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林爽文率兵南下，与庄大田两人合军，进攻台南府的府城(台南市)，守城的是“海防同知”兼知府杨廷理、林庄二人，
攻它不下。
清方的署理闽浙总督、满洲正蓝旗人常青，调了四千兵渡海增援．一度夺去凤山；但到了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这凤山又入于林爽文军之手。
常青自己带了一万兵左右渡过海来，冲进台湾府，守城；同时参劾这一次失去凤山的“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乾隆下旨杀郝壮猷，降常青为将军，改任李侍尧为闽浙总督。
二月二十四日，庄大田猛攻台湾府，战败，退驻中洲。这时候，林爽文因为诸罗城已于正月二十三日被台湾镇总兵、浙江江山人柴大纪夺去，不得不回师北上，派弟弟林永带一千精兵援助庄大田。庄大田纠集庄锡台、谢桧、许尚几支义兵，会同林水的一千人，总数号称十万，分兵五路，于三月二十七日重行猛攻台湾府城。
庄大田本人在城郊的桶盘栈，与清军的绿营猛将蔡攀龙对敌，先败后胜。谢桧而且在小东门占了上风，烧毁府城的城楼。
可惜，庄大田功败垂成，他没想到庄锡舍会突然变心，只身溜进府城，向清方投降。
庄锡舍可能也是天地会的会友，与庄大田虽非兄弟，却同是凤山县的居民。庄大田住在竹仔港，庄锡舍住在碑头庄。庄大田原藉漳州府平和县(与林爽文同乡)，庄锡台原籍泉州府晋江县。毛病就出在这原籍不同的一点上。
清方的官吏懂得利用泉、漳之间的矛盾，暗中派人去诱惑庄锡舍，被庄大田知道。庄大田向庄锡舍建议互换部队，由他庄大田自己统率庄锡舍的原藉泉州的义兵，把原籍漳州的义兵交给庄锡舍去统率。
原来，庄大田的直属部队都是所谓漳州人(其实是凤山人，不过原籍漳州而已)。庄锡舍的部队都是所谓泉州人(其实也是凤山人，不过原籍泉州而已)。
庄锡舍心中有鬼，不仅不接受庄大田的建议，而且不久便离开了起义阵营．投入敌人的怀抱．
持志不坚的庄锡舍，在溜进台湾府城后，向清方自告奋勇，要到竹沪镇去募兵，扰乱庄大田的后方，清方准了他。
他出城后，走到半路，被庄大田的义兵捉住，解到庄大田的军部。庄大田为人太宽厚，不但不杀他，而且对他再度推心置腹，放到自己左右，“出入必偕”。
其后，庄大田在这一年(乾隆五十二年)五月间奉林爽文之命，引军北上，合攻柴大纪于诸罗，留庄锡舍驻扎南潭。庄锡舍却又向清方投降，并且捆了林爽文麾下的一位山胞女领袖金娘与她的丈夫林红，作为再度卖身投靠的见面礼。
过了几天，庄锡舍担任清军的向导，跟随常青向北开拔．去诸罗，试解诸罗之围。常青带了大小军官四百三十七名，满、汉兵士五千五百名，沿途打了五个败仗，总算钻进了诸罗城。他不像是来解围的，却很像是来逃难的。
又过了三个月，乾隆增派一万二千人左右渡海增援。这一万二千人的将领福州将军恒瑞与总兵普吉保，胆小如鼠，不敢与林爽文、庄大田交锋。常青与柴大纪躲在诸罗城内，也不敢出城来决一死战。
乾隆生气，革掉常青与恒瑞的官，派福康安为“将军，督办军务”，海兰察为参赞大臣。
这两人又带了满、汉兵九千人来。由于海兰察的勇猛，林爽文在十月初四日战败于八卦山，失掉彰化城；两天以后，撤了诸罗的围。这时候，诸罗已经被乾隆改名为嘉义。柴大纪升“福建陆路提督”，仍兼台湾镇总兵，赐号“壮健巴图鲁”，封一等义勇伯。初九日，林军与清军决战，林军大败，退守斗六。从此，林军入于颓势
几天以后，林爽文失掉斗六，退守大里杙。再过七天，大里杙也失守，林爽文撤到集集(令天南投县的东南)；他在集集支持到十二月初，逃到埔裹(埔里)山区。清军搜山，林爽文走到一个好朋友高振家里，把自己的生命送给高振说“我给你一个富贵的机会。”高振果然捆了他，押解给清军。
庄大田在南路继续撑持到二月初五日，战败于柴城，被俘。
林爽文与严烟及其他几人被送到北京，凌迟处死。庄大田生了病，被就近处死于台湾府城(也是凌迟)。
高振得的赏赐大概至多也不过是若干两银子、一个候补同知(副知府)之类的虚衔而已。
柴大纪，就清朝的立场说，功劳最大，却由于得罪福康安(不曾于诸罗解围之时，给福康安当奴仆，行采鞬之礼)，被福康安参了一本，说他“诡诈，深染绿营习气，小可倚任”，又指使侍郎满人成德与某几位军机大臣告他的状，说他“纵兵激民为变”，说他贪污。结果，柴大纪丢了官，丢了爵，也丢了脑袋。
《细说清朝》六二、总论十全武功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在嘉庆四年正月去世)，打了不少次仗，并未次次打胜，而性好虚荣，自夸“十全武功”。其实，打缅甸、打越南，均吃了败仗。乾隆的军队与廓尔喀(尼泊尔)作战两次，第一次全败，第二次虽则长躯直入，近迫对方的国都，据野史说，也未尝不是败得很惨，败了以后才接受对方请和。所谓十全武功，倘若扣除了这征缅、征越，与两次征廓的失利，只剩下“六全武功”了。
这“六全”，是两次讨准噶尔(第一次讨达瓦齐，第二次讨阿睦尔撒纳)。一次讨和卓，两次讨金川(第一次讨大金川，第二次讨大、小金川)，一次讨台湾(林爽文)。
前后所花的钱，很难估计。有人说，共花去一万万二千万两左右，相当于三四年的中央岁入。但是，这个估汁不确，因为仅仅第一次金川之役，已经花了七千万两以上。
乾隆为了保存清朝的统治，对于林爽文不能不用兵。在十次战争之中，只有这一次可说是必要的。其余的九次，完全是浪费。我们放宽一点尺度来批评，打阿睦尔撒纳与第一次抵抗廓尔喀入侵，多少还有一点理由，毛病在于把事情闹得太大。至于打缅甸、打越南、打回疆、打大小金川，都是穷兵黩武。乾隆耗尽了康、雍两朝所储积的国力，所获得的是清运盛极而哀。
除了海兰察等寥寥可数的索伦猛将而外，在每一次战争中，满洲官兵的表现均不够水准，开国时期的朝气，有如明日黄花，当官的要钱，当兵的怕死。出死力的，差不多只有绿营的汉官、汉兵，与少数蒙古官、蒙古兵。
早在康熙对吴三桂作战之时，清朝的支柱已经不是满洲八旗．而是绿营部队了(其后，绿营在嘉庆、道光年间也腐化下去，曾国藩等人于是就转而倚靠“乡勇”)。
满洲八旗的最初编制，是每旗七千五百兵。其后不断扩充，又加上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总数号称有二十五万之多。
雍正看出这二十五万“八旌”兵能作战的很少，又见到这些兵的子弟繁衍太快(户口膨胀)，生计日艰(原有的圈地不够赡养，而且不少已被典押与出租给汉人)，就创设了“教养兵”的制度，满洲每旗四百六十名，蒙古每旗六十名，汉军每旗八十名，共为四千八百名，每名每月赏给二两银子。
乾隆把“教养兵”改为“养育兵”，专注重“养”，而不再谈“教”。于是“养育兵”成为“吃白饭”的闲人。额数也扩充到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
绿营的兵额有六十四万，经常有六七万名空额。乾隆在乾隆四十六年将他们补足。乾隆知道，他的天下全靠这绿营兵来维持。
《细说清朝》六三、巨蠹和珅
过去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个贪官，是汉朝的粱冀与清朝的和珅。
粱冀的财产，在抄家的时候，据说是三十万万文左右。当时的物价今已难考，这三十万万文等于多少，因此也无法估计。我们仅仅晓得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的岁收才有粱冀财产的一倍而已。
和珅的财产，在嘉庆四年查抄之时，分为一百零九号。在这一百零九号之中，有八十三号未曾估价。单就估了价的二十六号来说，在当时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以上。一兆，是一百万。二百二十三兆，是二万万二千三百万两。米价在雍正年间的山东省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假定在乾隆年间，银价虽略涨，而米价未大跌，仍在每石一两左右，和珅的小部分财产(一百零九号之中的二十六号)已经相当于二万万二千三百万石米了。
他的财产清单，不是《细说清朝》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只有另写《细说和坤财产》一本专书，才有办法详细列举。我们姑且提一提几个重要的项目：房屋五所，共二千七百九十间。花园两所，甲所有亭台三十六座，乙所有亭台六十四座。银号十处，当铺十处。屋中黄金五万八千两。又夹墙内黄金二万六千两。屋中白银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每个五十两)，京课五百八十三万个，苏课三百一十五万个(每个若干两，不详)，外国银元五万八千枚。地窖内的白银一百万两。此外，又有每个一千两重的银子大元宝五百个，金子大元宝一百个。至于黄金制的漱口盂四十个，白银制的漱口盂八十个，金茶匙，银茶匙，金筷子，银筷子，银碗，以及二十六斤重的金宝塔一座，都只能算是小玩意。
他的玉器也多得吓人。一匹玉马，高二尺八寸，长四尺三寸(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十三座玉鼎，各高一尺五寸。玉磬有二十块，玉如意有一百三十柄，镶玉的如意有一千一百零六柄，玉屏有二十四扇，玉瓶有三十个，玉脸盆有十三面。一尊玉佛，高三尺六寸，一尊玉观音，高三尺八寸。零星的小玉器，有九十三架。
珍珠、珊瑚之多，也正如玉器一样，多过了皇帝的内府。桂圆般大小的“大东珠”，有十颗；上等的珍珠手串，自二百三十串。珊瑚的帽顶共八十颗，珊瑚树有七枝各高三尺六寸，四枝各高三尺四寸。
大小瓷器，有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铜器、锡器，是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绸缎纱罗，有一万四千三百匹；紫貂皮，有八百张；白貂皮，有五十张；白狐皮．有五十二张；黑狐皮，五百张。加上其他的粗细皮料，一共是五万六千张。
和珅对于钟表一类的“西洋贡品”，搜集得也下少，计有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棹钟三百座，挂表八十枚。他其实早该退休，当一个钟表店的老板，又何至于在乾隆死后被嘉庆清算呢？
和珅的如许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在少年的时候很穷，不曾继承到、或保有先人的遗产。
他的出身是文秀才，略通文墨，在乾隆三十四年当了三等侍卫，到乾隆四十年时来运转，升为御前侍卫，兼某旗的副都统。
不到一年，他再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而且不久又兼了步军统领兼京城崇文门税务监督。
和珅身兼五职，其中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崇文门监督，均是管钱、用钱、收钱的肥缺，而军机大臣是实际上的宰相，步军统领又是拱卫京畿的首席武官。乾隆对和坤宠任之专，可谓史无前例。
四年以后，他的户部侍郎职位改为户部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于内务府大臣之外又加了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外也加了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并且，儿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和孝公主的额驸(驸马)，待年成婚，于是和珅又成了乾降的儿女亲家。
乾隆似乎感觉到对和坤还不够好，特别任命他再兼理藩院尚书，与“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和珅这样的人，能看懂四库全书之中的哪几部书？
甘肃有一个撒拉尔回民首领．名字叫苏四十三，在乾降四十六年起兵抗清，攻打兰州，乾隆叫和珅、阿桂两人前往督师。阿佳有病，和珅先去。和珅措置乖方，几乎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阿桂去了，才挽回局势，稍稍获胜。乾隆把和珅调回来，叫阿桂一人负责，但是对阿桂毫不赏赐，却叫和珅再兼一个兵部尚书，外加一个“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
两年以后，乾隆四十八年，甘肃的回民反抗被镇压了，功劳又记在和珅账上，封和珅为一等男爵，于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等职位之外，再加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荣衔。户部尚书仍旧，兵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
又过三年，和珅由协办大学士而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崇文门监督虽则油水颇多，究竟位卑职小，乾隆不好意思叫和珅兼下去了。吏部尚书，也叫他让出，但户部仍交给他，当“管部大臣”(位在尚书之上)。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清军捉住，这又不可以不记在和珅的账上。于是和珅由一等男爵晋封为三等伯爵，赐号忠襄。
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上表称臣，和珅因此又兼了一个翰林院掌院学士。几十年的一个酸秀才，竟然毋庸考举人、考进士、考翰林，而当了翰林的领袖。
嘉庆二年，太上皇(乾隆)吩咐：和珅的户部管部大臣改为刑部管部大臣；不久，又吩咐和珅再兼户部管部大臣。至于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位，当然仍旧。
嘉庆三年．四川的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捉，和珅于是又由三等伯爵晋封为公。
如果乾隆不在嘉庆四年正月间死，和珅可能还要高升。
乾隆之待和坤，比起汉文帝之待邓通小可同日而语。拿和珅比邓通似乎有点不伦，然而有人说过，和珅最初之所以得幸，与邓通如出一辙。
然而和珅之所以能够永久占住乾隆的心，却全靠“伺意”两个字。用四个字来解释，这“伺意”便是“先意承志”。当年杨贵妃之把握住唐明皇，也是用的这种工夫。
乾隆将要喜欢什么，和珅先就猜到，赶快准备。乾隆决心要做什么，和珅也立刻遵办，办得至少在表面上十分妥贴。不应该做的事，只要乾隆想做，和珅决不反对。应该做的事，而乾隆不想做，或想不到去做，和珅也决不自作主张、露出比乾隆更聪明的样子。因此之故，乾隆就特别喜欢他，认为他比谁都好。
朝廷之中，比和珅能干的人未尝没有，像阿桂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能干．而又没有怪脾气、怪主张，找来找去，就只有和珅一人。
几十年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即位不久，那曾被雍正称为“狂生”而刚被乾隆擢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孙嘉淦，就警告乾隆，说：“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予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主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
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孙嘉淦的这一番话忘记得干干净净。自从在乾隆四十年开始重用和珅以来，他只感觉到和珅的言语入耳，面孔悦目，才于称心。
谁要是反对和珅，谁便是故意捣乱。和珅也确有办法，能够叫“捣乱”的人查不出真凭实据。最著名的一例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说各省的库存银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各省去查。和珅为了庇护这些大官，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去。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庆成总设法掣尹壮图的肘，拖延时间，让管库的人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说刘全盖了一座大得超过规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坤却已吩咐刘全连夜把房子改小。结果，曹锡宝受到申斥。
山东的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也都是和珅的私人，总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抓住了马脚处死。然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钱沣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二人贪污的真凭实据？原来，有左都御史刘墉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其后升至“东阁大学士”，查办过很多大官，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堪称打老虎健将，与一般专拍苍蝇的御史们迥不相同。
刘墉不愧为刘统勋的儿子，他探听到和珅将要派人先期去山东，指示国泰与于易简以蒙混的技术，便赶紧告诉钱沣将计就计。
于是钱沣也提前化装出发，到了离开北京不远的良乡，果然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而去，便记住这人的容貌。其后，钱沣在快走到济南之时，又碰到这人骑马向北而来。钱沣就吩咐从人将这人拦住搜身，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回信，里面说已经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查验。
糊涂的乾隆，不但派了钱沣去山东，而且也派了和珅会同钱沣，外加刘墉与诺穆清二人，查办国泰、于易简的亏空。
到时候，和珅竭力主张当天抽查几十封银子了事。钱沣叫把已查、未查的贴上封条，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库银一封一封拆开来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银子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而像商人的银子。于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库里来领回，来迟的银子一概没收。商人们看到告示纷纷前来，于是库存立刻“如洗”。
国、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
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
钱沣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南书房”，如福长安也只到“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乾隆大怒，叫钱沣兼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差使很不好当，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姚鼐说，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积劳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准备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气焰，真了不得。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微倖。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钉。和珅常常怂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于奔命，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总算福气。
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他很厌恶和珅，却无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离得远远的。非万不得已，也不与他交淡。和坤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而独坐在“旧直庐”批阅公事，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十什么、喜欢什么，和珅完全知道。仅凭这一些“内幕消息”，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企图升官的，必须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仍旧要走他的门路，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不把“报销”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辞，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
《细说清朝》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 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销毁。像这样销毁的书，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颇以诗文负一时重望，教过瞿式耜，也教过郑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进旋退，毫无建树，又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出城投降，可谓晚节不终，无甚足取。其后部成功溯江而上，声势浩大，他忽然写了《秋兴》诗表示高兴。乾隆痛恨他，叫人编《贰臣传》，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遗著一概销毁。
然而，清朝的政府尽管禁，民间不怕死的人却依然收藏。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洲)、孙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传。
顾炎武的诗集与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于康熙年间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触犯忌讳”的若干首略加更动，而且删去了十几首。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蒋山佣”的诗集，流传在民间，逃过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国初年还存在。蒋山佣不是别人，正是顾炎武。“蒋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佣，是仆人。蒋山佣三个字合起来，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菊生)的主持之下，作了不少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册是《亭林诗文集》。于是潘次耕的刻本，与手抄本的《蒋山佣诗集》合而为一。黄宗羲的《南雷文案》与王夫之的《姜斋诗文集》，同时重见天日。
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与《牧斋有学集》，也沾了光，列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册。此外，又有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与吴伟业的《梅村家藏槀》。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清朝考证学的开山之作，虽则不被四库全书馆列入《亭林遗书》，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样的有心人略加删改，让它风行海内。
张继(溥泉)于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录》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交给章炳麟(太炎)与黄侃(季刚)两位加以研究，由黄作成《日知录校记》。其后张又亲自对照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另一抄本，也写了“校记”。
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女士，于l958年获得徐文珊等人协助，把这一部《旧题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印了出来。
上海又出版过一部《痛史》，许多种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发表在里面。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黄道周、金声几位泉下有知，可以无憾于他们的著作之被销毁于乾隆之手了。
《扬州十日记》在禁书目录中被称为《扬州十日录》，这一本书其后被同盟会大量翻印、秘密传布，作为“排满”的宣传品。
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 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他对于汉朝的戴德、戴圣兄弟很有兴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成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削了这部《大戴礼记》，只留四十九篇，成为《小戴礼记》。唐朝以来，大家所读的《礼记》，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与卢文弨合作，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称之为《大戴礼记》(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戴震又参考《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这卢刻《大戴礼记》校订一番，列入《四库全书》内。
宋朝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个字，删了一百零六个字，增加二十四个字，把它收入《四库全书》。
李如圭的《仪礼释宫》久已散佚，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了出来，恢复原状。
《礼记》、《仪礼》、《周官》，是所谓“三礼”，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这一套学问，戴震得之于江永，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
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怀祖)。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殿试”，成为翰林的。
王念孙留下一部《读书杂志》，其中多数的“创获”，实际上是由于对证《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所引的古本而来。
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经义述闻》，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书《经传释词》，极有系统，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
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
《细说清朝》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 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与河南的巡抚，湖广、两广与云贵的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时，享寿八十六岁。
阮元到一个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读书。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
除了编出《经籍纂诂》以外，他又印行一套丛书，称为《学海堂经解》，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