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校勘记》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专人分别写成的。
在《易经校勘记》的序文中，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说惠栎在他的《周易述》里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时，常常更改《易经》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栋(定宇)是苏州府元和县人(元和现已并人吴县)。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写了几部关于《易经》《春秋》与《三礼》的书，与两卷颇有创见的《诗说》。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广东学政，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罚修镇江城墙，其后被乾隆用为“侍讲”，当侍讲当了四年，回家后死在家中，留下《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书。
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不乐仕进。他写了一部《九经古义》，阐扬家学：“余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便是汉儒的师说。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经》，他写下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后汉书补注》。
惠栋的易学，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而是兼容并包，把郑玄、虞翻、荀谞、京房纳入一炉。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
在惠栋的学生之中，以沈彤、江声、余萧客为最有名。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写了《周礼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声是元和县人．专究《书经》，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说他“篆写经文．又依
《说文》改字，所注《禹贡》仅有古地名，不便学者传诵”。余萧客是长洲人(长洲也并入吴县)，留下一部《古经解钩沉》，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把“凡汉皆好”的惠派传统，扩充为“唐朝以前皆好”(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
余萧客有一个弟子，叫做江藩。这江藩写了一部《国朝汉学师承记》，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纳甲动爻”视为伪象，胡渭也不该“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
其实，黄宗羲与胡渭(《禹贡锥指》著者)并未标榜汉学，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
黄宗羲是王(阳明)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胡渭比黄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于崇祯六年，卒于康熙五十三年)。胡渭专精地理，著有《禹贡锥指》；但也写了一部《大学翼真》，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与汉学家无缘。
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极主张读经读史。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学案》《二程学案》《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经》《大统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实录”以外，广参典籍，追本溯源。
这三位万氏兄弟，均是顺治、康熙年间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
全祖望也是鄞县人，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终弗信，传之颇惊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岁的时候进学(考中秀才)，三十二岁当了翰林，却借故回家，终身不仕。
我们从他的《鲒埼亭集》之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史可法、沈廷扬、张名振、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王翊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时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夷夏之辨”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存在于所谓“下层社会”之中。全祖望学养之深、根基之厚，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司马迁)、史学颉颃季野(万斯同)而已。
章学诚(实斋)是会稽(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卒于嘉庆六年。他与戴震同时，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讨论地方志的问题。两人的意见不同，辩了两天。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沿革”，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文献”。 戴氏的《汾州志》写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县志》写得更好。平心而论，戴氏是一位经学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
章学诚的最大贡献，是“六经皆史也”五个宇。章学诚不反对“义理”，也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伪程朱”、“伪陆王”，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政典”的汉学“陋儒”。
在汉学家之中，惠派与戴派虽有“守汉”与“求真”的不同，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他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
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他以为《书经》不完全记言，《春秋》也不完全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并无根据。在《左氏春秋》(《左传》)里面，有宰孔命齐侯(桓公)的一段话，王子虎命晋侯(文公)的一段话，均是“训诰之文”，与《书经》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不再单独成书。孟子说过“王者之迹息而诗(经)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学诚说，“乐亡而入于诗(经)礼(记)，书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进一步把“经”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先从《孝经》《忠经》下手。他说《孝经》是“传”，而不是经。《忠经》传说为马融所作，马融不是孔子，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而且这《忠经》也并非马融所写，是别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况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至多是删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义》之中，章学诚尽量用“六艺”两个字代替“六经”，为的是避免这个“经”字。
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礼记》《论语》《孟子》《尔雅》等，都称为经，而包称它们为《十三经》，道家把《老子》改称为《道德真经》，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也称为“经”，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墨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饰之辞”。
总而言之，“六艺”也不过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因此颇欣赏郑樵的《通志》，而不喜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说，郑樵能自出心裁，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缺乏“独断”。
他欣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喜欢《晋书》、《隋书》，及其后一切“成于众手”的所谓正史。理由是，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在章学诚看来，是颇合于《春秋》的遗意的。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视如附庸，他认为不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尤其喜欢；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
图与表的重要，章学诚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时时以“实用”为念：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切于实用”，把心得写出来，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而有如此的见解，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史通》里，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史学、史识、史才。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术。写历史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持正不阿的素养，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章学诚的话，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魏收的《魏书》，被人们称为“秽书”，“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学诚的话，是对于贤者而发：“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学养未底于粹也。”
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在他以后，到了道光、咸丰之时，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定庵)与魏源(默深)。
与章学诚约略同时，而别树一帜、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留下若干种《考信录》，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录》，与有关西周初年的《丰镐考信录》。
比章学诚稍后，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庆六年中举，是精通汉易的大师，写有《易通释》廿卷，也写了《论语何氏集解补疏》《孟子正义》《六经补疏》。
最后，在道光年间，站在宋学的立场，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是《汉学商兑》的著者方东树。他指出“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他又说：“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
《细说清朝》六六、嘉庆皇帝
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前三年仍由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击世．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
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珅。其后，他重用了庆桂、朱珪，也倚任王杰、董诰。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是显然的。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
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
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 “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雍正)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等于白说，因为嘉庆便是嘉庆，效法不了雍正。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划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
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想当院长、系主任之类，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和珅本人虽则已死，他所庇护的各省贪官，除了极少数四五个人以外，都仍旧未换。这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
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闹个不停。
《细说清朝》六七、白莲教
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
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 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
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作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这“明教”。
他梦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以后一百多年，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
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
他们的领袖，叫做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为了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
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 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
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
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置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算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由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矢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
她身穿盔甲，脚登皮靴，头插雉尾，完全是花木兰打扮。骑马临阵之时，她喜用双刀与一条铁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辫子，面上刺字，决心奋斗到底，永不降清。
在她的助手之中，最得力的大将姓姚，名叫之富。
齐王氏与姚之富渐渐地成为全湖北的白莲教领袖，巡抚惠龄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打到孝感，逼近汉阳，可惜被大水阻住，末能攻占武昌。
因此，他们在嘉庆元年十月间转向北攻，进入河南，占了唐县，前锋及于卢氏。
他们又从河南进入陕西的山阳、紫阳与陕西的白莲教徒李全、高均德等会台，溯任河而上，进入四川，又沿着渠江而下，到达“上川东”，与达州的徐天德、东乡(宣汉)的王三槐结在一起，以开县的南天洞为大营。
徐天德与王三槐也均是白莲教的领袖。徐天德可能同时也是天地会的会员。天地会的人很喜欢用“天德”两个字，曾经在康熙四十五年于浙江大岚山遥奉“朱三太子”为帝，建元“天德”。其后，到了洪秀全在道光三十年起事于广西金田村之时，又有一位天地会的重要人物、湖南人焦亮(洪大全)，以“天德王”的头衔出现。
在齐王氏、姚之富与徐天德、王三槐会合以后，声势极为浩大。不但达州、东乡、开县入于掌握，渠县、巴州(巴中)、通江、仪陇、云阳也都成了白莲教的领域。
王三槐向南发展，占了长寿，几乎打进重庆。齐王氏与姚之富在嘉庆二年的七月间由白帝城(奉节)回军入鄂，破了巴东、兴山，向宜昌前进。他们去不了宜昌，被清军堵住，于是又转进到陕南，向西横扫，直至宁羌。
齐王氏联合高均德等队伍，在宁羌一带连营二十里，声势之大可以想见。
她转戈北向，在嘉庆三年春天经过褒城、南郑(汉中)、城固，分了几路翻过秦岭，进入渭水流域，打宝鸡、郿县(今眉县)、盩[zhou]厔(今周至)，目的地是西安。
清朝的陕西巡抚秦承恩，不敢再在她的后面“尾追”，慌忙退入西安，闭城死守。
在清军的将领之中有一个总兵王文雄，于焦家镇圪子岭和齐工氏接了一仗，齐王氏失利，只得放弃进攻西安的计划，退至山阳(商县之南)。
清军的另一将领德楞泰追到山阳，齐王氏再向南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穷追，追到郧西，把齐王氏、姚之富与他们大部分的队伍与群众，围困在“三岔河”。这是嘉庆三年三月间的事。
齐、姚二人跳崖自杀。
他们死后，部众由张汉潮统率，冲出重围，再入陕西，由陕西进入四川通江、巴州一带，其后又三度入陕，横行陕西。最后，于嘉庆四年秋天在子午谷遭遇埋伏，死于清朝的“经略’明亮之手。 张汉潮死后，他的余部继续在陕南奋斗了八九个月，到嘉庆五年闰四月，才在陕豫交界的武关之西龙驹寨被杨遇春消灭。
齐王氏与张汉潮所先后率领的白莲教徒，被清朝官方称为“襄贼”，因为他们是来自湖北襄阳一带的。他们是湖北义军之中最厉害的一支队伍。
至于四川义军中，力量最大的要算王三槐。王三槐是东乡(宣汉)人，于嘉庆二年齐王氏入川之时他已与达州的徐天德一齐驻扎在开县的南天洞。在此以前，他攻破过东乡城，也中过清兵的枪，丢失了自己的母亲。在此以后，他先后游战于达州、巴州、阆中、苍溪、仪陇、渠县、大竹、梁山、墊[dian]江、开县。最后，他在云阳的安乐坪被围，于嘉庆三年七月受骗出降，被勒保捆送京师。
继承王三槐充任这一支队伍首领的是冷天禄。冷天禄在安乐坪死守到十月间，诈降，袭击清军，溜去新宁(开江)。其后由新宁移向忠州，由忠州移向长寿，在长寿死于杨遇春之手(嘉庆四年正月)。
冷天禄死后，川东、川北与鄂西陕南仍有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多人不断活动。陕西的义军如高均德，锋芒不减于昔。
一直要到嘉庆九年，各路才告失败。
总结白莲教的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民。清廷损失了提督、总兵、侍卫等军官二十几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名，军费二万万两。 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原因，是行动无计划，组织不统一。齐王氏可算是各地领袖之中的佼佼者。她企图取武昌、南阳、西安，始终念念不忘于取得一个大都市，作为发号施令的根据地。在她以外，张汉潮、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人，也都很能作战，然而东奔西突，脱不了“流寇”作风。他们的部队只是觅食、就食的武装饥民而已。
在“伪称明裔”的“小皇帝王发生”被清方逮捕以后，白莲教徒有没有另外扶立一个“朱皇帝”来，今天已经难考，似乎没有。传教的领袖刘之协，应该是整个运动的策划者、主持人，但是他从不公开露面，像林爽文那样以“盟主”的名义统率各方。
在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这位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逮捕处死以后，白莲教不再有像他这样的大师傅了。徐天德的老师孙士凤，在川北尚有相当号召力，但不久也被俘。
在清朝的一方面，有钱，有粮，有枪炮，有正规军、“马快”(警察)、乡勇，又有各级地方官、各城各乡的绅士，其力量之庞大远非白莲教徒所能比拟，却花了整整九个年头，才把这白莲教起义平定下来。
在第一个三年，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地位继续宠信和珅，让和珅包揽一切，嘉庆仅是一个傀儡。
在和珅的庇护之下，鄂、豫、川、陕的大小地方官与带兵管粮的官，利用白莲教起义，大发其财。京城里面的无聊分子也竭力钻营，谋取一个“去军前效力”的机会。去了不久，准可以满载而归。
在武昌的湖广总督，是江南镇洋(太仓)人毕沅。毕沅出身科甲(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喜欢编书，不喜欢看公文，被左右的宵小蒙在鼓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毕不管”。
毕沅于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继任的勒保干了半年，被调往四川，改由一个伯爵景安充当总督。这景安抱定了“贼来我去，贼去我来”的主意，老百姓也送他一个外号：“迎送伯”。
在湖广总督以外，湖北另有巡抚一职。当巡抚的，先后有惠龄、英善、汪新、高杞。惠龄打枝江的白莲教徒，从春天打到夏天，打不出什么结果，理由是“天气不好”。英善其后被乾隆派去四川打王三槐、徐天德，刚一交手，便损了两个总兵。汪新与高杞默默无闻，可能留在武昌，忙于交际。
河南这时候不设总督，巡抚正是“迎送伯”景安，景安是以河南巡抚的本职兼任湖广总督的。
四川与河南相反，不设巡抚，只设总督。当总督的先后有孙士毅、福宁、宜緜[mian]、勒保。孙士毅在军中病故，福宁以前当过湖北巡抚，唯利是图，被湖北人称为“福死要”。宜緜是一个著名胆怯的人，却以陕甘总督的本职兼任四川总督。只有勒保一人，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也是一个庸才。陕西的巡抚秦承恩则只是一个“书生”，根本不会打仗。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派勒保当“经略”，统筹鄂、豫、川、陕四省的军事。勒保干了半年，嘉庆很失望，改派明亮。
明亮是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打过大、小金川与甘肃回民，也打过王三槐、徐天德、齐王氏、张汉潮，确是一员老将。但是他担任“经略”不过一个月，因为他与嘉庆新委的陕西巡抚永保不能合作．互相告状，嘉庆把两人一齐捉了治罪。经略一职，由额勒登保接充。
额勒登保姓瓜尔佳氏，先世是吉林的“珠户”，隶属于“打牲总管”，与猛将海兰察的来历相仿佛，是所谓“新满洲”，没有八旗老满洲的暮气。他当过海兰察的部下；传说海兰察送了他一部《三国演义》的满文译本，教他就《三国演义》揣摩兵法。他打过起义的回民、苗民，打过林爽文、廓尔喀，也打过齐王氏、张汉潮、冷天禄、冉天元。
当了“经略”以后，他向嘉庆贡献一个战略：“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原因是湖北的多数“散匪”已经来到川陕，而四川(川北)的地形最便于围剿，嘉庆接受了他的意见。
其后，在嘉庆五年八月，他获得嘉庆准许，以所有的正规军用于追剿，由他自己指挥；以各地所招的“乡勇”担任防堵，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指挥。
招编乡勇的办法，可能是明亮最先想出来的。但是在额勒登保担任经略以前，多数的满人官兵都把乡勇看作牺牲品，进攻时赶到前线，退却时用为殿后。打来打去，无非是利用教外老百姓屠杀教内的老百姓而已。
额勒登保认为打硬仗是正规军本身的事，不应假手于乡勇，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同时也彻底实施“碉堡政策”，让乡勇有所凭藉。
在额勒登保的麾下，有两员大将：蒙古人德楞泰，汉人杨遇春。德楞泰出身是小军官(蓝翎长)，打过大、小金川，打过林爽文等，他消灭了齐王氏。杨遇春是四川崇庆县的武举，智勇兼备。
多数的白莲教领油，均死于这德楞泰与杨遇春之手。不过，嘉庆对于两人的酬报却颇有轩轾。德楞泰被封为一等侯，杨遇春只得到一个“二等轻车都尉”。(后来，杨遇春打平天理教，才晋封为二等男爵；打平新疆的张格尔，才晋封为一等昭勇侯。)
额勒登保在嘉庆七年年底受封为三等侯；在嘉庆十年病死，追封为一等公。
杨遇春以外，功劳最大的汉人是贵州松桃人杨芳、四川东乡人罗思举、桂涵。杨芳是“不第秀才”，罗思举当过强盗，桂涵原为无赖。白莲教起义失败之时，杨芳已经当到总兵，罗思举与桂涵当到副将，均不曾受有封爵。
《细说清朝》六八、天理教
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年年有事。白莲教起义以前，已经有乾隆六十年所发生的湘黔苗民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及自称为吴三桂苗裔的吴八月等领导的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后，在嘉庆二年，贵州西南的安隆(兴义)一带，又有布依族女子王囊仙领导的起义。
与白莲教起义差不多同时，又有东南沿海的蔡牵自称“镇海王”，有几百艘战船，与内地的天地会颇有来往；于嘉庆五年企图在浙江台州登陆；于嘉庆八年公然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进香；于嘉庆十一年进入台湾鹿耳门，占领凤山，围攻台湾府；于嘉庆十三年阵杀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到了嘉庆十四年才被李长庚的继任者王得禄击败。
嘉庆十一年，又有几乎酿成大乱子的宁陕新兵的哗变。其后，在嘉庆十八年就发生了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是否如稻叶君山所说为白莲教的化身，尚有待于考证。传说天理教的另一名称，是“八卦教”。天理会首领林清与李文成的作风有点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黄巾在起事以前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逢甲子，天下大吉”。天理教的口号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二八”指嘉庆十八年的第二个八月：闰八月。“二八中秋”，是闰八月十五日。“黄花落地”，是暗示清朝将在这一天结束。
天理教徒把这两句口号到处传播，造成一种预言性的民谣。嘉庆皇帝本人也听到了，不晓得这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还以为真是一种天意呢。中国民间从来就有关于闰八月的迷信，以为凡是有闰八月的一年，总免不了天灾人祸。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为有彗星出现，钦天监奏称将有兵灾，曾经特颁诏旨，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于次年，在嘉庆十九年置一个闰月。他这一种改闰的措施，恰好帮助了天理教徒的制造舆沦。有人说，天理教徒是在嘉庆改闰以后，才利用机会造出这“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谣言的。 然而，天理教徒并不更改他们的日程，仍旧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天理教徒认为：该年的九月并不是九月，仍旧是闰八月。
林清与李文成二人的计划是，由林清占领京城的皇宫，同时由李文成在豫北及鲁西、冀南，发动大规模的民变，编成队伍，向北进军。
林是直隶(河北)大兴人，李是河南滑县人。他们两人把准备的工作做得相当好。京城宫里的太监．竟有不少被吸收入天理教的组织。(当年，东汉也有若干太监参加黄巾。)
不料，在滑县的一方面风声泄漏，李文成在九月上旬便被滑县的县官强文捷捷捕，经严刑拷打，打断了腿。
李文成的徒众，为了救李文成，迫不及待提前在九月初七日发动，打进了县衙门，杀了知县强文捷，放出李文成，占领滑县县城。
过不了几天，他们获得直隶长垣、东明两县，与山东金乡、定陶两县天理教徒的响应，把这四个县也占领了。于是，浩浩荡荡大举北伐，很快占领豫北的道口镇，割断了清朝政府的“粮路”。
嘉庆皇帝这时候正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接到报告以后，赶紧密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杞对李文成的军队“围剿”。
林清却一点也不知道消息，还依照原定计划积极准备，以便于九月十五日攻打京城的皇宫。
到了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林清本人留在京城郊外的宋家庄，派遣祝现、李五带领二百名左右天理教徒化装成商人，混进宣武门。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夜里，由太监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人皇宫所在的皇城。
他们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掏出旗子来的，上面写的是“顺天保民”。
他们冲进皇城的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一直逼近养心门与养心殿。
他们遇到嘉庆的皇次子绵宁(其后当了皇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死后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绵宁用鸟枪抵抗，打死他们之中的两个。
这时候，清方的警卫部队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祝现幸免于难，作为内应的太监之中的教友也全部牺牲。林清本人于第二天黎明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他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作为讨李的主帅，又调杨遇春、杨芳与富增德作为那彦成的助手。
那彦成等人对李作战到十一月，包围李文成于滑县的司寨，李文成自杀。那彦成等人均升了官，晋了爵。皇次子绵宁也受封为“智亲王”。
《细说清朝》六九、内忧外患
嘉庆一朝，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朴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规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律贴为止。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他们，仅仅和他们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肓所谓“箱贼之乱”。为首的姓万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工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隆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了不少金钱。乾隆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往嘉庆初年病死于对苗作战的前方。据说，清廷调动了七个省的军队(绿营与驻防军)几十万人之多，花了几千万两银子，才“稳住”了局面。倘不是有一个小官凤凰厅同知傅鼐实施碉剿战略，又用屯田养兵之策，一共屯垦了十二万亩以上，这“苗乱”可能把清朝拖亡为止。
在云南的维西厅地区，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们，引起了他们的领袖腊者布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延又只得动员正规军，派琅玕率领，去和腊者布作战，战了三个月，才获得胜利。
在云南的另一处临安地区，夷胞也动起武来。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领袖叫做高罗衣。清廷派云南总督伯龄去打，勉强打赢。到了次年三月，高罗衣的本家侄儿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费了三个月工夫，才被总督伯龄打平下去的。
清朝在嘉庆时开始有外患，然而政府与人民均无感觉。政府与人民所感觉到的，仅是重重叠叠的内忧而已。
当时政府与人民对西洋各国无知。连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究竟属于何国，都茫然不晓，笼而统之称他们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乐得夜郎自大，把他们的国家在华文公文上称为“大西洋国”。至于，这大西洋国位于何处，面积多大，距离中国多远，清朝的大小官也懒得打听。
自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以来，中国明、清两朝的两广总督位置，一向是最肥的“缺”。到两广去当总督或总督以下的官与吏，叫做“发洋财”。洋人以澳门为居留地，到广州来做买卖，除了缴纳关税、船税与五六十种附加税收以外，还得送礼。
嘉靖以后，广东的海洋贸易最初原由葡萄牙人独占。等到荷、英两国相继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及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因霸权被荷、英冲破而衰弱下去。于是荷、英两国就展开猛烈的争霸战，结果英国获胜。
郑成功光复台湾，与荷兰结下了仇，荷兰转而对清朝表示好感，清朝让荷兰人在厦门做生意。同时，郑成功与他的儿子郑经也让荷兰的敌人英国人在台湾做生意。
荷兰人在厦门的时间不长，到康熙五年便停止了，原因是康熙下旨“禁海”，把闽、浙两省沿海三十里的地带都禁止人民居住，以割断台湾与大陆人民的来往。
郑经的儿子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清。次年，康熙开放“海禁”，而且在广州、澳门、宁波、镇江分设四个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欢迎外国商人前来贸易。
乾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变康熙的“四口通商”的政策，封闭广州以外的三个港口，只许洋人在广州一个地方贸易。
并且，不许洋人把妇女带来广州，亦不许在广州雇用中国女仆。洋人只能把“家”放在澳门，到广州来的时候只能住在所谓“商馆”，由清朝政府所指定的若干家“公行”负责照料。洋人在广州不许乘轿子，也不许买中国书、学说中国话。
“公行”，后来共有十三家，俗称“十三行”(行字读杭)。十三行是清朝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间人，实际上等于代表清朝政府实施“国营国际贸易”。洋商买货，须向十三行买；洋商卖货，须向十三行卖。洋商纳税、送礼、上禀帖，也须由十三行经手。
十三行的老板，当然必须“从中取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当局认为，与其让十三行赚不少钱，何如与清朝政府或中国人民直接贸易?与其在广州一口贸易，何如到广州以外的其他许多港口贸易？因此，便在乾隆、嘉庆两朝，好几次派使臣来中国办交涉。
英国第一次派遣大使来华，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派的人叫做卡思卡儿特，但是他在抵达中国国境以前中途病死。
第二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派的人叫做马戛尔尼，此人位居伯爵；另有一个副使斯当东，是一个“爵士”，地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
马戛尔尼与斯当东二人，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到达热河的避暑山庄，觐见乾隆，行了屈一膝之礼，获得相当的赏赐。他们向清朝要求在广州以外的宁波、珠山(舟山群岛)与天津等地通商，租借舟山一岛，在京城设立货仓，让英国商人在广州自由居住，自由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这些要求，统被乾隆拒绝。 这一年，是1793年，英国已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战争。英、法两国从此或断或续地一直打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止。
中间，在嘉庆七年二月，英国的兵船开入澳门，说是为了保护澳门，防备法国海军袭击。葡萄牙人与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均很气愤，颇想用武力对付，但英国兵船在澳门停留五个月就走了，因为英、法已经讲和。
