫他在西南各省巡阅过驻防兵(满人)，与绿营兵(汉人)．在中央主管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进封他为“果亲王”。他死时，是乾隆三年二月。
隆科多与年羹尧的下场，太比不上胤祥与胤礼二人了。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亲弟弟，与鄂伦岱是叔伯兄弟，可算是十足的“国舅”。雍正一向和他很亲密，叫他“舅舅”。鄂伦岱拥护皇八子胤禩，他拥护雍正。康熙绝命之时，只有他一人在御榻之旁。如果没有他“宣布遗诏”，雍正之获得皇位决不能如此容易。
那时候，他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有兵在手。雍正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他从理藩院调至吏部当尚书，叫他袭继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
到了雍正三年，他突然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他的儿子王柱也被免了銮仪使之职，发交他“管束”。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由“笔帖式”(书记)所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湖广巡抚。年羹尧本人是科班出身，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改庶吉士”(翰林)，当了翰林院检讨、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在康熙四十八年受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九年挂“平西将军”印，指挥岳钟琪等人打进西藏，击败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军官策凌敦多卜。次年，康熙升他为“兼理四川陕西总督”。
雍正即位以后，召还“抚远大将军”(皇八于)胤禩，叫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留待继任的延信到任。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延信到达西宁，雍正又改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叫年羹尧作“抚远大将军”。
这时候，青海的蒙古人首领是罗卜藏丹津(顾实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造起反来，年羹尧指挥岳钟琪加以讨伐，讨伐到雍正二年三月，将罗卜藏丹津击溃，肃清了青海全部。
十月问，年羹尧奉召进京，雍正赏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朝服上绣四个团龙的“补子”)，黄带、紫辔、金币。
谁知道，年羹尧回任以后不久，便在雍正三年二月为了奏疏上将“朝乾夕惕”的成语政写成“夕惕朝乾”，碰了雍正一个大钉子。到了四月，雍正免他的大将军与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到了十月，将他拿捕来京，赐死。
年羹尧被捕的时候，距离他妹妹之死，还不到一个月。
年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死后被谥为“敦肃皇贵妃”。年羹尧一向仗着有妹妹在宫中，又一向深荷雍正信任，免不了摆威风，乱花钱，参劾大员，提拔部下，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手握重兵，也引起雍正的疑忌，所以妹妹一死，他便垮了台。
在他被降调为杭州将军之时，许多受过他提拔的人纷纷说他的坏话，打落水狗。不说坏话的人极少，其中之一是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布政使是专管民政、财政的官)。雍正把胡期恒捉了，关起。
另有一位汪景琪，写了一部《西征随笔》，记载当年参加年羹尧戎幕的经过。书中对于年羹尧相当称赞。雍正把汪景琪抓来，斩首。
雍正的左右，有一位“侍讲”官，姓钱，叫做名世，写过几首诗赞美年羹尧平定西藏的功劳。雍正很生气，将钱名世革职，逐回浙江原籍，御书“名教罪人”四个字，叫地方官制成匾，树在钱家的大门之上。
汪、钱二人的案子，均不是正规的文字之狱。正规的文字之狱，在康熙之时已有。康熙在康熙三年杀过浙江湖州人庄胤城等七十几人。罪名是，庄胤城的已故儿于庄廷枬，曾经刻过朱国桢所写的明史，并且加了关于崇祯一朝的记载，其中有涉及建州卫的事。这七十几人包括庄氏全家，作序的人李哲言，被误指为朱国桢的朱佑民及他们的儿子。
康熙在康熙五十二年又杀了翰林院编修、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等几十人，捕了两百多人，罪名是戴名世写了一部《孑遗录》，记述明末三王的事。在被株连的人之中，有已故的《滇黔纪闻》著者方孝标。方被戮尸，方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处斩。
康熙是所谓“圣祖”，也作得出这样小气的事，可谓盛名之累。
雍正呢，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均略为宽大。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 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 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同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 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 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细说清朝》五○、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 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弃斩首。
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
他自从即位以来，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下五旗”开刀。他怎能听得进“广建诸侯”的一套说法?
所谓“下五旗”，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个旗。
与“下五旗”对称，是直属天在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
当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联络若干女真部落，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八个旗，每一个旗自有旗主。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
努尔哈赤很精明，把这八个旗，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终于自称“皇父”，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
多尔衮死后，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于是正白旗从此被“天子自将”，和正黄、镶黄一齐称为“上三旗”。
在谢济世与陆生枬二人向福彭与锡保大谈其恢复封建的主张之时，福彭正是镶红旗的旗主，而锡保正是正红旗的旗主。这怎能叫雍正不生气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他的父亲叫纳尔苏。纳尔苏的太太，是曹雪芹的姑母。纳尔苏的曾祖，是代善的大儿子岳托。
下五旌的旗主．在最初是 其后是
镶白：多铎
正蓝：莽古尔泰
镶蓝：阿敏
正红：代善
镶红：阿济格 多尔博一支的多锌子孙
多尼一支的多铎子孙
济尔哈朗的子孙
萨哈璘一支的代善于孙
岳托一支的代善子孙
锡保的爵位是顺承部王。锡保的祖父是勒克德浑。勒克德浑的父亲是代善的第三个儿子萨哈磷。这时候，其他三个“下五旗”的旗主，可能是：
镶自旗 辅国公塞勤
正蓝旗 信郡王德昭
镶蓝旗 简亲王神保住
这三人均不及平郡王福彭与顺承郡王锡保之重要。
本来，福彭的父亲讷尔苏，比福彭更有力量，曾经被康熙的太子胤礽殴打过，显然是皇八子胤禩的一党。雍正在雍正四年将他革去爵位，叫他的儿子福彭继承。
简亲王神保住的父亲雅尔江阿，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革去爵位的，和讷尔苏同时。
传说，曹頫[fu,tiao]是在雍正六年被抄家的，曹頫可能也是受了讷尔苏的牵累。
雍正从即位的时候起，便颁了“上谕”，禁止下五旗各旗旗主对担任政府官吏的旗员勒索。
他又把都察院的满洲人御史调派到八旗去，每旗二人，稽察一切。从此，各旗的内部行政，在实际上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的半独立主权，名存实亡。
过去，康熙也曾经以此一旗的旗员，充任另一旗的“都统”，但是当都统的多多少少要受制于该旗的旗主，与本人所隶属的一旗的旗主。
雍正却直截了当，以此旗的旗主兼充彼旗的都统，弄得彼旗的旗主无法抗衡。
康熙以来，除了镶蓝、正红两旗为济尔哈朗与萨哈璘一支的代善子孙所占以外，其余的三个下五旗(镶白、正蓝、镶红)常被插入若干新封的人，每一个新封的人总要占去一个参领(甲喇，等于五个佐领)，或几个佐领(牛录，牛录是含有三百个壮丁的单位)。于是这三旗的完整性也丧失了。雍正，不消说，也是采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变本加厉。
每一个满洲的旗，在原则上包括五个参领，也就是二十五个佐领。事实上，各旗的大小并不划一。佐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旗分佐领”，其份子称为旗分人员，简称旗员，对于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时代藩臣之于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员有小的圈地。另一种是所谓包衣佐领，那便是相当于农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 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这胤祥是一个忠心、能干而不要钱的好官。
次于胤祥的，是鄂尔泰与张廷玉。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姓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可谓与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领汪钦地方七个村庄的女真人归附努尔哈赤，作了牛录额真(佐领)，曾祖父图们在皇太极之时对明军作战阵亡于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袭封佐领，在康熙五十五年当了内务府的员外郎。
那时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对他有所请托，被他拒绝；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视。雍正一即位，便特别提拔他，放他为云南主考，又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鄂尔泰把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买了三万三千四百石谷子，分别存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将来赈济灾荒的一种准备；也上了条陈，想疏浚太湖的两个出口吴淞江与白茅浦。雍正很高兴，就在他三年“任满”之时，升他为广西巡抚。
鄂尔泰刚到广西就职，雍正便把他调充云南巡抚，“治总督事”(代理总督)。鄂尔泰在代理总督任上不到一年，镇压了逼近贵阳的谷隆苗民武装。谷隆，在明朝称为谷龙川，分为大小两个土司，在今日是贵阳东南的龙里县。雍正很喜欢，升鄂尔泰为实授(真除)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主张彻底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把明朝所设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地的郡县制度台流。这一点，雍正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均认为苗人、彝人等，都是应该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子民”，不容由封建式的土司割据。土司对于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东川(会泽)与乌蒙(昭通)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土司之下，又有土目(土司的胥吏)，土目之横，又甚于土司。
依照鄂尔泰的建议，雍正把东川与乌蒙均从四川划入云南，由鄂尔泰用武力来“改土归流”，设立了三府一镇。其他各地，如贵州的古州(榕江)、黎平、镇远、安顺，云南的镇雄、沾益，也一概于克服了土司的反抗以后改土归流。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若干广西的土司，也归了流。雍正藉此把广西与安南的国界也划定了，送给安南王黎维祹以贿咒河外的土地一百四十里(宽)，作为赏地。
鄂尔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北京，充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他和张廷玉一起，每天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军机处原称为“军机房”，是所谓“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于雍正七年六月，所管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与随时向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指示，而把它设在内廷，隆宗门里边的一座房子。
那时候，胤祥已经从雍正三年二月解任“总理事务”以来，办理京畿的水利(如疏浚砖河、兴齐河，分减于牙河，导引永定河，等等)颇有成效，奉雍正之命，主持支援西北方面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这军需房可说是特为胤祥而设。张廷玉与蒋廷锡在当时是两个得力的大学士，而蒋廷锡又是现任的(管钱的)户部尚书，所以也被调来军需房办公。
军需房在雍正八年改称为军机房。胤祥在雍正八年五月逝世，遗缺由一个叫做马尔赛的接充。但马尔赛在雍正九年七月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八月出发，军机处只剩下张廷玉和蒋廷锡两人。到了雍正十年二月，才添进了鄂尔泰，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在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任贵州提督的哈元生。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便因为贵州苗民反抗再起，奉命回贵州提督原任。
军需房虽原为胤祥而设，但军机处之升格为实际的内阁，夺了原有的内阁的实权，却全是由于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翰林)，翰林院检讨，“直南书房”(在内廷的“南书房”陪皇帝看书、写文章)，历任洗马、庶子、侍讲(都是名义上侍候太子的官)，在康熙五十九年作到刑部侍郎(等于司法行政部的副部长)，不久调任吏部侍郎(内政部副部长)。
雍正即位以后，提拔张廷玉为礼部尚书，其后放他为顺天乡试的主考，加官太子太保，兼官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充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在雍正四年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五年，升为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升为保和殿大学士，改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以大学士的资格调到军需房，与怡亲王胤祥、户部尚书蒋廷锡“密办军需”。(吏部尚书一职，由一个叫做查朗阿的接充。)这一年十月，他得了一个比“太子太保”更高的加官(衔头)，即(皇帝的)“少保”。
张廷玉在军需房一改为军机房、再改为军机处之时，用了一张纸条，把内阁所仅有的“票拟”之权，轻轻地献给了皇帝。他也许是感觉到受恩深重，藉此图报。
张廷玉的建议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章，分为二类，涉及普通政务的“常事”称做“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做“摺”。“疏”由通政司收进，交内阁用签条(票)“拟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进，而改由“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旨，而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立刻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张廷玉的意见，从此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而最重要的一个衙门。
也只有像雍正这样有能力的皇帝，与张廷玉这样有能力的军机大臣，才可以把全国的“要事”办得那样迅速而大体不差。张廷玉有一个当过大学士的父亲(张英)，可谓家学渊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礼部、户部均作过尚书或侍郎，也作了三个殿的大学士，够得上称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与兵部的事，他较为生疏：有了办过水利的怡亲王胤祥．与剿过苗民起义的鄂尔泰，以及在鄂尔泰内调以前的马尔赛，雍正也不怕无所咨询了。
乾隆即位以后，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事务处，但改了不到两年，仍旧称它为军机处。鄂尔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张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两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级。)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马兰泰与平郡王福彭两人，在军机处行走，这两人不久奉命出发前方，打准噶尔；雍正改派讷亲与班第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即位以后，把这两人升为军机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纳延泰、徐本等几个人。此后，直至宣统三年四月军机处被裁撤为止，军机处的大臣时多时少，并无定额。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他办公。张廷玉同时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同样地可以向雍正解释章奏与“内阁票拟”的内容，听候雍正“乾纲独断”。
在如此的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会议”的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清朝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就已经设有所谓“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副大臣)十人。皇太极把理政听讼大臣增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入关以后，清室参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所谓九卿，并不是仅仅为太常卿、光禄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书。所谓“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监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对外将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常常被交给“王大臣”去讨论。所谓“王”，包括亲王与郡王；所谓大臣，包括宫内、宫外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官。“王大臣”把讨论的结果，用书面报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来，可谓鹤立鸡群。他眼光敏锐，记忆又特别强，不仅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而且有时也特别识拔了督抚以下的小官。
在督抚之中，像李卫、田文镜、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卫是铜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时，才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雍正叫他在直隶(河北)与云南办驿运，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他为浙江总督。这李卫不但会理财，同时也是一个捕盗专家。虽则他所捕的“盗贼”，包括江湖豪侠与有志复明的义士，但地方上的安宁也的确被他增进不少。他所无可奈何的，始终只有一人：甘凤池。(甘风池在《清史稿》中有传。)雍正十年以后，李卫被调进京城，担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清朝初年，属于汉军八旗的“汉族旗人”，比普通的汉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尧及康熙年间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鹏(《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纶(施琅的儿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田文镜与李卫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内阁侍读学士”．当过县长级的“知州”，也当过吏部的员外郎，等于今日内政部的专门委员，雍正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为署理河南巡抚，其后一再升为河南总督与“东河总督”。田文镜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与属吏均很刻薄、残酷。
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当“候补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 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细说清朝》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