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占了伊犁一带(全新疆最肥沃的地方)．于明朝末年把土尔扈特从塔城附近的雅尔逼走，迁去俄国境内的伏尔加河流域。剩下的两个卫拉特，也敌不过准噶尔。以乌鲁木齐一带为发祥地的和硕特，在清朝初年逐渐把主要力量移到青海。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杜尔伯特，更不足以与准噶尔抗衡。
在康熙年间，准噶尔的领袖叫做噶尔丹。他的名字比雍正年间的噶尔丹策零少两个汉字“策零”。我们其实不妨称他为“老噶尔丹”；这“噶尔丹策零”可以称为“小噶尔丹”。
老噶尔丹被康熙打败，自杀而死。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早已“归顺”康熙，于康熙的支持之下，袭取准噶尔老家，弄得他于兵败以后回不去。
策妄阿拉布坦相当地“妄”。他派一个大将策零敦多卜驻在拉萨。这策零敦多卜其后被岳钟琪赶走。
策妄阿拉布坦受了如此教训，却野心不死，又唆动青海和硕特的领袖罗卜藏丹津对清朝造反。结果，罗卜藏丹津又被岳钟琪(于年羹尧的指挥之下)打得落花流水，丢了妻子儿女，化装为一个老太婆，逃去新疆，请求策妄阿拉布坦保护。策妄阿拉布坦让他住在伊犁。雍正向策妄阿拉布坦要求“引渡”，被拒绝，雍正很气，但一时无可奈何。
策妄阿拉布坦在雍正五年病死，领袖的地位由儿子小噶尔丹继承。雍正看不起小噶尔丹，想打。朝廷中有很多人反对，张廷玉却极为赞成。于是，雍正便调集五万精兵，交给一位身高貌美、善耍长枪大刀的傅尔丹，浩浩荡荡地开往外蒙古的科布多，由西北路进攻准噶尔。
这是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的事(雍正在上一年便已设了军需房，秘密准备一切)。傅尔丹的名义是靖边大将军，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费英东的曾孙，在康熙征讨老噶尔丹之时，曾经受任为振武将军，驻扎阿尔泰。雍正三年，他驻扎在巴里坤。其后，内调为“内大臣”，在雍正六年升为吏部尚书。
在雍正拨给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的五万多人之中，有六千名是“京师八旗兵”，九千名是“车骑营兵”，八千八百名是奉天(辽宁)等处的兵。此外，又有从科尔沁各旗(辽北)与土默特各旗调来的蒙古兵。
雍正虽不是一位喜欢穷兵黩武的人，对这次遣派傅尔丹出征的事，却十分铺张了一番，特地为傅尔丹在太和殿行了“授钺礼”，而且先期到太庙去祭告，到南苑去检阅车骑营兵。
博尔丹到了阿尔泰山麓，颇想一鼓作气，越过此山，冲到伊犁，活捉罗卜藏丹津，雍正由军机处发下密旨，叫他不可轻进，并把他与进驻巴里坤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在雍正八年召回京师，“面授机宜”。
这时候，岳钟琪已经在巴里坤筑了东、西二城。傅尔丹于回到前方以后，也在雍正九年筑了科布多城。
雍正九年六月，傅尔丹捉得准噶尔的一个间谍。据这间谍说，小噶尔丹已经派出三万兵，向科布多进攻，其中将领之一是策零敦多卜的儿子“小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已经到达一个叫做“察罕哈达”的地方。
傅尔丹很兴奋，在六月庚子日这一天率领全军出发，向察罕哈达的方向走。走到雅克赛河河边，又捉得一个准噶尔的哨兵。哨兵说：“过了河，察罕哈达再走三天可到。小策零敦多卜的兵马尚未到齐，有一千人左右。”
傅尔丹渡过河，走了五六天，还不曾走到察罕哈达；却又捉到了一个间谍，这间谍说：“有两千准噶尔兵，在前面的博克才岭。”
于是，傅尔丹挥动大军，进入博克才岭前面的库力图岭，遇到准噶尔的兵，杀了一阵，杀死四百人，其余的翻岭而去。
傅尔丹把大军移到附近的和通泊，搜剿泊边四周山中的准噶尔兵，却反而被几万名准噶尔兵切成几段，予以个别包围。两军从壬子日杀到甲寅日，一共杀了三天，傅尔丹于全军大败以后，逃出重围，回到科布多，检点残兵，仅剩下两千人左右。
军中包含当时全部满洲人的精锐，一举而丧失殆尽，勇将如济尔哈朗的孙子巴赛、鳌拜的孙子达福，以及查弼纳、马尔萨、舒楞额等人，均力战而死。自杀的将领也有好多，包括定寿、苏图、马尔齐、永国、海兰、岱豪、西弥赖。
雍正接到消息，哭了一顿，传旨给傅尔丹，说：倘若科布多不能守，不妨撤退回来。(同时，雍正也调了不少军队去科布多增防。)
雍正把傅尔丹的靖边大将军名义改颁给顺承郡王锡保，叫博尔丹以“掌振武将军印”的名义，接替锡保的振武将军位置，受锡保指挥。
次年，准噶尔派兵来打科布多，锡保命令傅尔丹带领三千人前去抵御，又吃丁一个败仗。雍正原谅他，叫他留在军前效力。 又过了三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别人犯了贪污案子，博尔丹爱牵连，被抓回北京论斩。幸亏雍正不久便死，没有来得及批准斩刑，傅尔丹在牢里挨到乾隆二年，被释放。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于获得和通泊的胜利以后，在这一年秋天，大举进攻喀尔喀，一直冲到鄂登楚勒河，被喀尔喀的一位多罗郡王、康熙皇帝的额驸(驸马)，名字叫做策棱的抵挡住，无功而回。
这位策棱的名字，与小噶尔州的名字(噶尔丹策零)的下半截：“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卜与小策零敦多卜、两人名字的上半截：“策零”，都原本是同一个蒙古字。为了加以区别起见，清朝在官方的汉文文书上特地把他，喀尔喀多罗郡王额驸，写做“策棱”，不写做“策零”。
雍正升策棱为和硕亲王。
次年，雍正十年，小噶尔丹又派小策零敦多卜，带三万准噶尔兵，来与策棱决战。两军在额尔德尼昭相遇，策棱大胜，小策零敦多卜大败，损了三分之二左右，狼狈而去。
由于锡保不曾把握时机将援助策棱的兵开到，小策零敦多卜、虽在大败以后，却仍能率领残部渡过推河，回准噶尔。
另一个满人大将抚远将军马尔赛，这时候驻扎在拜达里克河边的扎克拜达里克，正好邀击小策零敦多卜的残部。他事先接到策棱的檄文，不但不加理会，反而在敌军踉跄过境之时，下令紧闭关门，不让自己的部队有所举动。
在马尔赛的麾下，有胡琳、傅鼐二人气愤不过，甘犯军令，杀了守关的卫兵，带了一些人出关，杀死一千多准噶尔兵。
事后，雍正派一位钦差到扎克拜达里克，将马尔赛正法。傅鼐被任命为侍郎，胡琳的下文不详。
锡保也丢掉了大将军的职位与亲王之爵(他是在雍正九年冬天策棱第一次获胜以后，由顺承郡王晋封为顺承亲王，由靖边大将军改授为靖远大将军的)。
代替锡保的，是平郡王福彭(讷尔苏的儿子、代善的曾孙的曾孙)。福彭的名义是“定边大将军”。
福彭就任以后无甚战绩，在雍正十二年被召回，由隆科多的一个堂兄弟从复继任。这时候，雍止已决心与小噶尔丹议和，小噶尔丹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于是阿尔泰山被明文规定为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疆界。
倒霉的是岳钟琪。他在雍正七年受任为“宁远人将军”，驻扎巴里坤。雍正八年奉召回京听训，营务交给“参赞军务”的四川提督纪成斌，以“护大将军印”的名义代理。纪成斌派一个满人副参领查廪，带领一万人守护牧场。这查廪荒怠职守，被准噶尔的兵把许多驼马偷走。查廪向一位汉人总兵曹勷求助，曹勷不知道准噶尔的兵来得很多，只带少数兵去追，吃了一个败仗。另一位汉人总兵樊廷再带两千绿营兵去打，打了七昼夜，才追回一半驼马。
纪成斌将查廪逮捕，想杀他。刚好岳钟琪回到防地，向纪成斌说：“你好大胆。怎能得罪满人？”便把查廪放了。
谁知这查廪恩将仇报，反而因此深恨岳钟琪。其后，岳钟琪在雍正十年失势，张广泗与查郎阿先后替代岳钟琪的职位。恰巧查郎阿是查廪的亲戚，查廪在查郎阿面前说了岳钟琪许多坏话，查郎阿一一奏告雍正，而且建议叫岳钟琪赔出被准噶尔兵抢掠去的驼马，将纪成斌与曹勷均“明正典刑”。
雍正九年三月与六月间，准噶尔两次进攻吐鲁番，岳钟琪均派兵去救。岳钟琪而且在傅尔丹战败于和通泊以后，派兵进袭乌鲁木齐，到达厄尔穆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准噶尔的守军弃了乌鲁木齐逃走，岳钟琪遵照雍正的旨意，撤回巴里坤。
雍正十年春天，准噶尔进攻哈密，岳钟琪派了曹勷等人去救。曹勷在“二堡”附近大胜准噶尔兵，可惜“副将军”石云倬不依照岳钟琪的命令如期在“梯子泉”截杀(迟到了一天)，让敌军由大坂(达坂城)逃走，功败垂成。
岳钟琪报了上去，雍正将石云倬治罪，换了鄂尔泰的一个旧部张广泗作“副将军”。张广泗一到任，便狠狠地告了岳钟琪一状，说他“调兵筹饷，种种失宜”，又说他在穆垒造城驻军，而穆垒是洼地，“形如釜底，不可驻军”。
雍正就在雍正十年的下半年，又传旨“还军巴里坤”，任命张广泗“护大将军印”，“尽夺钟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两年以后，大学士等奏请将岳钟琪“斩决”。雍正总算客气，改批了一个“监候”。岳钟琪坐牢坐到乾隆二年，才和傅尔丹同被释放。
岳钟琪的两个得力部下纪成斌与曹勷，已经在雍正十一年被斩。
那张广泗小人得志，于准噶尔议和以后，被雍正升任湖广总督；乾隆叫他当“经略”(这是洪承畴当过的大官)“兼贵州巡抚”，负责镇压苗民反抗。乾隆十一年，大金川的边胞起兵反清，乾隆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打到乾隆十三年，毫无成绩。乾隆便起用岳钟琪，以“总兵”的卑小职位，去张广泗那里帮忙，不久又升岳钟琪为“四川提督”。
俗语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岳钟琪到了军中，果然也告了张广泗一状，说他“玩兵养敌，信用(土司)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乾隆认为岳钟琪告得对，将张广泗捉来京城斩首。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四年病死。一时内部大乱，各个卫拉特的部落纷纷脱离准噶尔的羁绊。准噶尔本身的政权，落在一个称为“达瓦齐汗”的手中。杜尔伯特卫拉特的“台吉”三车棱，向清朝请求归附。科布多北边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乘时崛起；它的领袖阿睦尔撒纳也归附了清朝。乾隆很高兴，便在乾隆二十年的春天，利用这两人为向导，大举出兵，进攻准噶尔，为雍正一雪和通泊之耻。
《细说清朝》五二、盖棺而未论定
雍正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去世。去世的一天，可能是丁亥日(二十一日)，但《清史稿)说是己丑日。
在戊子这一天，鄂尔泰突然被召至圆明园。同时被召的，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
种种迹象，均显示这时候雍正并非“病危”，而是“已死”。死的时候，可能是丁亥日的深夜，或戊子日的黎明以前。
《清史稿》或其原始材料的执笔人，似乎有意遮盖雍正的“暴崩”，才说他在丁亥日“不豫”，在戊子日召见上列几位大臣“入受顾命”，在己丑日“崩”。
民间的传说是，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关于吕四娘怎样行刺，却又有各种说法。一说是，她擅长剑术，用了飞剑割去雍正的头。另一说是，她混进圆明园当了宫女，或冒充宫女，在侍寝之时将雍正杀了。还有人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或另一剑侠用所谓“血滴子”，即装了许多小刀的皮口袋，套在颈上，抽紧袋口，把他的头连皮带骨取了走的。然后，在血滴子的里面浇上药水，皮肉骨血均化为乌有。
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家把雍正的棺材掘出来，看他的尸体有没有头，才能够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丁亥日以前，雍正身体很好，不仅没有病，而且有精神离开京城宫殿，到郊外的圆明园去小住一番。
他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尤其是不该把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剉尸，把吕毅中斩首，把吕氏一门的男子全数充军，女子全数“入宫”。民间的有关吕四娘的传说，未必是纯属虚构。 他对付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同父异母的几个见弟、同父母的皇十四子胤禵，都十分残怨、过分，他为人作事太“绝”，其“不得好死”(倘若真是被刺而死)，正是应得的报应。
然而，就大体而论，作为皇帝的他，却不能不算是颇足称道。他日理万机，孜孜不懈，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顽得少(从没有像乾隆那样大逛江南)，当皇帝只当了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如叫傅尔丹打准噶尔，反被准噶尔打败。先后派隆科多、图理琛、额驸策棱，和俄国商淡划界，在雍正五年九月订立《恰克图条约》，结果被俄国骗去恰克图以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土地三十万方里以上。
还有，他由于深恨某些传教上卷入康熙末年皇子争立的纠纷，与突然发觉天主教会之未经征得他的同意便把中国划分为若干“主教区”，便在雍正元年十二月禁止人民信天主教而且只让少数传教士留在北京城内居住，其余的一律驱逐出境。因此，中国与西欧在文化方面的接触，事实上中断了一百多年。
他的是非功罪，的确很难评定。
《细说清朝》五三、乾隆这个人
雍正有十个儿子，其中六个早夭，一个因“放纵不谨”削了宗籍，一个过继给果亲王胤礼，剩下的两个是乾隆与和亲王弘昼。 乾隆名弘历，排行第四，为熹妃钮祜禄氏所生。和亲王排行第五，为裕妃耿氏所生。
雍正的正宫皇后乌拉纳喇氏，没有生下儿子。
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一辈子无忧无虑，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却一有机会便打仗，打了十次，虽不是次次打胜，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十全老人’，把皇帝的位置赏给儿子嘉庆，过几年“太上皇”的瘾，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
比起雍正来，乾隆真是幸运得多。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工弘昼，作为皇位的竞争者。
弘昼的母亲裕妃耿氏是汉人(可能是“汉军旗人”)，出身无考，虽未必十分微贱，但也决不是皇亲国戚。
乾隆的母亲熹妃钮祜【hu】禄氏，却是四品典仪官凌柱的女儿，颇称得上“大家闺秀”四字。钮祜禄氏产生过开国元勋额亦都、大将图尔格、大臣遏必隆、皇后(康熙的第二个正宫，谥为“孝昭仁皇后”)。
也有人说，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世倌)及其夫人。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十，当了顺天学政，丁忧回家，在家住了两年，被召任内阁学士，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乾隆骂他“卑琐”。到乾隆十六年，他再度入阁，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
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
我想，这传说的来溉，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郡王尼堪的幅晋，的的确确演过类似“狸描换太子”的活剧。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淡得久了，传得远了，这新闻便变了质，走了样。于是，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尼堪变成了雍正，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老妈子的儿于变成了乾隆。
我这一种想法，也不过是一个假定。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乾隆即位之时，虚岁二十五，实岁二十四(生于康熙五十年(1712年))，年纪还轻。雍正即位之时，虚岁四十五，实岁四十四，已经是饱经世故的中年人了。
就政治家应备的资格而论，雍正比乾隆高。然而乾隆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成见不多。因此之故，其初年的用人行政颇有可观。
在血统上，乾隆比康熙、雍正更远于汉，只有八分之一的汉血；在文化上，他是一个十足的汉人型君主。他喜欢作诗，喜欢写字。据说他一生写过十几万首诗；其中，有不少是别人代作的，但他自己能作，也是事实，不过作得无甚意境而已。他写的字，猛看像赵孟頫，细看也看不出有哪一点足以证明他生平所最想模仿的是董其昌。
然而雍正不杀曾静、张熙，并且特地编著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用“理论”来说服汉人。乾隆于即位不久，便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将曾、张二人凌迟处死。其后，又把《大义觉迷录》全数收回，列为禁书，不仅是停止宣讲，而且不许人民私自抄存或阅读。在他当皇帝的六十年中，文字狱比康熙、雍正两朝多过若干倍，而且所惩治的对象绝无像吕留良之明明白白反清的著作，均只是一字一句触犯了他的忌讳而已。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东台举人徐述夔写过两句这样的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硬说这是“反清复明”，把徐述夔和已死的儿子徐怀祖戮尸，两个活着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砍头。刻诗时的两个校对人员与疏于防察的布政使陶易、幕僚陆炎，也砍头。 任何人，凡是写出了“虏”字、“夷”字、“胡”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鄂尔泰的儿子鄂昌，写了一首《塞上吟》，称蒙古人为“胡儿”，被乾隆赐令自尽。正因为鄂昌自己是满人，乾隆更恨他“忘本”。
乾隆自己的汉文，可说是相当好，却在杀了鄂昌以后，严厉禁止“八旗满人”学习汉文。
站在清朝立场，那一位率领文武百官在南京出城向清军迎降的钱谦益，该是值得奖励与表彰的“一代大儒”了，却为了遗著之中对满洲语有所讥讽，触怒乾隆。乾隆下旨将他的《初学集》，《有学集》毁版；并且叫人写一部《贰臣传》，“钱谦益列入其中，叙说钱谦益如何小忠于明，叫他遗臭万年。
乾隆不许汉人目清室为“夷狄”，同时又做出这样多的“自外于中国”的事，可谓矛盾之至。
雍正之很，雍正之大权独揽，自然很值得批评，然而雍正倒是心口如一地要作中国的一个好皇帝。乾隆呢，只想作一个“大皇帝”，把中国作为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满洲”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他先后有两个皇后：一是富察氏，一是乌拉纳喇氏。富察氏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死丁乾隆十三年(1748年)，享年三十七岁，谥为孝贤皇后。她随从乾隆南巡，“崩于德州舟次”。究竟是否自杀，很值得考证。有人说她见到乾隆眷恋土娼，向乾隆苦谏，乾隆不听，反而骂了她一顿，她就一气而跳到了运河里去。在她死后，乾隆作了一篇《述悲赋》来悼念她，赋中也确有忏悔的句子：“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众劳，促归程兮变故遭......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乌拉纳喇氏本是一个“侧福晋”，于乾隆即位以后封为“娴妃”，在孝贤皇后死后被升为皇贵妃，乾隆十六年(l751年)立为皇后。她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随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在杭州“忤旨”。怎样“忤旨”，官方的材料不敢明说。我们不妨假定，也是为了劝乾隆早一点回京城去。这乌拉纳喇氏个性刚强，在忤了旨以后，又剪了她的美丽的头发(似乎是表示不再希冀乾隆的宠爱，或有心当尼姑)。乾隆听说她剪发，大怒，下旨叫她先回。到了第二年夏天，她郁郁而死。死时，乾隆吩咐：按照皇贵妃的例子治丧。当然更说不上作一篇什么赋来表示哀痛了。 乌拉纳喇氏死时，年纪多大，史无明文，总在四十几岁光景，渐至年老色衰之时。她不曾生下儿女。孝贤皇后却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永琏、永琮；女儿下嫁了色布腾巴尔珠尔。
另一个妃子姓魏，是汉人，被“抬(举)入满洲旗”，氏上加一个“佳”字，改姓魏佳氏。父亲是‘内管领”魏清泰。她初进宫时，只是个贵人，其后升入“嫔”的一级，封为“令嫔”，不久又升为贵妃，封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乌拉纳喇氏皇后失宠，她被升为“皇贵妃”。这时候，她的儿子永琰，年龄已是虚岁六岁。永琰其后作了皇帝(嘉庆)，改名颙琰。
此外，尚有五位普通的贵妃，其中四位是汉人：高氏、苏氏、陆氏、金氏。在这四位之中，只有高氏一人来历分明，她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其余的三人，无考。
一位满人贵妃，与孝贤皇后同姓，也是富察氏，不知足否为皇后的近亲。
这五人，除了陆氏以外，均是乾隆尚为皇子之时便娶了过来的，不像是来自江南的小家碧玉。史料说：陆氏抚育过嘉庆，嘉庆在继位以后对她特别好。嘉庆的母亲魏贵妃，死于乾隆四十年，那时候嘉庆已经有十六岁。
在若干其他的妃、嫔、贵人、常在等等之中，有汉人，也有满人。最重要的却是一位回人容妃和卓氏。她便是顶有名的“香妃”，容我在谈到平定回部之时再为细说。
《细说清朝》五四、第一个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禅位于嘉庆而“退居”为太上皇之时，事实上仍旧主持一切，直到嘉庆四年正月他死。合起来计算，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当中国的主宰共有六十三个年头又四个月，比康熙久。
他这一“朝”的事迹也特别多，多过了康熙一朝，也多过了汉武帝一朝，虽则汉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晚年宠信和坤，种种措施均不满人意，使得他该被骂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极富朝气，用人行政几乎驾雍正而上之。
除了杀曾静、张熙二人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几件替父亲补过的事，所谓“干父之蛊”。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严办了雍正所重用过的聚敛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责已死的田文镜，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对田文镜的史贻直，被乾隆升为湖广总督，其后又先后调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书，直隶总督，到了乾隆九年更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乾隆说：“你当过大臣，我不忍将你绞死示众，你还有什么颜面活到人间？”其后，乾隆下旨赐鄂喜死，免吴家骐与陈浩之职。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均免于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后，与准噶尔的小噶尔丹订了和约，从此直至小噶尔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战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张广泗将他们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享受了相当的太平。
《细说清朝》五五、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在四川省西北，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渡河本身，在乐昌县流入岷江，岷江在宜宾县流入长江。)
据有这大、小金川两岸之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他们的领袖哈伊拉木在明朝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 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在顺治七年(1650年)降附清朝。到了康熙年间，袭封为演化禅师的叫做嘉纳巴。嘉纳巴的嫡孙儿子、孙子、曾孙，一代一代，都作了演化禅师。曾孙的名字叫做泽旺。
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跟随岳钟琪打西藏，在羊峒立了功，被岳钟琪保了一本，由年羹尧奏告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封莎罗奔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
于是大、小金川分而为二，莎罗奔的辖地称为大金川土司，泽旺的辖地称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衙门设在美诺。
莎罗奔是一个颇有野心的人。
他先把一个女儿阿扣嫁泽旺；然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泽旺劫走，抢去泽旺的“演化禅师”之印，算是统一了两个金川。
莎罗奔兼并了小金川，心犹不足，又攻打两个别的土司革布什札、明正。他简直想在四川之西创建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乾隆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乾隆就调了征苗有功的张广泗作四川总督，来对付莎罗奔。
张广泗集合了三万兵，大张旗鼓一举占了小金川土司的所在地美诺，但奈何不了莎罗奔自己所守的勒乌围(在噶尔崖东北)，与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
莎罗奔与郎卡筑了很多石头碉堡，张广泗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但徒然耗费时问，耗费粮饷，耗费兵士的生命。
张广泗的枪炮，只打得着石头，打不着敌兵。敌兵躲在碉堡前面的壕沟之中，“枪不虚发”。
张广泗而且误用“以番制番”的策略，把泽旺的弟弟良尔吉放在自己身边。这良尔吉事实上已经是莎罗奔的女婿，占了泽旺的妻阿扣。张广泗的一举一动，良尔吉都在暗中传消息给莎罗奔。
张广泗的左右．又有一个王秋。这王秋是汉人，但已被莎罗奔收买。
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四月派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以经略大臣的名义，率领禁旅，到四川来督促张广泗进攻。讷亲来了以后，先杀掉间谍良尔吉与王秋，然后下令全军，限三日以内攻下噶尔崖。打了三天，最勇敢的总兵任举阵亡。噶尔崖屹立如故，清军全军气馁，讷亲本人也气馁了。
讷亲向乾隆报告，说莎罗奔不容易打，等到明年再说，请皇上在明年加派三万人来，才有办法。
不久，他又向乾隆建议，三万人不必加派，藉省军费，不妨等两三年，“有机可乘，亦未可定”。堂堂大学士兼经略大臣，说出如此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话来，惹得乾隆火起，立刻将他召回，发往西北军前效力。到十二月间，乾隆越想越气，派一位侍卫，带了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刀”，到讷亲那里，押他回京，在中途将他斩首。
张广泗是在讷亲被斩以前，就被乾隆抓去正法的。岳钟琪告了他一状，我在前文已经说过。
岳钟琪在乾隆二年从牢狱里被放出来，一直赋闲在家，到了乾隆十三年四月才忽然又蒙以“总兵”的名义起用，派往张广泗那里去效力，同受经略大臣讷亲节制。
岳钟琪一到任，乾隆便升他为“四川提督”。讷亲叫岳钟琪去打噶尔崖北边的党坝，岳钟琪一去便把党坝攻下，真不愧为老将。
岳钟琪当时共有汉兵与当地土兵七千人。他向张广泗请求增援三千人，张广泗不肯。
岳钟琪想由党坝先向北，攻康八达，由康八达打下莎罗奔所守的勒乌围，然后再回军攻莎罗奔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这一个计划，张厂泗也不接受。张广泗坚持：由他自己采取另一条路，从美诺出发，经过昔岭、卡撒、噶尔崖，打勒乌围。
在张广泗与讷亲二人先后被斩，傅恒被任为经略以后，岳钟琪于傅恒的支持之下，一举而攻下康八达，直逼勒乌围。
莎罗奔很害怕。他当过岳钟琪的部下，知道岳钟琪的厉害。他同时对岳也尚有旧恩未报：岳不但保举过他，而且在川陕总督任上把年羹尧所拿去送给“沃日土司”的美同寨等处，交还给他。 于是，在岳钟琪率兵逼近勒乌围之时，他就派人洽降。岳向傅恒请示，博恒认为可以准降。
岳钟琪就带了十二个随从，骑了十三匹马，大胆地走进勒乌围，在莎罗奔的寨子里解甲息马，畅叙了一阵，住了一宵。第二天，莎罗奔带了儿子郎吉，跟随岳钟琪出来，乘皮划子顺大金川而下，又溯小金川而上，到傅恒的军前投降，退还所占邻近土司的土地，宣誓不再侵犯，按时贡献，捉拿逃人，归还所掠民马，缴纳军械枪炮。傅恒也“承制”(根据皇上旨意)赦免莎罗奔的罪。这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间的事。
乾隆很高兴，下旨嘉奖岳钟琪，恢复他的公爵，免追当年征讨小噶尔丹之时七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包括被满人查廪丢掉的驼马)。同时，乾隆又加钟琪为太子少保，在公爵的“公”字加“威信”二字，称“威信公”，特准“紫禁城骑马”，还赏了一首御制的诗。
其后，往乾隆十七年(1752年)，邻近小金川的杂谷土司苍旺胡作非为，岳钟琪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动手便把苍旺捉住。 两年以后，岳钟琪死在四川提督任上。他一生立功不少，起伏也大，是清朝唯一以汉人身份当到“大将军”的人。
傅恒由于岳钟琪大金川之捷，也升了官。岳钟琪被封为三等公，他则被封为一等公。岳钟琪的赐号是“威信”，他的赐号是“忠勇”。
他姓富察氏，是米思翰的孙子、李荣保的儿子。他与乾隆的关系很不寻常，他的姐姐是乾隆的“孝贤皇后”，他的儿子福康安，传说为乾隆的私生子。
在傅恒与岳钟琪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投降以后，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不再受大金川的侵扰。大、小金川一带平安无事，从乾隆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共有九年之久。(其间仅有杂谷士司苍旺在乾隆十七年小丑跳梁，立即被岳钟琪捉住。)
莎罗奔年纪大了，把军政务交给侄子郎卡主持。郎卡在乾隆二十三年又对小金川打主意，逐走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与革布什札的土司色楞敦多布。
这时候，坐镇四川的是总督开泰。开泰调动其他几个土司的兵，把小金川与革布什札收复。
四年以后，郎卡又侵略当年岳钟琪曾经驻扎过的党坝(一称丹坝)。乾隆命令继任四川总督的阿尔泰大举进攻。阿尔泰调了九个土司的兵，对大金川包围；郎卡屈服，阿尔泰不为已甚，乾隆责备他姑息。
其后，郎卡病死，郎卡的儿子索诺木继任土司。这索诺本比父亲郎卡与叔祖莎罗奔均厉害得多。他决定不再与小金川为敌，而改取联络小金川的策略。
恰好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泽旺的儿子)也颇有野心，便与索诺木约好，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同时发动。索诺木攻革布什札，他攻鄂克什与明正。
乾隆听到消息，下旨叫阿尔泰自尽，派一个叫做桂林的满人为四川总督。桂林率领绿营总兵宋元俊等人，取道打箭炉(康定)，出其不意，由南路进兵。果然在次年春天，收复了革布什札。
同时，乾隆派大学士温福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率领提督董天弼等人由汶川县出发．攻下资里与阿喀两个据点。
到了冬天．乾隆改派阿桂以参赞大臣的名义．代替桂林主持南路的军事，也升了温福为“定边将军”，叫阿桂与额亦都的玄孙丰伸额当“副将军”。阿桂一举而攻进小金川的土司所在地美诺，并且占领附近的底达木，把退休在那里的泽旺捉了．传话给大金川的索诺木，叫他捆送僧格桑，索诺木不理。
倘若这时候温福也像当年傅恒之信任岳钟琪，叫董天弼等人长驱直入，直捣大金川的噶尔崖与勒乌围，事情也就简单。然而温福的作风，却与张广泗如出一辙，叫部下以碉逼碉、以卡逼卡，打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董天弼在底达木被袭阵亡。他自己在木果木的大营也被攻陷，死在乱军之中。小金川的全部，得而复失。
乾隆升阿桂为定西将军。阿桂一军在十月间打了五天五夜，再度拿下小金川的美诺。次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阿桂分兵为几十路，同时并进，吓坏了索诺木。索诺木毒死僧格桑，缴出他的尸首。
阿桂不与索诺木讲和，继续打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年底，包围了噶尔崖。索诺木出来投降，阿桂把他押送京师。于是，前后闹了二十几年的大、小金川，才算平定，所花的军费在七千万两以上。
《细说清朝》五六、消灭准噶尔
准噶尔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有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小噶尔丹三个领袖，给清朝政府生了不少麻烦。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年死后，新疆北部陷于混乱状态。小噶尔丹的嫡子那木札尔，被庶子达尔札杀了；达木札又被辉特部的部长阿睦尔撒纳所杀。
阿睦尔撒纳扶立一个叫做达瓦齐的，作准噶尔部的部长。不久，他与达瓦齐闹翻，率领眷属与若干部下窜入乾隆的领土以内，向乾隆投降，这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事。
乾隆很高兴，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要利用他直捣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替雍正雪耻，同时根除康熙以来西北方的一大威胁。 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阿的一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归“定北将军”班第节制；萨的一路，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
两路人马在乾隆二十年二月开动，势如破竹，到处受降，如入无人之境，到了五月间便会师伊犁。达瓦齐逃到新疆南部的乌什，被当地的回王捉了，送给清军。连以前在青海造反的罗卜藏丹津，也被同时捆了送来。
乾隆为了表示宽大，故意宽宥罗卜藏丹津，免他一死。达瓦齐的下落如何，史无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